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一詞在《辭海》中的解釋是：“猶言國故，指本國固有的學術(shù)文化。”這是個中性的解讀，問題是，“本國固有”的就意味著一定值得傳承嗎?我們知道中國社會歷經(jīng)千年沉淀積存了不少垃圾，如女子裹小腳，今天看非常荒謬，曾經(jīng)是非常流行的，不想裹也得裹。對今天重新開始走向流行的國學做一做鑒定很有必要。
《三字經(jīng)》開頭：“人之初，性本善。”人性這東西究竟是本善還是本惡在先秦哲學史上是存在爭議的，是百家爭鳴的核心議題之一，到了明代王陽明還提出“無善無惡心之體”，應(yīng)當提倡的學習態(tài)度是先對各方觀點論據(jù)都做一下了解。這么一個開放式問題(相對于一些算術(shù)題)為什么要一下子就灌輸給孩子一個“標準答案”呢?原因很簡單，這是儒家學者所著的蒙學教材，就如基督教的《圣經(jīng)》開篇就向人們灌輸一點：世界是上帝耶和華創(chuàng)造的。儒家包含在國學里，連續(xù)千年地位崇高，“儒學衰落時期的幾個朝代，統(tǒng)治者和學者多多少少也在試圖重構(gòu)儒家意識形態(tài)”(汪暉語)，成了和道教、佛教平行的“儒教”，孔夫子被當做神供了起來，無論誰提國學都得花很大的篇幅說孔說儒，但在社會主義新中國絕不能再允許搞儒家的一言堂。
另一部近來被熱捧的“蒙學經(jīng)典”《弟子規(guī)》中出現(xiàn)了不少針對少年兒童、扼殺人性的要求，非常明顯，正是屬于魯迅先生筆下的封建禮教：“歪歪斜斜的每葉(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如果拋開“吃人”不說，還可以和前面鑒定《三字經(jīng)》一樣翻到開頭看一看：“首孝悌，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有余力，則學文。”是說要先把各方面品德修煉到位，如果還有余力的話，再去學習文化知識。這跟改革開放以來的教育大環(huán)境明顯是相抵觸的。所以現(xiàn)在家長即使讓孩子把《弟子規(guī)》倒背如流也只能是隔靴搔癢，僅此而已。有高海拔的體制在，沒有條件購置高壓鍋(近年來出現(xiàn)少數(shù)有條件的家長選擇帶孩子離開體制在家學習，取得了預(yù)期成效http://www.nfpeople.com/story_view.php?id=4952)卻想把飯煮熟可不得屬于文學上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
其實今天的“國學熱”可以理解為“儒學熱”，相較于夫子廟一如封建時期的喧鬧，老莊等等依然處于一種邊緣化地位。國人提到國學第一反應(yīng)大都是四書五經(jīng)，均出自儒家。“國學”二字從字面上看，我想應(yīng)該是指能夠有資格代表一個國家最先進、最優(yōu)秀文化的學說。按照毛澤東時代的正確眼光，儒家學說的很大一部分不符這一標準。確如汪暉所言“儒學是一種政治文化，而不僅僅是一種哲學文化”，往往成為追求秩序的統(tǒng)治者的工具，任志剛《為什么是毛澤東》中很明確地指出：“人類思想的最高點是平等，知道這一點就能明白為什么孔子不可能再次成為中國的圣人。”可惜當下中國是個《武訓傳》都已“重見天日”的時代，今天的官方自然也不會再制止儒學的復興。上一次尊孔復古逆流起于袁世凱時期，反倒催生了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五四運動的爆發(fā)打下了思想基礎(chǔ)。今天儒學得以卷土重來、市場良好，明明白白是改開以來大眾精神空虛的一種體現(xiàn)，饑不擇食嘛。上世紀末邪教大肆蔓延正是這個道理，但那也是毛澤東思想開始復興的時期——認識能力高的總是有的。我今年2月寫的那篇泛談(http://oisum.com/Article/qingnian/2015/02/338484.html)提到《論語》中的一句話，“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用政治手段引導、用刑罰約束，民眾就只求免于犯罪，而不會有廉恥之心;用道德引導、用禮教約束，民眾就會知廉恥且人心歸順。建立社會主義新政權(quán)后，毛澤東正是大力推行新的道德觀、新的“禮教”取代已經(jīng)被使用得腐爛生蛆的封建價值體系(這是孔子和武訓遭到批判的原因)，大大凈化了社會風氣，讓新中國愈發(fā)顯得朝氣蓬勃——“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處都有青春的力量”。今天提到文革，很多年輕人只知道“破四舊”而不知有對應(yīng)的“立四新”。改開以來中國所呈現(xiàn)的是前一種情況，很多人想著只要不違法犯罪就行，不都說好了“法無禁止即可為”嘛，廉恥之心早就被扔到九霄云外了，再一不小心就成了法律制裁對象。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他曾在《中國大歷史》一書中隔著太平洋陰陽怪氣地評述大躍進和文革)批評中國長期習慣于用道德代替法律，其實德治不搞偏、不搞過頭并不是弊病，“德主刑輔”是我們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對賀衛(wèi)方們高舉的“法治”萬萬不可過分迷信。現(xiàn)在應(yīng)該舊瓶裝新酒，而不是扔了德治的“瓶子”統(tǒng)統(tǒng)改用法治的“勺子”(尤其賀衛(wèi)方們叫賣的“法治”仔細一看是完全舀不起水的“叉子”)，去年四中全會對此也是有所強調(diào)的。所以沒有必要對儒家學說一棍子打死。其中有一些應(yīng)該繼承的好東西如“因材施教”今天其實并未得到充分繼承，我們很多學校的教師在像工廠流水線一般致力于打造出一模一樣的學生，這種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給美化西方者留下了市場，使得李開復等人在中國學子面前救世主般宣傳美國教育的卓越，以此為切入點騙取信任，繼而美化包裝美國社會的其他方面，極具迷惑性。
全面地看，“國學熱”是有正面意義的。在現(xiàn)在這個特殊時期，國學可以作為社會主義價值觀(我就不說“核心”了)的幫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共同抵御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瘋狂滲透的積極作用，如果我們的后輩只知盧梭而不知喊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孟子，中華民族是沒有希望的，和仰慕華盛頓而不了解毛澤東一樣可悲。從2012年5月美國國務(wù)院刁難孔子學院意圖“驅(qū)逐”中國教師的風波(所幸被我們及時出手化解http://news.qq.com/a/20120612/000897.htm)可以看出，熱衷于反向推行西方文明東進戰(zhàn)略的美帝決策層也認識到了這一點。我們僅僅是命名為孔子學院，不叫毛澤東學院、沒有打算傳播馬列主義，就讓山姆大叔忌憚成這樣!當然，在認識到這一點的同時，我們必須做到堅守底線，堅持用社會主義整合、過濾中國傳統(tǒng)文化。唐德剛在《胡適口述自傳》的評注中寫道：“我國自鴉片戰(zhàn)后，國人為救亡圖存，富國強兵，乃至復興中華，再度領(lǐng)袖天下所發(fā)動的大大小小的運動，也不下數(shù)十個了。就大體說來，這些運動的遠大目標都是大同小異的。但是為達到這目標的方法和手段則大有出入，甚或相互水火。然吾人細思他們不同之間的癥結(jié)所在，實不外乎‘中’‘西’兩字。大家都主張去自己之糟粕，采西方之精華。如此兩相配合，便是中國‘新文化’的遠景了。殊不知近百年來，西方百貨店櫥窗內(nèi)的精華太多了，我們在何擇何從之間，早已自己打得頭破血流。至于我們自己這個漢家老店里的貨色，究竟哪些是糟粕，哪些是傳家之寶，這個標準也難以確定。”做為毛主席那代人的晚輩，我們應(yīng)該感到慶幸，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存在“標準難以界定”的問題，因為我們有了社會主義。
2015年5月1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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