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從佛談起

由自如風

2006.11.21

　　世有三界，各界都有菩薩普渡。西方極樂世界有觀音菩薩，婆娑世界有彌勒菩薩，地獄有“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地藏菩薩。

　　世有三世佛：過去佛燃燈古佛，現在佛釋迦牟尼佛，未來佛彌勒佛。

　　過去佛已逝，現在佛無住，未來佛未至。這娑婆世界，也即我們所生活的有情世間，正只有菩薩。

　　釋迦牟尼佛，約生于公元前565年，現在尼泊爾境內迦毗羅衛國。佛歷4000年，也就是釋迦牟尼成佛寂滅后4000年，娑婆世界的彌勒菩薩將在龍華樹下，完成他的“龍華三講”，這個娑婆世界的眾生，都將去聽講受度，娑婆世界在那一天正式成為大同世界，彌勒菩薩修成正果，是為彌勒佛。

　　在戰國以降，一到生靈涂炭之際，這包容萬象，人人都可以成佛的佛教，竟然也能是農民起義的綱領和可求之世界。既然佛寂滅后4000年就是大同，那么，釋迦牟尼寂滅至漢唐，也有千年，那么這個婆娑世界至少也應該是小康。民不聊生的惡世，不僅小康不可指望，連溫飽亦不可得，根據普渡眾生的精神，實在是應該推翻。彌勒菩薩“龍華三講”的召喚，也有如共產主義給20世紀工農的希望，是有強大的反抗之精髓的。漢傳佛教能被改造至于此，表現著中華民族天性中“民本”和“天道”思想的高貴和久遠。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可惜在今天的精英的邏輯中，卻是“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壓迫”，人類文明中最反動的部分，曲折反復，以至于如此。對于這佛歷4000年大同的希望，實在令當時的統治階級仇視和恐懼，一如今天共產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威脅著中國精英的利益。于是他們招徠永遠成不了佛的“佛教徒”，“證明并計算”出佛歷4000年并非婆娑人間理解的4000年，而是56億6千萬年——把一個近在眼前的希望，變成一個遙不可及的消逝的夢想，——也一如今天“修正”后的“共產主義”。

　　任何一個社會精神，中華民族的知識分子如果不能把它中國化，對中華民族它就一定沒有力量。“共產主義”的特征之一，是“物質財富的極大涌流”，被精英們倒果為因解釋為是共產主義實現的必要條件，這樣一來——即如把佛歷4000年算成人間56億6千萬年——把一個新的唾手可得的希望，變成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空想。

　　那個“物質財富的極大涌流”成為“共產主義”的必要條件，完全是建立在精英們設計的人的物欲之上，建立在人的唯一屬性是“經濟人”，人類社會的屬性一如牲畜叢林是“弱肉強食”。但人是有“神性”的，大漢王朝獨尊的儒家所描繪的文明社會，是“幼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養”、“野無遺賢”、“鰥寡孤獨皆有所養”，這樣才是真正的人類社會，這才是真正的文明。儒教最后一個碩果毛澤東，不論褒貶，林彪總結是“假馬列之名，行孔孟之實，執秦皇之法”。先溫飽、后小康，直至佛歷4000年的大同，中國最近的“野無遺賢”的大嘗試，余蕩正烈。

　　人是生物性決定了不可能同時滿足所有的身體需求，就像饕餮食欲與健康不能和諧、無限的情欲與好體質不能和諧、聲色犬馬與“唯吾得馨”不能和諧，正是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也就是人本身要能存在，就必須要克制某些“惡”的欲望。建立在個人基礎上的社會，需要克制的也就只能更多，正是毛澤東所說的“共產主義實現了，還有沒有斗爭？我看還是有斗爭的。”如果世人都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追求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修身”立名于弟子及摯友，“齊家”立名于宗族廟堂，“治國平天下”流芳于萬世——那么，即使那個“按需分配”的物質要求也是可以實現的，也就是，“和諧社會”也是不斷發展的，不斷認識人自身的，也就是“共產主義”。進一步說，也就是實現了人本身的“共產主義”精神境界，物質財富的“極大涌流”并非必要，或者是肯定的結果；而世界在這個精神的“共產主義”還未實現時，正適合的道路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信佛或基督或伊斯蘭、信“人本”、信“天道”、信人文美好、或“信”“可重復，可檢驗”之科學精神，都是“信仰”。只是，中國是一個信天道民本主義的國度，孔孟都支持甚至鼓勵天下臣民向“無道之君”造反，任何一個“信仰”，不能用中華民族的“天人和諧”的民本精神改造成中國式的，都不會有力量。沒有堅定信仰的人總是容易走極端，即便看起來是兩個相反的極端；偏聽偏信，唯“本教”獨尊，那也一定是要走極端的。儒家宗師孔子的老師老子之《道德經》，也需要在這個意義上重新詮釋。

　　老子《道德經》第三十八章說【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后人還加了〖失禮而后法，失法而后兵〗，也就是“先禮后兵”，這一路走極端下來，就是【禍亂】的結果。那么，今天的“完善法制”，“以法治國”，“法不禁則可行”，那也是一定會走到極端上去的。

　　老子提出了什么辦法來應對，以使社稷可以萬世而避免動亂呢？他的方案是這樣的【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這個精英主義式的辦法，是不太令今人滿意的。為什么劉備劉豫州，不能是豫州人民的公仆，發展豫州精神文明建設和物質文明建設，而非要是“豫州牧”，以百姓為芻狗牛羊？如果精神文明建設成功至民自己就有覺悟，即使【尚賢】，我也【不爭】；【貴難得之貨】，我也【不為盜】；【見可欲】，我也【心不亂】——那么，天下人都已經成圣，都是佛教所言“十方無量佛”，天下已經大同，如何還需要【尚賢】、需要【圣人】來治理天下？

　　這個出路，不就很簡單么，對于個人，有“日查省乎己”，對于國家民族，則有共產主義。

　　中國化的佛教最后被統治階級剔除了希望后，只剩下了修養心靈的功能而失去了組織社會的能力；中國化的毛澤東式共產主義再一次被絞殺一通，終于幸運沒有步佛教后塵，也算是“歷史是驚人地相似”而非相同；儒家的剛健和開明被重新發掘，也與左派反思一脈相承。剩下【不信主的必死在罪里】的基督教，以及穆斯林改變信仰去信仰別的，就要被判死刑的伊斯蘭，距離寬容和文明，都還甚遠。在這個以“工農聯盟”為社會基礎的中國，沒有民本思想的“法制文明”，以消費主義為指導的物質文明，也是走不通的。

　　《大國崛起》之俄羅斯篇介紹，克里米亞半島戰爭沙皇俄國失敗后，沙皇軍隊的連長列夫•托爾斯泰周游歐洲，希望找到俄國復興的道路。可是當時的資本主義世界分化的兩極階層，給他的除了失望之外沒有別的。這個為俄國出路追尋終身的文學家思想家還由此在80余歲的高齡離家出走，死在了旅途上。托爾斯泰和他同時代的俄國先行者認為，俄國的復興要建立在某種公有制和人身自由的基礎之上。馬列共產主義在俄國風行之先，基礎已經由他們奠基了。

　　中國也一直就有“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幼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養”，“鰥寡孤獨皆有所養”的大同思想——由此看來，共產主義甚至是僅僅一種“換湯不換藥”的改革，還落個“先進”的名聲，“只有（堅信共產主義的）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文化意義上正是順應儒家天道。——正是毛澤東思想里強調的事物發展規律：“內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根據，外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 共產主義能在中國和俄國各實踐幾十年，是因為中國民族和俄羅斯民族的文化中都有老田所說的〖抑制分配兩極分化的內容〗。由此觀之，即使典型意義的“共產主義”在俄羅斯和中國失敗了，它還會再次在這兩個民族中間復活的。中華民族追求大同世界力行了幾千年，曾經如此接近過，就一定還會再次追求。

　　《大國崛起》之俄羅斯篇說，〖一個優秀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是不甘位于次要角色的，甚至也不屑于頭等角色，而一定是獨一無二的。〗

　　民族的生命力是為如此確立。

　　佛、儒和共產主義三家，都被重新解構過和基于階層力量對比的現實“修正”過。失去大師的時下，正該是流行大家蘇軾之精神：〖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一個優秀的人，也一定是〖不甘位于次要角色的，甚至也不屑于頭等角色〗，一定是獨一無二的。〖雖反潮流，逆多數〗，也必踐行己之信仰；雖踽踽而行，亦必堅持；恭身反省以去偏執與偏信，行而不果，則執明日之是而攻今日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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