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鵬：毛澤東的歷史觀”讀后感

　　2015年4月17號午后增改

　　由何青青老師轉載的此文，除了認為“由于國際國內、主觀客觀等各方面的原因，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時期階級矛盾的估計不夠客觀，由此產生的戰略、策略措置失當，形成了階級斗爭擴大化、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實屬于在馬克思面前賣圣書而自不量力地把好壞事混為一談之外，如果審時度勢，也許基本比較客觀、公正，其中包括認為毛澤東研讀了《共產黨宣言》等著作，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指導思想之后，在1920年才實現由唯心史觀轉變為唯物史觀，由英雄史觀轉變為人民史觀在內。

　　還有此文中說毛澤東認為“俄國的政治全是俄國的工人農人在那里辦理。俄國的工人農人果都是學過政治法律的嗎？大戰爾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觀。從前的政治法律，現在一點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裝在穿長衣的先生們的腦子里，而裝在工人們農人們的腦子里。他們對于政治，要怎么辦就怎么辦。他們對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并對此評說“這種說法雖然過于簡單化，不夠準確，但是反映出他的思想的變化”。

　　我想“大戰爾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觀。從前的政治法律，現在一點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裝在穿長衣的先生們的腦子里，而裝在工人們農人們的腦子里。他們對于政治，要怎么辦就怎么辦。他們對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此結論并非“過于簡單化，不夠準確”，恰恰相反，這正好三言兩語就把無產階級或人民民主全面專政的實質說出來了；并且這是從資產階級殘酷無情的全面專政那里學來的寶貴經驗！怎么不是呢？當今凡是資產階級絕對掌控的大眾傳播媒體、尤其是網絡世界的宣傳平臺，只要你是傳銷販賣封資修的思想體系、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或直接誨淫誨盜的，它們都會讓你一路暢通無阻地發表或“置頂”；而你要是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真理，那就時常會認為你的文章評論中有“敏感詞語”，或屬于“不良信息”，甚至把“共產黨”、“紅軍”等褒義詞，也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地定為“非法詞語”，于是，便不管你的文章、評論或文藝作品等類，曾如何一絲不茍地認真創作、千辛萬苦地花費心血勞動生產出來，都一概“格殺勿論”了！更有甚者則文章或評論中有“奸淫”等類，直刺資產階級強盜裝正經之神經的詞語，也要“格殺勿論”了。

　　如此略窺一斑，便可足知全豹了吧？

　　不！還有與房地產奸商資本家狼狽為奸，而鬼混入黨政法等組織機關的新老資產階級腐敗分子，為了逼迫貧民老百姓或中產階級到房地產屠宰場去任憑宰殺，便一方面采?。悍沧们橐婪ɡ懋敺ㄔ搶徟ǚ坑玫氐娜思?，卻三年五載甚至十年八載不予以審批；酌情依法不該審批的倒反復審批了；酌情依法理當法該強拆的不予以強拆，甚至還幫助偽造事實證據加以庇護，不該強拆的倒雇傭有奶便是娘的行尸走肉，利用現代化的科學機具，摧毀或反復制造人為地震，搗亂破壞為圓明園遺址之組成部分的卑劣手段，貸真價實地禍國殃民，據報道甚至還創造了“艾滋病拆遷隊”的“新生事物”！另一方面，則利用報刊、電視臺、宣傳車等大眾傳播媒體，大肆販賣“降價、返還、抽獎”等騙死人不要償命的誘餌吸引人們上當受騙；

　　再則，一方面對于制造和販賣賭桌、賭具的人事熟視無睹或裝聾作啞，甚至還要借助諸如此類歪門邪道搞活經濟抓收入，另一方面又以抓賭博為名，不分到底是盜賊狂賭，還是普通老百姓感染了小賭小鬧的壞習氣，動輒便要罰款，更不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和最本質的東西——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以便分清到底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相反，據說凡與自己同伙的無論如何賭都安然無事，否則，便芝麻大點事也成為違法犯罪了！

　　倘若事實如此，只能說凡罰沒款基本沒有上繳國庫的行為，都無不屬于強盜裝正經，而實質上等于害黨害國害民的貨真價實的違法犯罪行為；

　　如此等等，包括一方面在或曾經在央視等大眾傳播媒宣揚喝了“酒鬼酒”等等，如何“馥郁香萬里”，令人飄飄欲仙，另一方面又以查酒駕醉駕為名，根本不分到底是酒駕醉駕該處罰，還是吹毛求疵尋找罰款的借口，甚至同樣與自己同伙的，無論如何酒駕醉駕都安然無事，否則，便哪怕只喝了一瓶啤酒也要大動干戈而罰款，據某位農民朋友說：他午餐時喝了一些曾幫助國家創稅收的白酒，晚上回城被檢查照樣既要被罰款，又要被扣駕駛證，必須交錢補考駕駛證……諸如此類，只要罰沒款基本沒有上繳國庫的行為，同樣無不屬于強盜裝正經，而實質上等于害黨害國害民的貨真價實的違法犯罪行為（注：無論是否該罰款，據說一本駕駛證每年只有12分，而凡被查罰者就既要被罰款，又要被扣分，甚至一次犯錯誤就要被扣6至12分。這至少后者不是蓄意搗亂破壞的敵特分子，也是極左極右而必然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二百五吧）；

　　如果說窮山惡水出盜賊是真理的話，那么凡是蓄意破壞科學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逼迫小老百姓不斷加入“天下無賊”的“賊”之行列者，才是貨真價實的國盜民賊吧？

　　如上所述，從表面上看似乎紛繁復雜，毫不“過于簡單”，然而實質上不過是只許貪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甚至只許強盜放火，不許世人點燈罷了！

　　難道無產階級或人民民主專政，不該學習資產階級這種“過于簡單”的全面專政手段，而繼續只許貪官污吏放火，不許貧民百姓點燈，甚至只許帝修反強盜放火，不許馬列毛將士點燈嗎？

　　“張海鵬：毛澤東的歷史觀”原文附后：

　　作者：何青青時間：2015-03-15 09:27分類：時評標簽：毛澤東

　　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中國]（國際）無產階級[的]（第五位）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描述毛澤東的革命事功、理論貢獻、政治作為、思想演變的傳記、著作，成百累千。但是，專門分析毛澤東的歷史觀的研究著作所見不多。所謂歷史觀，指人們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的一般看法，是指導人們觀察社會歷史的基本指導思想，也指觀察和研究社會歷史現象的基本的方法論。例如社會歷史是否客觀存在？歷史發展是否有某種客觀規律？推動歷史前進的基本原因和基本動力是什么？等等。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大體上也就有什么樣的歷史觀。毛澤東一生熟讀中國歷史，視野始終關注古今中外，他在思考和運籌革命和社會改造大計的時候，熟練運用歷史知識之妙，為古今中外革命家所罕有。但是，除了專門研究、論述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著作《實踐論》和《矛盾論》外，他沒有專門寫作過闡述歷史觀的文章和著作。毛澤東作為一個終身致力于認識中國社會、改造中國社會的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我們應該怎樣看待他的歷史觀呢？從唯心史觀到唯物史觀的轉變在社會革命實踐中學習并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前，青年毛澤東是一個在近代中國歷史巨變中追求進步，追尋新式知識的舊式知識分子。1917年，24歲的青年毛澤東在致密友的信函中描述自己的理想、信念的時候寫道：今之論人者，稱袁世凱、孫文、康有為而三。孫、袁吾不論，獨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細觀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實在何處，徒為華言炫聽，并無一干豎立、枝葉扶疏之妙。愚意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惟學如基礎，今人無學，故基礎不厚，時俱傾圮。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天下亦大矣，社會之組織極復雜，而又有數千年之歷史，民智污塞，開通為難。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這一段話，典型地反映了那時讀過一些新書的青年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對于青年毛澤東來說，袁世凱、孫文、康有為雖然是前輩，但畢竟是同時代人；袁世凱因稱帝遭到全國人民反對，1916年6月在護國戰爭的風云中氣急而死，孫文和康有為都正活躍在政治舞臺上。惟曾國藩（1811—1872）已死45年，是湖南先輩。曾國藩因組織湘軍鎮壓太平天國造反有功，使得清朝統治免于被農民起義所傾覆，時人稱他為“中興重臣”，死后榮獲“文正”謚號；又因他服膺程朱理學，有桐城派后期領袖之虛譽，頗得一般青年士子尤其是湖南青年的尊崇。毛澤東此處表示袁、孫、康不論，“獨服曾文正”，正是當時一般青年的心理。“獨服曾文正”什么？不僅服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而且服其“具有大本大源”。

　　毛澤東具有宏大的志愿，希望“動天下之心”，即改變天下人的思想，而不在乎具體的事功，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等等，他認為，這一切都是枝節。只有得大本大源，才能動天下之心，根本改變世界。什么人具有大本大源？“民智污塞，開通為難”，顯然普通老百姓不具備大本大源。他又說：“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復起，不易吾言’?？酌蠈Υ鸬茏又畣?，曾不能難，愚者或震之為神奇，不知并無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很清楚，只有孔孟才具有大本大源。只有孔孟思想才能治理天下。只有孔子才能明貫過去現在未來，“百世可知”。這完全是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流傳下來的基本思想。有學者把毛澤東追求的大本大源解釋為“顯然是指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恐怕是誤解了毛澤東在這里所說大本大源的含義，不恰當地估計了青年毛澤東的思想高度。我們再看在這期間毛澤東所寫的《〈倫理學原理〉批注》?！秱惱韺W原理》是德國哲學家泡爾生（1846—1908）的著作《倫理學體系》中的一部分，日本人蟹江義丸把其中的一部分翻譯成日文，以《倫理學原理》之名出版。蔡元培將日譯本再譯成中文出版。湖南省立第一師范教師楊昌濟以這本書作為教材。毛澤東在學習中在書本上寫下了大量批注。從這些批注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澤東的哲學觀、歷史觀。其中一則批文說：予謂人類只有精神之生活，無肉體之生活。試觀精神時時有變化，肉體則萬年無變化可以知也。予謂理想之本體亦有深淺。精神發展，理想分化。觀念造成文明，誠然，誠然。這里說的是精神和物質的關系。批注者認為，精神是第一性的，“觀念造成文明”。另一處批注又寫道：余曰：我即實在，實在即我。我有意識者也，即實在有意識者也，我有生活者也，即實在有生活者也。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閉，故不見物也。這里是說我的意識決定了存在，沒有我的意識就無所謂“實在”。無我則無物。又一處批注寫道：是故治亂迭乘，平和與戰伐相尋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來，一治即有一亂，吾人恒厭亂而望治，殊不知亂亦歷史生活之一過程，自亦有實際生活之價值。這里很明白地說出了歷史循環論的傳統看法。一治一亂，治亂迭乘，都是歷史演進的正常的過程。自古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是用這種循環論的觀點看待歷史進程的。毛澤東在1915年9月致友人的信中說道：“歷史者，觀往跡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為急。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綱而挈其目，莫妙覓其巨夫偉人。巨夫偉人為一朝代之代表，將其前后當身之跡，一一求之至徹，于是而觀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屬品矣。”研究歷史，說到底，最重要的是尋找到代表那個朝代的“巨夫偉人”，其他不過是其附屬品而已。這是典型的英雄史觀。由上不難看出，青年毛澤東的歷史觀是什么了。所謂圣人創造歷史（孔孟得大本大源，可知百世），老百姓是愚人，很難開通。觀念造成文明，意識決定存在。治亂興衰，歷史循環發展。學習傳統儒學，尤其是宋明理學、陸王心性之學，形成這樣一種歷史觀是不難理解的。但這是陳舊的歷史觀，是唯心主義的歷史觀。一般來說，毛澤東從唯心史觀到唯物史觀的轉變，是1920年。毛澤東自己回憶說：“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從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了起來，在這項工作中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史的影響開始對我起指導作用。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所發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熱切地搜尋當時所能找到的極少數共產主義文獻的中文本。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對歷史的正確的解釋，以后，就一直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以及柯卡普著的《社會主義史》。到1920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復信給在法國的蔡和森，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是事實，不像惟理觀之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搖動。”唯物史觀四個字第一次出現在毛澤東的文字中，這表明毛澤東在初步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后出現的思想轉變。毛澤東思想上出現的這個重大轉變，與20世紀初期中國社會的劇烈變化息息相關。長沙的搶米運動、保路運動、武昌起義、湖南獨立，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難以支持下去，國家為清末的大官僚（直隸總督、內閣總理）袁世凱所控制，軍閥當道，湖南亦為軍閥所掌控，當時有社會責任感的愛國進步青年為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國家前途憂心如焚。面對國家和社會現狀，在短短幾年間，毛澤東饑不擇食地讀過了梁啟超主辦的改良派刊物《新民叢報》、革命派的《民報》和《民立報》，接著又讀到了激進民主主義者創辦的《新青年》，讀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接受了李大釗、陳獨秀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指導；他經歷了皇帝、總統、都督和督軍，看到了社會的強烈動蕩和民不聊生的種種情狀；他和他的一班青年朋友日夜探討和磋商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進行了初步的社會調查，開始了切實認識中國國情的艱苦過程，組織了進步團體新民學會，創辦了青年學生期刊《湘江評論》，發出了“民眾的大聯合”的呼號，推動了湖南的“驅張運動”，提出了“湖南共和國”的幼稚的政治口號，從事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初步的政治運動實踐。正是在這種強烈社會動蕩和初步政治實踐的經驗中，他的思想完成了從保皇派、資產階級改良派[和]（到）革命派的轉變，又進一步實現了從唯心主義世界觀到唯物主義世界觀的轉變，唯物史觀開始成為他觀察和分析社會、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法論與基本工具。毛澤東歷史觀的基本內容唯物主義歷史觀是人們對歷史認識的一種最一般的觀念。通俗地說，唯物史觀認為，有史以來的人類歷史，是客觀存在的，不是主觀形態的；歷史現象雖然千姿百態、紛繁復雜，卻不是虛無縹緲的，人們雖然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在實驗室里重復制造歷史過程，但在掌握了盡可能多的歷史資料以后，是可以對過往的歷史過程加以描述、加以認識，并獲得對往史的較為近真的影像的；歷史現象雖亂如絲麻，卻是可以理出頭緒的，并且顯示了一種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而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五種社會發展形態，則是對這一過程的最一般的描繪；人類的經濟生活是社會生存的基本方式，社會依生產力的發展、前進而發展、前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推動著社會的前進，決定著人們依賴其中的社會政治、經濟、階級關系和文化從屬的基本面貌；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是社會運行的主要內容，物質生產的狀況決定了精神生產的狀況，勞動者是物質生產的主體，是決定歷史前進方向的終極力量；人們（包括勞動群眾和社會精英）創造了一定的歷史環境，一定的歷史環境反過來又決定了生活其中的人們的面貌。在階級社會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集中反映為階級之間的斗爭。這些就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內容。它所概括出來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雖未窮盡真理，卻指示了社會發展的一般方向及其未來。同時也應該說，它只是提出了社會發展的一般方向和未來走向，不可能指出各個國家、各地區歷史發展的具體方向。各國家地區的社會歷史發展的具體途徑，依其具體的歷史環境去決定。毛澤東是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用歷史唯物主義觀察人類歷史的發展，必然得出共產主義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美妙的將來的結論。人類社會是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隨著物質生產的進步，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人類歷史大體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還將發展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去。毛澤東在1940年駁斥反共頑固派的時候說：“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種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區別于任何別的思想體系和任何別的社會制度的，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進了歷史博物館的東西了。資本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已有一部分進了博物館（在蘇聯）；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快進博物館了。惟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就是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也不是一成不變了。共產主義社會也要分成許多階段。“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場斗爭，是一個革命。進到共產主義時代了，又一定會有很多很多的發展階段，從這個階段到那個階段的關系是一種從量變到質變的關系。”歌頌共產主義，并不是要把共產主義以前的社會歷史階段加以否定。“現在看來，奴隸制度、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都不好，其實它們在歷史上都曾經比原始公社制度要進步。這些制度開始時是進步的，到后來就不行了，所以就有別的制度來代替了。”這就是唯物主義歷史觀對待歷史發展的辯證法。

　　《共產黨宣言》宣稱共產主義制度一定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但是稱贊了資本主義制度創造了歷史上空前的社會財富。一切反共的宣傳家、理論家總是想盡一切辦法詆毀、攻擊共產主義的思想和社會制度。從這一點來說，馬克思主義者比反共的宣傳家要客觀、冷靜得多。毛澤東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還表現在，他不像那些資本主義的辯護士那樣聲稱資本主義是永恒的，而是認為階級、國家、政黨、無產階級專政等等，都是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在另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這些東西都是要消亡的。他說：人到老年就要死亡，黨也是這樣。階級消滅了，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的一切東西，政黨和國家機器，將因其喪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結自己的歷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級的人類社會。我們和資產階級政黨相反。他們怕說階級的消滅，國家權力的消滅和黨的消滅。我們則公開聲明，恰是為著促使這些東西的消滅而創設條件，而努力奮斗。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專政的國家權力，就是這樣的條件。不承認這一條真理，就不是共產主義者。沒有讀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剛才進黨的青年同志們，也許還不懂得這一條真理。他們必須懂得這一條真理，才有正確的宇宙觀。他們必須懂得，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權力，消滅黨，全人類都要走這一條路的，問題只是時間和條件。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比資產階級高明，他們懂得事物的生存和發展的規律，他們懂得辯證法，他們看得遠些。資產階級所以不歡迎這一條真理，是因為他們不愿意被人們推翻。他又說：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都是歷史上發生的。凡是歷史上發生的東西，都要在歷史上消滅。消滅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實在好。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促使它們消滅得早一點。這個道理，過去我們已經說過多次了。但是，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現在非有不可。否則，不能鎮壓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國主義，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建設起來也不能鞏固。他還說：按照辯證法，就像人總有一天要死一樣，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一種歷史現象，總有一天要滅亡，要被共產主義制度所否定。如果說，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會滅亡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是不會滅亡的，那還是什么馬克思主義呢？那不是跟宗教教義一樣，跟宣傳上帝不滅亡的神學一樣？階級、國家、政黨等社會歷史的產物，將來在歷史上都是要消滅的?，F在的努力，是要為將來消滅這些東西創造條件。如果空談消滅而不為它將來的消滅創造條件，也不是共產主義者，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正是從這種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民主革命的關鍵時刻，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完整理論。

　　這個理論，概括來說就是：現時進行的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革命的實質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所要完成的任務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但是這個革命的領導者不是資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前途是爭取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下面兩段話把這個問題說得很清楚：這種新式的民主革命，雖然在一方面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中國現時的革命階段，是為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一個過渡的階段，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過程。這個過程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才發生的，在中國則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開始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國的社會必須經過這個革命，才能發展到社會主義的社會去，否則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是包括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過程，只有完成了前一個革命過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個革命過程。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而一切共產主義者的最后目的，則是在于力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后完成。只有認清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同時又認清二者的聯系，才能正確地領導中國革命。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要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障礙，為社會主義革命創造物質條件。革命是為了解放生產力，不僅社會主義革命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是為了從帝國主義、封建勢力束縛下的落后的生產力得到解放，“改變買辦的封建的生產關系，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使中國走上工業化的道路。但是由于中國經濟的落后，新民主主義經濟并不是一般地反對資本主義，而是反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容許資本主義經濟（操縱國民生計的除外）有一定程度的發展。

　　毛澤東說：“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贊成發展個性，不贊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贊成保護私有財產，其實是不對的。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殘酷地束縛著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束縛著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破壞著廣大人民的財產。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制度的任務，則正是解除這些束縛和停止這種破壞，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能夠自由發展那些不是‘操縱國民生計’而是有益于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保障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

　　他解釋說：“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么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于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于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于無產階級?，F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這樣的設計，正是根據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作指導的。用唯物史觀指導中國的革命，預言中國的未來，在毛澤東留下的文字中比比皆是。這里再舉一個例子，是延安時期毛澤東與秦邦憲通信，討論中國農村家庭，并進而討論革命的目的以及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問題。毛澤東致秦邦憲的信中說：“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從侵略者、地主、買辦手下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農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壞的，進軍隊進工廠就是一個大破壞，就是紛紛‘走出家庭’……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號，根本反對走出家庭，是不應該也不可能的。”

　　“此外，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簡單言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我們現在還沒有獲得機器，我們就永遠不能勝利，我們就要滅亡?，F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這樣的討論在正式的文件和論文中并不多見。但這是非常重要的討論。從唯物史觀關于歷史發展規律的觀點出發，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不僅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實施步驟，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而且明確認識到：我們現在的革命根據地在農村，這是暫時的現象，我們長遠的根據地是在城市，是在工業化，是在現代化。

　　小農經濟作為封建經濟的基礎在革命的過程中，在爭取社會主義前途的時候，是不能長久保存的，小農經濟狀態下的農村家庭是不能長期維持的。社會主義要以工業化和現代化作為自己經濟的基礎。任何試圖維持或者不破壞小農經濟和小農經濟狀態下的農村家庭的想法，都是民粹主義的想法，與以工業化、現代化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不相容的。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作關于《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預言：“將來還要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報告再次提出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

　　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如無鞏固的經濟做它的基礎，如無進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得多的農業，如無大規模的在全國經濟比重上占極大優勢的工業以及與此項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做它的基礎，是不能鞏固的。”這些關于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十分準確的設計和對中國現代化前景的科學的預測，今天的中國正在經歷著這樣的過程，驗證了這些預言的正確性。對于發展中國的工業化，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就是發展中國的新生產力，不論是在新民主主義階段，還是在社會主義階段，毛澤東都是很清楚的。

　　1944年在延安，毛澤東就強調指出：“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他說：“老百姓擁護共產黨，是因為我們代表了民族與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業，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這是把是否實現中國的工業化，作為老百姓擁護不擁護的政治問題提出來的。

　　1954年毛澤東號召：“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1956年，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

　　1963年毛澤東又說：“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1954年至1964年所說的話，與1944年說的話，所處的歷史背景不一樣，時代條件不一樣，但強調解放生產力，強調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是一樣的，因為在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上，在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指導思想上是一致的。針對這一點，毛澤東特別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

　　《論聯合政府》一文不僅代表中國共產黨向全國人民宣示了自己在歷史新時期的思想理論和方針政策，而且是說給當時國內所有黨派首先是中國國民黨聽的。它把是否幫助中國人民發展生產力當作衡量中國政治舞臺上所有政黨和政治派別作用的基本準則。這是把唯物史觀應用于中國政黨作用的十分典型、十分貼切的分析。這是檢驗中國所有政黨作用的試金石。這個論點至今仍未過時，在政黨存在的年代里都不會過時。毛澤東的歷史觀的主要內容當然不只這些。但是關于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是他的歷史觀的基礎。以此為基礎，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的觀點，關于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觀點，關于文化反映經濟基礎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觀點，等等，都可以詳加論證。限于篇幅，不再贅述。毛澤東歷史觀的基本支撐點討論毛澤東的歷史觀，必須進一步討論支持毛澤東歷史觀的兩個最基本的觀點。這兩個最基本的觀點，第一是階級斗爭史觀，第二是人民史觀。毛澤東從接受唯物史觀開始，就接受了階級斗爭的觀點。他在1941年說過：“記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見了考茨基的《階級斗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可是這些書上，并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從此以后，他在中國社會實際中用階級斗爭的理論和方法研究和分析社會現象，看出了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中一系列階級存在和階級斗爭存在的現象，由此提出并制定一系列推進中國革命的重大原則和方略。

　　筆者把他的這種研究方法和觀察中國社會的角度，稱作“階級斗爭史觀”。他用這種階級斗爭史觀，或者階級斗爭的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國社會的階級斗爭，分析了中國歷史上的階級斗爭，反復證明階級斗爭理論的正確性，終生樂此不疲。在批判美國白皮書的時候，他寫下了如下的名言：“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就是這個階級斗爭史觀，他在黨內、人民群眾中、歷史研究者中大加倡導，著力推行。毛澤東階級斗爭史觀的分析方法，最精彩之筆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社會的分析。這種分析的精到獨特及其所取得的成功，已經完全為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歷史經驗所證明。毛澤東從中國所處的社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出發，從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或者說是中國無產階級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勢力的需要出發，確定了革命的對象和革命的動力。推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勢力的總任務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不變的，但是在革命的不同的歷史階段，革命的對象和革命的動力是不完全一樣的。

　　“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有中國社會各被壓迫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有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有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有各個反動的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復雜的。”這些矛盾是與他們在各自相聯系的生產關系中的階級地位決定的。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如在國共合作反對軍閥統治的階段，在十年內戰的歷史階段，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歷史階段，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階段，由于階級斗爭形勢的變化，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轉換，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不同，革命的對象和革命的動力時有變化，革命的策略時有不同?？偟哪繕耸菈汛笞约?、孤立敵人。

　　這就要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針對不同的革命目標，如何處理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如何處理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如何處理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如何處理民族資產階級和買辦的大資產階級的矛盾，如何處理不同的帝國主義支持的大資產階級利益集團之間和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有許多文章可做。只是在做好了這些文章后，革命才最終取得勝利。做好這些文章，基礎的東西就是階級分析，就是階級斗爭的理論。這些文章在馬克思主義的本本上，是讀不到的，它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結果，是中國共產黨人奮斗的結果，尤其是毛澤東運用階級斗爭的理論和階級分析的方法所獲得的創造性的結果。毛澤東的階級斗爭史觀的哲學基礎基于他的矛盾論學說，基于他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在階級社會中，階級矛盾既具有它的普遍性，又具有它的相對性和特殊性。階級對抗、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矛盾運動的特殊表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在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的社會主義時期，在主要的剝削階級已經不存在的情況下，在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成為過去的情況下，在社會上和意識形態領域里還存在階級斗爭的情況下，如何看待和處理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斗爭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本本里沒有講過的，也是蘇聯經驗未曾提供過的。毛澤東提出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概念，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這是階級斗爭史觀在新的歷史時期的運用。

　　毛澤東解釋說：“在我們國家里，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于人民內部的矛盾。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一般地屬于人民內部的階級斗爭，這是因為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協性的一面。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它有剝削工人階級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擁護憲法、愿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不同。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剝削和被剝削的矛盾，這本來是對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如果我們處理不當，不是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團結、批評、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資產階級不接受我們的這個政策，那末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會變成敵我之間的矛盾。”

　　由于國際國內、主觀客觀等各方面的原因，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時期階級矛盾的估計不夠客觀，由此產生的戰略、策略措置失當，形成了階級斗爭擴大化、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但他基于矛盾論學說，提出的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概念以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在理論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新，在實踐上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提出了解決的指南針，也為我們認識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斗爭問題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意見。關于人民史觀，還很少有人提出這個概念。有學者從人民與敵人的角度提出了人民概念問題，認為這是馬克思不那么喜歡的一個概念，馬克思從歐洲的情況出發，喜歡的是“階級”，而不是“人民”。這里提出人民史觀，是從毛澤東的歷史觀的角度提出問題的。就是說，像階級斗爭這個概念一樣，人民這個概念在毛澤東的歷史觀中具有同等的地位。階級斗爭和人民兩個詞匯，是毛澤東語言中運用最為廣泛的詞匯。人民、人民群眾、人民利益、人民的邏輯、為人民服務、人民的生產力、人民戰爭、人民軍隊、人民解放軍、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民主專政、人民內部矛盾，等等，不一而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術語中，“人民”是一個使用頻率最高的、最尊貴的詞匯。共產黨的綱領、主義、政策、奮斗，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是否為人民所擁護，始終是毛澤東首先考慮的問題。不是一時一事，而是始終從人民出發，研究、分析社會現象和歷史，提出路線、綱領、主義、政策和策略。甚至在天安門城樓上，面對游行群眾、紅衛兵“毛主席萬歲”的呼聲，他總是以“人民萬歲”“同志們萬歲”來回應。這不是謙虛，不是虛應故事，而是他的歷史觀的真實表現。青年毛澤東的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是找不到“人民”這個詞的。毛澤東通過一生的革命實踐深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人民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是唯物史觀的根本觀點，是毛澤東歷史觀的根本著眼點。毛澤東在從唯心史觀轉變為唯物史觀的過程中，在初步參加了社會政治實踐的時候，就已經領悟到了這個重要觀點。他首先從俄羅斯的十月革命中受到了啟發：“俄羅斯以民眾的大聯合，和貴族的大聯合資本家的大聯合相抗，收了‘社會改革’的勝利以來，各國如匈，如奧，如截〔捷〕，如德，亦隨之而起了許多的社會改革。雖其勝利尚未至于完滿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滿，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因此他大聲呼喚“我們應該起而仿效，我們應該進行我們的大聯合！”

　　針對當時一般人（包括他自己）有關“民智污塞，開通為難”的唯心主義歷史觀，他認為：“俄國的政治全是俄國的工人農人在那里辦理。俄國的工人農人果都是學過政治法律的嗎？大戰爾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觀。從前的政治法律，現在一點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裝在穿長衣的先生們的腦子里，而裝在工人們農人們的腦子里。他們對于政治，要怎么辦就怎么辦。他們對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這種說法雖然過于簡單化，不夠準確，但是反映出他的思想的變化。他對時局的評論，進一步說明了他的思想變化：“中國之亂，連亙八九年了。亂不足奇，亂而毫沒有半點結果乃是大奇。社會的腐朽，民族的頹敗，非有絕大努力，給他個連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這樣的責任，乃全國人民的責任，不是少數官僚政客武人的責任。”挽救國家的危難，是全國人民的責任，不是少數人的責任，這與他民眾的大聯合的呼喚，是很切近了。從此以后，人民史觀作為毛澤東的歷史觀的基本核心地位就建立起來了。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為人民服務，從人民的利益出發，這是共產黨人的出發點，也是共產黨人的落腳點。除此而外，共產黨人還有自己的利益嗎？沒有的。以此為基點所制定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和動員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制定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綱領、經濟綱領、文化綱領，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等等，都是以人民的利益為依歸。什么是人民？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有具體的說明。他說：“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內容。拿我國的情況來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們的范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顯然，這個人民，實際上占了全部人口的90％以上。為占人口90％以上的人民服務，一切綱領、路線、政策、主義，都從他們的利益出發，都要取得他們的滿意與擁護，什么事情不能辦成呢！一切從人民出發的人民史觀，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是深遠的。毛澤東思想顯然是人民史觀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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