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國家農業投資的形式效果、執政理念與所有制依托答西山先生(三)

　　（【】內為西山原文）

　　1 【你提到黃淮海開發，提到國家投入云云，那有沒有想一想，為什么國家投入資金龐大，最終的結果卻總是差強人意?特別是灌溉打井方面。如果換一種思維方式呢?我們假設一下，前提是我國的土地改革已經完成，土地使用者都是幾百畝以上的莊園主，在這個前提下，如果某地區需要建設較大型的或者較大規模的改善灌溉條件的工程，需要當地多家莊園共同提出，然后申請撥款，國家撥一部分，不足部分各莊園分攤，那么，這種情況下還會出現浮于表面的現象嗎?現在的情況是國家出資進行建設，建設者做不到從實際需要的角度出發，或者無法設身處地從種田的實際使用情況進行施工，最終效果當然不好。讓那些官員們去給農民做事，能做到什么程度??如果讓種田者自己為自己建設又是什么程度?

　　我從來沒有說過土地所有權改變!!中國的所有土地都是國家的，各一個單位或者個人對土地都只能得到使用權，不可能得到所有權，對這一點，我沒有任何異議!!!

　　莊園，需要門檻，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如果說國家先期投入，而無門檻限制地開辦莊園，那么肯定是一個一哄而上局面，搶破頭，但最終做不好。還是要設置門檻，然后投入者從土地收益中收回投資，這才是公平的方案。這事急不來，政策先放開，并進行一定的鼓勵，比如說農業貸款進行必要的前期投資方面的支持。等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成功之后，自然而然地就推開了。而且，可以從先期的試驗中獲取最好的方案，使出讓土地的農民和收攏土地的莊園主都不吃虧，才是最好的方案。】

　　以黃淮海開發為例，我在上一回復下詳細提到國家投資農業的資金數額龐大，收效有限。正向思維一下，與毛澤東時代對比一下，發現那時國家投入相對較少，以農民為主體的勞動者的參與度高(雖與當時的機械化程度有關，但更重要的因為當時的工程與農民的切身利益相關，得到了農民的堅定支持，如紅旗渠的興建)，當時的使用效率高，保持的也很完整，還因為當時的干部是奔著事去，是想干事的，而現在的干部是奔著權、錢去的，心沒在干好事、履好責上，這是金錢至上的產物。這也說明未來的農業發展，通過管理思路的大調整，我們完全可以走出一條以公為主的模式。當然這是不容易的，可以我們是在討論未來的發展趨勢，因此這不應該被排除，尤其是國家大體制投資的管理形式，至少包括農機公司、大型水利設施、農業基礎設施等，國家投資，專人管理，初期優惠性服務，通過明文規范形式定期低收費、回歸公益性、保證其保本性含定額定期折舊，保證其持續性。采用專人負責機制。這是一種國家投資，公益服務于農業生產的形式，目的是減輕個體投資的風險，并把相應資產牢牢把握在國家手中。你所提到的莊園管理機制也是可以考慮的形式，其優勢在于管理的便利化、可操作性強，風險在于產權私有風險卻主要由銀行負擔。官員怎么做事、為什么做事，與對官員的管理方式有關，前后兩個時期的對比告訴我們，來自群眾的監督、真正的監督必不可少，泰卦的卦形是天在下地在上，看似顛倒，實則符合事物的性情，天氣上升地氣下沉，陰陽交泰，產生和諧;而否卦則是相反，天上地下，看似得位，實則陰陽相隔。官員是人民的公務員，站在人民中，虛心向群眾學習，為人民服務，接受人民的監督，其任免直接受人民群眾的影響，如此情景我們有過，效果不錯，鞍鋼憲法，兩個參與：干部參與勞動，群眾參與管理。官員對工作負責，對群眾負責，升官發財不是官員的追求，辦好事情才是他們的追求。出問題后不是調離，而是把他放在受到他傷害的群眾中，為他的錯誤負責。

　　【“我從來沒有說過土地所有權改變!!”】,我們達成了共識。規模化經營與新的地主經濟的區別在于能否保障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從而收益權，我國農村的耕地實行的農民集體所有制，現在的所謂土地買斷是在混淆概念，甚至農民本身根本不具備出賣土地所有權資格與權利，根本不存在一次性買斷從而土地與農民無關的問題。這關系到農民這個群體的根本利益與長遠利益，在農民的生活出路沒有根本解決之前，是不能變的。

　　所謂的莊園經營門檻就是指資金規模，將來投資農業的可能會是現在的房地產商及一些房地產投機、投資者，如果真是這批人，我還真不太敢報太大希望。他們既沒有經營好農業的經驗、能力，更沒有搞好農業生產的決心，鉆國家空子借機漁利罷了。我不否認投資回報，但反對超額掠奪。承包公司定期必須與農民鑒訂土地轉讓收益分成合同，收益可核查、監督，承包期滿后，農民集體可以重新選擇，尊重多數農民的意見，但農民集體仍處于劣勢，因為這時他們只能選擇讓哪個承包商來承包，卻沒有讓與不讓別人承擔的自由，在承包商的協議壟斷下，給他們留下的選擇余地極其有限，其權益的保障令人擔憂。不要太相信政府的財政補助，它只是試點時重點投入效果明顯，全盤推開后被稀釋效果將極其有限。另外不能忽略規模經營造成的失地農民失業問題，大規模推開后社會根本沒有吸納能力，穩步、在社會的承受能力范圍內才行，盲目強推必然造成社會的動蕩，現在我們解決大學生就業都沒有辦法，新增一億多的失地失業農民我們受得了?

　　2【 在社會生產力達到一定程度的情況下，民主確實與什么主義無關!!只與政府的執政理念有關!我一直都是這個觀念，出乎你的意料，只能說明你對我不夠了解。我列舉了一大堆國外的例子說明資本主義一樣可以把民生福利搞好，而我們社會主義中國在這方面做得卻不到位，這并不是窮與富的問題，我們開國前三十年，雖然我們國家窮，但必須承認一點，那個時候我們國家的民生福利很好。醫療衛生、教育、養老、住房都不能成為人民生活的重大負擔，今天呢?GDP世界第二的我們，被這幾項壓得喘不過氣來!!你找的原因都是細節，而不是大局。請你把視野再放大一點觀察一下試試。如果所有政策的建立之初，先考慮一下會對民生產生什么樣的影響的話，會形成現在的局面嗎?或者說許多政策在出臺的時候，考慮過民生嗎?

　　社會主義也罷，公有制也罷，說他好，是因為能夠使社會的發展惠及所有民眾，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還好嗎?先搞清楚因和果的關系吧!!另外，還是要搞清楚什么叫做惠及所有民眾?人類個體之間能力的差別極大，能者多勞，多勞多得，這是必然，但是弱者呢?社會應該提供一些必要的條件，使弱者可以輕松地生活，這就是社會民生福利制度建立的原因，使弱者的生存不再困難!!!!

　　優越的社會制度是為了使人民更幸福地生活，而且，要使絕大多數人更加幸福，這就是共產主義標榜的宗旨，如果做不到的話，那還有什么優越呢??所以，我要說，中國人，不應該是為了建設某種主義而存在，而是要為了使所有中國人生活的更好而努力!!】

　　社會生產力達到一定程度的標準是什么，這需要明確。從西山先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認為毛澤東時代屬于這個范圍，并且當時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情況下較好地解決了民生問題。改開以來解決得不好;發達問題解決的較好。從而主張“民主確實與什么主義無關!!只與政府的執政理念有關!”，我想問的是國家的執政理念是由什么決定的?毛澤東時代奉行的是紅色理念，代表的人民利益，要求為人民服務，所以才在當時的情況下著眼于國家的長遠發展，重積累輕消費，人民生活水平較低，國家建設成效明顯，城市后來的情況是略好于農村，農民為國家的工業化做出了很大的犧牲為的是長遠利益而不是某些人的私利，與之相匹配的是實行國營經濟與集體經濟，采用計劃市場模式。改開以來，主張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發展(采用一切手段地致富)是硬道理，社會笑貧不笑娼，人的價值就是從你有沒有權、有沒有錢這個結果來體現與衡量，化公為私、損公肥私、權力尋租成為當官者的選擇、成為他們致富的不二法門，擁有行政級別的國企高管通過轉移國有資產搞垮國企變身為民企明星后不僅沒有受到任何懲罰相反得到鼓勵與保護，這是與權相聯系的層面，民間層面上偷稅漏稅、造假——蘇單紅、三鹿奶及后來的毒系列，這種種殘民害民行動無不與私相聯系，私有化是他們的堅實的經濟基礎，我國不同于西方，它是經過無數先烈流血犧牲換來的，讓人民遭二碴罪、一切推倒重來是歷史的反動與巨大倒退，保證黨、政府實行為人民服務的政策必須保證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與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現在黨員成份的復雜化、人大政協構成的富人化(廣大工農被邊緣化)由此進行的立法能具有公正性、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不可能的。所以國家實行什么政策不是由良心決定的，而是由其現實的經濟基礎所決定的。至于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福利水平高，一由財富總量有關，平民分了一杯羹;二是其中包含其踞中世界分工的高端從而由其他國家勞動創造的被轉移過來的價值部分，所以不可能具有普遍性;如果放眼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占了絕大多數)，平均福利水平如何，再扣除十幾個發達國家后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的福利平均水平又如何?三是如果這些發達國家采用社會主義的分配模式，人民的福利水平將會更高。影響民眾的生活水平的因素，根本上講是由經濟發展水平決定，其次與分配政策有關。

　　3【 公有制，私有制。

　　國營的鋼鐵廠是公有的，國家出資建設，所有權是屬于國家的，服從于中國的國家意志，在中國的土地上，給國家納稅，創造了大量的工作崗位，管理者是國家委派的官員，同時是一個合法的中國公民。生產出的鋼鐵用于中國的建設，這個工廠本身就是中國所有財富的一部分。

　　管理者地位是不穩固的，是有任期的，是不敢犯錯的，無過就是有功。鋼鐵廠獲得的財富與個人關系不大，如果經營好了需要上交或者分發給所有職工，如果經營不好，可以申請政府支援。

　　私營的鋼鐵廠是私有的，個人出資建設，所有權是屬于私人的，服從于中國的國家意志，在中國的土地上，給國家納稅，創造了大量的工作崗位，管理者是私營老板，同時是一個合法的中國公民。生產出的鋼鐵用于中國的建設，這個工廠本身就是中國所有財富的一部分。

　　管理者是老板，終身的，經營好了，財富可以自己支配，如果經營不好，就要完蛋關門。】

　　這里講的是兩種所有制不同的管理形式所帶來的不同經營效果，西山先生認為私營的好于國營的。這個概念早已被改為了國有了，與國有資產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有關我的看法是：首先說私營這種方式，西山先生有點保守了，講的還是家族企業階段的事，請問家族的未來是什么，西方發達國家企業典型的經營方式是什么?公司制、股份制，股東代表大會及董事會、總經理領導的行政團隊、監事會分別行使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這是一種信用委托制，這種情況下總經理等是真心負責還是敷衍塞責?這種信用委托不能被社會主義國家所借鑒、利用?目前我國國企出現的問題恰恰就是放手國企讓精英們獨裁的家族式經營的結果，沒有責任追究機制，沒有全民所有制應有的監督，沒有職工的民主管理，放棄了民主集中制。所以國企不等于低效率，再看毛澤東時代國企的輝煌，說明國企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另外現在我們已經放棄了國營的形式，叫國有企業以與國有資產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相適應，其實還真是多此一興起。

　　【我上邊的兩段話看明白了嗎?兩者都在中國法制要求的范圍內進行經營活動。對國家來說，哪個更好?對政府來說，哪個更好?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

　　這個問題我已經給出了自己的回答。

　　另：昨天晚上，瀏覽了西山與小馬的討論，幾個問題很重要：未來的農產品的壟斷高價將給社會民眾生活帶來的影響;簽訂轉包合同的收益分層必須進行動態管理，與總產量相聯系、與農產品價格相聯系;轉讓主體的動態變化，建議以五年為單位，適應變化了的農民構成，考慮其生死嫁娶的變化;科技成果帶來的增加的收益不僅是產量增加帶來的農產品價格的下降(后邊已經論證這是不太可能的)，農民必須分享;綜合考慮現在的農業補貼與農產品價格被人為壓低得出，農民種地不是國家的負擔，而是對國家的巨大貢獻，這一貢獻遠遠不沒有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現在的情況是糧賤傷農;將來大承包商們極可能壟斷糧價，造成壟斷高價，造成糧貴傷民，西山寄希望于政府的仁慈，不能不說是現實缺少保障性理由，當國家的糧食安全控制在少數人手中時，我前面提到的大承包商形式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糧食增產、糧食安全、農民利益，國家的強力介入必不可少。

　　答西山先生系列源于沙悟凈的《《學問要扎實 文風要嚴謹》一帖的回復中見http://bbs.chn2007.com/forum.php ... p;extra=&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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