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去哪兒》第二季和《中國好聲音》第三季的火爆來襲，再次證明了真人秀節目在電視熒屏上的高熱不退，梳理、審視真人秀節目的寬度與限度，分析火爆背后的成因與隱憂成為必要。真人秀雖種類紛雜，卻不約而同地迎合著中產階級的種種隱秘欲望，由金錢、明星光環、貧富對比、價值觀堆砌而成，每個毛孔都被消費主義所浸泡。而它的魅力還在于以一種人造的“真”來賦予觀眾想象性的話語權、評判權，充當社會變革期的情緒安慰劑，緩釋著生活重壓下普遍存在的焦慮，只是人造的“真”解不了現實的“難”，過多的山寨和復制會讓真人秀走多遠?

　　《爸爸去哪兒》第二季和《中國好聲音》第三季的強勢來襲，再次證明真人秀節目在國內正處于最好的時期，從節目的天價冠名費、超長廣告、觀眾熱議度等都能看出此結論。作為真人秀的山寨大國，中國真人秀正在以其超強的模仿能力，催生一條成熟的電視娛樂產業。

　　目前，國內真人秀最火的有兩種：一種是以《爸爸去哪兒》為代表的戶外明星秀;二是以《中國好聲音》為代表的室內音樂選拔秀。兩者身后是單聽名字就啼笑皆非的跟風者，這些跟風者活在成功節目的陰影下，分食著巨大的市場需求，然后在觀眾的厭煩中“死于非命”。

　　真人秀的火爆，離不開明星的加盟，制作方的大投入，針對觀眾心理所做的精心設計。從外到內分析真人秀，會驚訝地發現它與當下中產階級的欲望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或者說，這些節目投射了中國中等收入者興奮而隱秘的欲望，由金錢、明星光環、貧富對比、價值觀堆砌等構成的真人秀，每個毛孔都被消費主義所浸泡。

　　邀請明星評委、選手以及搭建豪華舞臺，是真人秀的首要法寶，這筆錢來自電視臺的主要甚至唯一收入來源—廣告，企業通過大筆贊助真人秀強行入侵觀眾的消費理念，而觀眾則通過消費被附加了廣告費用的產品，來追捧節目。—不單單是追捧節目，而是在節目中，觀眾滿足了后溫飽時代的情感渴求。

　　真人秀讓以往高高在上的明星墮入凡塵，明星爸爸和他們的孩子在熒屏上展現著對于一個中產家庭來說習以為常的畫面，爸爸是一個成功人士，但面對孩子與家務時顯得笨手笨腳，孩子則精靈可愛，言行間卻也難免帶有物質過剩時代的驕縱。從以往談論明星的作品，到如今談論明星的家常，觀眾獲得了以平等視角觀察明星的機會，由此造成的虛擬錯覺帶來了感官與精神上的快感，可以像談論親戚朋友那樣談論明星和他們的孩子，有了淡淡的迷人之處。

　　中產家庭具有低調而強大的消費能力，讓出境游變成為日常，《花兒與少年》中，七明星所到之地不乏中國游客，這些游客甚至可以在異國他鄉實現一次追星夢。《花兒與少年》的情景設置也完全是投中產階級所好，意大利、西班牙、法國，這些浪漫的國家，吸引著無數的中國中產家庭，與明星一起神游歐洲，讓這檔節目具備了非凡又親切的誘惑力。明星可以“窮游”歐洲，也降低了中產們的心理障礙，不排除有為數不少的人，會重走明星路。

　　財富與地位，階層行為以及與之對稱的品質素養，對中產來說是敏感而又富有研究趣味的事。綜藝真人秀《笑傲江湖》有個“默劇雙響炮”組合，就將中等收入者與底層人士的生活方式差距和思維差異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出來。在這個組合中，底層小伙以自嘲自黑博取笑聲，而那個明顯出生于城市中產家庭的小伙，則把這個階層青年的虛妄和自得完整地展現給大家。他們的作品，在帶給觀眾笑聲的同時也會讓人思索，為什么這些年綜藝小品節目總愛拿階層差異來開玩笑、講故事。

　　在另一檔名為《變形記》的節目中，中產們的困惑則被當作一個命題提了出來，節目中的城市家庭，都具備同樣的特征：家庭富有，父母要么是企業老板，要么是高管領導，他們的孩子，驚人一致的壞脾氣、高消費。于是，這些家庭的孩子被送到了偏遠農村，一周之后，吃盡苦頭的孩子回到城市，他們的爸媽發現孩子已經“改邪歸正”。這檔節目之所以有頑強的生命力，是因為它直指中產家庭的病灶，對那種“有錢一切都會好”的中產價值觀進行了嘲諷與批判，并運用“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這樣鮮明的對立手段，引導觀眾如何以正確的態度面對工作、生活、家庭之間的關系。對于這種能引起共鳴的電視節目，城市父母很難有抵抗力。

　　中產收入者的購買力又支撐了企業產品的銷售，企業廣告養肥了電視臺，有了錢的電視臺才會為廣告主的顧客制作他們內心希望看到的節目，就是這樣，以中產階級欲望為主要驅動力的真人秀，擁有了不斷復制的空間與活力，且在短時間內不會過時。人們渴望從這樣的節目中得到實惠的娛樂，找到身份與階層的認同，當人們的關注點不再是明星光環、物質消費，處置心靈困境也有了更多的辦法，真人秀的熱自然會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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