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下公司的“畫皮”

——對所謂“現代企業制度”的批判

馬 志 遠

1993年底，我國最高立法機關頒布《公司法》，這部法律于次年7月1日正式實施。這部法律所規定的企業形式——公司，在隨后幾年的時間里被描述為現代企業制度的一種典型形式。據說，現代企業制度之所以“現代”（現代，意味著先進、起碼不落后于世界潮流），是因為按照這項制度建立起來的企業具有“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優點，它們將完全不同于僵化的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有文章說，“從社會經濟實踐來看，公司也是現代企業制度中最普遍、最重要、最典型和最具有代表性的組織形式，可以說是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施卓南：《公司法與現代企業制度關系分析》，《經濟與法》2012年第2期）

從1993年到今天，時光已經過去了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這么一段漫長的歲月過去，使我們有可能回過頭去看清罩在所謂現代企業制度下“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光鮮畫皮下的公司的廬山真面目。

一

在我國的《公司法》中，公司只有兩類，即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在這里，需要結合這兩類公司的特征來看一下公司股東對于公司的責任和他們如何行使決策權的，也就是公司在“產權明晰”之后，是如何實現“權責明確”和“管理科學”的。

（1）公司股東的有限責任——實際上的可以不負責任、逃避責任，甚至可以欺世行騙。很多人看到“有限責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稱，往往不理解其中“有限”兩字的意思。所謂“有限”或者“有限責任”者，就是公司的股東們對公司的債務承擔有限責任。具體而言，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以自己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以自己所持有的股份為限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舉一個通俗的例子來說：比如張三、李四都是某家有限公司的股東，這家公司成立的時候，他們二人各自出資10萬元；如果這家公司在日后經營中負債累累，欠下了1000萬元、一個億或者更多的債務，那么，張三、李四是不是要歸還這1000萬元、一個億甚至更多的債務呢？不是，按照公司法，他們各自應當承擔的責任僅僅是他們出資的10萬元。同樣的道理，股份有限公司無非是把公司的全部資本劃分為等額的股份，股東以自己所持有的股份為限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罷了，張三在某家股份有限公司中持有10個股份，每個股份折價10000元，當公司資不抵債、難以為繼的時候，他應當承擔的責任也只是10萬元，不會更多。

既然在法律制度上，有限公司的原理如此、法律規定如此，那么，在實際生活中就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張三、李四共同出資20萬元作為注冊資本開辦一家有限公司，公司成立后獲得了法人資格和民事行為能力，隨之可以向銀行貸款、向職工集資、向社會融資，用于建設廠房、購買生產設備和原材料、發放職工工資，等等。如果經營狀況、市場形勢良好，這家公司還是能夠如期償還債務的；可是，當公司管理不善或者市場形勢惡化之時，這家公司就可能負債累累、資不抵債，走到破產關閉的邊緣。一旦后一種情況發生，張三、李四作為公司股東應當承擔的責任僅僅是當初公司開辦時的出資，而公司經營期間形成的遠遠高于他們出資甚至已達天文數字的負債，則要由向它提供了借款和集資的銀行、社會公眾、職工和向它供應了設備、原材料的廠家或者個人承擔。當然，這時有人會說，啟動破產程序，讓它破產還債啊！可是，誰都知道，一家公司進入破產還債程序的時候，擺在銀行、公眾、職工和供貨商們面前的，大概也只是一堆廢銅爛鐵和破爛的廠房了。公司法理論在論述公司的優點時說：“公司股東的有限責任決定了對公司投資的股東既可滿足投資者謀求利益的需求，又可使其承擔的風險限定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增加其投資的積極性。”看清了嗎？所謂“有限責任”，就是讓股東對公司經營中的債務風險承擔有限的責任，而讓無限的責任拋給社會！《公司法》第一條還說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呢，公司破產的時候，債權人能夠得到保護的“合法權益”不過是一堆廢銅爛鐵。

上面講的，是公司成立后經營不善或者市場形勢惡化導致公司衰敗、破產的情形。現實生活中還有大量這樣的事例：公司成立了，貸款、集資到手了，股東們便購買豪車、花天酒地，甚至變著花樣把公司財產轉移到自己或者自己親屬名下，最后公司雖然破產倒閉，股東們自己照樣逍遙自在。

為什么會出現上面的情形？因為這都是有著“現代企業制度”之稱的公司法所允許或者開了“綠燈”的。由此可見，公司法上的有限責任，就意味著股東可以不負責任、可以輕易地逃避責任，甚至可以假借公司之名行騙欺世。

可能還會有人會說，公司法上規定了“揭開公司面紗”制度啊，可以約束公司股東濫用股東權利，讓他們對公司債務負連帶責任。講這話的時候，請不要忘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股東們濫用權利的手段多了去了，既然想濫用股東權利，自然會在形式上、會計賬目上做得天衣無縫；再者，現實生活中有因為濫用股東權利而受到追究的事例嗎？即使有這樣的事例，也是極個別的；公司那么多、股東那么多、濫用股東權利的手法那么多，司法機關忙死都是顧不過來的。再進一步講，即使股東濫用權利的情形都受到追究（這種追究無非是讓股東承擔連帶責任罷了），他們濫用股東權利造成損失還能夠挽回嗎？當股東們把公司財產、銀行借款、職工集資揮霍一空的時候，即使把他們“炮決”都無濟于事。所以，就不要講什么“揭開公司的面紗”了，那層“面紗”不過就是個嚇唬一下膽小麻雀的“稻草人”，不過就是罩在公司身上的一層畫皮。剝開這張畫皮，清醒的人們就會看到一張血盆大口！

（2）公司里的民主——股東按照出資比例或者所持股份行使表決權，有錢就是爺，錢多就是大爺。根據公司法，公司的股東們對于公司重大事務享有決策之權，這個權利就是公司股東們的民主權利。公司股東們怎樣行使他們的民主權利呢？同樣根據公司法，有限公司的股東按照自己的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股東出資額占公司注冊資本的49%，就享有49%的表決權，出資51%，便享有51%的表決權。股份有限公司股東的表決權也是如此，他們是按照所持股份的多少行使表決權，假如采用投票方式就公司重大事務進行表決，那么，每一股份擁有一票表決權，持有10個股份的股東可以投10票，持有1000個股份的股東就可以投10000票。再通俗一點講到底就是，在公司里面誰有錢誰說了算，誰的錢多誰說了算，有錢的就是爺，錢多的就是大爺，沒錢的連屁都不要放！這就是公司里的民主，這就是現代企業制度所標榜的“管理科學”。

公司法是公司的組織法，即公司是按照這部法律的規定組織建立起來的，股東的權利也是由這部法律來保障的，公司法是公司的“憲法”；進而言之，“有錢人說了算”這條規矩是法律規定的、法律允許的、法律支持的！

有錢的人們既然可以而且能夠在一個公司內憑借自己的“錢勢”說了算，那么，對于國家和社會事務，他們也試圖按照這條規則表現他們的力量、發揮他們的作用、行使他們的表決權。前些年，不是有很多有錢人和他們的法律家們在拼命鼓吹“憲政民主”嗎？什么是“憲政民主”呢？能夠理解公司中的民主，就能夠理解“憲政民主”。

二

《公司法》的制定，最初是為即將開始的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提供法律依據。這部法律通過后，在不長的幾年時間里，各地一大批國營企業和全部的集體企業通過“賣”和“送”的方式轉到了某些個人手中，由他們組建起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當然，民間如果有人要開辦企業，也可以按照《公司法》的規定行事。于是，各種各樣、各行各業的公司從城市到鄉鎮雨后春筍般地建立起來。

按照“現代企業理論”和《公司法》的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都是獨立的企業法人，擁有獨立的財產權。換句話說，這些公司的財產都歸股東們個人所有，這就叫做“產權明晰”。講到這里，就再明白不過了——原來制定《公司法》，就是要化公為私，就是要把社會主義公有的財產轉到私人手里；所謂“企業改制”，絕不是管理制度的簡單改變和改進，而是旨在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大概《公司法》的起草者們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在寫《公司法》第一條規定立法目的、闡明立法根據的時候，沒有象其他法律那樣照例地寫下“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字樣，大概是因為我國《憲法》總綱中畢竟還寫著“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這樣的語句，讓那些起草者感到一種莫名的恐懼，感到如果寫入“根據憲法”四個字，無疑是在自欺欺人。

三

如前所述，無論是有限責任公司還是股份有限公司，在法律上都是具有獨立財產權（即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企業法人，這些企業財產權又都歸屬于公司的股東個人，所以，股份制絕不象某個報告里講的那樣“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豆痉ā肪褪且徊抗膭?、扶持、保護和推動私有化發展的法律。至于這樣一部法律、一項經濟制度是有利于還是有害于社會主義，早在1963年9月中共中央發表的《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簡稱“三評”）一文中已經以當時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盟共和國為例作了透徹的分析與論述：

—— “1953年，鐵托集團公布條例，規定‘合伙的公民’有權‘創辦企業’，雇傭勞動力。同年，鐵托集團公布法令，規定私人有權購買國家經濟組織的固定資產。”我國《公司法》的制定不正是這樣的嗎？允許“合伙的公民”（即公司股東）創辦企業（即公司），而且可以購買國營企業、集體企業的資產，可以雇傭勞動力。

——“1963年，鐵托集團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政策，又以憲法的形式肯定下來。這個憲法規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創辦企業，可以雇傭勞動力。”我國現行憲法中同樣也規定了“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并把“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規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點上與“鐵托憲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業企業，私人服務業，私人商業，私人房產業，私人運輸業，而且還有被稱為‘私人銀行家’的高利貸者。這些高利貸者公開活動，甚至在報紙上刊登這樣的廣告：‘出借30萬第納爾，3個月為期，歸還40萬第納爾，需要抵押品。’所有這些，都是無可置辯的事實。”當年南斯拉夫出現的“所有這些無可置辯的事實”，在今天中國的城市里，不也是同樣無可置辯地出現和存在著？私人工業企業、私人服務業、私人商業、私人房產業、私人運輸業在中國城市和鄉村不也早已遍地開花，高利貸者不也正在明目張膽地放貸、收貸，榨取高額的利息嗎？

這篇文章還寫道：“根據社會主義各國的一般情況，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的一個相當時期中，國民經濟中存在著多種經濟成分，存在著私人資本主義成分，這種現象并不奇怪。問題在于，國家政權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采取什么樣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滅的政策，還是采取放縱、扶植和鼓勵的政策。這是判斷這個國家朝社會主義方向發展，還是朝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一個重要根據。”今天的我們也可以按照文章提出的這個標準來判斷我們國家的發展方向。

時至今天，當年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怎么樣了呢？它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已經于1992年解體。不久，南斯拉夫曾經的版圖上又出現過一個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此后，這個聯盟共和國遭受了聯合國、美國的制裁和連年戰亂，勉強維持到2006年，隨即徹底分崩離析?，F在南斯拉夫舊有的領土上并存著六個主權國家。南斯拉夫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走向解體、崩潰、戰亂和分裂，原因固然很多、很復雜，但是，能不能真正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毫無疑問是具有根本意義的一條。

“三評”最后大聲疾呼：“南斯拉夫的道路是萬萬走不得的！趕緊回頭吧！不然就太晚了。”但愿我們的國家能夠記住我們自己對別人說出的這句話，汲取南斯拉夫的教訓，把南斯拉夫分崩離析的悲慘結局當作前車之鑒，不要在私有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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