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一個皮蒙特王國，意大利爆發革命，撒丁---皮蒙特的國王查理.阿爾伯特在人民群眾的壓力下被迫向奧地利宣戰一事，當時的孩子們都曉得是驚天地泣鬼神地;應該時時刻刻記得，永遠不要忘記在皮蒙特軍隊失利的時候，查理.阿爾伯特且立即宣布停戰，可見其對于這種革命運動還是心不由衷的，熟不知勝敗乃是兵家常事，可他剛碰到失敗就開始妥協了，究其原因就是他沒有一個革命的心，何談革命的勝利。今且不說其內心狀況如何，單說那場革命戰爭時，有一個至關重要的軍事漏洞，其名曰“貴族式的戰斗”是個有名的脫離群眾路線的戰斗。真是一場資產階級式的，規規矩矩的戰爭。這場戰爭中有一個國家，日益壯大，一見到別國的革命運動，其國就會挑起戰旗隨風飛舞，就給予他國一種令人起敬的光景。原來是其常年戰斗，侵略和反革命的意志堅強，其國王也從來不知道什么是懦弱，還有正確的戰略戰術，我認為其國無不竭力盡心的考究兵事。

　　我們具體分析下皮蒙特失敗的內在外在原因，以及奧地利國勝利的內部外部的條件。首先皮蒙特軍隊遭受失敗，他們被截斷了同都靈的聯系，并敗退深山。就是這樣而失敗的，不過如此。恩格斯說：“如果皮蒙特是個共和國，如果都靈的政府是個革命的政府并有勇氣采取革命的措施，那就什么也不會損失。”這是內在本質因素，起主導作用，皮蒙特想追求獨立，但是適得其反，其革命的戰爭失敗，爭取獨立權喪失，其內在原因就是皮蒙特國王的懦弱，甘愿做侵略者的奴隸而已，怕惹火燒身而已，更重要的是皮蒙特根本不是共和國。其次，皮蒙特人一開始就鑄下的一個大錯誤，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他們只注重正規軍來抵抗奧軍，他們想進行最一般的資產階級式的戰爭，一個想爭取民族獨立，反對殖民侵略的國家，只是單獨靠一般的作戰方法取得勝利，那就是癡人說夢。恩格斯說：“群眾起義，革命戰爭，到處組織游擊隊------這才是小民族制勝大民族，不夠強大的軍隊抵抗比較強大和組織良好的軍隊的唯一方法”。他說的何其的對，何其的一針見血。西班牙人在1807---1812年證明了這一點，匈牙利人在1849年也證明了這一點，中國人在1931---1949年更是證明了這一點。諸君要問的這些國家勝利的原因，卻無從他故：就是發動人民群眾，進行革命戰爭，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的論持久戰，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滴水穿石，只要群眾的革命意志，爭取獨立的意愿不變，勝利最終是我們的。正如毛主席說：“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我們我要說毛主席的心和恩格斯的心是相連。再有，奧軍的勝利是依靠什么取得的呢?由于以下情況：拉莫里諾做了叛徒，皮蒙特軍隊中的兩個師被切斷了與其他三個師的聯系，而陷入孤立的著三個師則被數量上優勢的奧軍所擊敗。則這三個師的余部就向著深山而敗退了。在《三國演義》中也出現過類似奧軍的作戰方法：李儒曰：“丞相新棄洛陽，防有追兵。可教徐榮伏軍滎陽城外山塢之旁，若有兵追來，可竟放過;待我這里殺來，然后截住掩殺。令后來者不敢復追。”“…布引鐵騎掩殺，曹軍大敗，回望滎陽而走。走至一荒山腳下，時約二更，月明如晝。方才聚集殘兵，正欲埋鍋造飯，只聽得四圍喊聲，徐榮伏兵盡出。曹*慌忙策馬，奪路奔逃，正遇徐榮，轉身便走。榮搭上箭，射中*肩膊…”(第六回)。這段也是讓曹操陷入孤軍狀態，又被董卓的大軍夾擊，最終潰敗，敗回河內。

　　卻說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這樣寫道：“赫山諾夫斯基被擊潰在諾瓦拉城下，并被切斷了到都靈的去路;拉德茨基進駐到距都靈九德里的地方。”此為其后路被拉德茨基所阻斷，則就出現是否殺一條血路沖出去還是對其進行妥協投降。是攻還是降，是當時政體所決定的，因為皮蒙特是個君主制立憲制的國家，這樣就決定了戰爭的結局，君主立憲制的國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一切都是資產階級式的，我們曉得，資產階級的成分有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那么皮蒙特這個國家屬于中產階級，也就是民族資產階級，因為它具有兩面性，是個動搖的階級，這就注定了這場戰役的失敗，所以出現向拉德茨基求和也是必然的。假設是在一個共和國里，盡管也是同樣失敗了，但是革命的意志仍存，革命的火種不滅，總會再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時候，作為這種失敗也不會決定什么的，正如恩格斯說：“君主國的不可避免的怯懦，從沒有勇氣采取極端革命的手段，如果不是這種怯懦，赫山諾夫斯基的失敗可能成為意大利的幸福”。也就是說如果皮蒙特是個共和國，那么就會以另外一種方式結束戰斗。

　　此外，這種失敗除了同統治階級的內心怯懦和當時的政體有關聯之外，還同當時意識形態也是不可分離。那曉得辯證唯物法的人們都懂得這個道理，當時的意識形態是資產階級式的，當時的統治階級的階級品格也是資產階級式的，這種落后的意識形態對戰爭起到消極的作用。所以這從里到外都是退步式的，都是動搖式的，則失敗就不用質疑了，就算有飛機大炮，也會成無用長物。當初北伐軍使得封建軍閥潰敗，就是這個道理，同理人民解放軍也潰敗國民黨政府，使其蝸居臺灣亦如此。都是有一種正確意識形態為戰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讓我們再回到皮蒙特戰役，如何讓這次革命戰爭取得勝利，重改歷史呢?首先：皮蒙特的統帥，皮蒙特的國家領導具有革命的勇氣，并且有一個可以采取最堅決的行動的革命政府以反抗奧地利的侵略，最重要還要發動群眾運動，使人民群眾完全如入革命運動中，不要脫離人民群眾，這是戰爭必勝原因之音，是內在本質因素。其次：倘若那個叫赫山諾夫斯基的敗潰之后退居比耶拉和博爾格馬涅羅。在那里他很容易把失敗只之師整頓起來，給將士打氣，準備下一次的作戰方案，熟不知勝敗乃是兵家常事。他應該大膽的進攻拉德茨基，誘敵深入將奧軍的勝利化為烏有，消滅敵軍主力，為以少勝多。因為在那里，背后有阿爾卑斯山阻擋阻擋了他的繼續退卻，幾乎不可能把軍隊沿著兩三條狹窄的河谷擺開，士兵只能在鼓舞士氣之下為了逃生而戰，這個時候就要用化零為整的戰術方針，一鼓作氣集中火力打擊奧軍，且整點余兵埋伏四周，待中軍奮勇殺敵之時，四周埋伏之兵包圍，為關門打狗。《三國演義》中程昱獻十面埋伏計，勸曹退軍于河上，伏兵十隊，誘紹至河上，“我軍我退路，必將戰死，可勝紹矣。”(第三十一回)。第三：據報告，在諾瓦拉會戰之后，馬喬列湖附近駐扎三四萬的皮蒙特軍隊。如果在最短的時間內，把這支軍隊結合起來，就可以把它迅速調到不到一萬名奧軍的倫巴第，則這支軍隊就可以占領米蘭，布里西亞和克雷莫納，組織起來普通起義，各個擊破從威尼斯開來的奧軍，從而摧毀拉德茨基的整個作戰基地，搗毀其整個作戰計劃。第四，同上所述，拉德茨基必定要撤回倫巴第，那么途中必定會遭到皮蒙特游擊隊的有力打擊，因為皮蒙特游擊隊是支持革命起義的。

　　但是這場革命斗爭還是失敗了，皮蒙特王室怯弱，同時又害怕群眾起義，全民起義，對于剝削階級統治的國家，“群眾”這個詞是讓他們望而生畏的。這是唯有共和國國家才會使用的手段，因為共和國國家是一切為人民群眾服務，給予人民群眾一切利益，人民是萬萬歲的…。1949年就證明了這一點。恩格斯說：“采用這種手段必須以革命的恐怖為前提，而究竟有哪個君主敢于這樣做呢?”皮蒙特王室就是對于民眾的革命感到恐怖，所以不會發動群眾戰爭，作為一個君主制的國家，我們應該不會感到意外。由此可見，皮蒙特革命戰爭的失敗，斷送意大利人的絕不是作戰方針這種外部條件所導致的戰爭失敗，而是君主制度迫使他們采取怯懦和謹慎膽小弱微的行為，這是其內在實質，起到決定性作用。諾瓦拉會戰的失敗只是造成了戰略上的損失：首先是去都靈的道路被奧軍切斷了，奧軍可以輕松的攻入都靈，可謂暢通無阻。假如，這場會戰失敗后，戰士們重整旗鼓，國家王室被迫下臺，宣布成立共和制之后，開始真正的革命戰爭，或者國家王室不退位，政權還是君主制，那么，赫山諾夫斯基的殘余軍自己是全民起義的核心，這樣就會成為推翻“封建主義”，反擊“帝國主義”侵略的人民的革命戰爭，就如同法1793年法國人進行的人民的戰爭，如同1937年中國人進行的反對帝國主義的人民戰爭，如果這樣的話，那么這場戰爭的失利，軍隊的傷亡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但是，君主國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獨裁者是絕不會進行革命戰爭的，絕不敢發動人民起義和對他們而言的革命恐怖的。它寧可跟自己最兇惡的但是出身相同的敵人講和，因為他們都是獨裁者，剝削者，能刻背上亡國奴的稱號，也不愿同人民聯合。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何其有異曲同工之處，要問洋為中用那蔣介石堪為第一了。一個獨裁者，一個剝削者是不是個賣國賊，這根本就無關緊要，和其相關的卻是這個獨裁者，剝削者的職位級別，對于君主來說就是個王冠，對于總統來說就是個稱號，歸根結底都是剝削者的權利而已。一個君主制可以把意大利引向滅亡，一個總統制也可以吧中國引向滅亡。但是，查理—阿爾伯特的確是個大賣國賊，是歐洲列強中的大規模的反革命陰謀，這種反革命開始徹底鎮壓歐洲各國人們了，并且計劃縝密。歐洲許多國家都已經簽訂這種反對歐洲各國人民的“神圣條約”。一百年后的中國，我們的蔣大總統也開始加入這種鎮壓人民群眾的陰謀之中，也和跨海相隔的美利堅合眾國簽訂了此種條約，不是賣國賊又是什么呢?皮蒙特的王室被迫同奧地利宣戰，則讓人把自己打敗了，從而使得奧地利人在皮蒙特安家做主，恢復所謂的安寧，并且開始欽定軍法憲法。這是何等的恥辱，可是王室卻不以為然，依舊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過著他那“幸福生活”，從古觀今，國民黨政府被迫向日本帝國主義宣戰，則國民黨主力還是日本帝國主義所打敗了，這就使得日本在中國各大重要城市安家做主，隨后就開始宣傳日本的文化，企圖用文化同化中國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給予世界一種和平安定的局面。但是蔣介石還是在竭力進行的剿共，還在鎮壓人民群眾，甚至和日本帝國主義聯手，他要不是去民心，老天都不開眼了。

　　奧地利的勝利，使得君主制遭到嚴重的打擊，若瓦拉會戰和皮蒙特軍隊戰后毫無作為的表現，證明了人民必須接力全力自救的緊要關頭的到來，發動人民戰爭的到來，束縛人民最厲害的莫過于君主制和總統制。為了使意大利不致因君主制度而滅亡，首先就必須使意大利君主制滅亡;為了使中國不致總統制而滅亡，首先也就要必須使中國總統制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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