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27年，中國學術團體和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組成“西北科學考查團”，開始了對中國西北地區進行科學考察。抱著“一者為監督外人，一者為考察科學”的想法，黃文弼先生成為了考查團的主要成員，并在此后長期深入西北進行考古工作，不辭辛苦，為我國考古事業作出了卓絕的貢獻。

　　在“高等教育體制都擁在國門處等待進入”的年代，哲學系出身的黃文弼先生，毅然投身到考古事業，所做的工作卻不囿于學科專業，故而有“走出一條學科互相結合的綜合研究之路”的贊譽。在其考古過程中，對民眾生活、社會經濟及民族關系多有關注，從中可見其學問博大之處。

　　適逢今年是西北科學考查團成立90周年，保馬推送本文，以示紀念。文末附有“西北科學考查團九十周年紀念展覽會開幕式上的發言”(黃紀蘇)。感謝黃紀蘇老師授權保馬發布!

　　我的祖父黃文弼

　　寫我祖父黃文弼(字仲良)，一上來便有些遲疑：應該怎么定義他呢?手邊有一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名家》，其中有孟凡人先生撰寫的“黃文弼”一篇，其結尾是這么說的：

　　黃文弼是解放以前僅有的享譽國際學術界的中國新疆考古學家，他從1928年至1966年，在新疆考古學領域活動了近40年。與斯坦因、斯文·赫定等外國學者相比，黃文弼是在新疆考察延續時間最長、范圍最廣、涉及遺址類型最多的學者。他的一生，以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為己任。在野外考古中，他勤勤懇懇，不畏艱難險阻。在整理編寫考古報告和研究中，實事求是，根據材料說話，并走出一條將考古、歷史、地理、民族、宗教等有關學科互相結合的綜合研究之路。

　　我祖父的確是“著名考古學家”，是“新疆考古學的先驅者”，是“西北史地專家”，還是全國政協委員，否則，距他去世近40年，距他出生已110多年的今天，除了子孫還有幾個人會記起他說起他?我只是想，除了這些“功名”，他還是什么?

　　黃文弼在西北科學考察團期間工作照

　　一

　　1966年“文革”風暴驟至，我祖父垂垂老矣，對如此前衛的政治運動一竅不通，不數月驚懼而亡。十年后中國改革開放，他的追悼會開了，遺著也出版了，但他的某些方面似又不為一代新人所理解了。1980年代初，在理想化甚至宗教化了的個人主義天風浩蕩之際，青年不但向西方謀發展，還向“西部”的雪域高原找感覺。我祖父半個世紀前橫越大漠、踏查古跡的故事，頗令其中一些人神往。我記得有位沉靜的青年來到我家，打量完房屋四壁，緩緩地表達了對我祖父的英雄俠客敬仰。這多少是一種誤讀。我祖父1893年出生時，喪權辱國的條約已接二連三簽了不少;兩歲時甲午戰敗隨即割讓臺灣;七歲時八國聯軍入侵，國家一二號領導人難民似的奔竄出京。愁云慘霧中的國勢岌岌可危;而作為應激反應，愛國主義、民族意識潛入了一根根動脈和靜脈，造就了無數很容易被“和平發展”歲月看走樣的心性。費孝通先生在回憶曾昭掄先生時寫到：兩代人之間的區別究竟在哪里?我思考了很久，結論是曾先生那一代知識分子尤其愛國。當年我祖父涉險犯難進入西域戈壁，大概不乏“自我實現”以及南窗坐膩了想往野地里走走的動機，但對國家民族與生俱來的承擔的確是他們那一代讀書人的共同胎記。

　　翻檢我祖父的考察日記，一開篇就講明此行的目的“一者為監督外人，一者為考察科學”。瑞典人斯文·赫定1927年來華之前，西方列強麾下的探險家、科學家出入中國邊疆就像出入自家的庫房，看見什么合適，便“捆載以去”。英籍考古家斯坦因給友人的信中沾沾自喜，說沒花女王陛下幾個子兒，就搞回那么多無價之寶。面對前殖民地國家要求歸還劫掠文物的壓力，前不久西方一些主要的博物館館長開會發表聲明說，這些文物已經與他們人民的生活的血肉相連，沒法割舍了——這是后話。到了1927年，赫定還想按老辦法，跟軍閥打聲招呼繼續搬運，卻被人攔住去路，提了種種條件。中瑞合作、采集品歸屬中方的西北科學考察，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的意義，恐不亞于它在中國近代科學史上的意義。而發動者、組織者、施行者既不是北洋政府也不是義和拳民，而是被憂患浸泡、經五四洗禮、受北伐鼓舞的第一撥現代民間知識分子。赫定一面稱贊我祖父博學多聞，一面又埋怨礙手礙腳。我祖父《日記》1928年3月28日條云：

　　歸至徐先生(旭生，考察團中方團長——紀蘇注)處，驚悉德人活動進行飛行事甚力，楊將軍意頗動搖，意料于中牽線者為包爾漢(解放后曾任政協副主席，我祖父開追悼會曾趕來參加——紀蘇注)。為系鈴解鈴之計，乃同徐先生至包處，藉考人種為名，便談及飛行事。渠態度亦佳，并云德人賄賂之事。歸已夜2時半矣。

　　講的是斯文·赫定為德國漢莎航空公司運動新疆地方長官楊增新同意開辟至新疆航線。此事關系中國國家安全，考察團中方成員雖不具官身卻義不容辭，挺身為國家當了門衛巡警。考察團行至某地，當地藝人“下流特甚”的表演被外籍成員攝了影，我祖父也要阻攔，以為“有辱國格”。無獨有偶，斯坦因不久第四次來華，打算續寫頭幾次的佳話，卻被史學家洪煨蓮教授派人跟蹤掣肘了一路，結果掃興而歸。這位洪教授是位除了心臟哪兒都“西化”了的人物，“煨蓮”即“威廉”諧音。物換星移，看如今多少知識精英苦于賣國無門，竟連父老鄉親的基因血樣都要騙去換簽證，真使人不勝滄桑之慨。

　　(上圖選自《徐旭生西游日記》(西北科學考查團叢刊之一)中圖片，大北印書局1930年9月初版)

　　二

　　前引孟凡人先生文字的最后一句，說我祖父“走出一條將考古、歷史、地理、民族、宗教等有關學科互相結合的綜合研究之路”。我祖父的綜合之道，也可以從這幾個角度來打量。他進北大的時候，沙灘紅樓的牌子上不久前寫的還是“京師大學堂”，五四運動前一年即已畢業留校。那時西方的各種制度包括高等教育體制都擁在國門處等待進入，考古學自然擠在后面。我祖父讀的是哲學系，學的是宋明理學和佛學，寫了《二程子哲學方法論》、《孟子政治哲學釋評》;同時也去國文系問“黃(侃)劉(師培)之學”，校過《文心雕龍》;他對目錄學亦有興趣，寫出《中國舊籍新分類法綱目》、《擬編續四庫書目錄略說明》。《中國婚制研究》、《山西興化寺壁畫名相考》。我沒見過原文，但從題目上可以見出他興趣的廣泛。至于“考古”，他純屬自學。先是跟沈兼士先生在北大國學研究所搞起了個故物陳列室(不知是否中國第一個考古機構)，搜求摩挲之間，獲得了一定采集和鑒別的能力，以至后來居上，考古倒成了他的主要興趣。

　　七八十年前，我祖父從書齋走進田野，往往是匹馬單槍地面對一個全須全尾的古代自然社會現實。他不可能像西醫大夫看眼睛就不看耳朵，管肛腸就不管食道。他在日記中對巖石土壤、山川氣候、宗教民俗等等的記述，均不顯外行，看來下過不少苦功。如《日記》1927年12月7日提到“此一帶皆片麻巖或紅砂巖，皆為最古老巖石矣”，如今文科類及大部分理科類學生，未必掌握這樣的知識。時至后現代，“大美術”“大戲劇”已經朗朗上口，當年在我祖父心目中的考古，似乎也是一種“大考古”。1928年的日記云：

　　蓋人民生活狀況，隨時變遷，以古證今，求其變遷之跡亦最有興味之研究也。我國近人多崇于上層之研究，而昧于下層;西人知之，而昧于國故，是欲改進史學、地學，非以考古學做基礎不可。提倡鼓吹，此余等之責也。

　　這其實還是通古今之變、一切歷史即當代史的讀書人關懷。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他的考察日記中要對“專業”之外的事情那樣不惜筆墨。1928年5月3日日記云：

　　當日行路時，維民阿不多哈得告余以吐魯番情形，稱彼等與回回老財不和，回回老財心太狠，以放賬屯儲為業。放賬月利必6分，商家至有一錢者。利上又生利，故時有500銀本錢，而利錢至1000者。屯賤賣貴，巧取豪奪，所在有之，如維民坎井典于回回老財500兩，照例生息，而坎井亦為彼所用，二年即將坎井水用枯而還。又如放青苗，如棉花價50兩，先用錢者只付20兩或30兩，麥苗亦如是，維民至為吃虧。又如維民坎井有水，彼等復在附近決一道坎井較深，而維民之坎井遂竭，因此維民恨之刺骨。

　　又2月29日中云：

　　吐魯番錢糧多由毛拉收入繳官，每年分夏秋二季，夏季上麥;秋季上高粱，豆麻不上。每家每季應完納多少糧，維民不自知，皆由官廳撒下稅票，交毛拉，毛拉即到鄉間收糧，稅票上并不具明畝應征數，只寫某人此季應納多少糧。未免太簡單了。田地時有轉手、增減，而糧不過戶，故官冊與維民田畝實數不敷。若遇一刁頑毛拉，上下其手，官民皆無如之何矣。此新疆田賦之弊也，此屬暗者。若明者，維民上課至倉，必經風斗，有時維民不自上，交毛拉代送倉，必多交十之四，即一石者，必交一石四斗于毛拉。是一石之中，即明賺四斗矣。故毛拉人爭為之，凡毛拉者，未有不富者也。

　　這樣寶貴的社會經濟及民族關系史料，便通過知識分子的視野手筆留存了下來。1928年10月4日又云：

　　但新疆可作之事，不只一項，以余所知者：一為水利。水少地廣，荒蕪多，宜開大渠。即以沙雅、托克蘇論，在伯勒司、通古斯西南，很多荒地，土質沃瞍，倘合并大小裕都渠，開一運河，直至莫呼爾，與阿克蘇河相會，可開地萬頃，容民數千戶。現小裕都司屬托克蘇，大裕都司屬沙雅，兩渠并行，中隔一埂，而各不相通，何不掘去此埂，變為運河，則伯勒司，通古斯，皆可為良地矣。一為航行。開都河、恰陽河、塔里木河，河床甚寬，水流平穩，設行帆船，焉耆、樓蘭之貨物可直運至葉城、和闐;阿克蘇之米、庫車之皮，可運至焉耆、羅布，由羅布運至敦煌亦不過20余日程，其利甚便。一為工藝。維民工藝，雖有佳者，如庫車之鐵器，和闐之氈毯，皆為新疆特產，然所缺欠者多，如木匠中之船司，日用品中之瓷器，現新疆之日用品如碗壺之類，皆取給內地與俄國，而俄國來者多，然此地亦不少粘泥，何不自燒，故此類匠師，宜自口內聘來。一為交通。新疆戈壁，行走轉運多驢車，宜多修汽車道，便運輸。一為實業。維民生活極單簡，宜加改良。即菜蔬之類，加以提倡，現維民日常食飯2次，面條一次，若請客之類，食以抓飯，即為無上珍品，又不用菜蔬，勤儉之風固然可貴，然人類生活僅如此，亦何足取?至于振興教育當然為先務之急耳。因繼縣長談及，故附書已意。然不可望于新疆現在諸公也。

　　這篇東西，很像今天奏折派學者的作品。有趣的是，既知說了也白說，他還是一五一十說給自己聽。

　　三

　　我跟祖父接觸不多，他66年去世我剛十歲，印象中是個揣著手、駝著背、氣喘吁吁、踽踽獨行的干瘦老頭。我們雖在一院，但我很少進他的房。我曾問父親他們父子關系如何，父親默然良久，說我祖父是一個熱衷工作、家庭觀念并不很強的人。不過這次翻檢我祖父半個世紀前、也就是1952年“忠誠老實運動”中寫的一份檢討，卻讓人見到柔軟的親情。他當時為一個子虛烏有的《文心雕龍》“隱秀篇”冤案幾乎要抄家坐牢：

　　但現在環境下……內人同媳婦冬天穿一薄棉襖，小兒又患了肺病，現都在這里依我為活，而我又如此，前途如何，不可想象!

　　讀我祖父的考察日記，發現他其實是個有情趣的人。他日記1928年11月4日記述考察隊友丁仲良過拜城，每到無聊，就去看店家的鴿子，且有詩為證：“世人不知余心寞，將為偷閑學孩兒”。我祖父對此的理解是：“蓋人至秋冬之交，有商山秦陵之感”。可見他對騷人遷客的“悲秋”情懷，是會然于心的。考察團為鼓勵團員有所發現而擬實行獎勵機制，瑞方團長斯文·赫定對中方團長徐旭生先生說：這事千萬別告訴黃，不然他會發現一個古城的。我祖父聽說了，“笑道：余此次要發現一古國!”他們一路西行，異鄉絕域，四時晨昏，山川撲面，景色入懷，《日記》中留下不少動人的描寫，如第一次夜行：

　　時月光如銀，昏黑之中照耀著荒涼寂靜的草灘。涼風漫漫吹來，駱駝一步一步隨紅燈行進。前面仿佛有人影，近視卻是枯木;忽焉大山在旁，忽然變為云煙……至6時，紅日已在背后冉冉欲生，霞光萬道，烏云接之，如大軍出征，旌旗前導，大隊后隨。

　　如某日宿營沙漠中：

　　不一刻而月出，光照樹間，如火焰之燎于地上……及聞余等叫聲，同人竟回視，月在叢樹林中，方騰騰而起，如嬰兒之墜地，赧赧然欲出不出，亦沙漠佳景也。

　　又如返回途中，車經貝加爾湖：

　　新月東升，水光交映，岸上葦穗如白煙，湖中小船燈光閃耀若明星。

　　我祖父是1966年底去世的，那是一個灰暗飄雪的早晨。后來翻閱他滿是“微雪”“飛雪”“風雪”的西行日記，發現真的很像其中的某一天。

　　考查團部分成員 左起：丁道衡、黃文弼、詹蕃勛、袁復禮、徐炳昶、白萬玉、 崔鶴峰、壯永成。

　　附文

　　西北科學考查團九十周年紀念展覽會開幕式上的發言

　　黃紀蘇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今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也是我們的先輩教書或讀書的北大紅樓，舉辦紀念西北科考團90周年的展覽，使人不由得不上下古今地充滿了無限的歷史感。感謝展覽組織方的邀請，我代表考察團中方團員的后人，就當年的西北科考大歷史的關系說一點感想。

　　1927年中瑞西北考學考察團從北京出發，踏上漫漫旅途。當他們滿身風霜、滿載而歸后，京中的師友們在題照書聯的時候紛紛聯想到漢代的開疆名臣、唐代的戍邊名篇。其實，與這次遠行更相類的，倒是數年之后中國工農紅軍從東南向西北的遠行。據說，當年紅軍的隊伍有過這樣奇異的場面：長長的隊列中世代文盲的戰士以后背為黑板，寫上字供后面的戰士學習掃盲。西北科學考察團也有過同樣奇異的場面：幾位中方團員懷疑中國的航空主權可能受到威脅，于是深夜緊急碰頭然后四出打探，就好像他們是總參某部的指戰員。一個軍事轉移，一個科學考察，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卻有著深刻的一致性：同樣艱苦卓絕卻同樣充滿豪情的兩個跋涉，都隸屬于同一個偉大的長征，都奔赴同一個壯麗的目標：一個重生的中國，一個再造的文明，一個既古老又嶄新、既不失根本又容納萬流的天地。

　　今天，這個偉大的長征“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其目標，但顯然在諸多方面還沒有抵達目標，有些方面甚至差得很遠。因此仍需繼續跋涉，還要有所承擔。

　　人世有代謝，先輩們的身軀早已歸于清虛空寂，但他們奔走的身影卻還會在中國通往新生的大道旁，有聲有色地鼓舞鞭策浩浩蕩蕩的趕路人。

　　再次感謝五四新文化運動博物館組織這樣一個從今天回望過去、沿歷史走進未來的展覽。謝謝出席開幕式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2017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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