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中國人有劣根性,中國人的劣根性其實就是中國文人公知的劣根性。勞動人民日未出而作,日已落不息,自己吃不飽穿不暖,卻養著一大幫統治者和依附于統治者的文人公知專門欺壓自己,其勤勞、善良,無以復加,哪有什么劣根性?要說有,就是他們不到徹底路斷望絕時,決不敢反抗。而這個劣根性,恰恰是統治者和文人公知所希望的,也是他們教出來的和逼出來的。據說外國的文人公知都是社會良知的代表,是沒有劣根性的,或者劣根性不很突出。但中國的文人公知就不然。根我觀察,中國文人公知有五大劣根性。
一曰巴結權力。大約在孔老二之前,民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與生俱來就是統治階級的一員。他們的階級地位,決定了他們不需要用知識去巴結統治階級來改變個人的政治經濟地位。但到了孔老二,情況就不同了。據說孔老二是中國第一個民辦教育家,當初的景況也不怎么好,靠吹吹打打給人辦紅白喜事過日子。他之所以辦教育,無外乎是讓自己和他的學生們都躋身到統治者的行列中去。這可以從他對樊遲的蔑視以及周游列國,到處兜售知識以求一官半職,并最終撈了個魯國大司寇得到證明。到了漢代,經過董仲舒之流一番手腳,儒家思想成為官家正統,孔老二辦教育的初衷得到強化。隋唐以后,實行科考制度,公開給文人公知讀書做官開了正門。元代,有人便不加任何掩飾地高呼:“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千百年來,中國文人公知的唯一追求就是讀書做官。沒有做官時,需要巴結權力進入官場;做官之后,需要依賴權力維護和擴大利益。因此,巴結權力便成為刻進中國文人公知骨髓的不變基因。
二曰固步自封。士農工商,最簡單的莫過于做官當老爺。因為做官當老爺無需農民春種秋收的知識,無需工匠織布冶鐵的本領,無需商人錙銖計較的技巧,更無需付出體力和腦力的艱辛,只憑動動嘴皮子,發發號令,就過得比農工商優哉游哉。而動動嘴皮子又只需懂得幾句之乎也者就足夠應付了。所以一心追求做官當老爺的中國文人公知,除了死啃幾本四書五經作為敲門磚外,再也不愿接觸一點其他什么新鮮事物,學習一點其他什么新鮮知識,固步自封,夜郎自大,還以為自己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從骨子里瞧不起農工商。而一旦讀了幾句四書五經卻又不能躋身官場,便會一無所長,吃飯也成了問題,只能象孔乙己一樣,賒酒偷書度日,還酸腐地向小孩子賣弄回字的四種寫法。中國近代自然科學為什么遠遠落后于西方?主要原因就是這些文人公知從中作梗,極力排斥。當西方列強用大炮將鐘表、電燈、鐵路、火車等打進中國時,他們竟然大罵奇技淫巧,魔法妖術,象瘟疫一樣躲避。可見他們的眼界是多么封閉狹隘,思想是多么保守僵化,知識是多么殘缺貧乏。
三曰好走極端。中國文人公知的固步自封,天下盡人皆知??伤麄兤饺湛偸且灾杏棺跃?,其實中庸只不過是他們擺給老百姓看的一付不偏不倚的面具。當他們的利益受到沖擊時,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撕下這付面具,走向殘暴的極端,殺起人來比一介武夫毫不手軟,甚至更兇殘。被人奉為文人公知典范的“曾剃頭”,攻下南京城后的屠城比起此后的日軍南京大屠殺,或許并不遜色。“五四”運動中及其以后,一向保守狹隘的中國文人公知們,突然象打了雞血針一樣亢奮起來,思想解放得再也不能解放了。外國的一切都先進得不能再先進,好得不能再好,連月亮也比中國圓。中國的一切都落后得不能再落后,壞得不能再壞,連筷子也比刀叉壞。到了今天,一些文人公知更是極端得只差給美國人舔癰舐痔,逢美必頌,逢中必罵。不知自己是炎黃血脈,還是高鼻洋種,硬說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中國人是劣等人,非要去給美國人做小妾不可。甚至配合共濟會消滅數十億“垃圾人口”的宏偉大業,企圖讓中華民族斷子絕孫。
四曰刀筆殺人。中國的文人公知從來都不是溫良恭儉讓的謙謙君子,而是一幫殺人于無形的高級殺手。他們以一支禿筆作為殺人武器,凡是觸犯過他們利益的人,上到皇帝,下到平民,他們無不殺戮。幾個儒生拿了幾本破書妖言惑眾亂政,被秦始皇坑了人,焚了書,他們就完全不顧秦始對中國社會和歷史的偉大貢獻,罵了幾千年。中國歷史上兩個農民出身的皇帝劉邦和朱元璋,因為知道老百姓的疾苦,當政之初采取了一些有利于老百姓而不利于文人公知的政策,在他們的筆下,就成了無賴、流氓。對“康乾盛世”起過重要承上啟下作用的雍正皇帝,只因革除了一些積弊而得罪了文人公知,也被詛咒為“暴君”。尤其是毛澤東,因為徹底顛覆了文人公知的特權,更是被他們攻擊為天下暴君之集大成者,足足罵了四十年尚不解恨,還將繼續大罵特罵下去。若有誰講點良心,為秦始皇、劉邦、朱元璋、雍正和毛澤東說句公道話,就會象踩了狗仔窩一樣,引來一片汪汪聲,群起討伐,趕盡殺絕。至于他們崇拜得五體投地的西方“言論自由”,此時半點也顧不上了。
五曰鮮廉寡恥。中國的文人公知總是以仁義禮智信的衛道士自居,但他們卻是一個最不仁不義無禮無智無信,最鮮廉寡恥的群體。平日里“忠君”不離口,甚至信誓旦旦,“寧為玉碎,不可瓦全”,可是一旦大難臨頭就各自飛,投敵叛君。數次侵擾、統治中國的幾個北方異族,如果沒有漢族文人公知的勾引和投靠,是很難順利打進中原來的,即使一時打進來了,也很難立穩足跟。這種毫無節操的叛賣,居然被他們披上一件件冠冕堂皇的“理論”外衣,諸如“識時務者為俊杰”、“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寧為太平犬,不做離亂人”之類。到了日寇入侵時,還與時俱進地發明了什么“曲線救國”。而到了當代,所有以上這些無恥的辯解都不需要了,文人公知們反守為攻,居然創新出了“愛國賊”這樣的詞匯。此詞一出,愛國無理,愛國有罪,賣國有理,賣國有功就順理成章了,人類文明的底線和倫理道德的底線也就徹底突破了。天下還有比這更不知羞恥,更顛倒黑白的人和事嗎?
丑陋的中國文人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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