最近“全球文科倒閉潮”引發廣泛討論。說文科完全無用肯定是過激之言，但從我國今年電影行業的表現來看，不少文科領域的教育方式和內容，價值觀的取向以及對社會價值的衡量標準都需要一場深入的討論和改革。

　　不過，把文藝行業的問題完全歸因在普遍文化程度上也有失偏頗。文科領域的根本問題并不在于此。舉個例子，雖然直接從事文化行業的人很多都是藝術錄取通道，但這個行業背后傳播，評審，學術背書的體系可都是正經高等教育體系出來的。就像電影領域，當下被人詬病的一些內容生產傾向跟更上層這套體系的價值觀和喜好的引導是分不開的。

　　從中國的情況看，文科領域在價值觀，意識形態上與社會大眾和時代發展精神的脫節，與體系內部循環，自把自為，成為一個獨立的文化利益階層有很大關系。

　　在社會價值的失效上，一是服務對象錯配。比如傳媒和文化行業在美國的價值是幫助美國構建文化和傳媒霸權，這自然有用。但如果在中國的作用也是幫助美國構建文化和傳媒霸權，那隨著時代的發展肯定就越來越無用了。

　　另外一點是跟不上時代發展變化的速度。比起前面兩點，這點可能更為致命。這在AI時代到來之后表現尤其明顯。

　　前段時間我們在文章《中美AI競爭的勝負手》中提到過，在人工智能熱潮興起后，哲學與人工智能相關研究的結合一度被寄予厚望。同時人工智能無關的哲學一度在某種層面面臨被討伐的局面。比如在我國，英美分析哲學的一些學者就借AI熱潮試圖對官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提出挑戰。直到2018年之后OpenAI證實了算力越大模型越好的路子之后，相關哲學領域的聲量才又弱了下去。

　　這里并不是在說哲學無用，直到今天，哲學仍然是有重要作用的學科。上面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兩個問題，一是面臨人工智能興起這種重大變革，哲學領域急于證明在這種變革中的指導和闡述價值。二是人工智能相關的哲學也并不單純跟技術有關，背后還某種程度的牽扯到了價值和意識形態觀念之爭。

　　第二個問題和前面說文化與傳媒問題一樣，假如今天在中國搞的一些哲學結果上是給歐美意識形態霸權張目，那它今天對社會對大眾的價值何在？如何衡量？

　　第一個問題就是更根本性的，學科跟不上時代發展變化速度的問題。起碼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不論是分析哲學，語言哲學和現象學，對人工智能發展的討論和介入還是很多的。但隨著相關技術發展到了一力降十會的暴力階段，哲學又會更多的退回到文化和價值批判上。比如去年我國著名哲學學者鄧曉芒用存在主義聊人工智能的相關言論就被批評太過時。

　　比起價值觀和服務對象上的不符合時代潮流，本身變得讓人覺得“無用”是不少文科領域更根本性的危機。作為文科之源的哲學尚且如此，衍生的傳播文化批判等領域就更容易變得語無倫次。

　　正好最近有個鮮活的例子，最近某知名媒體的2025新年賀詞《用你的活法定義世界的算法》關于AI的相關表述讓人覺得像AI在寫作，引發了不少批評，甚至被人噴為“屎上雕花”。

　　本號的讀者應該不會不了解相關媒體過往立場。實際上這個新年賀詞和以往的出格言論相比，除了車轱轆話之外到說不上有啥大雷點。所以這次我們可以看到，噴這個新年賀詞的人不少都是過往該媒體的受眾群體和價值觀接受者。他們認為這個賀詞沒價值沒觀點，沒有過往的“深度與廣度”。

　　然而問題的本質不在于此。正好新聞傳媒也是當下我國被重點詬病的文科領域之一。我們可以從這個學科領域來看看有些文科是怎么陷入危機的。

　　我們在前面總結了一些文科領域面臨的三個問題。其一是體系內部循環，自把自為，成為一個獨立的文化利益階層。這在我國一些媒體階層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其二是服務對象錯配，不符合時代發展需要；其三是跟不上時代發展變化速度，變得“無用”，而第三點又往往是前兩點的結果體現。大家可以通過下面的分析對照這三點。

　　長期以來，一些媒體在事實上成為國內自由主義意識的某種發聲筒，相當的基礎就建立在這種獨立階層之上，是八十年代以來先富地區，用精英視角審判中國社會的產物，本質上是服務于精英階層，和自以為是精英的中產階層。在上世紀初風云激蕩的中國社會中，借著北上廣深頗為浩蕩的城市化建設的東風，與之相匹配的媒介生態尚未建立，因此，“看見中國”，確認自己的“精英”地位成了一批人共同的精神需要。

　　精英話語需要的是一種失序和混沌的“現實”，即人民群眾水深火熱、生靈涂炭，鄉縣惡霸橫行、民不聊生，以方便精英確認自身個城市的優越和先進，進而塑造極個別發達城市的地區意識。完成后者與“文明”的綁定。

　　同樣，也要描寫一個更加“文明”的歐美，引導讀者和城市一起邁向“文明”。輔以法制、人權等名義，哭孝賣慘，凡事就往“悲劇”上靠，事情越大則越好。一舉多得，收獲不明就里的讀者朋友的熱淚，笑納廣告主們發自內心的上貢，最終賺的盆滿缽滿，名利雙收。

　　在世紀之交，這并不是單獨一個領域、行業的現象。比如教育界，從中誕生出來的大量公共知識分子，在課堂講壇上以片面為深刻，把念經當思想。

　　如果只有這種精英意識，在那會看來倒也無妨。一定程度上，他們確實也看到了中國的一個側面，并也有一些努力。可一旦和權力需求結合在一塊，目的是為了一種特權，那就不太妙了。一些媒體人的口號之下，往往目的是要一個絕對獨立的“第四權力”。

　　精英意識與第四權力的合謀就此誕生了。地方要爭取話語權，大學教師要宣揚理想世界、批判現實，”啟蒙愚昧中國人“的成就感，發達城市的讀者也要“看見中國”來證明自身的優越和文明，更何況媒體也要生存，沒有曝光率就沒有廣告收入，沒有話題性就談不上為稻粱謀。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他們形成了一個盤根錯節、橫跨南北的龐大系統。不僅是傳統的報刊發行產業，新媒體、互聯網、教育和文化領域，都充斥著他們的身影。這些錢權都高度集中的行業，對一線采編人員的誘惑遠甚于采訪、碼字這些新聞基本業務。可以說，在互聯網已廣泛普及，但自媒體和短視頻還沒完全崛起的那段時間，是這個體系內部循環的黃金歲月。

　　實現了內部循環自把自為，自然也就有了服務對象錯配的資本。就像當下網上對中國電影行業可以不需要觀眾的吐槽那樣，當年幾次知名媒體輿論事件，如汶川時某媒體發表的知名公知朱學勤教授的“天譴論”，釣魚島危機時的“你不知道的石原慎太郎”，以及溫州動車事故，柴靜《穹頂之下》等事件時各路媒體的廣泛聯動，很明顯這些媒體報道的動機，服務的宗旨并不是為了人民群眾。因為這套體系的生計并不需要著落于服務人民群眾上。

　　我們時常可以發現，有些人提起人民群眾時常常熱淚盈眶，滿懷理想。一旦接觸他們，了解他們，味就變了。雖然表面以無冕之王，知識精英自居，實際上有著錯綜復雜的關系利益。往往以騙廷杖的姿態要個封口費，或以”第四權力“為資本進入政商旋轉門，或去象牙塔里繼續念經，或作為應潤盡潤的籌碼；

　　大學里以復述新聞理想謀生的老師們，張口閉口民主自由，卻時常以得到了達官貴人的犒勞與獎賞為耀，引得小學妹小學弟奉為男神女神；

　　記者朋友時常以平民、底層自居，遇到了麻煩困擾，卻不忘聯系那些他們時日里看不上的“皇親國戚”，要個小道消息，搞個特權福利。若是人脈夠了，立刻脫身創業躍升富商巨賈的也不在少數；

　　立志于學問的，前頭還在“看見中國”，等攢夠了媒體經驗，知道了不少黑料，馬上去國外讀研讀博，把經歷的事情，再用各種理論簡單分析一遍，寫幾個洋老爺們都引以為豪的研究和著述。再回到接納他們的大學里重復這些理想，重溫當年的風范，實現第四權力的再生產。方便他們坐而論道，繼續談情懷談感情，收尊重收名利。

　　以媒體發家的他們，論證起自己“為人民服務”“為人民發聲”的手段可謂花樣繁多。人民是“愚昧”的，但只需要自由主義的拯救。反對者們不買自己的賬，就是斯文和體面不存在了，馬上抨擊為敵人群起而攻之。自己這邊的大佬，在自由主義的名利場里失足了，被抓住小辮子了，則是“政治迫害”“權力打壓”。

　　部分朋友翻來覆去談“為天地立心”，絕口不提日常車馬費封口費，逢年過節企業給上貢的冰敬瓜敬果敬等各種好處，以為自己就是所有人的座上賓，凌然于眾人之上。等到讀者朋友們厭倦這套自由派長篇大論的說辭了，新聞沒人看了，則悲嘆為現實黑暗，“新聞理想”不存在了。

　　這就造成了一種舉世罕見的景觀。只要和大眾傳播沾邊的行業，都有他們的身影。確實有些人有新聞理想也有能力，郁郁不得志而出走，更多的是去那洗洗澡，過一遍水繼續上市賺錢。

　　在長期內部循環自我孵化，和脫離時代潮流根基服務對象錯配之后，不只是上面說到的這類媒體人，甚至作為人才培養機器的新聞傳媒學科所構筑的專業壁壘，在新時代的沖擊面前也就變得脆弱不堪。

　　可以說，互聯網的普及帶給這個文化利益階層一段黃金時期，但隨著自媒體和短視頻的快速普及又讓這個階層的存在根基開始瓦解。信息壟斷權力的喪失，加上流量時代關注機制的轉變讓一些人原本就可疑的底線和作用變得更加晦暗不清。

　　2024年奧運會期間，面對歐美對中國游泳對抹黑造謠時的失語暴露的是某些媒體在時代職責前的失能，某位朱姓記者說全紅嬋“瘋瘋癲癲”，“應該學好英語，不能像個白癡一樣”則表明，即使到了2024年，這個行業中仍然有不少人還是沒有想明白自己的位置到底在哪，到底該為誰服務，為什么而服務。

　　到了這一步，這類媒體人還可以說雖然在服務對錯的錯配和社會價值的貢獻上已經相當違背時代潮流了，但他們還是能給一些人提供“觀點”和“立場”，仍然還有相當的市場。然而面臨這兩年AI對傳媒領域的根本性沖擊，擁躉們猛然發現，曾經自己捧為金科玉律的媒體，面對AI別說還有什么觀點和立場，已經完全語無倫次了。

　　這是必然會出現的事情。AI是冷冰冰的，是技術的，媒體如果選擇批判它，就要從源頭，從OpenAI，從硅谷技術文化，從美國信息資本主義開始批起，這對于某些立場的媒體無疑是倒反天罡。給不出“立場”，又給不出什么AI相關的真知灼見和對普通人的指導，說多了只會更顯得自己在AI面前的無知無力。最終在一通車轱轆話的雞湯之后，普通人視之如同AI復讀，特定“立場”的群體也獲得不了精神滿足，只能抨擊其喪失了“人文關懷”。這不是喪失了“人文關懷”，而是再不改變，讓自己對時代發展有用，就需要面臨“臨終關懷”了。

　　眼下，新傳專業錄取分數線逐年下降，畢業生普遍待遇偏低，就業困難，無非也是出于這個原因。該學的不學，不該學的學了一堆。新聞專業為滿足失業的大記者們吃飯和職業再生產的需求，開了一大堆沒什么用的“理想課”“情懷課”，理論理論學不深，實踐活動倒開不了多少。在喪失了深入的觀點表達和共識建構，淪為公式化立場化的寫作之后，被AI搶奪生態位就是早晚的事。

　　真才實學隱入塵煙，特權意識代代傳承。深度調查被棄之如履，遂成了沒多少人會，也沒有多少人愿意的冷門絕學。相關就業市場嚴重消化不良，新傳學子們在考研大潮，貢獻了不少考研輔導產業鏈價值后，又開始了考公大潮，眼看又要貢獻一波考公輔導產業鏈價值。

　　在媒體端，現在市級以下電視臺、紙媒，停刊的停刊，停播的停播。能發的出工資已經算龍鳳，依靠給人做活動、策劃公關維持生計。市級及以上半死不活，除發達地區及有行政攤派得已活路的重要單位，均面臨極為嚴重的生存危機。這雖然與移動互聯網的崛起、人們生活方式的轉變有重要的關系，但常年來為人所忽視的，便是新聞傳媒行業把自己作死的“逆淘汰”之舉，更不用說影視傳媒這個難兄難弟了。他們的黃金時代已經成為過去。

　　文科不能只在否定“文科無論用”和“文科關停潮”時才有用。我們需要怎么樣的文科，而相關行業生產、淘汰機制應該如何轉變？起碼，市場化的電影行業已經到了必須給出一個答案的決定生死之年，其他領域也要居安思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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