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竟然能寫長微博了，而且一寫就是兩篇。不管他要表達的道理有多么荒謬，不管其中動用了多少詭辯技巧，但至少看起來像一篇文章了。但是正因如此，直覺和常識告訴我，這似乎不是任志強自己的手筆。任志強自己的文字和邏輯水平，在潘任美事件中已經表現的淋漓盡致。任志強固然可以創造把國企華遠做成業內三流企業而自己照拿業內一流薪酬的奇跡，但文字這種東西，卻不是短時間內就可以脫胎換骨的，尤其是到了他這個年紀。你相信一個連母雞下蛋之后叫不叫都搞不清的人，會突然開掛寫出這樣把詭辯寓于無形的文章嗎?當然這只是個人猜測。不過這并不是什么要緊的問題，只要這篇文章能夠代表任志強的觀點和看法，就姑且當成是他的文章好了。之所以提及這些，是因為任志強的文中指責共青團中央找槍手，而我對賊喊捉賊一向極為敏感和反感，因此就啰嗦了幾句。現在進入正題。

　　說任志強的這兩篇文章，寓詭辯于無形，當然是有事實作依據，絕非信口胡說。正因為使用了詭辯術，讓他的文章具有了粗看貌似有理細看是強詞奪理的效果。當然說這種詭辯是無形的，是針對他的雞湯粉而言。對通過潘任美事件了解任志強的人來說，這種詭辯又是唬不住人的。

　　首先，任志強用偷換概念的方式歪曲了別人的觀點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一文里，悄悄的把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意思從“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偷換成“共產主義社會的接班人”。本來，共產主義在不同的語境中有多重涵義，有時是指一種理論體系，即科學社會主義;有時是指追求共產主義的行動或整個過程;有時也指一種社會制度，即我們常說的共產主義社會。團中央說我們要做“共產主義接班人”，是指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共產主義的實現需要一代代的人進行接力才能實現，需要一代代人承繼前人的事業繼續這個征程，這就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本義，也就是“接奮斗的班，而不是坐享其成的班”。既然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即便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照樣要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信念，這既是責任又是本分。牢記最終的目標，才能不搞錯了方向走錯了路。這有什么問題呢?不信仰共產主義的，可以自由的退團，又沒人強迫你。任志強也知道共青團堅持共產主義信仰并沒有可噴之處，但這難不住聰明的小強，因為他有概念偷換的神功。只要把對方要表達的意思進行扭曲操作之后，立即就創造出了噴點：“中國改革后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不到四十年，就想讓共青團員們接共產主義的班，豈不是天大的笑話”。由此，他就得出結論，說“共產主義接班人”這句話是忽悠，欺騙了他幾十年。

　　這是任文中公開的概念偷換，他的文章還動用了一種更具隱蔽性的偷換技術。就因為團中央微博堅持共產主義信仰，任志強就顧慮重重的警告說不要回到過去。他其實是在進行一種暗示：把堅持共產主義信仰和搞文革在一定程度上進行偷換，無形中贈送了團中央一頂“文革余孽”帽子。把“文革”泛化，把一切正能量的聲音都貼上“文革”標簽，用“文革”帽子嚇阻對手，正是公知們此前屢用不爽的一大法寶。

　　偷換概念是一種非常有效的詭辯術，妙就妙在他悄悄的把對方的觀點偷換為另一種有明顯瑕疵的觀點，然后進行批判，就變得非常簡單和省力。任志強當年參與聯動組織用武斗和抄家等方式故意把文革導向極端，十年之后，任志強們就可以用他們當年的這種極端行為否定和控訴那個時代一樣，都是基于同樣的原理：先把對方的思想或路線進行歪曲或推向極端，再進行批判加以否定。這種手法對那些缺乏鑒別力的雞湯粉來說，簡直就是一種以假亂真的神奇魔術。這就是魯迅先生所說過的，先用粉筆在對手鼻子上點一個白點，然后就可以說對方是一個小丑。這是一種很卑劣的手法，雖然它很有效，但再有效的卑劣也是卑劣。

　　任志強動用了謠言作為論據

　　當然，偷換概念這種手法，出現在任志強的文章中，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作為公知大V，如果不用偷換概念的手法，不用謠言作為論據，幾乎不可能建立起一個表面看起來嚴謹的邏輯。但光靠偷換概念，還是無法讓自己的論證自洽，這就還需要借助謠言。任志強文中說“毛澤東思想餓死了幾千萬人”，還無不陰險的說“或許建國后因錯誤政策死去的冤魂比戰爭死去的還多”，就是用謠言作為論據。這個餓死幾千萬的謠言，已經被孫經先的文章駁斥的千瘡百孔。無論是蔣正華不敢出示數學模型的論文，還是楊繼盛依靠大量虛假論據堆砌的《墓碑》，都無法支撐起這個挑戰人們常識的數字。其實，公知本人，也未必相信這個數字的真實性。但離開了謠言他們的觀點就無法成立，所以，公知看到歷史謠言總是跟饑餓的人見到了面包一樣。

　　任志強告訴了你部分真相，卻掩蓋了更多真相。

　　三十年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說明。人口增長一倍，人均壽命增加三十歲，基本實現工業化，成為第六大工業國，打造了化肥工業、農田水利和雜交水稻良種技術等農業豐收的基礎條件，和一百多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科技成果尤其輝煌，“兩彈一星”就不用說了，毛時代的“四大發明”更是當時震驚世界的開創性最前沿成果。所有這些，都表明，用失敗來概括前三十年的發展模式，只是一種偏見，而偏見比無知距離真相更遠。短短二十幾年，在外部的重重封鎖下，在美蘇超級大國的擠壓中，中國不但能夠保證了和平的發展環境，而且還實現了經濟的迅速起飛，尤其是建立了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和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奠定改革的物質基礎，只能用奇跡來形容。如果實現了這么多輝煌成就，還算是失敗，那人類歷史上還有哪個國家的哪個階段可以稱之為成功?

　　我們經常用中國GDP成為世界第二，來說明中國創造的經濟奇跡。但如果沒有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礎，經濟發展到今天的規模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前三十年是打基礎的階段，相當于一個人的原始積累階段。自主創業的人都知道原始積累的難度和風險有多大，數數當今世界上才有幾個國家具有獨立和完整的工業體系，你就知道前三十年的工業化是一個難度系數多么高的動作。后三十年的成就，實在不必以否定前三十年的成就為前提。如果只有否定前三十年的成就才能證明后三十年的成就，那這是對后三十年的一種自信還是不自信呢?任志強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目的只是為了把中國改革導向新自由主義之路，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資本寡頭壟斷中國經濟資源的同時，能夠控制中國的政治權力，用政治權力免除他們的原罪，保證他們的非法利益合法化。先富者不滿足于經濟上富裕，還覬覦政權，這才是資本大鱷們的夢想。而到了他們大業成功那一天，任志強最終是要把后三十年也要一并否定的，不如此，他的合法性就無從依托。

　　當然，僅憑幾個謠言，是無法真正的把前三十年的成就從地球上抹掉的，畢竟兩彈一星擺在那里，畢竟一個獨立而完整的工業體系擺在那里，畢竟謠言雖可以欺騙一部分人于一時，但無法欺騙所有人于永遠。所以，任志強的文章不僅依靠謠言，也要借助柴靜視頻的方法：告訴你一部分真相，但是不會告訴你全部真相，只告訴你毛時代有各種錯誤，但就是不提前三十年有多少成就。因為一個明顯的邏輯鏈條擺在任志強面前：只有把前三十年說成只有錯誤而沒有成績，才可以主張對前三十年建立的一切推倒重來，不僅要否定公有制和計劃經濟，而且還要否定前三十年建立的基本政治制度。這就是任志強想要的結論，有了這個結論，他才能繼續他的論證過程從而推導到下一個結論：既然“靠公有制經濟是不行的，靠計劃經濟也是不行的，沒有民主和法治也是不行的”，就要靠市場經濟和私有制，就需要實行任志強心目中的“民主和法治”。承認前三十年的成就，改革就只能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即合理的要保留，對不合理的進行改革，但這顯然不是任志強們想要的改革。任志強想要的改革是通向徹底的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的改革應該是為了完善社會主義，最終為實現共產主義創造條件。這兩種改革方向截然相反，矛盾無法調和。

　　任志強不但推銷新自由主義的虎狼藥，還用資本獨裁冒充民主進行傳銷。

　　任志強想要的改革在經濟方面就是私有制加市場經濟。當然，這也并不是什么新東西，而是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內容。問題是，依靠任志強的這個藥方，中國能夠強大，人民能夠幸福，共同富裕能夠實現嗎?事實勝于雄辯，前蘇聯的悲劇給出了答案。當蘇聯沒有服用西方的新自由主義藥方之前，蘇聯的經濟雖然出現了一些問題，但經濟發展速度依然快于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而在開始服用任志強津津樂道的西方新自由主義藥方之后，經濟就迅速陷入了困境。尤其當俄羅斯獨立之后繼續加大這種藥方的劑量之后，立馬把自己搞休克了，而且這一休克就是二十多年，還留下了至今無法治愈的后遺癥。一直到國際原油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俄羅斯才渡過了經濟寒冬。即便如此，原蘇聯時期強大和完善的工業體系也不復存在了，俄羅斯成為一個倚重資源出口的經濟結構畸形的國家，靠資源稟賦和吃蘇聯老本維持二流大國的地位。二戰那種規模的戰爭給蘇聯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創傷，蘇聯只用短短幾年就得到了恢復。而俄羅斯服用新自由主義藥方之后，經濟倒退了二十年，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GDP才回到巨變之前的起點。這還多虧公知們眼中的獨裁者普京上臺之后，對經濟進行了國有化，把重要的經濟命脈收歸國有，才穩住了陣腳。而沒有普京的烏克蘭，卻沿著新自由主義的路徑，走到了悲催的今天，變成了真正的寡頭經濟和寡頭政治格局，國家分裂，社會持續動蕩，成為一個失敗的國家。

　　當然，在潘任美組合的眼中，無論如何都不能承認烏克蘭的市場加私有制結合“民主與法治”的模式失敗了。張欣不就代表中國人說“你問中國人最渴望什么，他們最渴望的，不是食物、不是房子，也不要豐衣足食，每個人都渴望民主”嗎?在潘任美心里，烏克蘭的模式不但不是失敗，反而是他們孜孜以求的理想民主。從季莫申科到亞努科維奇再到今天的波羅申科，一個資本寡頭下臺了，另一個資本寡頭上臺了，權力在資本寡頭之間轉換，政治成了資本寡頭手中的玩物。這不正是潘任美和王石們最向往的“民主”狀態嗎?只有沿著烏克蘭的改革模式走下去，任志強們的民主才能徹底實現。只是，任志強的民主實現了，共產主義就更遙遙無期了。

　　只是這種民主是誰的民主呢?烏克蘭人民手中有選票，但是他們有政治決定權嗎?為什么通過這種“民主”上臺的都是烏克蘭的資本寡頭或者富豪代理人呢?尤其當他們選出的政府不符合西方國家的利益，為什么就可以發動親西方的政治力量走上街頭推翻這個民選政府呢?說好的選票為什么又不當回事了呢?當普京不想讓烏克蘭的命運降臨到烏克蘭頭上，采取強力措施限制資本寡頭時，俄羅斯馬上就從公知眼中的民主國家變成了獨裁國家，普京雖然是通過直接選舉的方式上臺，比奧巴馬通過間接選舉上臺更符合公知的“民主”模式，也照樣成了公知們眼中的獨裁者。

　　可見，什么是任志強們眼中的民主，他們是有一套清晰的標準的：必須符合國內資本寡頭的利益，必須符合西方資本的利益。違背了這兩條標準，哪怕你是多黨制，哪怕你是三權分立，照樣把你開除出民主國家的名冊。哪怕是你憑借選舉上臺，照樣要背負獨裁者的惡名。有多少罪惡假借自由之名，就有多少資本獨裁假借民主之名。任志強的民主實在經不起推敲，他借助于歷史虛無主義，就是想把資本獨裁顛倒成自由民主。

　　任志強擅長顛倒是非

　　這種顛倒在任志強的言行中隨處可見。作為一個先富者，為了抹去自己的原罪，為了實現推墻大業，任志強要讓一幫窮屌絲成為他的跟風者，就必須借助顛倒的邏輯來得出是非顛倒的結論。潘任美透支了房奴們的錢包，還要接著透支房奴們的智商。正是任志強傳銷的私有制加市場經濟導致了貧富懸殊，無論是“美粉”的理想國美利堅還是國粉的“民主家園”臺灣，都面臨著日益嚴重的貧富炫富問題。新自由主義導致貧富懸殊，是一個普遍性的規律。但是任志強卻想告訴我們有了私有產權和自由市場，實現共同富裕就勝利在望了。他跟所有的公知一樣，把造成問題的原因說成是解決問題的出路。正如他把違背憲法的私有化造成的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歸結為是私有化程度不夠。

　　這種顛倒還表現在他習慣性的倒打一耙，明明是他自身所特有的毛病，他偏要說成是對方的。比如，明明是他在用資本獨裁冒充民主來欺騙年輕人，他非說是共青團在忽悠年輕人。明明他連母雞下蛋后叫不叫都理不清楚，他說是共青團愚昧。明明是他參與的聯動是文革中最臭名昭著的武斗組織，是他們這些紅衛兵貴族帶頭搞亂了文革，但他只譴責紅衛兵卻從不懺悔自己。明明他與潘石屹的交易中以明顯過低的價格出讓國企華遠的土地讓渡了幾十億的收益給他的好基友，雷政富收八輩子紅包也不及他這一筆交易利益輸送的零頭，他卻有模有樣的秀反腐。說任志強是一個奇跡并不恰當，他只是利用了他在聯動的人脈得到了他今天的財富和地位，但說他是一個奇葩，我想是當之無愧的。你看，他是優秀共產黨員，卻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天天心急火燎的推銷他的多黨制的“民主與法制”，傳銷軍隊國家化(實為軍隊資本化)，剝奪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權，他是國企高管，卻整天鼓吹私有化，恨不得一下子置國企于死地。如果這不是奇葩，那世間已經沒有了奇葩。

　　任志強的敢做不敢當是一種習慣。

　　當然任志強是不會承認他反黨的，因為他還有一個特點是敢做不敢當。他說他從來沒有反黨，理由是他支持改革。在他眼里，只要嘴上喊喊改革，無論他如何反對黨對軍隊的領導(他的軍隊國家化實為軍隊資本化，目的是讓軍隊變成資本的打手)，無論他多么支持多黨制(他的多黨制實為資產階級一黨多派制，要害是讓共產黨下臺)，他都不是反黨。問題是，他想要的推倒重來的改革與習總強調的社會主義自身完善的改革是一回事嗎?就跟同樣是黨員，就有任志強這樣的砸鍋黨，也有堅持信仰的共產黨人一樣，不能因為都是黨員就不承認存在這種本質性的差別。用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替換掉社會主義自身完善的改革，誘導共產黨自殺，正是砸鍋黨的使命，改革不能成為砸鍋黨的護身符。任志強敢做不敢當的本性在潘任美事件中就讓網友見識過了，有兩個身份證，卻從不承認。他明明反對共產主義，卻不敢公開承認，只是告訴我們一條與共產主義背道而馳的資本主義道路才是可行的路，這就好比，嘴上說要做個好人，轉身就拿起了兇器上街搶劫，用這種說一套做一套來表明他的實際態度。

　　警惕任志強們的賣拐術

　　任志強的文章，表面正義凜然，小動作卻很多。只是因為類似的毛病太多，所以也無法逐一批駁，因為這會導致篇幅太長。只是提醒善良的網友，不要相信資本大鱷的良心，更不要相信他們的民主自由憲政法治那套鬼話。真正的民主，不但要反對政治專制，也要反對資本專制。任志強們的民主只談政治民主，卻不敢談經濟民主，最終只能淪為資本專制的不民主。任志強們口口聲聲把權力關在籠子里，卻不承認資本也是一種社會權力，更拒絕同時把資本的權力也關在籠子里，最終只能是資本控制權力和資本專制，這才是他們鼓吹的憲政實質;他們從來不尊重現行憲法，他們的憲政就是把現行憲法推倒重來。任志強們的自由，從來都是指資本的自由，資本越自由，勞動者就越不自由。當今對自由限制最大的還不是政治權力，而是資本權力，我們在網絡上言論自由的被打壓多數是資本通過對媒體平臺的控制來實現的，而任志強們則在資本控制的平臺上享有更多的言論自由度。任志強們的平等，只敢提法律的平等，卻不敢提經濟的平等。在不平等的經濟基礎上，法律的平等也只能是一個美麗的謊言，這就導致任志強們的法治同樣是虛偽的，當法律限制了他們的利益，他們什么時候尊重過法律?當然也不要相信任志強們的反腐，公知本身就附著在腐敗鏈條上，私有化造成了最大的腐敗，私有制成為腐敗的土壤，而他們神往的憲政體制能夠保障他們的腐敗利益合法化，腐敗合法化才是腐敗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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