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寫成于12年4月，是“中國領土疆界的法理性是二戰的勝利果實，而非追溯到‘元、清之自古以來’”一文的姊妹篇，當時烏有之鄉被封，三年來的時事不斷佐證這篇文章的觀點，更重要的是政府決策和該文越來越趨向一致，該文提出：“充分紀念二戰，紀念抗戰，主題之一應該是讓世界明白這個道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鐵拳，中國人民的鮮血才換來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迎來了二戰后殖民體系的瓦解，各國人民的獨立。抗戰軍民的犧牲不光造福了中國也造福了世界，以此最大化調動國內國際的正義力量。”

　　而新華社8月25日文進一步指出：“裕仁天皇在位時指揮策劃日本相繼發動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是侵略戰爭的罪魁禍首。”追究日本軍國主義追到日本天皇更是本文主張。

　　因本文有大段內容批判當今歷史學的偽學傾向，必引起爭議。但看到今日國內國際局勢和國家戰略決策演變，感到還是有必要拿此舊文以饗烏有網友，以開闊思路，把握大局。

　　常見的官方論調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既冠冕堂皇但卻意味深長，甚至還寫入憲法，一般人難透玄機。比如“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但“經史子集十三經”，清代的“四庫全書”、美國評出的20項中國文化符號，很難見到少數民族的發明、創造、貢獻，這是事實，那么，這句話寫入憲法到底是哪層含義?

　　實際含義在于他們認為：領土才是文明、文化的最重要組成，沒領土沒民族，沒民族沒文化，中國的領土疆界是由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分別貢獻的。也就是說：“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奠定了96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其中，就奠定中國領土而言少數民族的貢獻非常大。而“自古以來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只是一句空話，實際真正完成他們要的那種“版圖統一”，只在清代，所以滿清在教科書中被說成是其貢獻“彪炳史冊，永不可沒”[注1]。

　　從文化角度而言這種論調完全錯誤，其錯誤在于完全沒有進步、文明的觀念。在于將各民族等量化，把中華民族搞成了不分主次，不分輕重的民族大拼盤。將主體文化、非主體文化平均化。既然作為民族大拼盤、文化大拼盤，不承認先進和落后、文明和野蠻，那么，解放以來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民主改革、“翻身農奴把歌唱”，經濟發展，人權進步又算什么呢?

　　更進一步的思考。首先要承認這點：有了大中國之領土疆界才有多民族，才有民族團結和民族政策問題，才有人提出所謂的“多元文化”、“多元一體理論”。由此可見領土疆界對這套理論起到核心基礎作用。但當我們仔細思考中國之領土主權之由來，如何看待領土貢獻時，就會發現這種論點隱藏著深刻問題，就會察覺“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多元一體”立論基礎是背謬的，問題就出在他們認為“領土貢獻是來自自古以來”。而“各族兒女都為中華民族的統一做出過貢獻。”諸如此類的語言其實是“自古以來”這種錯誤思維方式的延伸。

　　以“自古以來”為論據為標的的史學分科都是偽學清史學建立在重大理論錯誤之上 清史權威戴逸說：“如果沒有康雍乾盛世期間的統一大業，中國就沒有現在的版圖，更就談不上現在的統一;而且那時候不統一，中國將是一盤散沙，在近現代遭受帝國主義侵略后勢必分崩離析。”[注2] 戴逸說的這句話很重要，是新修清史的立意。這些清史專家很卑劣。一方面高喊“歷史是不能假設的”另一方面，卻在使用這種排他而唯一性的假設。這種絕對式單線式的思維從沒有人懷疑過，貌似合理，流傳甚廣卻愚蠢至極。其錯就錯在他們在濫用假設，不當地把歷史做了跨時代的穿越，將隔代史對當代的影響蓄意夸大。

　　研究歷史對今天的影響，應采用倒推法。歷史必然是分階段的，歷史事件的影響和意義總是直接作用于之后發生的歷史，對于再后的歷史則喪失直接因果關系，就只成為間接影響了。因為之后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會起到拐點作用，把歷史進程扭轉和隔斷，甚至隔斷成了兩個世界。如果說滿清的統一，直接影響到民國的建立和領土主權，那么對于民國之后到新中國建立，中國的領土主權則因二戰，這一影響世界各國領土主權歸屬的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滿清的領土主權對當代中國的影響就成為間接性的了，其影響缺乏必然性，權重也變得很輕，難以說清。清史學界無視二戰、民國建立這兩段重大歷史事件而去尋找清朝對當代中國疆域的歷史貢獻是錯誤的思維，正確的思考應該是依權重關系而采用厚今薄古。

　　前蘇聯2200萬平方公里，現在剩下1700萬，當年的擴張英雄對今天的俄羅斯又算是什么貢獻?領土的控制更取決于今人的努力和貢獻。所以，即便是考慮對領土控制而言，貢獻也非當時的開疆一瞬，更在于后人的經營，更在于今人和父輩的流血犧牲奮斗，在于國民在最近重大歷史事件中的表現。“8·19”蘇聯解體，頓時就讓俄羅斯前輩當年的開疆擴土變得毫無價值貢獻可言，而且還從統一大英雄到被認定為侵略者、殖民者，談什么領土奠定?

　　個人也一樣，對今天影響最大的是你這一輩子乃至父輩、祖輩經歷的重大事件，這些事件銘記著我們這些人和他們這些人所作的貢獻。至于更遠的歷史，有多種可能性，多種復雜的變化，對今天的意義就降低很多，權重很輕。古人講“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民諺“富不過三代”，是遠祖搞的祖業有效?還是父輩流過血汗掙來的家產對你重要?是授人以魚還是授人以漁?是靠祖蔭還是靠自己?是自古以來還是厚今薄古?

　　那種論斷“如果沒有清朝如何如何，就沒有某地屬于中國“是不負責任的。也消磨掉了人們的志氣、勇氣。

　　國家主義者歌頌滿清，最根本的理由是清朝實現了統一，但有一點他們從來沒有科學論證過，清朝的“統一”，確切的說是征服和當代中國的統一有無不可替代的關系?既便用順向思維，也不能說有此前因必然導致此后果，只能說是因素之一，也可能是非必然因素。既便沒有該因而換成其他原因也有可能有今天這一結果。滿清它統一它的，中國統一中國的。就像印度不會歌頌英國征服整個南亞次大陸誕生了印度，俄羅斯也不會歌頌蒙古人第一次統一全蘇聯全境而誕生了沙俄。

　　跨時代的假設愚蠢可笑，如果成立，甚至我們還可以這樣假設，沒有三國的分裂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因為沒有三國就沒有晉的統一，沒有那時的統一，就沒有今天的統一。

　　清史學的錯誤還在于他們所做的這類假設極具“主觀選擇”色彩，而類似的且與之相背的假設就因話語權的關系，被有意淡化忽略了。比如，明粉主張沒有滿清入關，中國就像日本那樣提早資本化了，提早擴張成為列強了，至少中國人不被禁止，早就下南洋將東南亞華夏化了。這也是一種主觀，雖有很強的可能性，但是不會被主流輿論接受。又比如，國粉認為如果沒有滿清政權的割地賠款，搞窮了中國，養壯了日本，抗戰不會那么慘烈，抗戰后得到利益會大得多。這種假設同樣不會被人們熟知和認同。再舉一個現實一點的例子，1905年日俄大戰，日本驅逐了俄國在東北的勢力，戰后美國調停，日俄罷戰，只允許各自留下護路隊而撤出軍隊，這就給滿清開關，中國人闖關東留出寶貴的時間空間，從此東北失去成為滿洲國或者成為其他國家的民眾基礎，類似蒙古獨立那樣的民族自決成為不可能。那么，清史學家們是否愿意接受這種假設呢?假設日本戰敗了，俄國就吞并了東北。所以，日本對中國領土完整有貢獻，顯然清史學家不愿意做這種假設。

　　五年前，出了一部電視劇《施瑯大將軍》，引起輿論激烈爭論，而支持者的理由就是：如果沒有滿清統一臺灣，臺灣就再也不會成為中國的，“當時不收復臺灣，它就會成為另一個國家，土地可是一去難回! ”。他們實際就是應用了這類假設。

　　清史學以“自古以來”為目標而濫做歷史假設，夸大歷史事件對當代社會的影響。于是，那些所謂的歷史學家總是淪落到為歷史事實辯護的角度上，墮落成“成王敗寇”主義，并且占據舞臺給群眾洗腦，于是乎漢奸是民族英雄之類的謬論也登堂入室了。

　　而真正懂歷史的人，是不會將歷史去做跨時代假設。做假設可以，只是對最近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做假設，重量級的元素比比皆是。之前的歷史事件就只當作事實存在而不去假設，因為其對當代的影響早就間接化了，已經融合在時代之中，很難提煉出來單獨頌揚。比如滿清滅亡后留下一個貌似很大的版圖的同時，是一個積貧積弱，租界遍地，到處都是帝國主義勢力范圍，四分五裂的國家。今天的中國能實現強大和統一，應該歸功于民國前輩的貢獻和犧牲。

　　所以，歷史學的假設應該考慮清楚兩點：一是愿意不愿意?二是能不能成立?

　　歷史學不成為科學，在于缺乏科學范式，既然這些歷史學家們如此重視歷史事件對今天的影響，卻從沒有人研究過各個因子的權重作用和相互關系。“歷史學家”隨心所欲，蓄意夸大本學科本專業本課題研究的內容對今天的影響和意義，蠱惑性宣傳肆意泛濫。

　　其次、在官方聲明提到領土主權問題時，常用的語言是：“某地是中國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這話很有問題。領土主權歸屬要講的是法理而不是歷史，“自古以來”-歷史歸屬并不意味著對今日歸屬有必然的法理，這種聲明把歷史歸屬和法理問題混作一談。法理有現行性，領土主權的法理性和法律的“現行性”意思是一致的，法律的現行性注定其既不能適用于過去，也不可能適用于未來。古代、現代都如此，東方、西方也一樣。歷史學去考察法理的過去時對今日并無意義。從法理上講，領土主權的確立應采取“倒推終置”法，由現在向上追溯，找到最近最重大影響今日領土主權的歷史事件。戴逸(清史學界)和譚其驤(歷史地理研究所)跳過民國這一歷史階段，跳過二戰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而去聲明清朝建立中國疆域的法理本身就是錯誤的思維。

　　譚其驤創建的歷史地理研究所就是用來尋找中國的歷史應定版圖而成立的機構，譚其驤等人一旦確定“中國的歷史應定之版圖”就認定其通行于自上古到永遠之未來，具有向前向后的終極意義，他們還就此推導出56民族開天辟地自古一家，這被官方采納被編入教科書。他們的錯誤還在于國內的歷史學家都回避中國在清代時是不是淪為殖民地這一根本性的問題。

　　歷史學的不當功能－歷史被政策化

　　對歷史的不同思維必然導致不同的結論，談論歷史事件的意義本應局限于對當時當地的意義，而非跨時代不當聯系到今天。但“自古以來”這種思維在政治家那里已經深入骨髓，其一是把歷史學的功能定位于對今天的影響度去劃分為有意義事件和無意義事件，政治家們按政治需要劃分歷史階段，對于歷史事件、歷史進程的意義總是根據當前政治需要選擇一點，授意歷史學家依據政治意義選擇性導向性地重新闡述歷史，突出或者淡化其意義。其二是政治家對擬訂好的政策不自信，他們需要拿歷史來背書，歷史要成為現行政策的影射，還要從歷史去尋找現行政策的法理。歷史學成為工具史學，文人們領會精神，他們生拉硬撤，牽強附會，對號入座。

　　史學界的大拿們將重要歷史人物按政策分門別類，歸檔處理，各自戴上“政策化標簽”，或者是“政策”的模范，或者是“政策”的反派，一旦該人物成功完成“政策化”，成為政治符號，凡是和政策一致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就被大力歌頌，該人物的惡劣方面則以淡化處理，甚至被顛倒歪曲，與之對立者就成為反政策的反派。

　　比如商鞅、王安石、張居正榮獲改革派，司馬光、徐階就成為反改革的保守派，一切皆壞。成吉思汗、努爾哈赤被列入“民族團結對象”，其惡劣的種族主義大屠殺就不許再提，分裂獨立一律淡化處理，與之對立的明廷則被強加上民族壓迫、大漢族主義的帽子。洪承疇、施瑯被授予“愛國統一英雄“，則其背叛、漢奸、惡霸惡行就被翻案，與之對立的鄭經則被丑化為分裂主義臺獨小丑。是非、道義、善惡甚至思維邏輯都要符合“政策導向”。

　　政策的變化也會導致對歷史也做重新評價，在文革前后突出的是階級斗爭和革命，那時歌頌的是農民起義。在改革開放時期突出改革和統一，凡是改革人物，改革事件一律予以大力歌頌，只要沾了改革一點點影子，該歷史人物就完全正面化，而與之相對的就是丑惡的，反動的、沒落的。另一導向是突出統一、民族和版圖。政治家因誤解滿清的“統一”對今天有莫大的意義而使得文史界瘋狂歌頌滿清。這時版圖和民族成了評價歷史功過的唯一標準，而且一俊遮百丑，以此堵住任何質問。

　　歷史被政策化后，歷史人物就被賦予了主旋律，擁有了輿論導向，就有了政策保護，在他們看來只要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對今天有“好意義”，不管對當時的社會多么殘暴和惡劣，該事件該人物就該正面評價。誰如果超出“標簽”去評判這些歷史人物，輕則文章書籍無法發表出版，重則被扣上“破壞黨的某某政策”的政治帽子，如果還有人不識時務去揭露努爾哈赤的屠殺暴行，立刻就會被扣上破壞民族團結的罪名;誰膽敢說施瑯是漢奸，則立刻被罵成臺獨分子。歷史學家們一次次沖撞著人類道德和智力底線。

　　在歷史學上，文人們既不會承認“公理”更沒有什么“普世價值”，只有“政策價值”。

　　歷史學承擔著不適合的功能，中國自古以來的史學文化本注重于精神傳承，文明傳承、道德教育，弘揚和培養人文精神。而如今歷史學卻滑落為政策的工具，將過去和現在硬做政策類比而硬套，將歷史剪裁后、曲解后，“導出”對今天國情的所謂重大意義。忠奸善惡是非曲直完全可以顛倒，“剃發易服”有利于消除滿漢隔閡，增進民族團結和維護國家統一”，大屠殺是統一不得不付出的代價等奇談怪論紛紛出籠，人文精神完全喪失。這是中華文明的悲哀。

　　偽學泛濫

　　清史學就是偽學還在于廣泛存在概念詭辯，比如對“中國”這一概念、對“中國人”、對“殖民”的定義。對“大一統”的曲解加膜拜，從現象提煉出概念是為了找出本質和規律，明確概念是為了說明問題，而清史學界混淆概念卻是為了詭辯和掩蓋，搞文字游戲成了清史學最常見的現象。

　　比如，我們把滿清治下的中國認定是殖民地，是因為滿清對中國的統治方式完全有人類社會各形殖民統治的共同特征，但這個問題本身就在清史學界成為禁區，他們把“殖民地”片面化為西方資本主義擴張時期才存在，以此拒絕用殖民地之類的觀念去觀察清代社會。另一個常見的現象是清史學蓄意詭辯“中國”概念，以滿清統治者自認中國為幌子，以掩蓋滿洲人的“中國人認同問題”，中國淪為殖民地的情狀。他們在和新清史學家辯論時，他們以文書中滿清、中國合用為證據，論證滿清就是中國。[注4]

　　其實，滿清政府代表中國并不意味著其代表中國人，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兼任印度女皇代表印度，但她不代表印度人，印度還是殖民地。

　　就“大一統”而言，古人注重的是“歸于一”，意思是一致、一體，“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見《公羊傳·隱公元年》徐彥疏，《漢書·王吉傳》：“《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孟子曾提出“天下定于一”，這個“一”，指的是王道的大一統。可見，就滿清的統治方式，“分區隔離”、“多元架構”、“民族特權”，根本不符合古人的“大一統”觀念。而當代史學家們對“大一統”做曲解，歪曲成“大統一”，進而鼓吹“統一神圣論”，由此瘋狂歌頌滿清所謂的“統一”之功。

　　譚其驤提出“歷史上的中國”這一概念，卻不明確含義，而是偷換概念成“鴉片戰爭時期的中國范圍”，用以闡述鴉片戰爭時的版圖為“歷史上的中國”應定恒定版圖，他的理由是當時中國遇到了西方殖民者，中國從此進入了民族國家體系，就不再是自然形成的中國了[注5]。這一觀念在中國理論界很盛行，理論界普遍認為只有在中國進入了民族國家體系后才是現代中國。但他們把那時的中國疆界當作了終極標志，這就不對了，我們要問的是：這一觀念是生造的還是通用的?西方史學界有“歷史上的法國”、“歷史上的英國”之說否?西方人會把進入民族國家那一刻的國家版圖看作永恒嗎?一戰后、二戰后，歐洲各國版圖紛紛變化，新的民族國家也紛紛誕生，難道這些國家的主權和版圖就不屬于自然形成的，就是不合理的?顯然不是，仍然具有法理性、公認性，西方國家從來不刻意找那個所謂的“進入民族國家體系的時間點”-也就是譚所說的“傳統疆界”作為終極而永恒主權的標志。

　　歷史地理研究所荒謬還在于連他們自己對歷史上的中國應定的領土疆域都分歧嚴重。譚其驤主張1840年時的版圖，他本意以康熙時代的版圖為準，而他的學生輩各有各的說法。于逢春主張以嘉慶時期的版圖為中國疆域的最終奠定[注6]。朱維錚先生主張以1911年還存在的中國的范疇。西藏社科院副院長孫勇說：“我們今天講西藏自古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一個歷史事實。所謂“自古以來”，不是說‘自元代以來’，而是說‘自有人類活動以來’。”[注7]直接推到原始社會。這些“歷史地理學家”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總是去找最有利自己的時間段去確認中國的“傳統疆界”，毫不顧忌版圖邊界要有公認性、交互性要顧及鄰國的存在。所以其選擇時間段的標準是五花八門、隨心所欲，全都是自說自話，既無法理性也無歷史感，除了用于宣傳材料騙騙憤青以外毫無意義。

　　作為歷史地理學的奠基人譚其驤發明了“版圖中國論”，問題是他否認了古代中國是民族國家，也就否認中國自古以來是民族國家的傳承，他只承認政權國家。因此在他那里中國只等同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他說：“我們是現代的中國人……，我們不是唐朝人，不是宋朝人，我們不能以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國為中國，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國為中國，所以我們要拿這個范圍(1840年的清朝版圖)作為中國。”[注8]如果我們繼續按這套理論，我們同樣可以說這樣的話：中國和蘇聯(俄羅斯)之間從來沒有過15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爭端，因為中國對蘇俄從來沒有聲索過15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主權。中俄簽訂邊境協議，領土問題已經解決，俄國并沒有欠中國一寸土地。欠中國領土、領海的是印度、日本、越南等國家。清國和俄羅斯的確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割讓了1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中國并無憤慨的理由。因為我們不是民國人，我們更不是清國人，我們是中國人。如果認為俄國欠中國150萬平方公里，中國政府不去爭取回來，那中國政府豈不是成了賣國政府了嗎?

　　這一悖論正說明譚其驤們思維混亂，否認中國是民族國家傳承于宋、明，但潛意識里卻把中國看成后清，是滿清的延續。

　　“自古以來”有兩個不定，一個肯定。兩個不定是：“自古以來”的古，古到何時沒有定論，幾乎是一個“專家”一個調子。第二個不定是“范圍邊界不定”。自古定不了，那么疆界范圍自然也不可能一致。一個肯定是：專家、學者只要說要“研究自古以來”，官家肯定會批經費，給舞臺，任其怎么胡說八道都行。

　　人民史觀還是英雄史觀？清史學是偽學還在于其自相矛盾 “清史研究所”全稱是“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可是，雖冠人民二字，離人民卻越來越遠。他們口頭上宣稱人民創造歷史，但由于其理論方法根本錯誤，不由自主地落入英雄史觀。比如，清史學界普遍認為滿清統治者創造了中國，郭成康這樣說：“今天中國各族人民一致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認同自己的祖國是“中國”……終由清朝統治者一錘定音。”[注9]

　　清史學只知版圖不知人民，在他們看來滿清皇帝“偉大英明”，千古一帝，剿滅叛亂、開疆擴土，無所不能。由此而發，他們對滿清入關暴行遮遮掩掩，對滿清暴政顛倒黑白。清史學界漠視正義、漠視人民，顛倒黑白，為了版圖他們站在為滿清統治者暴行大加辯護的立場上。

　　撫今追昔，正確的史學方法應是厚今薄古。我們有今日的中國，今日的生活，我們應該感謝誰?是感謝帝王將相“自古以來”創造了中國、還是抗戰中為保衛中國真正付出血汗的無數的普通老百姓?國歌中“讓我們的血肉筑起新的長城”不是比喻形容而是實實在在。

　　對史料的選用同樣能看出歷史學的立場方法問題，比如，朱元璋是否承認蒙元為正統?滿清是否承認自己是中國?那些歷史學家們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來論證朱元璋把蒙元奉為正朔。但人民史觀則不同，人民史觀認為：朱元璋政治生涯中最本質的一段是“驅逐胡虜，恢復中華”。這是當時的政治家號召人民最得人心最有力的口號，反映了當時當地最廣泛人民大眾最強烈的呼聲，中國人共同的民族心理。而那些所謂朱元璋稱贊蒙元君臣之語，不過是朱元璋作為政客的時政所為。

　　千言萬語，不如一檄，元明歷史如果只剩一頁，也只有這一頁“北伐檄”;同樣，明清歷史，最重要的環節也就是那個所謂的“七大恨”，努爾哈赤以個人私怨，煽動部族分裂叛亂，滿清統治者從不忘本，一代代以殘酷暴力反復闡明滿洲從來沒有從屬過明廷，自古外于華夏，滿洲本位才是基本;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則要仔仔細細地讀讀“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布告全國文”。

　　歷史是人民的歷史，是民族的歷史。歷史進程從來都是英雄人物和群眾之間最強烈的互動。我們學歷史，掌握歷史，應該知道如何濃縮歷史，濃縮到一個關節，一張紙，一句話，把住大綱。而歷史學家們當五毛，出于故意，隱瞞了元清統治者大量自外于中國的言論，淡化了朱元璋光復華夏，民族自立的言論。矮化了辛亥革命革命者推翻滿清殖民王朝，爭取民族獨立自由的英雄事跡。他們出于愚蠢和故意，抓住枝節，抓住只言片語而不放，以至于歷史成為帝王家的家史。

　　“自古以來”理念養活了一大堆偽專家、偽學者。這些專家規模龐大已經形成利益集團，獨立而癌變，有的還滲入國家決策機構。為維護飯碗，擴張利益，他們在錯誤的道路越走越遠，甚至背離了當初官方政策指導的初衷。以“自古以來”為由建立課題和學術機構，造成偽學泛濫，惡性循環。這些人體制內控制，把持話語權，以專業為名不容外人發言。學術背后的權利化，資本化很嚴重，他們混淆視聽，似是而非，混淆社會的基本價值觀，道德觀。這是精英對大眾的專制。

　　這些專家對于網絡草根文章是見不得的，見了以后，會覺得很難受很羞愧，心臟受到沉重打擊，會體會到自己是出賣靈魂換衣食的小丑。當然最好是把自己搞成沒有良心沒有理性的禽獸，則什么也不怕了。

　　所以，他們最佳策略是不看，不讀，不想，在他們自己的封閉圈內，“逆混亂”整日胡說八道也沒有關系。當然，官家也要保證提供這種封閉的環境，別讓他們去面對質疑去丟臉。“閻崇年被掌摑”對他們刺激很大。所以明知閻太惡劣，但這些人一致支持閻，事發后，掀起輿論風暴，媒體動員起來蓄意袒護包庇閻。

　　從政府的角度看，由于缺乏頂層規劃，偽學就會像癌細胞一樣獨立自長。由應一時之需，宣傳鼓動而啟用的喉舌工具成立的學術機構，不加引導就會自我尋找生存空間，成為利益集團的吹鼓手，阻礙真正的學術，嚴重干擾國家軟勢力的發揮和戰略構思，誤導國家決策，誤國害民。

　　承認元清時中國淪為殖民地，絕不影響當今中國的主權完整

　　何為殖民地，原駐地民喪失國民權就是殖民地。有一條道理憤青并不懂，身為奴隸時，一切之一切都是奴隸主的，奴隸既沒有自己，也沒有家庭，更沒有國家。領土再大對其毫無意義。當人能自主時，就會關注自己的命運，關注個人前途。當人是家庭主人，家庭的一分子時，當然關心家族的命運，家族的傳承和擴張。當人是國家的主人時，就會關心領土，關心環境，關注國家民族的未來，關注留給子孫后代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

　　滿清統治者公然聲稱：“寧與友邦，不與家奴。”在蒙元、滿清之時，中國人本來就是四等人，是奴隸，被蒙、滿貴族敲骨吸髓的榨取。那么何必去關注蒙元、滿清疆域大小。我們回顧元清時期的中國，發現那時的中國人人身權利、民事權利、政治權利被大大壓縮了，近乎奴隸，想被剝奪就被剝奪，這不是殖民地是什么?只有當辛亥革命光復之時，中國人才從奴隸做成了人。大中國對于每個國民才有莫大的意義，是今天和未來國人的生存空間。

　　可見，我們爭論元清是不是中國時，其實就是在爭每個人的國民權。而相對應的，在論壇上滿遺爭元清是中國，則是在為其爭奴隸主的特權。

　　學者們以民族國家只在近代出現為由，否定中國古代是民族國家，岳飛不是民族英雄，這種以概念推翻事實的思維方法著實可笑，古人也是人，不會不懂得疼，不懂得恥辱，不懂得喪失尊嚴，不懂得受壓迫。元清統治者針對中國就是實實在在的殖民式的壓迫，奴隸制的壓迫。古人不是傻子，由不受壓迫到被壓迫，古人能不清楚嗎?他們沒有的僅僅是我們的現代語言而已。但他們有他們的語言，比如太平天國聲討滿清檄文“盜中國之天下，奪中國之衣食，淫虐中國之子女民人。自滿洲流毒中國，虐燄燔蒼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於四海，妖氣慘於五胡，而中國之人，反低首下心，甘為臣仆。甚矣哉，中國之無人也!”。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有什么樣的壓迫，就有什么樣的反抗。有民族壓迫必有民族反抗。從此檄文可看出，古人既有民族意識也有國家意識。也可知蒙元、滿清時民族壓迫為當時中國的主要矛盾。其所采取的政策和西方殖民者統治殖民地的方式完全一致，是明白無誤的殖民地。這不是文人們用詭辯方式，試圖詭辯中國等概念的定義就能抹殺得了的。真正的尊重歷史，是還原歷史真相。真相就是滿清以奴隸制殖民者的姿態統治中國，包括大陸和臺灣。

　　海外反華勢力譴責中國在新疆、西藏是入侵，兩地是殖民地，這站不住腳。古代中國從來沒有執行過殖民地政策，秦滅六國，之后的漢、唐、宋、明既便統治少數民族地區，也不是統治殖民地。當代中國，新疆、西藏地區各地少數民族在中國從來沒有喪失過國民權，甚至還有“少數民族特權”。人們憎恨殖民，是因為殖民者將人分九等，剝削、壓迫、掠奪。而在華夏政權下，在少數民族地區從來沒有執行過這種可憎的殖民制度，有什么必要反對?

　　一切發展是人的發展，一切進步最終落實到人的進步。共產黨解放西藏，改革了西藏的農奴制，人民由奴隸變成人，和其他民族一同進步一同發展，從人分九等到人人平等。這哪里有歧視和喪失國民權呢?要說這是殖民，那么這種殖民來得越早越好。但國內學界卻以“自古以來的多民族國家”多元一體，把元清供奉為中國來抗衡。非常愚蠢。

　　我們不必為滿清擴展領土而歌功頌德，我們把滿清定為殖民者，仍然可以毫無愧色的接管滿清治下的土地，新建立的國家有權根據有利無利原則繼承殖民者的殖民地，以及殖民時期的國際條約。如果歌頌滿清擴張了疆土，那么也應該歌頌日俄戰爭，日本驅逐俄國在東北的勢力，給中國人闖關東占據東北贏得寶貴的時間空間。更何況主權法理問題應根據“倒推終致”原則，領土主權問題，不管來的多么不公平不合情理，只要有了近期的國際條約和國際承認，在之前的所有主權認定都是無效的，是無任何價值的。中國領土疆界的法理性是二戰勝利果實，是三千萬抗戰軍民的生命換來的，根本用不著追到蒙元、滿清來搞什么合法性。(見“中國領土疆界的法理性是二戰勝利果實，而非追溯到‘元、清之自古以來’)

　　民族主義和各國奉行的領土主權爭端的內在準則民族主義主導下，“自古以來”在各國泛濫 二戰后民族國家林立，由于民族主義成為各國立國之基，各國要鞏固政權，必然是各搞各的敘事歷史，各有各的“自古以來”，“悲情和英雄”應時所需，應時而作。沒有“自古以來”，也會生造出“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原本邏輯荒唐，捏造史實也很常見。憤青們常對韓國人捏造歷史深表憤怒。韓國人說中國入侵朝鮮上千次，高句麗是朝鮮祖先，長白山是韓國的，朝鮮有六千年的歷史。這些無不引起憤青們嘲笑和憤怒，而自己又何曾不是如此?其實，這種情況普遍存在。只要是民族主義泛濫，就難免利用“自古以來”來宣揚假文明、假自豪、假悠久、假歸屬。

　　舉一個例子，為了宣傳“多元一體”理論，56個民族自古一家。任何一本歷史書都論述滿族的祖先是肅慎。該論最早來自乾隆的《欽定滿洲源流考》，他自稱“我國家實古肅慎氏，……自肅慎氏以后，在漢為三韓，在魏晉為挹婁，在元魏為勿吉，在隋唐為靺鞨、新羅、渤海、百濟諸國，在金為完顏部”。但事實上，有關肅慎，史書上極少記載，能確認的僅僅是在周武王時肅慎氏進貢“楛矢石砮”。肅慎是地域人稱還是種群稱呼或者僅僅是春秋前東北某一部落的稱呼，史料太少，根本無法辨別。東北地區在那個時代根本沒有統一的政權，中原和東北地區交流非常少，所以這三種可能都有。而且有關肅慎的記載自春秋以后就中斷了，既沒有史書連貫記載，也沒有考古發現證明，而過了上千年后女真民族才登上歷史舞臺，怎么就敢斷定女真部落不是遷移來的，不是另外一支，稍微動動腦子，就會對“肅慎，挹婁、靺鞨、渤海、金女真-滿”所謂的傳系持強烈質疑態度。而歷史學家們就敢公然宣傳肅慎是女真祖先，女真又是滿族祖先，因此大家自古以來都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成員。

　　想想看，這套東西對內長年累月的灌輸宣傳，絕大多數國人當然信了，而外國人呢?憑什么相信你的謊言，因此，官方用于對內宣傳的教科書歷史從來不敢用于對外交涉。

　　“自古以來”只是用來激勵國內憤青，傻憤腦子被洗得發白，很傻很天真的要以這種“歷史”為據處理領土主權、國際關系，總認為世界各國會以我們官方提供的“歷史”做標準，做準則。“歷史”具有唯一性，所以一提“自古以來”就理直氣壯，以為歷史在我手，真理在我手，道義在我手，世界在我手，自信滿滿，愚蠢加蠻橫。

　　憤青們不知道的是：“歷史”的主觀性最強，“歷史”既是維護自身利益的意識形態，當然各有各的“歷史”，各國以及各國內部各個團體各個時期的歷史觀都不一致，反映的是統治者的利益、意志和策略，各國的教科書上的歷史都是為了鞏固政權，維護“國家利益”向國民灌輸的意識形態，主要用于對內輿論宣傳，甚至不乏編造和顛倒混淆，“歷史”是對內的。尤其是中國，不光是教科書，所有的歷史讀物都是用于宣傳教育的，主要用于對內宣傳而不是對外交涉爭利益的。各國之間很難在歷史問題上達成共識，形成通用的歷史，一致的歷史觀。兩國之間如果大談自古以來，一項協議都達不成。中國是要維護自己的利益，但要合理合法的維護，而不是將“歷史”強加于人，像野蠻人、日本人那樣蠻橫不講理。

　　自建國以來，中國對北方從來沒有過領土野心

　　說起自古以來，讓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近代史教科書里記載著沙俄侵占中國領土150萬平方公里。這已經成為普通中國人的歷史常識，常常引起憤青們對俄國憤憤不平。其實，這更可以看作毛時代留下的民族主義語言，實際上，自建國以來中國對北方從來沒有過領土野心。

　　六七十年代，中國與前蘇聯關系空前惡化。中國與蘇聯的矛盾從意識形態領域發展到國家民族之間的對抗，中蘇之間邊境沖突從此爆發而愈演愈烈。中蘇面臨大戰。蘇強我弱，要“反修防修”，當時的中國必須動員全體中國人的力量，當時的中國政府天天宣傳新沙皇亡我之心不死，民族主義被祭起。

　　當年官方媒體反復宣傳俄-清之間簽訂的是不平等條約，俄羅斯霸占割去中國15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宣傳這種事實目的性很強，一舉扭轉了五十年代蘇聯援華造成的中國人對蘇聯老大哥的好感，激起憤青們對蘇聯的仇視，因失地而憤憤不平從而“提高警惕，保衛祖國”。在七八十年代，有大量的渲染沙俄貪婪和殘暴的文學作品，樹立邊疆兒女保衛祖國的英雄事跡。

　　值得憤青深思的是既便在中蘇邊境爭端前后，中國出版的版圖從來也沒有敢多畫出一步，唐努烏梁海連爭議地區都不是，從未列入談判內容。中蘇西部邊境2萬平方公里的爭議土地在版圖上一直畫的是實際控制線。對比中印邊界，藏南地區畫的則是“傳統分界線”。版圖的畫法大有深意，造成的后果是，從蘇聯那里既便要不回來一寸土地，憤青們也不會憤怒，而能要回一點則是天大的喜訊。這是欺軟怕硬嗎?應把這看作國家戰略，是國家數十年內的戰略攻守方向。在中蘇兩國關系破裂前，是沒有中蘇邊境問題的。在兩國關系惡化前，政府不提不平等條約蘇聯霸占150萬平方公里土地。在中蘇沒有走到大戰前，政府不會發起大規模的對蘇俄仇恨式宣傳。而在中俄關系改善后，領土問題又不成問題了。鄧小平在八十年代提到中蘇關系改善的三個條件，根本沒有領土問題[注10]。

　　60年代因兩國關系破裂而翻出領土問題，既而重用清史學家，發明“版圖中國論”，以“自古以來”重新解釋歷史，這正是所謂“歷史的實用價值”，以領土問題激起民族義憤，聚起憤青，準備大戰。領土問題是用于對內宣傳鼓動的。當年中蘇論戰留下一批偽學機構，這批偽學并沒有被棄用，反而逐漸壯大，如今政府和群眾卻被這些偽學機構誤導。

　　民族主義的濫觴使得各國各搞各的“自古以來”，條約、協議成為國家間彼此得以交互認可主權的唯一溝通方式

　　那么不能以“自古以來”為據處理國際交往、領土主權，要以什么為據?要以最近的條約為據，之前的條約包括疆界認定一概服從最近的條約。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國際法、條約勉強具有交互性、公認性、一致性。作為領土問題，由于有公認的法律文件做結論，何種何時何事件具有公認的劃時代性比別的領域比如文化領域、社會領域都清晰，因為，形成國際性的法律文件本身就是對這段歷史事件的總結甚至可以說是對之前的所有歷史進行了總結。

　　領土主權問題，如果已經有條約規定，根本不會以歷史來劃分歸屬。如果之前沒有過有效條約，決定領土、領海歸屬之因素就比較復雜。傳統國際法方式有：先占、時效、割讓、征服、添附。但實際應該是以下方式，依次是：重大戰爭結果、實際控制線、實力壓迫、國際法歸屬、習慣線(繼承、先占、常用，可能包括某些人最愛說的自古以來)等等。

　　民族主義盛行下的世界，世界大戰是領土主權法理性的唯一來源也是徹底解決領土爭端的唯一方式

　　各國都倡導民族主義，領土主權神圣不可侵犯。靠和平談判固然好，但是，要看各自國內的情況，還要看各國受民族主義的影響程度。歷史經驗證明用鮮血打下來的條約是最可靠的，要推翻就要用等量的鮮血，而用嘴巴談下來，宣傳出來的東西往往是廢紙一張，想撕毀就撕毀。

　　二戰是當今這個世界直到今天為止對民族、對領土影響最大的歷史事件，還沒有哪個事件對各國的領土主權的影響大于它，是近一億人的鮮血澆注下的世界格局，只要世界人民要和平不要第三次世界大戰，就難以改變。二戰以后，建立的大部分民族國家均以民族主義為立國之本，以不丟寸土為口號凝聚人心，領土主權寸步不讓。可誰也不會真打、大打、打核戰爭，打得你死我活。國際間的戰爭糾紛都屬于有限戰爭，不以亡國滅種為戰爭目的，局部戰爭通常無法真正平息各國的領土疆界爭端，這種情況下，既需要刺激憤青捍衛政權，又不冒太大風險，所以國家間邊界糾紛在沖突前后仍然難以平息，輕易達不成新的邊界條約。所以，從大歷史來看，二戰是事關領土主權的最大最直接的歷史事件，要想打破二戰格局，必須是以新世界大戰來打破。二戰形成的協議其效力穿透力遠遠高于戰后的所有沖突戰爭。以二戰結束各方都接受的法律文件作為各國邊界的法理基點來確定中國領土主權的法理性，不再沒完沒了的追溯，應該不存在任何異議。

　　當今的世界各國的領土主權糾紛也可以說是二戰格局留下的尾巴，比如中日釣魚島問題。這類糾紛后果有限也可控。

　　依托聯合國法系，開拓地緣政治新思維領土爭端要服從于國家對外戰略 “神圣不可侵犯”，“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為寸土拼國運”調動的是民族主義情緒。但從來沒有統治者真會以這種思維處理戰爭與和平，但卻是各國統治者要利用的憤青思維。

　　要以發展和變化的眼光看待領土問題，領土從來都是變化的，今日是你的，明日是我的，從來沒有永遠失去之說，也沒有得到了就不會失去的必然。背后是實力使然，每一次大的戰爭和沖突，其勝敗都會生成重新劃分國土的法理，根本不會像教科書宣傳的那樣因歷史而存在著一條終極永恒之領土疆界。

　　因此不要以“寸土主義”看待政府決策是非，貼上愛國與賣國標簽。考察人物功過，要從大歷史觀大國家觀大戰略觀看待領土問題。國家的戰略目標從來不會是“寸土”。

　　在國家民族存亡之際，邊界爭端、邊疆領土全成為皮毛，奪與棄的功過人物不至于被拔過高，孤立的去談領土得失是領土中心主義，寸土主義，全無意義，也沒有出路。

　　而一旦國家戰略目標得以實現，寸土之價值更不值得一提。

　　現在的問題是這個“戰略”出現了迷茫，缺乏通盤考慮，跨時代、跨任期考慮，沒有總結、繼承，缺乏戰略規劃，更沒有與時俱進不斷調整，也種下了惡果。

　　從目標策略而言，我們講“法理”還是講“自古以來”就不能搞不清對手，從以下三個方面講，官方常常聲明的“自古以來”全都是驢頭不對馬嘴。

　　其一、中國未來的對手是誰?當然是企圖遏制中國的美國，是死不認罪，再蓄屠殺之心的日本，對中國東北虎視耽耽的韓國。而不是俄國、東南亞小國。當年為了聯日抗蘇，官方輿論一直以“自古以來”作為號召，還把南千島群島說成是日本北方領土。如今，國際局勢早就變化了，俄羅斯是可以聯合的重要力量。講“自古以來”，矛頭對準的是俄羅斯或者東南亞。俄國絕不會因為“自古以來”支持你奪回釣魚島主權，如果這個理由成立，俄國的遠東領土立刻成為爭議。“版圖中國論”將滿清版圖定義為中國，一代又一代的愛國主義教育都以恢復滿清版圖為理想為目標，不顧當代中國所處形勢和戰略規劃，以俄為歷史之敵，顯然是愚蠢的。所以，只有在我們承認元、清是殖民者前提下，才會解脫與俄羅斯的領土糾結，擺脫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猜疑，建立起充分信任的伙伴關系。

　　其次，對內增強凝聚力，那么就要樹立民族精神，民族英雄。“自古以來”和“多元一體”，“民族共和”理論密切相聯。這套理論的惡果是：民族英雄和漢奸走狗被完全顛倒。岳飛、文天祥不許提，而被歌頌的倒是施瑯、洪承疇這些漢奸。這種黑白顛倒，如何增強民族凝聚力?更不用說道義感了。造成的惡果還有各民族之間離心離德，而民族分裂勢力堂堂皇皇的走向講壇。

　　以“自古以來”為理由主張主權，還讓人們產生幻覺，認為“祖產神圣”難以侵犯，祖宗一勞，子孫永逸，從而看輕了自己肩負的責任更會放棄了進取心。

　　其三、對外贏得聲援就不能要“自古以來”。西方人帶給全世界的是民族國家體系，他們并不關心“自古以來”，深入骨髓是法制精神。是我的是你的，不看“自古以來”就看法律、契約、合同、約定。有了這些，哪怕是你老祖宗的遺物也不會還給你。否則大英博物館、盧浮宮的文物早就被搬空了。那么，我們要贏得世界同情和聲援是用“自古以來”還是用法理?

　　臺灣問題，一個中國原則是對臺的底線，是大智慧

　　反分裂，反臺獨，非和平方式的底線在哪里?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法理在《開羅宣言》中宣告：“例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就美國而言在臺灣問題上有很多動作，是外在阻礙。但從來沒有突破過《開羅宣言》，美國的《與臺灣關系法》要認真解讀。

　　《與臺灣關系法》要旨一，“聯邦政府訂定臺灣關系法的要旨為：‘美國政府支持一個中國政策，并且也理解臺灣內部的獨立聲音，但不支持臺灣獨立。’” 由以上可知，該法要旨完全符合《開羅宣言》的精神，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比《開羅宣言》更進一步的是臺灣不僅僅屬于中華民國，美國政府還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也就是說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在一個中國的范疇之內處理臺灣問題。2、美國不支持中國的一部分(臺灣)獨立。

　　要旨二，《與臺灣關系法》干涉了中國內政，提到：“而如何統一以和平方式達成要靠雙方進行兩岸對話。如果中共當局企圖以武力而非對話來達成，美國將提供軍事物資使它無法成功。”這一要旨延續了美國一貫的霸權政策“人權高于主權”。該法認為，如果中共當局試圖通過武力統一臺灣，將是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與穩定的重大威脅，也是對自由民主世界的嚴重威脅。這一干涉政策凌駕于主權之上，甚至可以說凌駕于國際法。但不可認為其故意去顛覆“開羅宣言”。

　　從字面理解《開羅宣言》是要求把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并沒有說把臺灣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華民國是繼承關系還是替代關系還是包含關系，到目前為止并沒有厘定。所以，一個中國(臺灣和大陸共同維護中國的領土疆界、民族)這一概念的提出難能可貴，是兩岸和平合作的基礎。“一個中國”以及“和平統一”是中、美、在臺中華力量的交集。

　　美國的《與臺灣關系法》并沒有突破《開羅宣言》，如果臺獨以改國號改憲法為標志，消滅了“中華民國”，那么就是直接推翻了《開羅宣言》，也違背了美國的《與臺灣關系法》。

　　國家解體，民族分裂，如果是和平分裂兩相情愿外來勢力不會干涉，但只一方意愿，另一方不同意而爆發內戰，外在勢力同樣不可干涉，最多是以人權問題干涉，但沒打之前是無法干涉的。所以，一旦發生法理臺獨事件，中國政府以非和平方式反分裂反臺獨完全占理，外國難以干涉。

　　要明確的是美國有知法守法的一面，法制精神是美國的立國之基，輕易不會顛覆，顛覆動搖根本，也難以動員民眾參戰。故而形成當前臺海問題的微妙。而某些分子卻把方向引導到什么自古以來-“康熙平臺”，國臺辦、宣傳部門被這些勢力挾制，很糊涂。

　　以“自古以來”為理由維護釣魚島主權，是“怯懦”的方式

　　依據“開羅宣言”，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

　　其中“吾人”肯定包括中國，那么，如果中國不同意，日本根本不允許霸占琉球，何況琉球已經不是小島，不應在“其他小島之內”。

　　《聯合國憲章》于1945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時確立，有鮮明的尋求會員國(同盟國)內部團結和諧，避免彼此用武力解決爭端，但對法西斯戰敗國有強烈的反對和懲罰色彩。憲章有維護世界格局的重要意義，是當今世界處理國際關系、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基本原則和方法。

　　依據《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三條、第一百零七條，只要判斷日本有再次侵略的野心，中國可不通過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授權就有隨時打擊日本的權利。比如日本要修憲，造航母核彈，中國應立即反對，如果日本置之不理，即可光明正大地開戰。而釣魚島爭端已經屬于日本違背二戰條約的侵略行為。以“自古以來”和日本爭奪釣魚島主權是懦弱的做法。應廣泛宣傳聯合國憲章，遏制日本對釣魚島對臺灣的野心。

　　中國的地緣戰略只要建立在維護二戰勝利果實的基礎上就會贏得世界各國廣泛支持，只要在二戰勝利的框架下爭取權益，就不會觸犯強權底線，引發世界大戰

　　法律、條約本身并不像法律主義者吹噓的那樣神圣，它只反映了各派力量處于均衡狀態，撕毀條約者會激起條約相關者和法律、條約間接保護者的反抗。撕毀條約者在撕毀前要考慮清楚軟實力。但力量對比失衡，條約就靠不住。美國如果能一下消滅世界各國，那么所有的國際法都是廢紙。

　　二戰勝利，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是得益者，東亞有中國、蘇聯、蒙古、朝鮮、韓國，幾乎所有的東南亞、南亞國家都因此擺脫了殖民地國家的地位。它們當然要維護二戰的勝利果實，這就是正義之所在。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如果有誰蓄意破壞二戰結果，撕毀二戰簽訂的一系列國際條約，侵犯了別國利益，兔死狐悲，從根本上講就會引起上述國家的反對。這就是條約的效力、道義所在、權威所在。

　　最近，日本右翼分子又在否認南京大屠殺，這本身就是我們一次宣傳的好機會，但官家們和諧成了懦弱，麻木不仁，不知所為，搞成就事論事，弄成口舌之爭。只要我們抓住日本法西斯的暴行遠遠得不到清算這一事實，抓住軍國主義在復活這一事實，抓住日本否認屠殺、侵略、殘害受害國人民這一事實，揭露日本天皇是二戰的真正發動者，大東亞戰爭的策劃者，對世界特別是亞洲各國講講日本人的殘暴，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可怕，日本仍然是亞洲潛在的戰爭威脅，就可使得“中國威脅論”讓位于日本殘暴論，使得日美同盟出現麻煩，美國袒護日本陷入被動。

　　我們要丟掉狹隘的“自古以來”論，充分紀念二戰，紀念抗戰，主題之一應該是讓世界明白這個道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鐵拳，中國人民的鮮血才換來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迎來了二戰后殖民體系的瓦解，各國人民的獨立。抗戰軍民的犧牲不光造福了中國也造福了世界，以此最大化調動國內國際的正義力量。

　　中國只要尊重二戰形成的法理，西方輿論就難以掀起反華風暴，避免新冷戰的爆發。中國只要高舉維護二戰勝利果實，就會讓世界各國放心，認為中國會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國威脅論”自然消亡，中國就能夠在國際舞臺上堂堂皇皇合理合法地維護國家和公民利益。

　　高舉聯合國大旗，維護聯合國體系是維護自身利益的可靠保證

　　維護聯合國體系是維護自身利益的可靠保證，政府應認真研究聯合國的起源和各項制度法規的形成，領會其內力之源為我所用。只要依托聯合國法系，高舉聯合國大旗，在聯合國法系框架內有理、有利、有節解決爭端，就能處理好和平和崛起。

　　2005年聯合國決議紀念“蒙古國八百年”，蒙古國是主會場，各國都派代表參加，標志著國際公認蒙古國是古代蒙古帝國的繼承者已經經歷八百年。

　　但中國官方一直宣傳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多元一體”，“版圖中國”、“天下大一統”，是不會承認那時有民族主權國家的，中國不是，蒙古更不是。這與“決議”精神背道而馳。但在國際場合，對聯合國決議“蒙古國八百年”還是投了贊成票，并且積極參與，派官員熱烈祝賀。在國內卻蓄意遮掩，繼續宣傳蒙古民族自古以來是中國民族，駐蒙大使高樹茂在蒙古說：“成吉思汗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我們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孫……”這種兩面做法，引起蒙古國的疑懼，遭到當地輿論的激烈抨擊，降低了中國在國際上的聲望。

　　長年不斷的“自古以來”宣傳是“中國威脅論”喧囂的主因之一，自然引起各國對強大后的中國要干什么的恐懼。以至于讓敵對勢力興風作浪，有機可乘。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在海外的合法利益因怕被人煽動利用而不敢大膽維護。漁民被捕殺，海外工程遭到搶劫，島嶼被蠶食。這種事態越來越多。

　　國家缺少總體戰略，搞不清敵友，不知道自己的近期目標和遠期目標。官方這么多年始終對歷史采用實用主義態度，功利化做得前無古人，2011年發生的“方正碑”就是如此。以前的共產黨是最講原則的，為了原則，豈止視金錢如糞土，親娘老子也不認。而如今某些人早就變成了一個沒有任何原則，沒有任何底線的經濟怪物。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缺乏對外關系頂層戰略設計，宣傳、輿論、社科都是脫節的，被鄰國再被受刺激的憤青牽著走，更被那些為一時之需捧起來的“偽專家學者乃至“研究機構”蠱惑，造成外界對中國戰略目標的誤判，被敵對勢力的利用，在國際社會中一直處于窘境，浪費一次次的機會，迎來一次次的屈辱，和國力遠遠不相稱。

　　國家需要一個與國家同存的戰略腦庫，應該是頂級的頂級，系統之系統。期待新成立的“戰略規劃部”滿足這種需求。

　　一道閃電于2012-04-16日

　　[注1]：鄒逸麟 “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形成的歷史背景和地域特征 ”稱“(清)為今天中國的疆域奠定了格局，其 功當彪炳史冊，永不可沒。”

　　[注2]：戴逸“康乾盛世雖遠超漢唐但也有不足”-2002年3月20日，《中華讀書報》“文史天地”

　　[注3]:《試論清初滿洲貴族推行“剃發易服”政策的主旨》 作者：邊家珍李自然

　　即使后來出現一定的精神征服的因素，也未嘗不是好事。“一道同風”終可使滿漢消除隔閡，認同于“滿漢 一體”，天下歸一，增進了清帝國的民族團結、維護了國家的安定和統一。 見《黑龍江民族叢刊》一九 九八年第四期(總第五十五期)

　　[注4]：2010年8月9日至11日，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主辦的“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上， 中國學者更是與美國的新清史學者圍繞"清"與"中國"的關系展開了面對面的交鋒，尤其是黃興濤探討了 清朝滿人的“中國認同”，詳見《中華讀書報》( 2010年10月27日 )文化周刊“思想版”

　　[注5]、[注8]：“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摘錄自譚其驤《長水粹編》。

　　[注6]：《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于逢春“論中國疆域最終奠定的時空坐標”。

　　[注7]：西藏社科院副院長孫勇，“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原載《人民日報》2009年2月26日。

　　[注9]：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國觀》，《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注10]：《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問中蘇關系改善的條件 ：蘇聯從蒙古撤軍，從阿富汗 撤軍，并且勸說越南從柬埔寨撤軍。

　　一道閃電于2012年 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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