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人的成長、壯大，直到取得全國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始終都有反面教員的重大作用。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過。這里不說黨內的、國內的，只說國外的，只說美國人的反面教員作用。新中國成立之際有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五十年代有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尤其是后者。1958年1月，杜勒斯進行“理論總結”，提出過一種說法：戰爭邊緣政策或者說藝術。主要的意思是，美國“不怕走到戰爭邊緣，但要學會走到戰爭邊緣，又不卷入戰爭的藝術。”毛主席說，杜勒斯是一位先生，就在1958年，“我們以‘戰爭的邊緣’來對付‘戰爭的邊緣’，結果他們不敢前進，只到戰爭的邊緣為止。我們不打他們，他們也不敢動，他們看我們，我們看他們，看了兩個多月。”主席這里說的是金門炮戰。
1958年10月2日，毛澤東說到反面教材的作用時，談到了“不拿薪水，美國人發薪水”的蔣介石，談到了二戰時期軸心國，著重談了“現在”的教員杜勒斯：“世界上沒有杜勒斯事情不好辦，有他事情就好辦。所以我們經常感覺杜勒斯跟我們是‘同志’，我們要感謝他。這個人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在資產階級里，他是比較最懂得馬克思主義的。因為他堅決執行階級斗爭的路線，相當不妥協。我這里沒有講他毫不妥協，因為他還有缺點。他相當堅決，只是堅決得還不夠就是了。雖然有缺點，還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個教員，只是除了共產主義者以外。當然第一個教員是馬克思主義者，第二個教員才是杜勒斯，還要加上蔣介石。看來世界人民在金門問題上受到了教育。”
就是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系之后，美國人依然孜孜不倦地發揮著反面教員的作用。這樣的例證太多，不舉例也罷。可以簡單地設立一個認識標準：只要美國政客們在那里說些自欺欺人的話，說些不著調的話，說些耍小聰明的話，說些耍小孩子脾氣的話，說些捉襟見肘的話，說些掩耳盜鈴的話，我們就可以知道，他們在當教員了。
毛澤東主席說過，反面教員的作用有時比正面教育的作用更大。在當今世界，“哪里有不平哪有我”的美國，一直努力地教育著人民;教育著人民認識資本世界的真面目。在中國，美國的教育還起著在其他國家起不到的作用，讓中國人明白了那些“美國凡是派”的嘴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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