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博弈中有太多的“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歷史經驗。蘇聯就是這方面的前車之鑒，而其中的文化能力建設的失敗即“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教訓，是最值得我們汲取的。

　　蘇聯文化建設的重要教訓是增加了知識，放棄了政治即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用伯恩斯坦的“粉紅色”的民主社會主義取代了紅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事實上，伯恩斯坦民主社會主義的文化源頭并不在德國，而在英國。英國與法國的“百年戰爭”[1]在大陸失敗后逐漸形成了對付歐洲大陸的“費邊主義”[2]，這是一種用漸進迂徊的方式與歐洲大陸進行戰略博弈的新手法。這種手法最早的表現就是英國大力推出的丑化法國大革命并具有“傷痕文學”特點的小說《雙城記》[3]，英國用馬克思批判的“愛的囈語”[4]的粉色文化文化，控制了印度、南非等；1871年還讓具有“戈爾巴喬夫”氣質的巴黎公社領導們放棄武裝并使巴黎公社倒在梯也爾的屠刀之下。1883年10月24日，以悉尼·韋伯（Sidney Webb）和蕭伯納為首的知識分子團體在倫敦成立“費邊社”。面對19世紀末的英國社會工業化進步，這些人堅信必須通過漸進的，而不是激進的、暴力的手段達到社會主義。這種“粉紅色”思潮后來在德國變異出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伯恩施坦主義，至此，這種思潮腐蝕了整個歐洲社會主義的力量，使之喪失了在兩次世界大戰前后出現的可能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機會。列寧與伯恩斯坦決裂并建立了蘇聯社會主義國家。20世紀80年代末，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放棄了列寧主義，重拾伯恩斯坦主義，結果蘇聯幾年內在里應外合中被肢解。

　　中國共產黨意識到這種危險，黨的“十九大”報告提醒全黨：“行百里者半九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全黨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這說明，中國重復蘇聯覆轍的可能性并沒有根本消失。今后有可能導致中國“行百里半九行”不幸后果的因素，將不主要是直接顛覆共產主義真理的“黑色”文化，而是用接近本質的手法顛覆真理本質的“粉紅色”文化。比如有些人總結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時大談五千年傳統文化，談中國勞動力紅利，談GDP，談一般的國家制度，就是不提或淡化中國的政治制度的優勢，更不提人民民主專政在保障中國改革開放成功中的關鍵作用。用列寧的話批評這是一種（類似中國傳統文化中禪宗）“不結果實”的“僧侶主義”[5]。列寧說：

　　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之點是階級斗爭。人們時常這樣說，這樣寫。但這是不正確的。根據這個不正確的看法，往往會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機會主義的歪曲，把馬克思主義改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因為階級斗爭學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以前創立的，而且一般說來，是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斗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還可以不超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治的范圍。用階級斗爭學說來限制馬克思主義，就是割裂和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同庸俗的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大的區別就在這里。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檢驗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6]

　　目前看，這種思潮正在中國深層布局。伯恩斯坦主義+湯因比的“文明論”[7] 正在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合流，形成了中國人極不易辨別的強大的瓦解中國馬列主義的勢力，并以此阻斷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深層結合。核心是誘導我們放棄階級斗爭和人民民主專政。其形式就是宣揚無階級的“愛”，言不及義的“文明”。這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就是無階級的“仁”“善”等。毛澤東晚年在強調深入學習馬列主義的同時還對“批孔”作出重要指示的深遠意義，就在于防止這種合流。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教育取得了長足進步，但教育強化了知識的同時，也有弱化了靈魂即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的傾向。結果孩子們只知“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就是不知道“為什么”，這也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說的“為什么人的問題”。我擔心，我們這一代人之后，中國被西方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打倒。因為毛澤東把我們照顧得遠離了戰火，避免了蘇聯的結局。這使我們沒有國家“破產”的親身體驗，而這種體驗，俄國人是完整的，美國人也開始進入了感性認識階段。我們常說“失敗是成功之母”，目前我們接近成功，但成功又何嘗不是失敗之母呢？

　　1989年3月鄧小平同志注意到我們文化建設忽視政治建設的問題，不無擔憂地說：“十年來我們的最大失誤是在教育方面，對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夠，教育發展不夠。”[8] 小平同志的指示，在全黨提升文化強國能力的今天，仍有重溫的必要。　　

　　注解：

　　[1] 百年戰爭（英語：Hundred Years' War），英、法兩國在1337年至1453年的百余年間斷續進行的戰爭。

　　[2] “費邊主義”來自于古羅馬大將費邊。公元前217年，費邊接替前任敗將的職務，迎戰迦太基的世紀名將漢尼拔。費邊采取了避其鋒芒，改用迅速、小規模進攻的策略，從而達到既避免失敗，又打擊對方的目的。經過八年的苦戰，費邊終于擊敗了漢尼拔。從此費邊主義成為緩步前進、謀而后動的代名詞。

　　[3]《雙城記》是英國作家查爾斯·狄更斯所著的一部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所寫成的長篇歷史小說，首次出版于1859年。

　　[4] 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蓋通告·第一部分：把共產主義變成關于愛的囈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7頁。

　　[5] “僧侶主義（＝哲學唯心主義）當然有認識論的根源，它不是沒有根基的，它無疑地是一朵不結果實的花，然而卻是生長在活生生的、結果實的、真實的、強大的、全能的、客觀的、絕對的人類認識這棵活生生的樹上的一朵不結果實的花。”列寧：《談談辯證法問題》，載《列寧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5頁。

　　[6] 列寧：《國家與革命》，載《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頁。

　　[7] 參閱張文木：《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與英國戰后外交政策》，《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年第1期，收錄于《張文木戰略文集》第4卷《國家戰略能力與大國博弈》。

　　[8] 鄧小平：《中國不允許亂》（1989年3月4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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