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評制點評劉仰香港的價值與未來

　　在香港搞不搞普選，最沒發言權的就屬英國。英國統治香港那么多年，哪一年開始搞普選不行?!為什么非得等到中國把香港主權收回來才突然醒悟，要讓香港搞普選?!!居心何在?!!!

　　原來在普選條件下，只要有足夠的錢，就可以干涉政治，甚至是別國的政治。陳水扁就深諳此法，他不但買通美國的議員、咨詢公司，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還花錢賄買象巴拿馬這樣一些小國的領導來支持他搞臺獨，……

　　只要你們國家實行普選制，美國想干涉你們國家的政治就一定能干涉成。離我們最近的就是烏克蘭，遠一點的就是智利，其前總統阿連德雖然是民選總統，有那么多的民眾支持，還不是死于非命……

　　普選是個雙刃劍，美國總統也怕它。里根在大選期間公開反華，上任之后又親華……沒有哪位總統敢得罪猶太人，如此這般……“全是大選惹的禍”。

　　人們的善良愿望，總是想通過大選獲得民主、和平、統一和穩定的發展。然而結果卻總與人們的善良愿望背道而馳。

　　在普選制條件下，誰掌權，誰就可以把謊言重復成真理。德國侵略別國的時候是這樣;日本侵略別國的時候也是這樣;美國侵略別國的時候更是這樣，如果不把謊言重復成真理，美伊戰爭就無法發動。騙，可以騙人一時，但無法騙人一世。美伊戰爭的功過、得失，實踐、時間、百姓自然會給出最為公正的評判。

　　落實普選原則，落實得最徹底的是巴黎公社和前蘇聯，而且他們沒受一點銅臭的污染。還沒有奴不奴隸，男的、女的，黑人、白人之區別，全有選和被選的權力，并且參選率之高更為美國所難以逾越。巴黎公社的社員和蘇聯百姓付出那么多，那么虔誠地實行普選制，回報他們的卻是失敗!失敗!!徹底的失敗!!!正如列寧所言：“歷史喜歡捉弄人，喜歡同人們開玩笑。本來要到這個房間，結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在歷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認識自己真正的實質”“的人們、集團和派別，經常會遇到這樣的事情。”工人階級和普通勞動者作為人類的大多數，它們在實質上是要追求和平、民主、穩定、和諧、可持續發展人類理想的。普選制的實質則是要人們追求超乎國家和百姓利益之上的個人價值最大化。競選就是黨派、個人在爭權奪利，為此，他們才不計成本——美2000年的大選費用超過了三十億美元。2004年大選的費用據說還要高，并且不包括政府為了大選而多花的保安費。同樣不包括政府多花的保安費，布什總統就職典禮的慶祝費就花了四千萬美元。這大把大把的金錢，不為民所用，全都打了水漂，老百姓心疼不心疼?!不擇手段——為了戰勝對手，花錢賄選者有之，動粗傷人者有之，刺客暗殺者有之，(歷史上，袁世凱刺殺宋教仁。現如今，為了順利連任村官，永嘉縣上塘鎮下灣村原村委會主任王A，竟然謀殺了村委會主任候選人!此案已告破，時間：2008年07月15日 05:45 稿源：溫州網-溫州都市報)美大選期間，有人要刺殺奧巴馬，這不是空穴來風吧!黑金政治、政商勾結，更是比比皆是——曹錕賄選是昨天的事，今天，百萬元賄選村官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了，早在2003年山西河津市老窯頭村村民王玉峰就斥資194萬賄選村官。臺灣民進黨花錢組織05.3.26游行、臺灣歷屆執政者的凱子外交、日本為了當選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到非洲去買選票全是今天的事、等等、等等則是明天的事。……因此，

　　我們講英國在撤離香港之前，彭定康想人為改變香港的政治制度，是不是在為搞垮香港提前埋下一個最帶根本性的“定時炸彈”呢?假如，

　　香港實行一人一票真正的普選，(美國也沒這樣做啊!)那就會變成立法獨立、司法獨立、行政獨立、財稅獨立，甚至外交也要獨立，因為各種勢力都可以脫離中央，歸屬歐美日各國，各說各話，就像俄羅斯的車臣怎么辦?請看普京

　　上臺之后，就在全盤西化的道路上開始往回轉，特別是在“別斯蘭人質事件”之后，地方領導的直選方式就被普京取消了，俄國家反分裂、反恐怖的能力得到加強，普選制實際上就被普京演變成民主集中制，經濟開始復蘇，國力開始增強，人們看到了再次復興俄羅斯的希望……我們再來看看

　　歐美為什么如此激動的插手香港占中?這是因為他們真正懂得，國家的政治體制是怎么一回事，當一個立法、司法、稅務、行政全部獨立的香港出現，不亞于在中國身邊安了一個巨型炸彈。歐美勢力可以堂而皇之的影響干涉香港的選舉勢力，選出傾向于自己的行政政府，以此形成的地緣政治動蕩，將可能動搖整個中國的穩定。

　　參與香港占中的青年學生過于幼稚，也過于無知，他們不被推向前臺，那會是誰?下面請看，

　　附文：香港的價值與未來

　　劉仰 2014年10月30日 16:35

　　香港“占中”事件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各種評論分析充斥各種媒體。有人憂心忡忡，有人幸災樂禍，有人義憤填膺，有人靜觀發展。我認為，“占中”本身是一回事，香港是另一回事，兩者既有關聯，也有區別。不管“占中”如何收尾，香港對于中國將是一個長期問題。香港幾乎沒有任何軍事價值，當年英國殖民者占據香港，中國于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都不是因為其軍事價值。香港有一定的經濟價值，這是很多討論香港及“占中”事件的著眼點。

　　一、香港的經濟價值降低

　　香港這個彈丸之地的經濟價值很特殊，它原先是一個小漁村，談不上什么經濟價值。香港的經濟價值是英國殖民者通過鴉片戰爭將其占據后才形成的，并不是香港本身有多重要。香港的經濟價值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割讓香港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這個階段，香港成為英國在中國攫取利益的前哨堡壘，成為財富流出中國的水龍頭。因此，香港的經濟價值在其被割讓之后形成，幾乎完全基于它在中西方之間的特殊位置，成為東西方之間被西方強加給中國的一個重要節點，沒有中西方的特殊關系，便沒有香港的經濟價值。

　　香港經濟價值的第二個階段從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97年。在這個階段早期，由于冷戰的形成，香港成為中國大陸與外部世界聯系的一個重要通道。但這里有一個微妙的變化。如果說1949年以前香港的特殊地位是英國人強加給中國的，那么，1949年以后則是雙方都希望保留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那時候完全有能力解放香港、澳門，但毛澤東、周恩來決定暫不收回港澳主權，是在冷戰局面下中國遭到全面封鎖時故意留了一個與外部溝通、交往的小門。中國大陸定期給香港供應蔬菜、副食品等民眾基本生活物資也始于那個階段。在這一階段后期，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香港成為溝通內外的重要樞紐，原先的小門變成大門。技術、資金、人才等，從香港源源不斷流入內地，大大促進了改革開放的進程，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領導人當年暫不收回香港的決定給改革開放帶來巨大的紅利，使改革開放有一個穩健的起步和一個可預見的參照。當西方國家對于中國的改革開放還心存疑慮的時候，香港由于地利之便和同胞情誼，溝通熟悉非常便利，第一個特區順理成章地設在香港旁邊，成為改革開放的最前沿。

　　香港的經濟價值從1997年起進入第三個階段。事實上，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也是毛澤東身前的安排。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英由半建交狀態升級為正式建交。1974年，毛澤東主席在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時說：“1997年我們要收回香港了”。希思代表英國保證：“1997年香港會有一個平穩的交接”。毛澤東又說：“不過到那時我們(手指了一下身邊的周恩來)就不在了，是他們(指在座的鄧小平等)的事情了”。這一重大歷史決定伴隨著香港存在價值的改變，充分顯示出毛澤東的高度預見性。如果說香港自割讓以后的經濟價值完全是因為歷史上的特殊政治原因，使得它在中國大陸與外界交往方面具有難以替代的地位，那么，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如今，世界和中國的交往渠道極為豐富。通俗點說，墻都拆了，門還有什么價值?最多有一點歷史紀念意義。這也是1997年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重要背景：香港在中國與外界的交往中，不再具有特殊地位。香港對于西方和中國的經濟價值大為降低，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也是未來趨勢。當今香港問題就處于這一歷史背景的巨大變遷之下。

　　香港軍事價值的缺乏和經濟價值的降低，導致人們對于香港的認識、判斷形成各種意見和情緒，在“占中”事件中得到充分體現。有的希望維持過去的經濟地位，甚至依然帶著背靠洋人、做洋人買辦的舊夢，對洋人的謙卑與對大陸的傲慢并存。這種情緒以“占中”支持者為主。有的依然希望保持過去經濟地位，但已明確意識到再靠洋人是不可能了，只能更多地靠中國大陸，這種情緒以香港本地“占中”反對者為主。反對“占中”的香港本地民眾認為“占中”影響了他們的生計，相當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占中”影響了他們與大陸同胞以旅游、購物為主的商業關聯。有的認為香港已經沒什么經濟價值，面對某些香港人長期形成的對于洋人和對于同胞截然相反的態度，這種觀點認為，讓它胡鬧，越鬧越慘，大陸不再幫它，看它在自找苦吃后能不能明白事理，能不能看清自己究竟端著誰的碗。這種情緒以大陸反對“占中”的民眾為主。但是，我們僅僅從經濟價值的角度考慮香港問題是不夠的，香港問題還必須考慮話語權問題，或者說政治問題。雖然香港的經濟價值下降了，但香港的話語權價值、政治價值并沒有下降，甚至還有提升。香港的價值應該放在話語權價值、政治價值下統籌考慮。

　　二、香港的政治價值成為焦點

　　“占中”導致十一黃金周期間大陸游客大量減少，商場空空如也，反對“占中”的香港民眾認為他們的生計受到重大影響，甚至為此起訴“占中”策劃組織者，要求經濟賠償，這是出于經濟的考慮。但是，“占中”策劃組織者認為大陸“蝗蟲”不來了，是他們“民主”的勝利，這是非經濟的視角，完全是政治考慮。部分中國民眾認為大陸游客不去香港，讓香港因傲慢而自食其果，同樣是出于政治考慮。這兩種現象放在一起很有意思。按某些香港人的看法，大陸人不來香港就是他們政治上的勝利;按某些大陸民眾的看法，既然你不要我去，那我就不去，大陸游客不去香港就是大陸由經濟而希望導致香港政治改變的較量。這兩種截然不同又殊途同歸的看法體現了兩種不同的政治標準。事實上，香港近年來關于奶粉、小孩當街撒尿、地鐵吃東西、教科書等等問題，都是非經濟的政治視角。香港的這些政治判斷明顯帶有民粹化傾向，為了政治價值的實現，不惜犧牲經濟利益。大陸方面如果不考慮政治，只考慮經濟，這些問題無法解決。然而，單方面考慮政治，不將政治與經濟聯系在一起，也是不可取的。由于大陸與香港在政治上的不同取向，再加上經濟問題，使得當今的香港問題變得比較復雜。

　　“占中”成為敏感的政治問題，一個主要原因是國外勢力的插手，外國政治的介入。西方某些國家和政客在背后操縱香港政治，利用香港的政治問題試圖達到他們的目的，在“占中”事件中已經日益清晰地呈現。這其實是一場話語權的戰爭。國外媒體將其命名為“雨傘革命”，實際上就是將其看成是“顏色革命”。顏色革命與西方歷史上用武力侵占殖民地相比，只是手段的不同，本質上一樣。從“落后就要挨打”的赤裸裸野蠻，變成“落后就要挨罵”，稍微體現了一點文明的進步。以言論自由、憲政人權的名義，把一個西方不喜歡的政府罵下臺，改成一個西方能夠接受的政府。即便像在烏克蘭那樣使用武力，也是暗中行事，包裹著偽裝。在顏色革命中，西方挑動別人動用武力，自己不用直接出兵，只管裝作沒事人，仿佛客觀公正地公開批評指責，巧舌如簧地引導輿論，利用不明真相的民眾達到西方的目的。

　　有一個軌跡非常清晰：當年西方用武力侵占殖民地，是由他自己親自廢除某個不喜歡的政權，直接進行統治。但這種野蠻做法已遭到世界輿論譴責，不符合西方自我標榜的“高大全”形象，如果繼續使用，在話語權戰爭中，西方會臉面無光，自己成為挨罵的對象。伊拉克戰爭是一個過渡階段的尾聲，它的本質是，西方用武力推翻一個自己不喜歡的別國政權，扶持一個自己需要的傀儡政府，以避免自己遭受“新殖民者”的罵名。但是，伊拉克戰爭畢竟成本太高，西方不喜歡的政權又日益增多，在此之后出現的顏色革命便成為西方的一大創新。顏色革命不需要西方動用軍隊，只要操縱輿論，利用“罵人”的技巧，假借“民主”的名義改變一個西方不喜歡的政府，并且已有多個“成功”的案例。顏色革命對于西方來說，實在是一個事半功倍的重大發明和成熟經驗。由于在中國發動顏色革命的企圖屢次不成功，香港因此成為針對中國推動顏色革命新的導火索。顏色革命既是政治也有經濟意圖，其目的都是有利于西方。然而，即便在西方推動顏色革命成功的地方，從可見的案例來看，它自身未必會因為顏色革命而改變經濟落后、實現繁榮。從本質上說，顏色革命不過是制造殖民地的新手段，殖民地的命運在歷史上清晰可見，不用多言。

　　應該承認，除了外部原因，香港問題的出現也有內部原因。香港經濟價值下降的過程中，財富分配的不合理沒有得到及時糾正，財富日益集中在香港少數人手中，普通香港民眾經濟改善的前景變得模糊。雖然大陸給了香港不少經濟方面的優惠政策，但由于堅持“港人治港”的原則，大陸對于香港社會經濟的影響只能是間接的。大陸政府對于香港民眾的影響力大都集中在香港社會的上層，與香港底層民眾之間有一定的隔膜。加上香港媒體被一些反對中國大陸政權的勢力操縱，部分香港普通民眾因而對大陸產生不滿情緒，成為“占中”事件的群眾基礎。由此我們也能看到，經濟問題從來不是單純的，它總是與政治聯系在一起。

　　三、香港的政治影響面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所謂“名正言順”意味著政治問題在相當大程度上就是話語權問題，當今香港也同樣。從被割讓到回歸，香港的價值已經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如今，香港對于中國最重要的價值就是話語權價值。中國在世界話語權領域長期被動，本屆中國政府雖然顯示出力圖扭轉這一被動局面的強大訴求，但要真正扭轉，絕非一朝一夕便能解決。香港的話語權價值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

　　首先，中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社會主義大國，而且一直蒸蒸日上。對于這一點，西方社會很多人始終耿耿于懷，因為它似乎預示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一場競爭。雖然當今中國也吸收了不少資本主義的有益成分，但是，究竟是以中國為主還是以西方資本主義的指揮棒為主，這已成為一場社會實踐和話語權的“戰爭”。西方很擔心自己在這場話語權戰爭中徹底失敗，于是，香港就成為這一話語權戰爭中的一個重要戰役或戰場：如果香港在經濟上迅速衰敗，西方世界便等于在話語權戰爭中拿下了一個重要的陣地，甚至可能使香港成為他們持續得分的“鐵票倉”，就像伊拉克成為他們持續失分的潰瘍。我們所面對的現實是，當今世界的話語權制高點、話語權工具大都在西方世界手中，因此，對于他們不利的“伊拉克潰瘍”，他們有能力竭力向全世界掩蓋;對于他們有利的——假設香港成為中國的長久之痛——他們會不遺余力地大肆張揚。由此，中國爭奪世界話語權雄心壯志便會遭到西方的有效阻擊。

　　其次，中西方的話語權戰爭在香港還涉及到中國自身一個非常微妙的問題，即“一國兩制”。它不僅涉及香港，還涉及澳門和臺灣。之所以說“微妙”，因為它有不確定的變量。例如，“一國兩制”允許香港實行與大陸不同的資本主義制度，因此，一旦香港迅速衰敗，某些大陸人士站在比較僵硬的角度可以說，那是香港資本主義自治的失敗，如果香港等地采取與大陸同樣的制度，與大陸完全融為一體，就不會失敗，而會繼續欣欣向榮。但是，站在資本主義角度，它同樣可以說“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行的不徹底，資本主義最根本的原則，例如“真普選”，在香港沒有得到貫徹。事實上，這個聲音已經成為這次“占中”事件的核心。因此，在西方社會強大的話語權系統運作下，香港的衰敗仍將成為中國失敗的證明。在中西方話語權爭奪和較量中，香港如果迅速衰敗，不管真實原因是什么，都將成為中國失敗的證明。所以，中國可以接受香港的重要性不再像以前那樣顯著，但不會接受香港地位的一落千丈。

　　第三，本屆政府鮮明地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它具有豐富的內涵，其中之一便是國家統一。雖然統一的目標是指臺灣，但香港的興衰枯榮對于統一臺灣會產生重大的影響。中國中央政府對于臺灣同樣給出“一國兩制”的承諾，具體形式上可能還會與香港不完全一樣。因此，在香港的“一國兩制”能否取得令人信服、接受的結果，一方面會影響統一臺灣的進程，另一方面也會對未來在臺灣如何調整“一國兩制”的措施提供有益的借鑒。在香港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結果，其實就是為“一國兩制”的正名。只有“一國兩制”通過香港的實踐名正言順，臺灣統一才能“事成”。由此可見香港的話語權價值不容低估。

　　第四，中國政府早就提出實現農業、工業、國防、科技的“四個現代化”，中共十八大后又提出要實現第五個現代化，即國家治理現代化。國家治理既包括基層治理也包含頂層制度。如何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這是一個嶄新的課題，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摸索。有人曾經提出繼經濟特區后，在中國設立政治特區，為政治體制改革提供先行的探索。事實上，在香港的“一國兩制”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看成是“政治特區”。在國家主權不容挑戰的前提下，香港的“一國兩制”可以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實踐和探索，哪怕某些實踐和探索不成功，也可以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教訓，反面教材的意義同樣重要。西方政治制度能否照搬進中國?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應該怎么做?對此我們要有一個開放的心態，在以我為主的前提下，觀察、分析各國的具體做法，結合中國的現實，在香港做一些嘗試，汲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對于中國是有益的。從更長遠的角度說，“一國兩制”不可能永遠持續，最終要變得一致，“五十年不變”已經預示了這個結果。五十年后，“一國兩制”是二者取其一，還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適當地融合?需要我們在實踐中給出答案。這個實踐同樣關系到統一臺灣。

　　第五，“一國兩制”的實踐允許探索、允許嘗試，當然還應該有一個前提，即保持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這是任何一種社會實踐的根本要求。換而言之，凡有利于香港繁榮穩定的政治方式都不排斥，甚至可以借鑒;凡不利于香港繁榮穩定的政治方式都應摒棄，汲取反面教訓。畢竟，香港七百多萬民眾也是中國人，他們的民生像每一個中國人一樣不能被忽視。如果香港的政治實踐出現嚴重失誤，造成嚴重的不良后果，話語權戰爭的較量是一個方面，香港民眾如果陷入不必要的疾苦，也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這就需要中央政府對于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踐既放手、放權，又要及時加以調整、糾偏。這會成為未來相當長時間內香港政策的常態。

　　四、香港的未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世上沒有不變的事物，香港從分離到回歸，背后既是經濟也是政治，香港政治的變遷會持續。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中國在上升，西方在下降。這個事實對中國有利，同樣應該把它變成對香港有利。這個歷史變遷的大背景會深刻地影響香港的未來走向，時間站在中國這邊。當年的分離使得香港成為“游子”，回歸之后，香港如何同大陸融合到一起，既是對一段歷史的總結，也是中西方互相交融、互相改變過程的凝練。當年香港分離的時候，中國在話語權領域就是絕對落后，西方就是絕對先進。如今，中國正在改變這一狀況，未來必將改變，未來中國必將獲得話語權的主動。不論對于大陸還是對于香港、臺灣，都應該做好接受這一改變的準備，并以開放的心態迎接這一改變。

　　中國在世界上政治、經濟地位的不斷提高，使得香港曾經因特殊歷史地位而獲得的經濟價值不可避免地降低。香港回歸的時間還不算很長，為了維持香港的繁榮，不得不靠大陸各種方式的輸血。有些大陸民眾為此感到忿忿不平，面對“占中”的胡鬧，很多人認為香港人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的白眼狼，進而主張讓香港自生自滅，大陸不再提供特殊支持。這種觀點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不能依此心情草率行事。香港變成“臭港”，對于當今中國是不利的，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也是不利的。但是，我們同樣應該看到，一味遷就香港對于中國同樣是不利的。如果香港始終處于“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局面，這并不合理。對于全中國民眾來說，始終擁有特殊地位的香港實際上是一種不公平。香港需要逐步去除它的特殊性，盡早結束回歸初期調整階段必要的輸血，盡快融入中國社會整體經濟，結合自身特點找到與中國經濟能夠產生高度互補的領域，并形成相關產業。對此可以參照當年的上海。

　　1842年的《南京條約》既割讓了香港，也使清政府被迫開放五個港口城市，其中就有上海。當時上海只是松江府管轄的一個縣。1845年清政府與英國簽署了《上海租地章程》，上海英租界正式設立。此后上海又設立了美租界、法租界，美租界與英租界后來合并成為公共租界，因此，上海曾經也是殖民地色彩非常明顯的城市。上海租界的性質以及它依托中國最富裕的長三角地區的地理位置，使得上海在1949年以前的重要性及地位超過香港。上海租界被稱為“國中之國”，可以看成是清政府被動地接受“一國兩制”。當今香港人的心態，在一定程度上與當年上海人的心態非常類似。例如，上海租界后來雖然政治上結束了“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特殊地位，但在較長時間里依然保持著做洋買辦的傲慢。然而，中國收回上海租界后，并沒有繼續實行“一國兩制”。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即便面對西方世界的嚴密封鎖以及國民黨和海外勢力暗中煽動，上海并沒有長時間成為新中國的麻煩，反而繼續在中國整體經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香港歷史地位的凸顯，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當年上海灘的洋買辦們紛紛移居香港。將上海與香港作比較，我們可以看到，上海之所以在今天依然擁有難以撼動的地位，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上海較快改變了殖民地心態，清除了殖民地殘余，借助自己的優勢，很快與中國的整體經濟形成融合，成為中國整體經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換句話說，上海結束了租界歷史后，較快擺脫了“外人”心態，與整個中國融為一體。此后的上海人或多或少還有看不起周邊地區“鄉下人”的心態，但這種“排外”已不明顯，經常成為戲謔的對象。改革開放后的一段時間，這種心態甚至被顛倒，周邊地區的“外地人”時常流露出“上海人有啥了不起”的反超，上海人也只能接受。如今，上海與外地人的心態差異已經平和很多，與中國其他地方沒什么差別，但上海的重要性依然如故，這個局面完全可以成為香港的借鑒對象。

　　雖然香港的經濟地位不可避免地下降，但應該說香港還是有一定優勢的。因此，對于香港來說，盡快擺脫殖民地時代形成的“外人”心態非常重要，大陸不把香港人當外人，香港也應該不把自己當外人，更不要被真正的外人利用。香港人應該清楚地意識到，殖民地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再也不可能重來。香港融入中國是必然的趨勢和結果，只有在這一融入過程中發揮自身已有的優勢，香港才可能在中國整體經濟乃至于在世界上保持自己應有的地位。如果香港長期處于對殖民地時代的懷舊情緒中，將會導致香港思維的僵化，增加改變心態、改變思維的難度，拖延改變的過程，甚至可能錯過與蓬勃發展的中國相融合的大好時機和歷史機遇。“一國兩制”以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應該成為香港及香港人改變心態、改變思維的借口和障礙。香港的未來只有真正成為中國整體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才會有光明的前景。這一光明前景的實現，既需要中央政府的扶持，也需要香港及香港人自身的改變。

　　20141013

　　本文刊于“海疆在線”，刊載時標題改為《香港的價值不在軍事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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