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有個特點，即將對美國的抗議次數累加后公之于眾，因此，《人民日報》經常發布“對美國第186次抗議”之類的消息。我不知道是不是僅有美國獲此“殊榮”，但能將抗議次數公開，還是需要一點勇氣的，這說明毛澤東很務實很自信，敢于自我揭短、家丑外揚，讓全國人民知道美國對中國的侵略和欺侮，當然，此舉也能激勵國人同仇敵愾，將愛國熱情化為強國動力，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

　　如果我沒有猜錯，改革開放后，中國對美國的抗議次數很可能已超過毛澤東時代。如從1979年到2008年，美國對臺軍售高達53次，這意味著我們至少要向美國抗議53次，這還不包括炸館、撞機、會見達賴、熱比婭等其他事件。近十幾年來，帶路黨和漢奸勢力日趨坐大，美國對中國的欺侮更放肆更頻繁，可惜我們已麻木不仁，有時連抗議都覺得多余。盡管我們已省去許多抗議，但中國對美國的抗議次數仍很可觀。

　　為什么呢？因為改革開放后，我們在資金、技術、市場等方面形成了對美國的依賴，使中國在中美交往中處于劣勢，而中國又推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外交必須服從服務于經濟建設，為經濟建設大局，我們只能忍氣吞聲。中國妥協又會助長美國的囂張氣焰，使其更加放肆的羞辱我們，從而形成惡性循環。加上中國全方位對美國開放，與美國接觸頻繁，使其有更多機會羞辱我們。蘇聯解體后，美國一超獨大、難以制約，也是重要原因。

　　而在毛澤東時代，由于中國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方針，雖然國力較弱，但對美國行不成有效依賴，美國反倒對我們無可奈何。這一點很像當下的朝鮮，美國對朝鮮的封鎖打壓，促使朝鮮推行并強化“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對外政策，雖屬彈丸小國，但由于對美國的依賴性不強，美國又不敢輕易開戰，因此，對朝鮮無計可施。而日本雖是經濟大國、科技強國，但由于過分依賴美國，美國反倒能控制其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領域，使日本成為仰人鼻息的泥足巨人，這就是依賴對外交的影響。

　　毛澤東不僅不依賴美國，而且積極反擊美國，如支持美國黑人的民權運動，支持越南、柬埔寨、老撾等國抵抗美國侵略，支持韓國、印尼等國民眾反對美國扶持的獨裁政權等，搞的美國及盟友焦頭爛額，加上有蘇聯抗衡，美國確實沒有太多的機會加害并侮辱中國，只能派飛機到中國上空做做樣子，借機挽回點薄面。

　　即便如此，由于中美兩國實力懸殊，而毛澤東對美國的侵略和凌辱又很上心，一些在現在看來不值一提的小事都要抗議一番，因此，中國對美國的抗議次數，加起來并不算少。荒唐的是，居然有人想借此說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外強中干，僅是口頭強硬，以便為某些人的外交失策開脫。其實，只要我們搞清楚“實力、態度、行動”的關系，該說法就不攻自破。

　　毛澤東時代，中國僅建國20多年，中美實力不能同日而語。如當我們為1958年研制出“東風”牌小汽車歡呼時，美國的小汽車已開始普及；當我們為1968年研制出第一艘萬噸巨輪而自豪時，美國早在1922年就有了航母。可見，兩國實力相當懸殊，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千方百計欺負我們也符合其霸權思維，關鍵是毛澤東的態度，是逆來順受，還是奮起反擊？

　　毛澤東當然不怕美國，他早就說過“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因此，他沒有對美國逆來順受，而是奮起反擊，如下令解放軍打掉美國的U-2，向美國盟國及其戰略利益相關區“輸出革命”，以打亂美國的戰略部署，分散美國的壓力。

　　如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在毛澤東時代很少挑起南海爭端。按理講，當時中國的海空軍都很落后，而且還曾經歷被罵的一無是處的10年文革，國內“亂作一團”，這些國家緊靠島嶼，有地利之便，為何不在當時搶占諸島，而偏要在改革開放后頻頻挑起事端？這是因為毛澤東搞“輸出革命”，支持該地區的共產黨游擊隊和反政府武裝，使得東南亞諸國沒心思也沒精力爭奪南海。因此，中國漁民在毛澤東時代還能經常到南海捕魚。當然，沒有在南海發現石油也是重要原因。

　　改革開放后，我們中止了“輸出革命”政策，東南亞諸國雖然都與我們“好”了，但國內局勢穩定后，便調轉槍口對付我們。如中菲島礁之爭，如果大家懂點歷史，會發現菲律賓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猖狂，為什么呢？因為該國已重挫反政府武裝，菲律賓共產黨也日薄西山，因此，開始放手對付我們。

　　美國“輸出民主”其實跟毛澤東的“輸出革命”相似，其方法都是支持別國的政治派別，以便對該國實施影響。這種方法很簡單，也很管用，因此，盡管許多國家反對美國干涉內政，卻又不得不屈從現實。如美國支持臺灣獨立，好多中國人都不舒服，但我們許多時候都會因臺灣問題照顧美國利益，沒有臺海分裂，我們會這么干嗎？又如美國支持以裸官、“帶路黨”、公知為主的漢奸勢力坐大，我們雖然很生氣，也經常罵美國邪惡、漢奸無恥，但在中美交往時，卻不得不考慮漢奸影響，并經常受漢奸暗算。再如美國支持香港反對派，雖然他們是少數人，雖然他們很無恥，卻搞得中央心煩意亂，耗費大量精力。這就是美國“輸出民主”的惡果，也是我對普京不惜代價，打擊車臣分裂勢力和國內親美勢力深感欽佩的原因。治理國家，就應該像毛澤東和普京那樣，毫不留情打擊分裂勢力和漢奸勢力。優柔寡斷、軟弱退讓雖能茍安一時，卻會貽誤戰機、遺患無窮。

　　總之，盡管毛澤東時代中美實力懸殊，我們沒辦法在海空與美國抗衡，但毛澤東通過“輸出革命、統一戰線”等策略牽制美國，加上蘇聯對美國的制衡，使中國與美蘇一道，成為國際社會的主要玩家。改革開放后，雖然中國經濟有所發展，但對美國的依賴逐步加深，加上我們放棄了“輸出革命、統一戰線”等外交政策，對國外的政治和軍事影響日趨薄弱，表面上我們跟許多國家很友好，但由于僅能在經濟層面施加影響，許多國家未必真拿我們當回事。如中國是韓國、越南、菲律賓等國的最大貿易伙伴，但這些國家的對華關系這些年不僅沒有好轉，反而日趨惡化。這說明，在對外交往中，僅有經濟甜頭，沒有政治和軍事制約是不行的。

　　遺憾的是，某些人經常揣著明白裝糊涂，攻擊毛澤東的“輸出革命”政策，無限夸大援外金額，殊不知這是毛澤東時代，中國以小博大、抗衡美蘇，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利器，比改革開放后出盡洋相的“銀彈外交”、“金錢外交”，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因此，以毛澤東時代中國對美國的抗議次數，來否定當年的外交政策和成績，是荒唐的錯誤的！（201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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