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告訴你，要不是因為重力，跳下懸崖不會有任何危險，那會怎樣?你會認為我的預言敏銳深刻或者有幫助嗎?雖然似乎有些奇怪，但這恰恰是支撐經濟學家所建造的眾多模型的邏輯，這些模型幫他們理解世界——甚至在金融監管和不平等之類的問題上提出政策建議。
這是斯坦福大學金融學教授保羅•普夫萊德雷爾一直試圖引起人們注意的一個嚴重問題。他在近期的一篇論文中指出，理論家提出一些相當荒謬的假設，以得出與政策相關的結論或暗示。
參與現實政策問題的人時常忽視這些假設，從而最終相信荒唐的結論。畢竟，經濟模型已證明了這些結論。
作為一個突出例證，普夫萊德雷爾提到了兩位德高望重的經濟學家2013年撰寫的一篇論文《高杠桿為何是銀行的最佳選擇》，文章實際上認為，銀行憑借薄弱的資本和大量的借貸資金運行未必會帶來系統性威脅。他們建立了一個模型來顯示——如果你忽視一系列確實重要的問題，如極端杠桿破壞金融系統的穩定性并迫使政府進行代價高昂的救援的可能性——你可以證明銀行應盡可能地舉債經營。普夫萊德雷爾建議，更好的標題應該是《在忽略許多最重要問題的理想化模型中，高杠桿為何是銀行的最佳選擇》。
為幫助理解問題，做假設(甚至是瘋狂的假設)沒什么不妥。蒙蔽人之處是，在假設具有瘋狂性時聲稱結論與現實相關。
普夫萊德雷爾認為，經濟理論就像變色龍，為適應環境而改變顏色，這種情況十分常見。變色龍隱瞞其假設，做出大膽的判斷，如果后來受到質疑，則承認其假設并表示：“嘿，我只是一個模型!”
在托馬斯•皮凱蒂的杰出著作《21世紀資本論》引發的對經濟不平等的討論中，這種欺騙手段派上了用場。一些經濟學家批評皮凱蒂對不平等驅動因素的分析，指出不平等可能只是一些簡單問題帶來的結果，如個人耐力的差異(富人耐力強，窮人耐力差)。如果更仔細地研究他們的模型，你或許能發現變色龍的身影。
例如，一項研究在一開始假設，在儲蓄、投資和積累財富方面，一些人天生比另一些人更有耐心。把這個因素放入一個模型中，你會驚奇地發現，一些人最終比其他人富得多，是因為根據假設，他們的基因決定他們更富有。這是不是能讓我們看出一些問題?
另一項研究分析人們如何儲蓄一些收入，以防失業。該研究加入了一種假設，即社會安全網的存在誘使窮人少存錢。窮人最終成為窮人很大程度上又是因為他們沒費心地存錢。
這些研究根本沒提及人們會認為至關重要的各種因素，如財富更容易產生于投資收入而非工資收入，以及在教育和撫養環境方面的個人童年生活差異的普遍影響。
把不足信的前提放入數學結構中并不能讓它們顯得更可信，正如對現實世界中不平等的驅動因素的解釋。如果經濟學家未明確地表明關鍵假設，那么決不要假定他在說實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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