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神教由于愚昧和殘忍而被海內外所譴責和唾棄之時，卻傳來了海外民運要與全能神教合作的消息。也由此令外界感嘆所謂的海外民運已經衰落或者墮落到何種境地。

　　海外民運經過幾十年的大浪淘沙，早已式微。每次還能夠引起世人關注，往往不是分裂就是類似于與全能神教合作的令人驚奇的信息。海外民運當年之所以能形成一股力量，除了西方的支持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它代表了一種道路選擇。上世紀八十年代，當誰也無法判斷前無古人的改革開放道路是否能夠成功之時，他們所宣揚的發展路徑還是吸引了部分支持者。

　　雖然今天我們可以找出海外民運被歷史淘汰的N多理由，但很關鍵的一點則是中國當今發展道路選擇的正確性。哪么，在全球化的今天，在東西方制度對比的角度，今天的中國道路究竟有何特點和優勢呢?

　　第一，從政治制度運作的形式上看，西方是通過全民普選方式進行定期的換人換黨。中國則是通過以組織部為主的、以能力為導向的人才培養、選拔和使用機制，實現定期的換人而不換黨。如果再對比一下以中東為代表的全球另一大文明伊斯蘭世界的話，它們則是終身制或者家族世襲制，是既不換人也不換黨的體制。

　　從宏觀的角度講，西方短期(四年或八年)而又頻繁的換人換黨，雖然可以具有政治體制的靈活性，而且也可以當政治、經濟、社會危機來臨或激化時起到緩解、轉移矛盾的效果，但整體治理效果卻缺乏長遠性和穩定性，制度性出現國家政策的相互否定。

　　因為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執政期限只是四年或八年，長期規劃對選舉并無意義，更何況即使制訂長期規劃，換人換黨之后也會被擱置或者廢除。甚至就是短期的政策，在換人換黨之后也會面臨同樣的命運。比如法國右派政黨人民運動聯盟，為應對經濟危機，在薩科奇時代進行了一些微小的改革。比如為提高勞動效率，提倡多勞多得，加班的倍增收入免稅。結果社會黨一上臺就立即廢除，重新回到原點。至于國家大政，1980年左派社會黨一上臺就搞大規模的國有化，后來右派上臺就搞私有化。

　　由于政治人物熱衷于追求短期效應，往往置國家長遠利益而不顧，這就成為今天的西方：不管是以福利為特征的歐洲還是以借貸消費為特征的美國，均深陷危機，負債累累，國家競爭力下降。

　　西方這種體制另一個弊端則是既無法選出優秀的人才，還造成政治人才的浪費。

　　西方基本是上從二戰后開始逐步推行全民普選，美國是到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瑞士則是到了七十年代婦女才有投票權。全民普選的一個后果就是造成政治人物的平庸化。本來衡量政治人物的主要標準是能力。但在選舉制度下，形象、性別、種族、宗教信仰、口才、突發事件、甚至非理性感覺都成為非常重要影響選舉的因素，候選人的能力反而退居其次。以21世紀以來的美國總統為例，克林頓評價奧巴馬只是一個業余級別的政客，是歷史上最差的總統。而奧巴馬的前任小布什，也早已經被卡特批評為史上最差的總統。特別是小布什總統，他第一次出馬競選時，民主黨攜克林頓創造的絕佳經濟景氣竟然敗北，第二次民進黨又企圖利用他糟糕的執政水平想卷土重來，結果再次失敗。更令他們難以理解的是，在辯論時，民主黨候選人犀利的辯才常令小布什處于守勢。然而，誰也想不到的是，正是小布什憨太可掬的形象，對于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就像一個可以信賴的鄰居，反而幫助他一再勝選。

　　當然西方民主的辯護者也自有其一套說詞：成熟的民主社會對政治家的素質要求較低。只是何必還要舉行成本如此高昂的選舉干什么?更何況過去他們是這樣為民主制度辯護的：由于可以更換不稱職的領導人、選出優秀的人才，就能避免皇權專制時代昏君長期執政的現象。這就是民主制度表現要優于專制制度的根源。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也。

　　西方選不出優秀人才是一回事，另一方面還由于政黨對決，整個國家的政治人才又被人為切割成幾個部分，并隨政黨共進退。一黨獲勝，哪怕原來的政務官再有能力，也統統大換血。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則又造成人才的浪費。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資源，一個杰出政治人才的產生也是多種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壽命。一個政黨連任八年，也就意味著另一個政黨的政治精英閑置八年。

　　相對比而言，中國“改革后模式”不僅宏觀上保持了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也能產生優秀的人才，更能在全國使用人才。

　　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到現在已經持續三十五年，這在任何西方制度模式國家都是無法想像的。這同樣也是為什么，中國能夠制訂跨越兩代領導人的五年規劃。中國制定五年規劃的時候，上至國家最高領導人、中外專家學者、各行各業負責人，下至普通百姓都廣泛參與，甚至包括外方的專業機構。如世界銀行駐華辦事處。整個制定過程要經過十一個步驟歷時三年。需要經歷集中、民主、再民主、再集中，參與共識無數個輪回。內容則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每個方面，可謂對自身全方位的檢測、調查，并在此基礎上制訂切實可行的未來發展路徑和目標。

　　這樣長期和大規模的動員全國各方參與、智慧凝聚性質的政治行為，以對國情做非常徹底的調查，從而達到戰略性、前瞻性、客觀性和實踐性的效果，在西方選舉民主制度下是沒法做到的。

　　中國今天的制度模式之所以可以選拔優秀的人才，主要是建立在以能力為基礎之上的全國性選拔、長期培養和歷練。今天的中共，全體黨員都要根據以下三個標準進行年度考評：業務素質和道德品質、工作成績、群眾滿意度。組織部門也引入了問卷調查和民意調查等現代形式。所有的干部每五年至少進行三個月的培訓。目前中共8000多萬黨，擁有2700多所學校，課程以“三個基本：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和“五個當代：當代世界經濟、科技、法律、軍事和思潮”為主，省級黨校則為地方干部提供社會管理具體實踐技能的培訓。除此之外還有三個分別建立于井岡山、延安和上海的重要干部學院。

　　這也是中國“為政之道，惟在得人”、“尚賢”傳統的延續和繼承(當代的說法是：當正確的方針政策制訂之后，干部是關鍵)。其公開的規則包括：政績、學歷、基層工作經驗、年齡以及公推公選、競爭上崗、任命前的公示制度、任期制度、差額選舉制度。以新一屆領導人國家主席和總理為例，他們均經歷過長達二十年左右的基層任職考驗，并在五年前進入最高權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對國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所以可以立即針對性地施政。

　　對中國的執政團隊，福山有這樣一個評價：“我認為中國模式非常難以復制。這些國家缺少中國模式的一個核心的因素，即中國擁有一個高質量的、現代的、集權的中央政府。建立一個集中權力的、現代的、高質量的、以發展為導向的能夠提供基本服務的政府體制是非常困難的”。也就是說，中國執政黨治理能力太高，以致于都成了中國模式無法復制的原因!

　　當然福山在承認今天中國領導人的超強能力，可以有比西方模式有更高的效率的同時，也質疑中國如何才能保障領導人和領導集團的質量永遠是高的。其實答案就在于中國目前的人才選拔和使用機制：全國性人才選拔擴展到最高層以及有任期制(自十二大以來，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更替率均超過50%，最高達68%)。昔日皇權時代，最高權力只能是來自血緣世襲，而且是終身制，所以一方面經常性的出現人才短缺，另一方面如果遇到昏君，災難將長時間持續。但到今天，全國性選拔人才再加上任期制，已經解決了上述問題。倒是西方，由于大眾普選的出現，才真正面臨人才匱乏的危機：從實證的角度看，西方選舉這種方式產生的領導人，要么無法選出最優秀的人才，要么無人才可選。即使偶爾出現負責任有魄力、敢于正視現實和注重長遠的領導人，也往往被選民選下臺。

　　總體而言，西方民主的人才邏輯是先不管能力如何，選上去再檢驗。不勝任就在下一次選舉時進行更替。中國的人才邏輯是只有在一個位置上表現優異或者至少勝任，才能夠被選拔到上一個崗位。然后通過一級級的淘汰選拔，最后由八千萬黨員中最優秀者進入常委。然而，治理國家不僅涉及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也決定著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與命運。從這個角度講，把整個國家當成試驗品的西方人才邏輯顯然過于草率和不負責任，而中國則十分的謹慎。

　　從本質上看，西方選舉模式產生人才的體制和中國過去的世襲皇權體制類似：如果運氣好，碰上一個英明的領導人，就能帶領國家進步。如果運氣差，則國勢力立衰。克林頓八年和小布什八年就是最明顯的寫照。當然民主之所以優于皇權時代，是在于可以一定期限內進行更換，但和今天中國的“改革后體制”相比，則要遜色的多：中國不僅發揮了過去體制選拔人才的優勢，還借鑒了西方定期更替的優點。政治體制不同的邏輯自然導致不同的表現，這就是為什么西方深陷危機而中國“改革后體制”一枝獨秀。

　　不過，中國的現行體制也有需要進一步改進之處。比如人才選拔的制度性、透明性、包容性依然不夠。這也是引發薄熙來事件的一個因素。當現有政治人物發現自己無法透過現在體制拓展政治未來時，便會訴諸于體制外因素尋求突破。其后果便是對體制的沖擊。當然在經歷薄熙來事件之后，十八大仍然順利召開，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應現有體制的成熟和穩定。

　　相對于西方自下而上的選舉體系，中國的自上而下的選拔制度自然會令人質疑。即在缺乏一種對下負責的政治責任體制的情況下，如何始終保持高質量的治理?確實在中國的現實社會廣泛存在各級官員唯上而忽視甚至損害民眾利益的現象。但這并不是中國模式不可解決的問題，只要最高層改變選拔人才的標準，即可迎刃而解。比如改革開放之初的政績標準是GDP，從而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但當這一標準的負面影響日益顯露時，比如環境污染、強征強拆激化矛盾，中央就開始強調綠色GDP。2014年初各省市召開的人代會上，降GDP、治霧霾就成為基調。另一個例子就是，當越級信訪成為衡量政績的一個標準之時，就引發了各地截訪現象。當中央意識到問題存在廢除這項規定之時，這種現象也就自然消失。

　　世人可能還記得2009年重創臺灣、近七百人死亡的“八八”水災。當是莫拉克臺風也同樣襲擊了浙江福建沿海，但大陸成功疏散上百萬人，幾乎無人傷亡(僅一名兒童死于房屋倒塌)。大陸的官員之所以更負責任，是因為民眾安全是重要的考核標準。而在臺灣，雖然有法律規定強行疏散，但由于選舉臨近，官員反而不敢作為，最終釀成慘劇。

　　不了解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西方當然難以理解何以最高領導人卻能夠向下負責。中國自秦朝率先成為馬克斯。韋伯所定義的現代國家以來(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就逐漸形成了政治上的民本傳統。縱觀整個中國皇權時代，即使無能、無為的君主也會被歷史所否定，至于類似于隋煬帝式的暴君，更是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上。其實就是隋煬帝在面對弒君的兵變者，也承認自己對不起百姓(“我實負百姓;至于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為首邪?”)。

　　在西方，政治倫理和契約是：我是選民選上來的，因此要為民眾負責。但中國的政治傳統是，為政者以人為本乃是政治的本義，是天經地義的。套用西方宗教的話語體系就是不證自明的。這就是中國政治傳統從精神和價值上確立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天之生民非為君，天之生君以為民”的人民優先論和民本論。與“民本”相緊密聯系的是則“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的天命觀。1949年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后提出的“為人民服務”不過是“以人為本”的現代表述而已。

　　西方之所以產生自下而上的民主，恰是因為為政者持有路易十四哪種“我死后，哪管洪水濤天”的理念(他絕不會有隋煬帝“我實負百姓”的覺悟)，西方完全從一種極端“絕對專制”走向另一個極端“絕對民制”。而中國因為有民本傳統，反而沒有產生自下而上民主的歷史動力和需要。中國自1840年以來向西方學習，并不是因為專制的苛政而是為了重新復興。

　　中國的民本思想還可以解釋當代一種奇特的政治現象。在儒家文化圈，新加坡有李光耀，韓國有樸正熙、臺灣有蔣經國，大陸有鄧小平。他們共同特點是具有為政者的使命感、責任感，帶領國家(地區)走向富強。他們為政的原動力，則是西方政治理論無法解讀的。反觀其他文化圈的國家，則鮮有此類政治人物。亞洲的菲律賓是一個天主教國家，政治強人馬科斯獲得權力后，完全是當代路易十四的翻版。

　　這就是儒家文化強調“民本”責任倫理、推崇“賢人政治”、內圣外王的傳統所產生的巨大影響。美國學者社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對比過中國和俄羅斯政治的不同：“但與中國不同的是，俄羅斯最高精英沒有對國民負責的類似道德感。在中國，政治等級越高，政府質量越 有改進。但在俄羅斯，它卻變的越糟。當代精英愿意借用民族主義，使自己權力合法化，但到最后，好象仍在為已著想”。可謂一語道破中國政治傳統的本質。

　　應該說，從政治傳統和跳出西方話語權的需要以及話語使用和對外傳播的便捷性來看，中國的制度模式應該稱之為“民本制”。

　　第二，從政黨的代表性來看，西方的政黨只代表部分或者特定群體，中國則代表全民。

　　西方的每個政黨之所以只代表部分群體有兩個原因。一是不同的政黨，其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是不同的。在社會中也就只能得到相對應群體的支持。美國民主黨的支持者主要是藍領、低收入階層。共和黨則主要是財團和高收入群體。法國也同樣，2012年社會黨的奧朗德之所以贏得大選，是因為60%以上的工人和年青人投了他的票。二是政黨要想贏得選舉，只需贏得絕對或者相對多數。法國歷次大選，勝負相差很難超過十個百分點(2002年極右政黨進入第二輪是例外)，1971年雙方只差1.62個百分點，1981年3.51個百分點。2000年臺灣的民進黨贏得大選，其得票率僅為三成多一點。2004年大選，民進黨憑借兩顆子彈也僅比國民黨多了兩萬多張選票，雙方得票率相差僅千分之二。

　　西方政黨的這個特點導致了如下兩個后果。一是執政后，其政策明顯偏袒支持者。一般來講，左派上臺就增加(窮人)福利，右派上臺就(為富人)減稅。2008年，美國民主黨贏得大選后，盡管面臨經濟危機，他卻繼續擴大社會福利，政府預算的超過40%用于福利開支，不交稅的人高達47%，靠領取社會福利生活的人增長了50%。他視為政治生命的一項工程是全民醫療保險。客觀而言，做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卻竟然是西方社會中唯一一個沒有全民醫療保險的美國，早就應該通過立法。然而，在經濟危機最嚴峻之際，顯然是一個錯誤的時間。奧巴馬的醫療保險方案，需要政府支出5000億美元，這對財政、貿易雙赤字同時又有著天文數字般債務的美國來講，除了增稅別無他法，而征稅的對象只能是富人。相反，此前共和黨的里根和小布什時代，任內則紛紛給富人減稅，對窮人則減少福利開支。盡管此時的美國貧富差距正在日益拉大。

　　中國的臺灣雖然是后起的民主社會，但表現的更為露骨。國民黨執政，資金就向國民黨掌控的縣市傾斜，民進黨執政也是如法炮制。所以年年當臺風來襲造成損失之后，地方縣市往往把責任推到最高層的財政歧視。

　　二是少數群體往往被忽視，甚至受到歧視和傷害。最終不得不通過極端手段來維權。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歐洲屢屢發生大規模騷亂：2005年巴黎騷亂、2011年倫敦騷亂、2013年瑞典斯德格爾摩騷亂。三起事件的導火索都是警察執法過程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但根源卻是弱勢群體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生活艱難，更是經濟危機中實行的緊縮政策的主要受害者。

　　以倫敦騷亂發源地托特納姆地區為例，這一地區失業率(尤其青少年失業率高)、貧困率、犯罪率極高，甚至當地居民平均壽命也比倫敦平均值低大約5年。但由于這些群體沒有足夠選票，其利益根本得不到保障，制度性的社會不公正長期存在。西方經濟危機爆發后，政府不得緊縮公共開支、削減福利，他們更是首當其沖。該地區共有13家青年活動中心，但是由于政府削減支出，其中的8家已經被迫關閉，而這次騷亂的主力就是青少年。不僅如此，倫敦警員平日執勤經常粗暴對待少數族裔，令民怨愈積愈重，底層民眾感到極度失望和憤怒。騷亂發生后，正如一位托特納姆區居民所說：“在倫敦，在托特納姆的街道上，警察經常騷擾我們、粗暴地對待我們。我們為此提出申訴，他們卻全不當一回事，認為我們是在開玩笑。而這一切僅僅因為我們是有色人種，是黑人……我們需要做一些事情，讓人們睜開眼睛，看看這里的真實情況”。

　　由于這些弱勢群體是少數，其選票都可以忽略不計，所以他們的命運也就不會受到政治人物的關注。而他們也自然選擇暴力棄選票。更可悲是，當他們選擇暴力之后，出事國政府在西方主流社會的支持下、在國內外主流媒體的配合之下對之進行堂而皇之的鎮壓：控制社交媒體、僅僅一個倫敦騷就抓捕了3000多人，法院在政府的要求下，對一千多人迅速重判----有人僅僅是接受別人給的鞋而被判刑，但司法大臣克拉克明確的表示：“判決力度掌握的很有分寸”;首相卡梅倫還發明了“連坐”---家里有一人參與了騷亂，全家人都從政府的廉租房中趕出去。這些人自然也都被扣上暴民、暴徒和“徹頭徹尾犯罪行為”的帽子----要知道類似的事情發生在非西方國家，哪可就是反體制的英雄。哪個政府要敢向英國政府這樣做，哪就是違反人權、侵害互聯網的自由。

　　目前生活在法國的三大少數族裔：華人、猶太人、穆斯林，分別用不同的方式保護自己的利益。華人可以依賴祖籍國的強大，猶太人則憑借對經濟的巨大影響力，穆斯林則訴諸于暴力。

　　三是由于政黨各自代表不同的群體，每次選舉常常造成擴大社會矛盾、甚至撕裂社會的后果。選舉不僅沒有化解矛盾反而令社會分歧更為固化。這尤其典型的表現在新興民主社會。比如臺灣，在1949年國民黨剛剛敗退到臺灣時，存在外省人和本土人的矛盾，但幾十年過后，特別是蔣經國大量任用臺籍人士，矛盾基本消除。但民主化后，出于選舉動員的需要，這種矛盾刻意被復活和放大，造成臺灣社會的撕裂。最慘烈的當屬南斯拉夫。本來各族人民早已忘卻過去的仇恨，和睦相處，相互通婚。但在民主化后，各政黨都把挑起種族仇恨作為贏得選舉最主要的手段，結果造成二戰后歐洲最大的人道慘劇。今天的伊拉克之所以處于動蕩和亂局，各種仇殺此起彼伏，也是由于美國在伊拉克建立民主后，重新激化了什葉派和遜尼派的矛盾。(其實中國農村，過去革命時代消失的傳統農村大姓、家族問題重新浮現，也和農村選舉密切相關)。

　　與之相關的還有一個弊端就是強化原有的社會結構，許多社會的不公正難以化解，甚至給惡勢力提供進入政治的契機。比如印度的種姓制度、男女不平等。安貝卡爾是印度的憲法之父，與甘地、尼赫魯并稱影響印度的三大偉人。盡管有如此的貢獻，但由于他屬于低種姓，最后在無力改變現狀之后，率領50萬族人全體皈依主張人人平等的佛教。今天的印度，人民黨代表婆羅門，社會民主黨代表賤民，社會主義黨則是低層種姓、以養牛(不同的階層職業也是固定的)為職業的YADAV(屬于首陀羅種姓)。每一次選舉都是對不同階層的強化和固化。

　　臺灣在蔣經國時代，社會總體廉潔，對黑社會也是嚴厲打擊。但到了民主時期李登輝時代，國民黨不得不和掌控地方票源的黑社會合作，進而黑金政治惡性膨脹。后來黑社會干脆跳到第一線直接參與選舉。過去黑社會見了警察哆哆嗦嗦，畢恭畢敬。現在卻在議會里肆無忌憚斥責警察局長。就是到現在，黑社會仍然在國、民兩黨有著很深的印記。2012年臺灣同時舉行民意代表選舉，民進黨提名的不分區立委，就有多人被判過刑。但“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在受質疑后第一時間稱這是“最好的名單”。

　　反觀中國共產黨一直扮演代表全民的中性角色，其政策總體來看沒有特別地傾向任何一個利益群體。這種定位，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時，經典的體現在中共的理論突破“三個代表”中：“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農村最早受益。隨著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現下崗群體，國家又開始建立現代保障體系。新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廢除農業稅、提供農田補助;建立農村醫療新農合、養老保險制度即新農保;免除學雜費、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并補助寄宿生生活費。現在又開始改革戶籍制度、城鄉平權。即使在改革的不同階段，某一特定群體承擔了改革的成本，但往往會在改革的其他階段得到補償，絕沒有西方某一個群體長期受到漠視和歧視的現象。甚至越是少數群體越是得到特殊的傾斜。比如中國制訂的針對少數民族的各種扶持、優惠政策。以西藏為例，1952年至2012年，中央財政安排各項補助達4543.4億元人民幣，占西藏地方財政成立以來累計支出的96%。

　　另外，中國一直就有“異地任職、回避制度”的傳統，但西方這種票選民主制為了贏得選舉的需要，卻恰恰相反。

　　中國早在封建王朝時期，為防止官員結黨營私等弊害，就堅持地方首長的屬籍回避制與三年一屆任滿輪換制度。唐朝制定了較完善的《回避條例》，不許官吏任“本郡州縣及鄰本郡縣官”。起先提出“三百里內不為官”，后又改為“五百里內不為官”、“千里內不為官”，還有“南人北官，北人南官”的規定。明朝把全國分為三個大區，“定南北變調用人”。進入當代，同樣為使領導干部擺脫人際關系的羈絆，更好地履行職務，“干部交流”制度應運而生。

　　中國之所以形成這樣的政治傳統，還是和中國的人情社會文化有關。文化無法改變，只能從制度上設計盡量減少其弊端。假如中國民主化了，人情社會的文化基因不但無法改變，相反更會強化：要利用人情牌去贏得選舉。而勝選后，只能給予回報。這既是民主規則----要為選民負責，也是為了未來繼續贏得選舉。但如此以來公平、公正何在?

　　第三從權力的合法性來源來看，西方模式強調的是程序和過程，中國則是執政的成效，是政績合法性。

　　西方自啟蒙時期英國社會理論家約翰·洛克時代起就提出，政治合法性來自群眾或明示或暗示的同意，除非得到被管治者的同意，否則該政府不具正當性和合法性。而這種正當性和合法性實現的唯一方式就是民眾投票。

　　所以在美國，盡管小布什執政8年就把美國從冷戰后的顛峰帶到低谷：發動兩場反恐戰爭、經濟政策失誤和監管缺失造成一場全面的經濟大危機，但是小布什政府的合法性并不受任何影響。

　　由于西方權力的合法性來自于過程，也就是選舉，于是政治人物把更多的精力放到選舉而不是治國上，甚至為了贏得選舉和拉抬支持率而出臺違背經濟規律、政治和外交原則的政策。2012年是全球少有的大選年，為了贏得選舉，政治人物可謂不擇手段。奧巴馬曾允諾結束對石油業的補貼，但這一承諾變得煙消云散。奧巴馬曾允諾進行全面移民改革，但未能兌現。相反為吸引拉美裔選民的選票，他甚至采取了一項繞過國會的動作：讓170萬年輕的非法移民得以暫時合法地繼續呆在美國。在法國，支持率低迷的薩科奇不惜下令選舉期間不許企業破產、各企業要給職工發放一千歐元額外的紅利。為了提高就業，迎合極右民眾，冒著侵犯人權的風險，強行遣返羅姆人，為此引發歐洲人權委員會的強烈批評。其最荒唐的政策是如果加入法籍的外來移民觸犯刑法，將取消其法國國籍做為懲罰，這顯然違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政治人物為了提高支持率，甚至不惜選擇對外宣戰。法國介入利比亞內戰、非洲馬里之戰，都令當時的總統支持率大幅飆升。2008年薩科奇也是在民意的壓力下會見達賴，結果令二十年良好發展的中法關系完全逆轉，法國的國家利益受損。

　　和西方不同，中國傳統上是一個注重世俗理性的民族，自西周起，衡量政權合法性的最終標準就是執政的有效性。當時提出的天命觀，認為只有治國有方才能承續天命。弱小的周之所以取代強大的商，是因為商的暴政和周的德政令天命歸于周。中國歷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明成祖朱棣、西漢末年的王莽，從程序上講，三者權力都不具合法性，但由于李世民和朱棣創下罕見的文功武治，而成為后世典范。李世民更被視為自孔子以后數一數二的偉人。而書生式政治家王莽由于實行脫離實際、效仿周朝的改革，一敗涂地，民不聊生。他篡位之舉也就被歷史完全否定，成為千古罪人。

　　中國共產黨今天的合法性既有打天下的歷史因素，也有今天憲法的明文確立，但根本還是六十多年來的巨大成就。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華民族面臨兩大歷史任務：國家主權獨立和重新統一、國富民強。不管是洋務運動、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中國革命，貫穿其中的主線就是這兩大歷史任務。在經歷了如此之多的百年失敗積累之后，直到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帶領各族人民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歷經六十多年的奮斗才算接近完成。

　　今天的中國不僅主權獨立，還收回香港和澳門，兩岸統一的可能性也日益增強。經濟上更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美國最大的債主(希拉里。克林頓說中國已經成為美國的銀行)、制造業第一大國(美國崛起百年后第一次丟掉此冠桂)、210種工業產品產量全球第一(人類歷史上只有英國和美國曾有此榮耀)、鋼產量超過世界的50%、汽車消費第一大國、尚未自由兌換的人民幣流通量超過歐元居世界第二、全球第三大對外投資國、世界五百強86家企業入圍居世界第二、世界十大銀行中國占居包括第一名共四家，與金融大國美國分庭抗禮、全球十大港口中國占據8席。

　　建立在經濟實力基礎上的則是科技、軍事、航空、基礎設施、體育、文化的起飛：載人、登月第三大航空大國、擁有核武器、航母的軍事大國、專利申請世界第一、高鐵第一大國(通車里程占全球50%以上)、更是信息時代網民全球第一(美國人口的兩倍)、移動電話持有量全球第一(超過11億用戶)、世界數一數二的體育大國、諾貝爾文學獎。

　　經濟的發展最根本的目的還是改善民生。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先生的分析，中國近年來掀起社社會保障的“大躍進”：到2011年，城鄉居民參加職工醫保、城鎮居民醫保、新農合人數超過13億，覆蓋率達到95%以上;其中尿毒癥、乳腺癌等8類大病納入大病保障范圍，補償水平達到90%以上。個人醫療費支出比重2011年已降至34.77%，十二五末將降到30%以下。就個人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而言，中國不僅低于世界40.8%平均水平，也低于高收入國家40.5%的水平，只是仍高于歐洲國家24.8%的平均水平。

　　此外，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到2012年已經達到80%，這其中包括六分之一進城的農民工。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2011年即已達到3.26億農民，原計劃2020年實現全覆蓋，2012年即實現。隨后中央又在城市進行類似的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2012年實現全覆蓋。三項合計覆蓋人口達7.88億，社會養老參保率接近80%，中國建立全世界最大的養老保險體系。而且從2005年至2014年，我國已連續10年每年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10%，遠遠高于同期的物價水平(2013年物價水平不到3%)，受惠超過七千萬人，是實實在在的分享改革成果。自2009年始，澳大利亞連續四年發布全球養老金指數，用40多個指標對各國的養老體系進行評估。中國排名第十五位，高于經濟發展水平在中國之上的韓國(16)和日本(17)。

　　另外，城鄉低保總人數也超過8000萬，基本將符合條件的人群納入。

　　至此醫療、養老、低保三大社會保障制度完全建立。從2000年至2012年，中國在社會保障的支出從5000億增加到55000億，占GDP的比重從5%升至10.5%。這個比重，2000年和印度相同，2005年超越亞太現今平均值，2010年超越世界平均值，2012年超越拉美與加勒比海地區的平均值，也超過中東地區平均值。中國社保方面的支出目前僅低于歐美發達經濟體和前蘇東地區。如果說2000年中國是低福利國家，但到現在，中國顯然已經不是。

　　當然西方顯然無法理解的是，何以一個非西方民主國家，卻有如此的動力提高國家的福利水平，甚至高于印度、菲律賓、印尼、韓國、拉美等民主國家----畢竟，印度選民通過幾年一次的選舉向當政者要求最基本的水、電和溫飽等生存條件時，中國不需要這一套制度設計卻早已主動的實現。要知道福山2010年還斬釘截鐵的這樣評價中國：“關于農民的養老金及醫療保障等，他們的要求是一個沒有組織起來的力量，所以就不會有相應的強有力的政治影響力”。但何以兩年之后，就已經完全建立起來了呢?當然在西方，沒有政治影響力的集團肯定會被忽視，但這是中國!正是由于績效合法性的傳統，才使得許多在中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在其他國家卻需要成本高昂的民主制度來苦苦要求。如果非要以西方的“民主”理論來衡量中國的話，哪么能夠更加有效、理性回應民意的制度是不是更為民主的制度?

　　提到中國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還有一個數據不得不提。2013年，中國海外旅游人數接近一億，達到九千七百萬，居全球之冠，也就是說每十三個中國人就有一個出國旅游!而且中國游客海外消費也同樣是高居世界首位。

　　中國巨大的成就甚至都可以從中國崩潰論者們哪里得到印證。2012年底出版的《中國危機》(The China Crisis，James R. Gorrie)，有這樣的分析：一旦中國崩潰，美國的債券市場將一夜之間崩潰，美元不再是世界儲備貨幣，世界經濟進入大蕭條。這將立刻在美國引發社會騷亂，天文數字般的通貨膨脹將使美元成為廢紙，所有美元定價的產品如股票、房地產也將一文不值。全球的經濟基礎不復存在。當歐洲最大的資本和市場來源消失后，歐洲也將萎縮。中國的崩潰將導致世界貿易和金融的崩潰。中國的解體意味著世界的解體。

　　正是以上的巨大成就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合法性，同時也得到中國百姓的信任，今天的體制是適合中國國情也是社會主流共識。而根據西方的理論，合法性不就是“包括一套制度有能力激發和保持民眾的信任，使民眾相信現行的政治工作制度是最適合當前社會的”(西摩。馬丁。李普賽特)?所以，2011年6月到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的學者委托專業的調查人員，隨機對全國1750戶家庭進行民主調查問卷。不出意外的只有15.3%的人選擇程序合法性的定義：“民主就是一個國家要定期舉行選舉，并且通過幾個政黨競爭選出國家領導人”，相反認為“民主就是一具國家的政府和領導人，要真正代表人民的權益，為人民服務，要受人民的監督”偏重績效合法性的則高達84.7%。

　　這里需要思考的是，西方及西方民主的信奉者往往認為民主有效地解決了現代國家的合法性問題，對于現代國家來說，民主選舉為國家提供了最為穩定的合法性基礎。并進而對中國模式進行質疑：經濟不可能永遠高速增長，假如無法滿足民眾的需求或者績效下降時，中國如何解決危機?

　　但問題是，民主選舉真的為現代國家提供了最為有效、最穩定的合法性基礎嗎?我們看看實行民主八十多年的泰國，民主選舉的合法性何在?社會的穩定性何在?七十多年無數民選政府被軍事政變、民變所推翻。就是今天，總理英拉僅僅上任兩年就被反對派發起大規模抗議運動要求下臺，英拉在解散議會提前宣布選舉時，反對派卻并不接受、抵制選舉----號稱民主黨卻反對民主選舉，真是民主奇葩，執意要她連看守總理也要辭去，甚至要求她離開泰國。

　　而就在此一刻，南亞國家孟加拉第十屆國會選舉也在暴力對抗和抵制中舉行。投票當天，上百個投票站就被縱火或暴力襲擊，而遍及全國、持續數月的沖突已經造成五百多人死亡。民主選舉不但沒有提供有效、穩定的合法性，反而成為國家動蕩的主要因素。

　　不僅亞洲的泰國、孟加拉，還有歐洲的土耳其，做為最成功的伊斯蘭民主國家，又是發生了多少次推翻民選政府的軍事政變?最為荒唐的是，發生軍事政變的理由竟然是為了捍衛民主。還有今天非洲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在史上第一次公開、公正、公平的全民普選中獲勝，按西方理論，它可具有最穩定的合法性，至少要比穆巴拉克要穩定吧。結果，僅僅一年，就在廣場民眾的壓力下，被軍事政變推翻。隨后引發死亡上千人的悲劇，全國一直處于動蕩之中。顯然，這種西方這種選舉方式提供的合法性和穩定性在埃及這片土壤中，遠遠比不上它此前的政治模式。也比不上政治形態落后、但由于石油經濟的成功而保持穩定的中東世襲國家。

　　拉美是從西方殖民地演變成現代民族國家的，與西方可謂同文同宗。但兩百多年來拉丁美洲一直在強人獨裁、低效民主和軍事政變之間反復拉鋸，民主的穩定合法性又何在?事實上，所謂西方選舉帶來的合法性和社會穩定性，并沒有在大多數非西方國家獲得檢驗(不妨再看看今天的南蘇丹、馬里以及眾多非洲國家)。就是西方本土，二戰后建立起的法國第四共和，不也是在內外交困之下，發生軍事政變而走進歷史的嗎?哪個時候，何來選舉民主的合法性、穩定性?

　　上述國家慘痛的經驗教訓，給世人的啟示有三：一是合法性是有文化和傳統差異的。外來的合法性標準未必被另一種文化所接受。二是任何合法性都是建立在相應的條件支持之下的，最根本的一點還是政績的合法性。假如埃及的穆巴拉克能使埃及避免經濟危機的影響，或者穆兄會上臺之后，經濟迅速發展，民生得到改善，埃及還會發生這樣的動蕩和最后的悲劇嗎?我們不妨再假設，今天的西方處于埃及的經濟狀態，是否還會有合法性?是否僅僅發生占領華爾街、倫敦騷亂、瑞典騷亂?三是一種新的合法性標準的建立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就是西方，從神權合法性到民選合法性，也經歷了一百到兩百年的動蕩過程，付出了巨大代價。

　　中國做為一個非西方國家，假如采取西方的模式，顯然無法排除上述國家命運的可能性。

　　不錯，中國不可能永遠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但當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最快4年之后即2017年，一般認為最遲2020年)，民眾生活達到很高生活水準的時候，即使中國經濟增長和今天的西方一樣，其合法性同樣不會動搖。畢竟，中國即使問題再多，但全球第一的績效將使其難以被否定。

　　從理想的角度，是否有可能將西方的程序合法性與中國的績效合法性有機融合呢?應該說，西方的制度設計已經決定了或者毫無必要或者絕無可能。因為它有任期保障，政黨做的再差，不能提前更替。更況且，任期滿了之后，它會在合法性絲毫不受影響的前提下，以下臺做出交待。1929年美國大危機，當時的總統胡佛的應對完全是災難性的，當時紐約流行一首兒歌：“梅隆(當時的財政部長)拉汽笛，胡佛敲車鐘。華爾街發信號，美國往地獄沖!”，民眾對胡佛總統是恨之入骨，稱之為“饑餓總統”。城市中的無家可歸者用木板、舊鐵皮、油布甚至牛皮紙搭起了簡陋的棲身之所，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稱為“胡佛村”。流浪漢的要飯袋被叫做“胡佛袋”，由于無力購買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動的汽車叫做“胡佛車”，甚至露宿街頭長椅上的流浪漢上蓋著的報紙也被叫做“胡佛毯”。盡管如此，人民也要等到1932年大選時才能換上新的領導人(當時選舉中，大多數媒體仍然站在胡佛一邊，因為報社的老板和他是同黨。由此也可見西方新聞自由和新聞中立的真相)。當然，現實實踐中也有民眾把不滿而又任期不到的領導人趕下臺。如現在的埃及、泰國。但后果則是消滅了民主體制。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西方的民主制度都無法融合兩種合法性。

　　倒是以績效為合法性來源的中國，未來還是有可能將程序合法性的某些因素融合到自己的體制中。比如現在嘗試的黨內民主、差額選舉。或許，當中國繼續保持績效合法性至高無上地位的同時又融合程序合法性有機因素時，就是中國開創新的政治文明的時候。

　　第四，從政治權力的地位上看，西方的政治權力臣服于大眾和資本，中國則保持了獨立性和最終的拍板權。

　　西方走向普選民主之后，政治權力便被資本和民眾的力量所壓倒：民眾通過選票獲得了對政治的控制權，而普選導致的高成本又為資本提供了影響政治的空間。結果現狀就是經濟危機。如果說自由競爭階段時期，完全放任和過于相信市場是導致經濟危機的原因，哪么現在則更多是人為和制度雙重因素所致。美國的次貸危機是引發全球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而所謂次貸就是要百姓有房，金融財團有利。

　　由于政治權力處于弱勢，其問題在于：正常時期它則效率低下、注重選民短期利益、無法打擊和遏制利益集團、阻撓科學技術的應用，危機時期則不能出臺必要的改革方案，就是外交也往往會出現損害本國利益的事件發生。

　　西方決策的低效率常被認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誤，即西方所自稱的：決策成本很高，但執行成本很低。然而，從現實層面來看，卻是不僅有低效率帶來的弊端，其最終決策由于不同利益集團的相互妥協，其負面作用往往成為主導。最典型的就是伊拉克戰爭，這場錯誤的戰爭竟然持續了十年，付出的代價高達三萬億美元(《三萬億美元的戰爭----伊拉克戰爭的真實成本》，斯蒂格利茨著)，以致當經濟危機爆發之時，國家竟然捉襟見肘。請問，三萬億美元的執行成本還不高嗎?由于政府錯誤的低利率政策、甚至給買不起房的窮人房貸，最終引發全面的經濟危機，請問其執行成本還不高嗎?希臘、冰島、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的錯誤政策導致國家破產或者接近破產，執行成本還不高嗎?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世人看到的是，西方甚至到了連決策都無法做出的地步：印度無法整修行將崩潰的基礎設施、歐盟無法承受福利卻無法削減、日本和美國的債務居高不下卻無法采取措施。2013年美國兩黨圍繞醫療保險的博弈竟然殃及國家年度預算，雙方都極端的不讓步，最終導致政府關門，國家停擺，奧巴馬也取消了多場訪問亞洲的外交行程。不僅沉重打擊市場對美國的信心，也令美國亞太轉移戰略遇到重挫。

　　再看利益集團，前幾年破產的安然公司、危機前相關人士對馬多夫和兩房的揭發都石沉大海，無人理睬。直到這些巨頭紙里抱不住火或者發生系統性危機，才真相大白。再如每年美國有三萬人成為槍下冤魂，20多萬人受傷，平均每天就有82多人喪生，但在槍枝協會的強大游說下，任何禁槍法案都鎩羽而歸(槍擊協會的名言是：之所以這么多人被槍殺，是因為持槍的人太少)。盡管在全球，禁槍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1997年東南亞經濟危機爆發時，美國開出的藥方則是緊縮開支，減少政府支出，特別是福利支出。但當美國發生危機時，卻反其道而行，用納稅人的錢對對危機的始作俑者華爾街的財團全力營救。奧巴馬上臺時美國債務突破十萬億美元，五年以后的今天就上升到十七萬億美元，超過經濟總量，而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奧巴馬競選總統時就說要向中國學習，更新落后的基礎設施，建設高鐵。但到現在依然是紙上談兵。原因很簡單：航空公司和高速公路兩大利益集團強烈反對，另一方面民眾也由于征地、拆遷而不配合。兩股力量聯手就絞殺了美國的高鐵夢。只能眼睜睜的看著中國高鐵飛速發展并走向世界。其實中國高鐵上馬的時候，航空業和高速公路集團當然意識到威脅，但在政治權力面前，它們根本無法阻擋，而只能以降價、提高服務來競爭，從而實現整個社會的良性循環。

　　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政治權利對資本卑躬屈膝到什么程度，不妨看看這樣一件小事。美國總統們竟然把白宮和戴維營變成“廉價”賓館：大量邀請捐款者到上述地點吃住，當然總統是要親自做陪。僅2000年前9個月，克林頓就邀請了361個人(此時的目的是為了他太太競選參議員)。平均下來，克林頓要天天陪這些財團過夜。我們不妨想想，中國的中南海是否可能上演上述一幕?當然，這些財團也并不是總統陪住陪吃一次就可以打發的。所以西方固然是“一人一票”，但同時豈也不是“一元一票”?

　　還有號稱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社會主義黨為迎合落后的農民，競選時竟然承諾：為了消除貧困差距，在工作地點限制使用電腦、關閉實行英語教育的學校----因為這些農民統統不會。

　　由于政治權力的臣服，甚至事涉美國利益的國際事務也同樣可以被交易。1998年印度不顧美國反對進行了核試驗，成為新的核國家。這不僅是公然挑戰美國權威，挑戰美國防止核擴散的政策，也直接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將會引發更多的效仿者。于是憤怒的美國對印度進行了嚴厲的制裁。然而令誰也想不到的是，不到兩年，美國就取消了對印度的制裁，而且總統克林頓還對印度進行了訪問，成為二十多年來第一位訪問印度的美國總統。更夸張的是，2006年小布什訪問印度時，與印度達成了民用核合作的協議。美國此舉實際上承認了印度一直所追求的“核大國”地位。而印度付出的代價不過是開放民用核設施的檢查，而另外8個軍用核設施則排除在外。

　　美國發生如此變化的根本原因除了借助印度牽制中國外，更重要的是印度利用在美印度僑民的組織進行巨資公關游說，從而成功達到目的。應該說，在今天的美國沒有什么不可以交易的，只要籌碼足夠。這非關人性，實是體制使然。

　　中國傳統上政治都是強勢處于獨立狀態和擁有最后決策權。雖然改革開放三十多年，資本和民眾的力量強勢崛起，但仍然沒有改變這一傳統，尤其是在全國一級。所以，一些很困難的決策、符合國家長遠利益的決策，都能夠迅速執行。比如計劃生育，國企改革、取消鐵道部、打擊中石油等。中國的現行體制尤其是在面對突發災害事件時，更展示其優越性。2008年的雪災、汶川地震、2013年的雅安地震、禽流感，中國高效的動員能力、組織能力、協調能力，令世人震驚。

　　中國是今天全球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也是全球經濟危機以來表現最好的國家。但在剛剛閉幕不久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仍然推出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等六十項改革方案，其力度之大，舉世空前。相比陷入危機中的美國和歐盟，要么兩黨相爭、政府關門，體制癱瘓，要么如法國停滯不前，要么如意大利的改革者蒙蒂下臺。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到二十多年，到現在也找沒有應對之道。也難怪新加坡《聯合早報》評論說中國是當今世界最具改革活力的國家。而且非常準確地把原因歸于中國的政治體制。世人都知道，奧巴馬是打著“改變”的口號、奧朗德是揮舞著“變革”的旗幟贏得選舉的，可是他們究竟改變、變革了什么?

　　所以盡管從理論上西方認為，它們這種自下而上的負責體制從長遠上看比中國這種自上而下的責任體系更有優勢。但現實顯然與理論相悖。

　　與中國相比，西方的制度李光耀先生曾有一語中的的點評：“當你實行大眾民主時，要贏得選舉，你就不得不給選民提供更多的好處，而且如果你想在下一屆選舉中打敗對手，承諾給選民的好處要比以前還要多。因此，這就類似于拍賣過程中不斷加價，而這樣的代價、債務卻留給下一代人，讓他們承擔。

　　如果總統給他的人民開出的是一劑苦藥，那他就不會再次當選。因此為了贏得總統選舉，候選人往往傾向于拖延問題，推遲實施不受歡迎的政策。結果就導致預算赤字、債務以及高失業率等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因為要解決這些問題，往往要犧牲一部分福利，結果就擊鼓傳花地留給下一屆政府。”

　　從現實角度看，一個以追求利潤為核心的、資本主導的制度、一個以追求福利為核心的民眾主導的制度，其合理性、有效性要遠遠低于相對中立的政治權力主導的制度。

　　第五、從政黨和體制的關系來看，西方的政黨和體制是脫離的，政黨的命運和體制并沒有直接的關系。中國則是兩者合一的，政黨的命運和體制的命運息息相關。

　　這個區別可以解釋相較于西方，中國何以是一個更負責任的政府。由于政黨和整個體制的融合(前三十年一人決策、終身制階段，則是個人超越政黨和制度的時期)，假如決策失敗、執政失誤，其后果并不僅僅是政黨命運如何，還會直接沖擊甚至沖垮整個體制。但在西方，政黨上下起伏并不會對體制產生任何影響。更重要的是，政黨即使執政無能、發生重大失誤，不過暫時下臺了事，四年或八年之后就又轉土重來，無論是政黨還是個人都不會受到追究。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任內發生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高達500億美元持續數十年的馬多夫詐騙案(馬多夫幾十年來一筆業務都沒有做過，完全是拆東墻補西墻，監管機構竟然無人發現)，事后也沒有任何官員被追究。這樣的制度也造成執政者決策時的草率、追求短期效應甚至出現風險很大的投機行為。

　　這就是為什么，雖然美國和日本都是全球一流先進、發達的國家，但都發生了房地產泡沫破滅災難，分別導致全球經濟危機和本國長達二十多年的停滯。唯獨中國在面對這樣的挑戰持高度負責的謹慎。既沒有像美國一樣不負責任的拋棄銀行的基本風險原則推行次貸，也沒有如同當年的日本一樣實行極端的緊縮措施，造成重大經濟災難。這也同樣也是為什么，中國政府一方面擁有巨大的外匯儲備，另一方面仍然對地方債務保持高度的警惕。根據審計署最新公布的數據，2012年底全國政府性債務的總負債率為39.43%，低于國際通常使用的60%的負債率控制標準參考值。我們知道今天歐盟各國平均都在90%以上，美國超過100%，日本超過240%，但其重視程度是無法和中國相比的。事實上，西方各國累計如此之高的債務總額，要拜各政黨集體之賜：所有執政的黨都是只顧眼前，大幅舉債，只要我的任期內不出事，就足以。就是出事了，過不了幾年就又咸魚翻身。在這里，我們哪里能看到什么權力制衡?西方自詡的預算透明、預算監督究竟發揮了什么作用?

　　正是由于政黨和體制的命運一體，也造就了中國共產黨的“絕對責任”。在西方這種民主國家，出了問題可以推諉。執政黨說是在野黨不配合，在野黨成為執政黨之后，又推卸責任是前者造成的。奧巴馬執政的第一個四年，他未能實現將債務減半的承諾，反而大幅增加。奧巴馬就將此歸咎于前任留下的經濟爛攤。但在中國，共產黨承擔全部責任，毫無推諉的可能。這就勢必迫使中國共產黨在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事項持高度謹慎的態度。以三峽工程為例，從周恩來總理時期就進行論證、研討，直到1992年才獲得全國人大通過。

　　這里有必要回應一下西方對中國的一個質疑：中國的決策成本不高，但決策假如失誤，其執行成本非常巨大。確實，在“改革前體制”(即一人超越制度的特殊時期)，中國確實一再出現這樣的現象。但這質疑顯然不適合“改革后體制”。中國從農村承包制、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到企業改革，都使用先試點，看成效如何才決定是否推廣的策略。從而做到了“決策成本低、執行成本也低的”效果。

　　除了體制與政黨的關系不同之外，中國的體制架構也有不同于西方的特色。西方一般是三權分立或者兩權分立、制衡，而中國則是三權分工的基礎上，還另有獨具特色的常委制。

　　拉美一位學者研究認為，世界上有三種憲政制度安排：一是西方的多黨民主憲政，二是中國的一黨領導多黨參政的憲政，三是伊朗的神權憲政。且不說這種分類是否合理，但至少中國的憲政特色是包含常委制的設立。

　　中國的常委制至少有三大特點：一是集體領導，民主決策。二是能夠保障效率。在中國這樣規模的國家，對效率的追求不僅是可以理解的，更是必須的。三是成員涵蓋所有系統：即黨(總書記、中紀委)、行政(國務院)、立法(人大)以及參政議政機構政協。

　　放眼世界，西方文明的發源地歐盟也有對中國制度模式的“模仿”。歐盟是人類社會的一種全新嘗試，其超大規模和中國類似，這大概是歐盟對中國模式無意中效仿的原因。

　　歐盟的行政機構是歐盟委員會(歐盟各成員國各選派一名委員組成)，立法機構是歐洲議會(下院，選舉產生)和歐盟理事會(上院，由各國的部長組成)。立法機構也被稱為歐盟主要的決策機構。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其之上還有一個事實上的最高決策機構，而且這個決策機構還不列入歐盟的機構序列中。這就是由歐盟各成員國首腦或元首組成的歐洲理事會。和中國更為類似的是行政機構歐盟委員會的主席、立法機構歐洲議會的議長、歐盟理事會的主席也都是歐洲理事會的成員。

　　至少從現實來看，中國這樣獨具特色的憲政安排，運行良好、適合中國超大規模的國情。而西方的模式則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急需變革。

　　最后，不妨以被巴菲特贊譽為“無人能及的趨勢大師”、全球聞名的投資家羅杰斯寫給他僅僅10歲和5歲兩個女兒的一本書《投資大師羅杰斯給寶貝女兒的12封信》中的一段話做為結尾。世人或許可以不相信一位金融家、投資者的道德和誠信，但絕對相信一位父親對女兒的肺腑之言：“這是中國的世紀，去學中文。無論住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我所能給予他們的最佳忠告可能是：讓你的孩子和孩子學中文。21世紀是屬于中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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