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世界進入近代史以來，一個長期領先世界的中華帝國就開始逐步落后于西方。特別是在19世紀中葉以后的一百多年中，哪怕一只小蝦小鱉也可以任意欺負中國巨龍。1949年，受盡欺凌的中國，終于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中國人民從此在政治上重新站立起來了。但是，“一窮二白”的經濟基礎和科學技術，迫使中國必須迎頭趕上西方發達國家。如果老是跟在別人屁股后面爬行，只能永遠落后。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必須來一個“大躍進”，而且永遠需要“大躍進”。毛主席提出的“大躍進”，正是這種戰略意義上的廣義“大躍進”。

1958年下半年，我國掀起了“大躍進”高潮，緊接著又經歷了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難時期，我們在工作中又犯了“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化風、對生產瞎指揮風）錯誤。現在一般所講的“大躍進”，是指這一特殊時期實際執行過程中的狹義“大躍進”，與毛主席的廣義“大躍進”是有區別的。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關于這段歷史的主流表述，是民不聊生，餓殍遍野，是野蠻至極，黑暗透頂，而且罪責全在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這種對“大躍進”的解讀，不是無知的誤解，就是惡意的歪曲。

我出生于1948年，對這段特殊的歷史有過親身的經歷和感受，并留下了深刻的記憶。事實果真如主流輿論所說嗎？我們這代人現已步入古稀，如果不趁健在時說清真相，而任某些人信口雌黃，天底下最大的歷史冤案就可能在中國造成。下面僅以本人的親身經歷和感受，從三個方面和狹義上談談農村的“大躍進”。

一、“大躍進”中的農村變化

中國農村的“大躍進”，正如一輛高速行駛追趕前車的汽車，雖然也拋過錨，甚至發生過傾覆的危險，但它畢竟大大縮短了與前車的距離，歷史功績不容抹殺。據本人所見，“大躍進”的幾年，農村最大的變化有三個方面。

第一大變化：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大提升

今年以來全國上下的一個熱門話題就是“塘約道路”，“塘約道路”再次充分證明，中國農民只有組織起來，走集體化道路，才是一條康莊大道。

中國幾千年的小農經濟，早已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歷史向農民提出了組織起來走集體化道路的要求。中國共產黨順應這一歷史要求，早在革命戰爭年代，就在根據地和解放區組織農民，開展互助合作。新中國成立后，土地改革一完成，毛主席就開始親自指導農業合作化運動，掀起了中國農村的第一波社會主義高潮，將農民一步步引導到了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這是1958年以前的形勢。

在農村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之前，高級社是否就是極終的農村經濟組織形式呢？至少有兩條理由可以作出否定的回答。一、中國農村建設極端落后，需要進行大規模的基礎建設，如修水庫、建渠系等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這些建設在一個高級社的范圍內是無法進行的。二、中國農村的社會事業，特別是教育、衛生等事業長期停滯，興辦這類事業，高級社也力不從心。因此，在更大的范圍內，建立高中低多層次的集體所有制經濟，便成為新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在我國實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并不是少數人高居頂層設計出來的，而是順應這一客觀要求的產物。它一經農民群眾首創，毛主席就以高度敏銳的洞察力，看到了它的偉大歷史作用而及時推向全國，從而將我國農村的集體所有制提高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人民公社是在“大躍進”中建立和完善起來的，可以說是“大躍進”的一樁最大功績。由于受“共產風”的影響和干擾，人民公社在建立之初曾經走過一些彎路，比如規模過大、“一平二調”、實行軍事共產主義和供給制等等。毛主席以極大的耐心和努力，及時糾正了錯誤。在我的印象中，到1961年底，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的地域范圍和規模大小基本定型，“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框架也已基本形成。錯誤和挫折深刻地教育了我們黨，1962年9月，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即《六十條》）頒布，標志著人民公社體制基本完善。

《六十條》將人民公社體制概括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非常科學的。它的最大優勢就是能夠容納各種不同水平的生產力同時發展，激發低水平生產力向高水平生產力過渡。我們那里的高級社大約建立在1956年，到“大躍進”時，除了土地和年終分配留有少量公共積累外，基本上沒有什么“所有”。“大躍進”中，我們那個公社白手起家，辦起了一個較大的石灰礦，一個進行手工業生產和畜禽種苗繁養的副業總廠，這是我印象最深的屬于公社所有的第一批家當。正是有了這第一批家當作基礎，不斷“滾雪球”，直到1996年前后，所有鄉鎮企業（公社解散前稱社隊企業）破產改制賣完分光之前，社辦企業發展到20多家，吸納了大量農村富余勞力，并興辦了一批集體事業，還給基層干部發津貼和退休金。大隊一級也在“大躍進”中集中一批工匠辦起了副業隊，在此基礎上，逐步辦起了打米、軋花、榨油等直接為群眾生產生活服務的企業，大隊一級的集體經濟得到了發展壯大。生產隊一級則以糧棉種植和小型、分散的魚牧副業為主。由于當時的糧棉種植主要還停留在手工操作階段，所以只能以生產隊為基礎，組織農民開展生產經營和分配。由于三級集體經濟的發展，到1978年前后，全公社每個生產隊都通了電，家家戶戶都結束了煤油燈照明的歷史，不少生產隊都用電或柴油機抽水排漬，用手扶拖拉機耕田和運輸。

從我們公社的發展可以看出，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中，公社一級容納的是較高一級的生產力，大隊一級容納的是次高一級的生產力，生產隊一級容納的是較低一級的生產力，三種不同水平的生力在各自的起點上向前發展，不僅互不排斥（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是互相排斥的），而且互為補充，互相促進。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讓人民公社走到今天，農業現代化水平必將有一個全面大提高，今天的中國農村，已經到處都是南街村，三級所有已經基本過渡到兩級所有，再有若干年，就可能過渡到公社一級所有。那時，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描述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必將遍布中國大地。

第二大變化：農村婦女生產力的大解放

千百年來，中國婦女長期處在政權、神權、族權、夫權的深重壓迫下，家庭地位和社會地位低下。“婦女半邊天”，解放婦女，就是解放生產力。而婦女的解放，首先是家庭從屬地位的解放。“大躍進”時普遍建立的公共食堂與托幼組織，把廣大婦女從繁瑣的家庭事務中解放出來，廣泛參加到各種生產和社會活動中去，并享有與男子同工同酬的權利，廣大婦女再也不用圍繞丈夫、孩子和鍋臺轉，是一次婦女解放的偉大嘗試。后來，農村公共食堂和托幼組織雖然都解散了，家庭生活在某種程度上還了原，但在此后人民公社存續的20多年中，婦女仍然撐起了農業生產的“半邊天”，除了使用犁耗、浸種育秧等技術農活和一些特別繁重的體力勞動外，在諸如插秧、割谷、栽摘棉花、栽收油菜等農活中，婦女甚至成為了主力軍。在家庭事務中，也與男子日趨平等，不少婦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甚至超過了男子。

公共食堂和托幼組織被解散，并不是群眾不愿意辦公共食堂和托幼組織，主要原因是歪嘴和尚念歪了經，沒有辦好，傷害了群眾。我清楚地記得，我們那里辦公共食堂，比建立人民公社還早，大約在1958年春夏之交。南方的村落比較分散，我們那個自然村只有60多人，是高級社的一個生產隊。農忙季節，大家商議，在一個比較寬敞的農戶廊檐下，砌了一口大灶，做了幾格飯甑，推舉我父親當炊事員，公共食堂就算建立了。當時公共食堂只蒸中晚兩餐飯，不做菜。上午和下午上工之前，婦女們就用各自的餐具，淘好米，放到食堂的甑格中去。如有可以蒸食的菜，如臘肉之類，也一同送去。吃午飯和晚飯時，又各自帶回蒸好的飯菜，一家人享用。記得當時的人們特別是婦女們，對此不僅感到十分新奇，簡直是興高采烈，說明只要按照群眾自己的意愿辦食堂，農民群眾一定是擁護的。任何事物都有一個從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過程。這種農民群眾最初自發辦起來的公共食堂，自然顯得簡陋和低級，但它卻是農民自己意愿的體現，隨著條件的不斷改善，這種簡陋低級的公共食堂也必然會按照農民自己的意愿逐步提高。只可惜我們有些身居領導高位的人，總是一開始就把事情“設計”得非常“完美”，要求農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辦。這種公共食堂舉辦只有幾個月，就被強行合并成了一個近300人的大食堂，而且強行統一就餐，加上糧食、蔬菜、油料、柴火越來越難以為繼，生活越開越差，當然遭到群眾反對，被迫解散。

今天，盡管資本和權力將一部分婦女打回到了金錢奴隸的地位，當妾賣淫，但“大躍進”中興辦的公共食堂和托幼組織，讓千百年來長期禁錮在家庭中的婦女們，第一次看到了家庭生活社會化的曙光。它所喚起的廣大婦女對自身解放的渴求，即使再把孔孟之道的緊箍咒強行箍在她們頭上，再也不可能把她們重新打入“三從四德”的地獄中去了。公共食堂和托幼組織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必將重新興起。今天，遍布城鄉的餐館和幼兒園，就是這種歷史必然的產物，雖然已被完全商業化和市場化，但客觀上已為社會主義的新型公共食堂和新型托幼組織準備了物質基礎。

第三大變化：農田水利事業的大奠基

1958年前的農村面目，應該同老祖宗最先開發時沒有多大區別，阡陌縱橫，千納百補，沒有任何現代意義上的農田水利設施。雖然是平原地區，高處多是望天收的“天水田”，低處多是老天打個噴嚏就遭淹的水漬田。出門走步路，老百姓有句話：“晴天一把刀，落雨一包糟”。“大躍進”期間，人民公社在中國歷史上首次開始了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第一次改變了千百年來的原始面目，為七十年代“農業學大寨”中更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奠定了基礎。“大躍進”中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最大的變化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修水庫。我們那里最先建立的大公社的上部是山區，在兩個大公社之間有一條主河流的支流縱貫全公社。公社一建立，首先就與鄰近的一個公社聯合，在山區與平原的結合部斬斷支流，筑起一道大壩，建起了一座蓄水量達幾千萬立方米的中型水庫，同時修起了幾條一直通到公社最下部的主灌渠，還在水庫以下橫向開挖了一條撇洪渠直通主河流和洞庭洞。這座水庫的修建，使全公社幾乎每一個生產隊的大部分耕地實現了自流灌溉，部分“天水田”也有了水源，水漬地免除了漬澇。“農業學大寨”時，全社土地經過平整，配套了支、斗、農渠，90%以上的耕地都能自流灌溉。現在快60年過去了，盡管一家一戶的小塊經營嚴重限制了水利設施效益的發揮，但水庫以下的農田仍在廣泛受益。

二是平墳墓。1958年以前，我們那里歷代累積下來的墳地比比皆是，占去了大量耕地。人民公社建立后，掀起了一個燒人骨制磷肥的高潮，凡是掩埋年久的墳墓，都基本平毀，人骨焚化后作了磷肥。這一舉措，雖然是在思想阻力很大的情況下，由干部強迫命令和瞎指揮強行推行的，但在客觀上起了兩大作用。第一大作用是在極大程度上破除了群眾信神怕鬼的封建迷信思想，農村很多人特別是青年人，從此很少有信鬼怕鬼的。第二大作用就是大面積增加了耕地。我們那個自然村的前后左右曾經都是大片大片的墳地，村中間也有小片墳地，耕地就夾在墳地中間，平墳以后，全都成了耕地。如果沒有“大躍進”時的那場“平墳運動”，任由人們占地葬墳，恐怕今天有限的幾塊耕已經被死人占完了。

不可否認，由于“五風”盛行，“大躍進”中也出現了一些逆向變化。最大的逆向變化，我認為是農民民主意識的大澆滅。

被束縛在封建統治下和小農經濟中的中國農民，千百年來，根本談不上什么民主意識。解放后，雖然斗倒了地主，分到了田地，有了一點民主意識的啟蒙，但還是普遍莫名其妙地怕官。在我的最初記憶中有這么一件事，50年代初期，一位背槍的干部從我家門前走過，我竟嚇得朝門旮旯里躲。俗話說，初生牛犢不怕虎，為什么一個剛有記憶的小孩子如此怕官呢？是因為受了當時整個農村氛圍的影響。在以后的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中，農民有了一定的經濟民主思想，但政治民主意識還很難談得上。1957年毛主席提倡大鳴大放，整黨整風，是農民民主意識的一次大啟蒙，很多農民群眾開始給干部提意見。當然有些意見如鬧退社等是錯誤的，但大部分意見對克服干部的官僚主義和不正之風是有幫助的。可是，緊接著就來了一場“反右”（農村好象叫“反資”），很多提了意見的人都挨了整。我們大隊有個普通農民，不知提了一條正確還是不正確的意見，一天晚上全大隊開他的斗爭會。一位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老師，也就是被斗者的外甥，為了表現自己的積極性和劃清界線，竟背起一把馬刀，突然將舅舅砍得鮮血直流。外甥砍舅舅這一刀，砍掉的實際上是農民群眾剛剛萌發的一點民主意識，同時也暴露了砍人者的封建依附思想，同樣也是缺乏民主意識的表現。

“大躍進”時“五風”橫行，群眾敢怒而不敢言，直接肇因于反右擴大化對民主的壓制。要我說，“大躍進”時在“五風”之外還有一風，就是打人風（具體事例下文再講），強迫命令不成就打人，將農民本來就很薄弱的民主意識徹底澆滅。“文革”時為什么農民一般都偏于保守，被一些人挑動進城搞武斗，鎮壓造反派，也是因為他們吸取了反右擴大化及“大躍進”中強迫命令和打人的教訓。

二、“大躍進”中的“五風”

“五風”實際上從1958年下半年就開始了，到1960年下半年我上初中之前，有幾件讓今人不可理解的荒唐事，至今令我難以忘懷。

第一件事：晚稻插“挨挨寸”

我們那里成立人民公社，大約在1958年夏秋之交。此前正是江南農村“雙搶”大忙之際。但收了早稻，主要男女勞力都到30多里外的山區修水庫去了。生產隊幾十畝晚稻搶插任務，基本上是由一個十五六歲的大姑娘帶領同我年齡相仿的七個小學生承擔。上面要求密植，說越密越好，要插2×2寸，我們也不知2×2寸究竟是多大一個見方，只曉得一株挨一株地插，被群眾稱為“挨挨寸”。七個小孩子加一個大姑娘，天天泡在滾燙的泥水里，足足插了快一個月。任務雖然完成了，但每個人的手都爛得沒有了一塊好肉。由于插得過密，而且超過了季節，當年晚稻只收了一把草。

第二件事：“夜戰馬超”與報喜

雖然主要勞力都上了“前線”，只有幾個小學生插秧，但領導們卻特別喜歡坐在辦公室里聽人們“夜戰馬超”的“熱潮”。哪里的吆喝吶喊聲大，哪里的“熱潮”就高，就受表揚，否則就要挨整。白天水煮太陽烤，又熱又累手又爛得痛，為了當生產隊干部的親鄰不挨整，晚上我們還得出來應付這種“檢查”，躺在早稻收割后的稻草堆邊，一齊放開喉嗓，大聲吆喝吶喊。當時每完成一項工作，領導們還喜歡聽報喜。晚稻剛插完，我們幾個小孩子又被組織起來，敲鑼打鼓到十多里外的鄉政府去報喜，本來爛得紅肉泛泛的手，經鑼鼓鈸一震，鮮血直流。

第三件事：放學回家沒了家

我家是貧農，解放前住的是一名乞討在外的孤兒的茅草屋，種的是一家地主的佃田。1954年經濟條件好轉，起了兩間一偏十七條檁的木架子瓦屋。1958年下半年的一天，放學后我照常往家里走，誰知家的影子也沒有了。從鄰居們那里得知，我家所在的生產隊與鄰近的三個生產隊合并成了一個連隊，從今男女分開，過軍事生活，一個連隊一個大食堂，人人都吃食堂飯，不準各家各戶開伙。今天全大隊來了幾百人，把我家房子拆到約一公里外的另一個生產隊，接在另一戶人家旁邊，一齊做了連隊的大食堂。我與父母，還有剛結婚的小哥小嫂也被安排到另一戶人家居住。

第四件事：深耕一丈以上

1959年春耕來到時，上面又要求深耕，也是說越深越好。公社、大隊層層辦深耕現場，把全部勞力、耕牛、犁具都集中起來，選幾塊田，首先犁開表土，搬到一邊，再又往下犁，再搬去一層土，這樣犁一遍搬一遍，一直犁到一丈多深，再把搬到一邊的土回填進去。我們小學生也全體放假集中參加搬土。這樣深耕過的土地到底增沒增產，我們不得而知。只知道放暑假后我們參加插晚稻，深耕過的地方人不能下，牛不能去。否則，就會象陷入泥沼一樣，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第五件事：棉株吃雞蛋

“敢想敢干”、“放衛星”是那時最時髦的口號。大隊的青年突擊隊又最“敢想敢干”和“放衛星”，他們種了幾株“衛星棉”，就在我們上學和放學回家的必經路邊。一天放學回家，正好看見某干部指揮幾個青年婦女在每株棉花根部埋雞蛋汁，還加了油和鹽。我們很好奇，問：棉花也吃雞蛋和油鹽嗎？那位干部不無自得地告訴我們：“雞蛋和油鹽營養足，人吃了好，棉花吃了也一定好”。

第六件事：“糞湖尿海”

當時農村到處都可以看到幾條標語，“生根的要吃，生嘴的要肥”，“莊稼一枝花，全靠肥當家”。過去種田，都以人畜肥料為主，食堂化后，家家戶戶不準養畜禽，集體耕牛又奇缺，豬也養不起來，化肥更沒有普及，于是人們便放起“積肥衛星”來。凡是周邊有樹木的堰塘，干部就指揮人把樹枝砍下來，往堰塘里一扔，讓水慢慢變變顏色，就被稱作“糞湖尿海”，灌溉時用水車往田里一車，就算施了肥。

第七件事：“雙蒸飯”

從1959年起，糧食就開始緊張，定量越來越少。我們10來歲的孩子，大約每天就是半斤大米，整勞力也就是十一二兩（16兩秤），當然吃不飽。加上伙食開得差，油水嚴重不足，吃飯更不知飽足，越不知飽足就越感到餓。當時人人屁股后都掛著一雙上端用繩子連起來的小筷子，一天到晚就盼著食堂打鐘開飯。為了解決饑餓問題，干部們也想盡了辦法，連稻草做的“淀粉粑粑”也發明出來了。最可笑的是有人以為提著自己的耳朵可以離開地球，發明了“雙蒸飯”，把第一次蒸的飯加水再蒸第二次，讓米粒高度澎脹。雖然體積增大，暫時能撐撐肚子，但營養沒有任何增加，反而有所破壞，很快就餓了。

第八件事：被罰跪并扣掉午餐的老貧農

大約是1959年的雙搶季節，我們隊里的一位老貧農，犁田后到大食堂吃午飯，當著大隊書記說了半句牢騷話，沒等說完另半句，只見那位書記二話不說，就飛起一腳，向老貧農的膝后彎踹去，當場將老貧農踹得跪在地上，不準起來，不準吃飯，一頓餓極待食、少得可憐的午餐就這樣被永遠扣罰掉了。本來鬧哄哄的大食堂，頓時鴉雀無聲，連哭鬧著沒吃飽的小兒也嚇得安靜下來。

第九件事：攔截上學小學生出工

因家離學校較遠，每天清早，我們幾個小學同學就到食堂吃了飯上學去。1959年初冬的一天清早，正當我們圍著食堂灶臺邊烤火，邊等飯吃的時候，一位駐隊國家干部闖進來大聲嚷道：“誰叫你們圍在這里的？出工去！”一位同學馬上起身，被干部順手在背后猛推一掌，將這位同學當場推倒在地。接著，干部又一把將我的學生符號抓住，猛力一拉，把我摔到在灶臺的梯等上，學生符號和衣服也被撕壞了。那個同學因出身不好，當然不敢做聲。我則不然，立即哭鬧著同干部撕扭起，非要他給我賠衣服和學生符號不可。雖然此事最終不了了之，但在場的大人們無不從心里拍手稱快。幾個老太太私下對我說：“伢兒，你真給我們出了一口氣。有錢一定給你買粑粑和糖吃。”

以上九件事，都是本人親歷親見，主要涉及共產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至于浮夸風和干部特殊化風，不是我們小孩子所能看得到的。因為只聽說，沒親見，恐口說無憑，就不說了。很長一個時期，人們都不知道“五風”的風源在哪里，近四十年來，主流輿論都把罪責歸究于毛主席和他所發動的“大躍進”，很多人甚至把“五風”與“大躍進”等同起來，一講到“五風”，就是“大躍進”時如何如何。今天，許多歷史文件已經公開，很多專家、學者，包括一些高級領導干部，都對這段歷史作了大量研究，以鐵的事實證明，毛澤東不僅不是“五風”的始作俑者，反而是堅決抵制和力主糾風的中流砥柱。1958年8月，已下定決心退居二線的毛澤東，在指揮炮轟金門和支援中東革命后，回過頭來便首先發現了國內的“五風”問題，接著作了大量調查研究和大量耐心細致的說服教育工作，并親自給生產小隊以上六級干部寫信，親自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才終于徹底平息了橫行一時的“五風”，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拉上了正軌，為到他老人家逝世前中國的穩定和發展以及近四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毛主席從來沒有以此居功自傲，在1962年初的七千大會上，反而主動作檢查，為他人承擔了責任。古今中外，何曾見過有如此高風亮節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大躍進”是一場前無古人的大探索，任何人不可能不犯錯誤。正因為如此，毛主席除自己承擔責任外，沒有追究任何人的責任。但是刮“五風”的不僅不撿自己的賬，反而把責任全部推給糾“五風”的毛主席，甚至縱容一些人妖魔化毛主席，這就有人格和品德問題之嫌了。

三、大躍進中的“餓死人”

自從美國有人說中國“大躍進”三年餓死二、三千萬人后，國內就有一批人充當應聲蟲。有人開口就“考證”出餓死了3600萬，又有人不斷加碼，“考證”出餓死了7000萬。當時中國六億多人口，按3600萬的說法，就是三年每17人中餓死了一人；按7000萬的說法，就是三年每9人中餓死了一人。以我之所見，不論7000萬還是3600萬，都是唯恐天下不亂的瞎編胡說。不知餓死同因餓致病而死有沒有區別，如果沒有區別，要說餓死人，我只見過一例。

我們在同一個食堂吃飯的那個連隊，有近300人。其中有個單身漢身高體大，老實本分，食量大于常人，沒有家庭成員相互調劑，找不到其他解饑門路，食用與同等勞力同等定量的糧食，肯定比常人更感饑餓，后來患了水腫病，并因沒有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而死了。就算這人是餓死的，也只有1/300。在同一個大隊，我再沒有聽說第二例。若按1/300推算，3600萬說擴大了18倍，7000萬說擴大了33倍。這些人可真算得上是“大躍進”時期浮夸風未能絕種的劣根。

我只想問問制造3600萬甚至7000萬餓殍的人，“大躍進”中你家餓死了多少人，你怎么沒餓死？你是否像毛主席一樣，也餓得患過浮腫病？相信你們答不出來。不過我可以將我的家庭和親戚家庭“餓死人”的事給你們算個賬。我有四個哥哥、兩個姐姐，當時都已成家，共有子女18人，加上父母、嫂子、姐夫和我，一大家共有27人。我的兩個舅父，兩家合起來當時共14人。我老伴一家，當時也有10人。這三大系家庭，分布在相鄰的三個縣，而且全都是老實巴交的普通農民。奇怪的是，在那樣困難的日子里，不僅沒有餓死一個，而且連病死老死意外死的也沒有一個。我大舅父長期患有嚴重的哮喘病，大舅母是個瞎子，小舅母更是個基本喪失勞動能力的老病號，這樣兩個病殘家庭，一個帶著四個孩子，一個帶著六個孩子，居然也全都在那樣的日子里挺過來了，更遑論餓死！

有資料說，餓死3600萬論者把按正常出生率應當出生而未出生的“人口”和漏統的人口，都算作了餓死的人口。關于漏統人口，我也可以提供一個佐證。我們那個當時三十來萬人口的小縣，有兩所縣辦全日制中學，1960年下學期兩校招了10個初中新生班，共400來人，全都辦了遷移手續，成了吃商品糧的城鎮人口。1961年貫徹中共中央12條緊急指示信時，城鎮戶口和商品糧指標全部取銷，雖然城鎮把我們的戶口注銷了，但又都沒有辦回遷手續，這400多人就成了漏統人口。這些人如今大都活得好好的，怎么全都被人“早夭”了呢？真是豈有此理！

應當承認，“大躍進”時期由于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和一些領導干部對生產的瞎指揮以及虛報浮夸產量，導致了農業生產的減產和購過頭糧，同時由于赫魯曉夫背信棄義，撕毀合同，逼償債務，造成了全國上下普遍吃不飽肚子，餓死人的事確實發生過，在某些地方如河南信陽等地，甚至還很嚴重。但有一條也的當時確鑿無疑的事實，就是社會秩序穩定。

中國農民是最善良、最具忍受能力的農民，不到活不下去的時候，決不鋌而走險當“逆賊”。如果有誰非要讓他們活不下去，他們也會勇敢地起來反抗，中國歷代的農民起義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就是一部農民反抗史。按照餓死3600萬說和7000萬說，“大躍進”時餓死人超過了歷朝歷代，農民應該早就造反了。但為什么當時社會秩序井然，沒有一個農民起來造反呢？也許有人會說，是因為共產黨的極權統治，人民不敢反抗。但是，歷史上農民因為活不下去就造反起義，如果還加上極權統治，豈不更要造反嗎？這只能說明：第一、當時餓死人的情況并沒有達到引發農民造反的程度，也就是說餓死3600萬或7000萬是被有意無意無限夸大了的數字。第二、共產黨對當時的饑荒高度重視，自始至終都在采取積極措施，帶領和幫助人民群眾渡過難關。尤其是當時實行的平均主義，保證了每一個人都有一口維持生命不至餓死的飯吃。如果當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必將出現一邊是囤積居奇，一邊是餓殍遍野，那就真有可能餓死3600萬甚至7000萬，農民真要造反了。第三、人民群眾對共產黨帶領他們渡過難關有著足夠的信心。特別是毛主席主動節食拒肉而身患浮腫，不讓自己的子女有任何特殊，而且將少數干部的特殊化作為“五風”之一而堅決反對和糾正。黨的領袖如此，人民群眾有什么理由不信任共產黨而非要揭竿而起呢？

共產黨果然不負民望，從1962年開始，農村形勢就開始好轉，經過三年調整，中國農村經濟步入了快速發展軌道。此后，經過“農業學大寨”，大規模開展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大力發展農業機械和化肥工業，大面積試驗和推廣雜交水稻，到八十年代前期，中國的糧食問題就基本過關了。

綜觀自然史和人類史，動物世界從來就食物不足，人類從類人猿進化到人以后，也從來沒有真正解決過餓肚子的問題。正因為如此，動物界和人類社會從來就奉行叢林法則，弱肉強食。在一個逐步發展到十多億人口，人均不足2畝耕地，而且地理氣候條件復雜、自然災害頻繁的中國，解決吃飯問題，是一件開天辟地的大事，只有社會主義制度，只有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才能辦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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