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現實，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喜迎十八大致中共中央的一封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fa962301018fw5.html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我是一名堅定愛黨愛國的公民，2009年7月28日曾以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的臨時負責人名義，通過中華全國總工會向中央轉呈了《陜西工農維權運動通報綜述》等資料，向中央和全總闡述了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以下簡稱陜西毛學組)，和在其直接影響之下的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群眾)研討組的發起和發展情況，以及這兩個小組活動的動機。這也成為我被捕判刑的導火索。在黨的十八大到來之際，出于對黨和國家前途的關心，根據我親身體會以及對過去和現在一些事實的了解，向黨談談我對黨和社會主義國家未來的看法。
一
在此之前迄今不到一年之內，接連發生了一系列的重大政治事件，先是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于今年2月發表《著手政改，必須對“文革”有深刻反思》，緊隨其后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斥責薄熙來王立軍的唱紅打黑反腐行為是“文革余孽”，接著是王立軍、薄熙來先后被終止政治生命，進入司法程序……這讓人們對這次黨的例會紛紛猜測，眾說紛紜。歸結起來大致有兩種意見：“左”派認為十八大將是一次葉利欽式的政變會;右派認為十八大應該是個徹底清算文革——徹底去毛化的會。前者悲觀，后者躊躇滿志，這兩種意見實質上肯定的是一個問題：黨領導下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即將夭折了。這種現象的確讓所有愛黨愛國人士憂心忡忡，茫然不知所措。
頑固的“左”派一般都在革命的狂熱和失敗的悲觀這兩個極端搖擺著，頭腦里的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思想，和大相徑庭的現實的不可調和所造成的失敗，讓他們往往得出激進或悲觀結論。就像2008年5月底去和杭州“左”派搞聯誼，邀請和接待我的同志曾是一位文革中余杭的老造反派領袖，我們談及文革結束后造反派被鎮壓的問題時，他分析道，四人幫被抓之后，在文革中產生的地方權力機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成員中，黨的干部有黨組織的背景回到黨的隊伍，軍代表有軍隊背景，回到軍隊，造反派作為群眾代表卻沒有背景，只能是被鎮壓被犧牲的。我說，我沒有經歷過文革，但以你所說的事實推論，造反派本來是群眾代表，應該有群眾背景，這應該是個最強大的背景，但是造反派被鎮壓卻幾乎沒有引起群眾任何抗議，不排除造反派的做法脫離群眾了，不客氣的講是被群眾拋棄了。老同志認為自己既不貪污也不腐敗怎么會脫離群眾呢?我說你在執行黨政策和路線上很可能沒有結合群眾的實際，從而失去群眾支持，和是否貪污腐敗無關。最后老同志意味深長的寄語給我說：“復興社會主義事業要靠你們年輕人了，我們看不到了!看不到了!”我很奇怪的問，你不過六十多歲而已，再過十年也不過七十歲，黨從1921年誕生不過二十多年就結束了中國百年屈辱歷史，建立了新中國，難道在黨領導的新中國要復興社會主義比建立新中國還艱難嗎?他表示現在的人民群眾比民主革命時期的人民群眾還要落后，所以復興社會主義根本沒有希望。毛主席說過：“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的”。(毛澤東：《黨內通信》1959年3月17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3頁) 很可惜包括江青“四人幫”在內的全國造反派領袖們，展現給人民群眾的除了奪權就是奪權的混戰，極少讓人民體會到他們認真貫徹執行毛主席所指示的、所畢生倡導和帶頭奉行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尤其是健在的老造反派同志并沒意識到失敗的原因，是由于自身脫離群眾的思想，對過去少有深度反省，對解決現實問題也沒有方法，所以他們面對現實產生悲觀就在所難免。
毛主席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從大的方面講，自馬克思主義誕生并指導全世界轟轟烈烈的共產主義運動興起，到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蘇聯的建立，足以證明這句話的正確性。那么在現代歷史階段的中國，有什么能說服現代人的證明呢?
先說說取消農業稅的起因。經過90年代的人如果在農村呆過，是非常清楚那時候農民生活是怎樣的悲苦，負擔是怎樣的不合理，而上級的死命令又是如何把農村基層干部變成心狠手辣的暴徒。當時農村基層干部為了完成任務，扒房牽牛、搬谷拉豬是無所不為。有一個在基層農村干部中廣為流傳的順口溜是“上吊不解繩，喝藥不接瓶，投河不拉人。要是敢打人，就抓你的人。”
1999年8月，江西豐城某鄉總共四個鄉鎮數萬農民忍無可忍，自發帶著農具沖向該鄉，包圍并搗毀了鄉政府。
鄉長和一名鄉干部被從二樓扔下，憤怒的農民當場在鄉政府刨了一個大坑將此二人活埋。
鄉派出所長和一名民警被當場打死，派出所長的尸體被吊在樹上示眾。
鄉黨委書記乘鄉中學一教師的摩托僥幸逃脫跑到縣城。
當夜，江西省調派大批警力進駐豐城，事件逐步平息。所謂的為首人員逃入山里。
31日，國務院召開緊急電視電話會議，鄉鎮一級的兩個正職全部參加，這是非常罕見的。會上通報了多起因農民負擔死人而引發的重大群體事件。時任總理和分管農業的副總理作重要講話。會議強調了全國立即停止以強制手段征收上繳。
2000年，江西省試點取消農業稅。2003年，全國取消農業稅。
在豐城事件以前，農民的反抗多數是孤立的個別的。老實的農民選擇自殺的居多，也有個別沖動的會選擇殺人，但是從來沒有像豐城事件那樣大規模的暴力行動。
最終，只有豐城的農民兄弟們的鐵拳才軟化了官僚們的“鐵心腸”，終于換來了取消農業稅這一善政!(參考：搜狐焦點網北京業主論壇 > 秦兵論壇《百度知道：農業稅是怎么取消的?》)
再就是舉世矚目的重慶模式，以鐵腕打黑反腐贏得老百姓和一些愛黨愛國人士的口碑，客觀的講，把這個功勞全部記在時任重慶市委書記的薄熙來身上是不完全的，稍有組織觀念的人就知道，外調王立軍之類的干部空降重慶，沒有中央組織部門的批準是絕不可能的。更何況為了開展重慶打黑反腐工作，空降重慶的重要干部不止一個兩個。所以說中央的支持是重慶模式形成的大前提。中央在重慶模式上體現的打黑反腐決心從何而來呢?
眾所周知，2008年6月，貴州發生了震動全國的甕安“6.28”事件，爆發甕安事件的背后的原因，是“當地水庫移民搬遷、城鎮改造拆遷、煤炭和磷礦等礦權糾紛、國企改制等諸多矛盾交織在一起，一些部門在化解過程中，辦法不多。有一些矛盾久拖不決，群眾利益訴求難以得到及時、滿意的答復，矛盾集中爆發”。 (人民網>>社會>>案件傳真2008年07月04日)這些矛盾的背后是官員的腐敗并和黑社會勾結的影子，正如甕安被免職公安局長所說：警方內部與黑幫有糾結 。(人民網>>社會>>社會專題>>貴州甕安縣“6·28”事件 )甕安事件發生后，7月3日，貴州省委政法委在貴陽召開全省“打黑除惡”嚴打整治行動電視電話會議。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書記崔亞東出席會議并講話：“為吸取甕安‘6.28’嚴重打砸搶燒突發事件的深刻教訓，深入貫徹落實全國、全省繼續深化“打黑除惡”專項斗爭電視電話會議精神，經省委批準，省委政法委決定在全省開展為期一個月的以‘打黑除惡’為龍頭的嚴打整治行動，堅決打掉黑惡勢力，嚴懲黑惡勢力犯罪分子，鏟除其‘保護傘’。對殺人、爆炸、‘兩搶一盜’、黃賭毒等各類犯罪進行一次嚴打整治，進一步維護社會穩定，為‘平安奧運’創造良好的社會治安環境。” 我們再回過頭看距“甕安事件”時隔不到一年的重慶打黑反腐，不正是貴州省打黑的繼續和升級換代版嗎?
2009年7月份，國內著名民企北京建龍重工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建龍集團)重組吉林通化鋼鐵集團(下稱通鋼)時遭到數千名職工反對，7月24日，委派的總經理陳國軍被圍毆致死，死時年約40歲。通化鋼鐵停產11小時后，24日晚，吉林省國資委宣布，建龍將永不參與通鋼重組，職工抗議方才結束。(參考新華社《吉林國資委：通鋼事件為個別人鼓動所致》 2009-07-27)
這一事件換來的是當年8月14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關于在企業改制重組關閉破產中進一步加強民主管理工作的通知》，再次就企業改制中依法依規地落實職工的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和監督權，切實維護職工合法權益作出強調。《通知》要求“企業改制方案應提交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審議，職工的裁減和安置方案等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未經職工代表大會審議的不應實施;既未公開又未經職工代表大會通過的決定視為無效……”(中國政府網： 今日中國>> 中國要聞 )
江西豐城農民暴力維權，和甕安“6.28”，“通鋼事件”這三個典型的群體性事件都是群眾自發的，沒有任何政治色彩的突發性群體事件，卻是觸動黨的最高層，做出了涉及全黨和全國范圍的決策。就像有農民說免農業稅的事情，“皇糧國稅，從古到今，到了共產黨手里破天荒第一次給免了。”甕安縣至今還將被毀的縣委大樓遺跡保留，并在旁邊建立“警示教育館”，時刻警醒所有黨員干部，“永遠也不能忘記慘痛教訓、一刻也不能丟棄根本宗旨!”(新聞中心─衢州新聞網2012-09-10 09:32 來源：新華網)通鋼事件迫使吉林省政府決定建龍退出，永不再參與通鋼重組。這也再次證明了毛主席的那個人民創造歷史的科學論斷。
在我國階級社會的歷史上，農民起義戰爭此起彼伏延綿不斷幾千年，唯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農民階級才擺脫了地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獲得翻身解放。而中國共產黨也是在農民階級的主要支持下，推翻壓在中華民族頭上的三座大山，贏得民族獨立和自由幸福。舊中國深受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壓迫的農民階級，絕大多數都是文盲沒有條件接受教育。更不知共產主義為何物。他們之所以英勇無畏的緊跟中國共產黨走，首先是因為中國共產黨能給他們迫切需要的東西——土地。我們黨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讓千百萬農民群眾分到土地，并源源不斷的參加到黨領導的革命大軍里，為捍衛自己的土地而戰。同時在革命的大熔爐里不斷的提高著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改造著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成為真正的革命者。結合前面講到的江西豐城農民暴力維權，和甕安“6.28”兩次事件可以看出，工農群眾正像《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指導原則》的補充論述二——《堅持原則實事求是》中描述的那樣：“工農勞動者階級不僅最勤勞，而且是思想最務實、戰斗最英勇和最沒有野心的，作為階級，他們反抗的原始動力僅是滿足自己柴米油鹽，和衣食住行的最基本需求而已。”而工農群眾對衣食的最低需求中就蘊含著大政治。中國共產黨人前仆后繼的奮斗，讓工農群眾相信了黨能幫助他們滿足具體利益需求，革命便獲得了源源不斷的政治和軍事力量。這對我們現代的黨內外左派及所有的愛黨愛國人士難道不是一個昭示嗎?
在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條件下，因為前后三十年政策路線的迥異，干部違背黨章踐踏憲法，貪污腐敗成風，造成大批國企的破產改制重組，工人成千上萬的下崗失業，農民的承包地被野蠻剝奪的現象層出不窮。工農迫切需要的是依法維權。能通過維權入手結合工農，就有實現捍衛黨和推動社會進步的政治目標的力量。
陜西毛學組做了第一次公開嘗試，《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指導原則》最后陳述道：“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應該是一支共產黨人的預備隊，應該是一個以徹底擊敗黨內外《08憲章》派勢力，鞏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為目的，黨內健康力量和群眾中的共產主義者的思想聯盟。”實現這個目標的具體舉措就是《指導原則》的倡議書部分第十條：“以達成共識的毛澤東思想原則做指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范圍內，積極參加和引導工農群眾的依法維權組織。”
從2008年8月到2009年4月，陜西毛學組僅僅實踐了七八個月，就和陜西近三十家破產改制國企的退休下崗失業工人建立了聯系。并且引導這些企業職工維權代表于4月7日聯合向陜西省總工會遞交了，關于改革職代會的《籌建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申請書》，這個舉措的結果，是2009年5月26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和中共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社、求是雜志社聯合召開了 “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理論與實踐研討會 ”，強調了中國工會的社會主義性質，和堅持維護職工群眾的合法權益，堅持不斷發展工人階級先進性，堅持維護工人階級的團結和工會組織的統一的職能。陜西毛學組引導下的十三家國企職工又于09年6月15日，聯合向陜西省總工會遞交了《陜西離退工人致陜西省總工會的公開信》，向總工會發出了要聯合起來行使《中國工會章程》賦予職工會員的，對一切工會工作人員的監督權和罷免權的信號;隨后7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工會法執法檢查組第一次全體會議3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就工會法執法檢查作出重要批示，強調要切實發揮工會在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穩定勞動關系上的重要作用。
上述事實說明，只要能發動和引導群眾以黨章憲法為基本維權武器，和黨、政、工機關違背黨章和憲法的官員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方法得當，“黨內健康力量和群眾中的共產主義者的思想聯盟”是完全可以建立起來的。而且對黨和人民是完全可以發揮積極作用的。事實證明了陜西毛學組2009年2月28日所總結和奉行的指導原則，是與時俱進的和正確的。同時也證明“左”派自己也感到無法實現而悲觀的“推倒重來”的變革社會思想是錯誤的，2010年下旬，各地數十名“左”派另建黨人士在重慶開秘密會議被抓，社會各界毫無反應，這和同一時期陜西毛學組臨時負責人趙東民一人被捕入獄，卻引發海內外各界愛黨愛國人士聲援形成強烈反差，這就證明脫離實際的“左”派思想是不得人心的。
1957年2月，毛主席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談到：“應當承認：有些群眾往往注意當前的、局部的、個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長遠的、全國性的、集體的利益。”而他去世后的歷史證明了，正是人民群眾頭腦中普遍的只“注意當前的、局部的、個人的利益”的思想，成為摧毀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起的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完備的集體農業灌溉體系的基本因素。西安市整流變壓器廠職工代表孫禮靜帶著全廠職工集體上訪維權，廠干部來對工人說：誰和孫禮靜在一起，就不解決誰的問題。結果職工當下四散而去，丟下孫禮靜一個人，至今她個人的問題都沒有給解決。我因為個別干部在我村征地拆遷中嚴重涉嫌違反相關政策和法律，起草了《暫緩遷墳的聲明》并向村民宣傳，想以暫緩遷墳爭取維護村民合法權益。當時獲得絕大多數村民贊成。可是村干部提出誰在期限內遷墳，就可拿到五百元獎勵后，村民幾乎是爭先恐后的遷墳了……諸如此類的事情不勝枚舉。
但是，我們不能因此絕望。因為從總體上講，涉嫌違法的各級官員以蠅頭小利誘惑或者兼有脅迫工農群眾的手段是有限的，首先因為群眾對這種手段從內心是反對的，而且這種手段只能滿足群眾眼前的局部的個人利益，而沒有長遠的、全國的、集體的利益，群眾眼前的、局部的個人利益是沒有根本保障的。維護長遠的、全國的、集體的利益，必須是通過把維護黨章和憲法基礎上的一切利國利民的黨的方針政策貫徹落實到底的行動實現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把經濟建設確立為全黨工作中心，改變了之前黨一貫堅持的階級斗爭為綱、政治掛帥的方針。實踐證明，這為資本主義思潮的泛濫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具體表現為，黨政官員資本家化，工農奴隸化。拿農村來說，如兩會發言人趙啟正所講：“現在出了一些土地的群體性事件，就是忽略了農民的利益。最后，有的地方官，比如說村官有腐敗行為，這就是當地農民所不能容忍的。”免農業稅之前，干部為了解決財政困難，搭車收費和農民搶糧?，F在是黨政官員為解決財政困難和農民搶地。因為有些地方政府不賣地都沒錢發工資，就更不要談進行地方建設了。這種官民土地矛盾日益激化，因此拆遷征地的流血沖突不斷。上個月21日，遼寧省盤錦市警察奉命槍殺被征地拆遷的村民，刷新了政府官員和農民搶地的暴力記錄。開辟了用子彈來解決敢于妨礙拆遷的農民群眾的先例。由此我們可以想象，工農群眾的覺悟的確是很困難的，但是如果越來越多的群眾意識到，要么接受當前服從長遠、局部服從全國、個人服從集體利益的共產主義世界觀，團結起來依法維權，要么繼續自私自利，一盤散沙，隨時接受搶地官員的子彈，那么答案是沒有懸念的。反面教員從來都比正面教員的作用大。以陜西毛學組代表的進步群體的主要任務，就是讓越來越多的工農群眾面對現實盡快覺悟起來。而實現這個任務的前提就是必須和激進的脫離實際的“左”的思潮作斗爭。
二
毛主席教導我們：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黨內外右派主張徹底的去毛化，實質上就是主張我黨堅持的社會主義道路改旗易幟。
從學術角度分析，右派此時拋出這種論調具備政治條件了嗎?拿前蘇聯后期作參考，首先蘇共干部階層的嚴重腐敗，在黨內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這個特權階層80%以上的官員，在蘇聯解體之后又搖身成為俄羅斯新貴，正是這個黨內腐敗的特權階層成為滅亡蘇共和蘇聯的首要政治條件。
今年兩會2012年“兩會”期間要求官員公布財產的提案:獲高達99%的否決率。這不能不讓人們懷疑中國政界幾乎已經是無官不貪了，現實中，常有一些官員因為這樣那樣的腐敗問題下馬，過一陣子又悄悄的復出。表面上官官相護的背后，官員之間利益聯系之緊密由此可見一斑。曾以焦裕祿為榜樣，從政十余年，后淪為貪官的李真臨死刑前說過：“當前官場上突出的弊害是吏治腐敗和結黨營私，兩者相輔相成，互為滲透……”當然不排除這是貪官的狡辯，但是誰能完全否認這在一定程度也反映了現代官場的現實呢。諸如這些現象和前蘇共后期黨的干部階層的情形區別有多大呢?
我去年參加重慶群眾9月9日紀念毛主席逝世35周年活動。前后歷時四天，通過和重慶離退、下崗、維權工人、農民工、大學生、左翼人士，文化界，法律界、等各層次群眾進行交流了解，寫了一篇《重慶官方“打黑反腐”和陜西民間“政治打假”結合的必要性及社會影響》，其中對重慶的感覺就是，重慶不是當年武裝割據的延安;不是“左派”幻想中的“世外桃源”。他的社會環境仍然是資本主義價值觀占統治地位。所以，對于第一次來重慶的人來說，是不能從直觀上看到重慶和國內其他省市有什么不同之處。也不可能找到在抗戰時期，美國官方、海外華僑等考察團從“國統區”到延安所產生的天壤之別的反差。所以我在文章里表示了我的困惑：我們不知道那些攻擊打黑反腐的重慶模式為“文革”式的政治運動的精英們，他們證據何在?他們荒誕的的觀點從何而來?
今年初，以王滬寧同志的《著手政改，必須對“文革”有深刻反思》為先期輿論，溫家寶總理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講道：“‘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并沒有完全清除”為后期定音，薄熙來被應聲罷官，讓人又不得不思考重慶模式和文革的聯系。實事求是的想一想，便得出了結論，重慶外科手術式的打黑反腐，讓官員人人自危，用重慶同志的話來說是“官不聊生”。“文革”也正是對各級黨政干部隊伍造成直接沖擊，造成了官員人人自危的局面。所以重慶模式和“文革”在危及干部階層的既得利益上有了共同點，難怪自始至終，從南方傾向個別當政大員的主流媒體開始，到最后演變成為黨的政界大員都前后呼應的認定重慶模式屬于“文革”模式。
但是重慶模式的夭折，也不能證明黨內干部階層集體腐敗，不可救藥了。客觀的講，重慶模式的唱紅雖然喚起一些人們對毛澤東時代的懷念，鐵腕打黑反腐也贏得了群眾的口碑，但是卻沒有真正喚起工農的覺悟。自然也不能在群眾覺悟基礎上建立從根本上防止新的腐敗產生的機制。腐敗分子仍然從資本主義價值觀統治下的黨員、干部和群眾中前仆后繼的產生出來了。而且這種外科手術式的打黑反腐逐漸的還會產生弊端，典型的就是不可避免的產生下級對上級極端的畏懼和極端的盲從，個人崇拜之風就不可避免，黨內民主難免被破壞，權力核心人物的錯誤難以被防止和糾正。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發展基層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利。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對干部實行民主監督，是人民當家作主最有效、最廣泛的途徑，必須作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礎性工程重點推進。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的條件和“對干部實行民主監督”的前提，是能夠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這必須是在人民覺悟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的。所以說，重慶模式致命的缺陷，就是沒有發動和組織工農群眾以國家主人的身份開展直接參政意識的自我教育。具體的講，就是沒有組織并聯合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這樣的，主張人們通過“自我革命”自覺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來實現推動社會進步的民間進步群體。
對俄羅斯人民來說，蘇共沒有了，寡頭政治和政府官員的腐敗依然存在并且更加嚴重了，蘇共的瓦解，蘇聯的滅亡，讓原來黨內形成的腐敗權貴階層撕下了最后一塊遮羞布，在掠奪人民的財富方面變得更加肆無忌憚，赤裸裸的。據2012年6月20日的《法制日報》報道：在透明國際公布的2011年“腐敗感指數排行榜”上,俄羅斯排名第143位,得分2.4;中國大陸地區排名第75位,得分3.6。另據媒體報道,俄羅斯的領導人曾公開承認,80%的俄羅斯官員都有腐敗行為;2012年09月06日的人民論壇網披露：俄羅斯社會已經廣泛達成了共識，那就是現在嚴重的社會腐敗已經成為了束縛俄羅斯經濟發展的嚴重阻礙。但是另一方面，面對無孔不入的腐敗，俄羅斯有超過一半的國民認為，俄政府壓根無法有效控制和打擊腐敗。首先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的葉利欽先生是難以說服人民跟他走的。作為在政治上和葉利欽通奸茍合的民主社會主義分子戈爾巴喬夫，也不會贏得中國人民的信任!
我在陜西所了解到的國企企改制，也有成功的，比如說有個迪賽制藥廠，前身是軍工企業，后轉為地方國企，2000年成功改制，無論改制中有沒有問題，都沒有發生任何職工上訪、堵門堵路等情況。主要原因，就是正式職工少，企業的資產、科技等實力雄厚，這些條件，在妥善安置職工問題上相對容易，改制成本相對低廉。安置好職工是國企改制的大前提。其他一些職工人數眾多且身負巨債的大中型國企，如西安大華紗廠、陜西第三印染廠、西安新華橡膠廠等國企的破產改制都很難做到這一點，職工和干部矛盾沖突不斷，除了相關干部的主觀原因外，原企業僧多肉少是基本原因。同樣的道理，一個國家的變革也面臨這個問題。
俄羅斯是世界上領土面積最大的國家 ，石油探明儲量82億噸(2009年數據)，占世界探明儲量的4—5%，居世界第八位。森林覆蓋面積8. 67億公頃，占國土面積50. 7%，居世界第一位。林材蓄積量807億立方米。天然氣已探明蘊藏量為48萬億立方米，占世界探明儲量的1/3強，居世界第一位。水力資源4270立方千米/年，居世界第二位。而俄羅斯人口僅有1.5億左右。這些數字說明了俄羅斯固然政治腐敗淪為世界后列，卻沒有引發人民革命的原因。遼闊的領土，豐富的水、礦等資源支撐下的俄羅斯經濟和相對為數不多的人口，成為緩解了社會矛盾的主要因素。作為世界上僅有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的前蘇聯，給俄羅斯遺留的政治、經濟、科技和軍事等家底，也是支撐俄羅斯的不可忽視因素。
中國國情和俄羅斯剛剛相反，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不斷膨脹的人口和日益減少的土地以及日益枯竭的水、礦等資源成為制約中國發展的基本矛盾。新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國僅60多年，建國20多年才做到了無外債內債，相對于前蘇聯留給俄羅斯的家底是很薄的。無論哪個想成為葉利欽式的“民主綱領派”領袖的人，多么能蠱惑人心，承諾多么誘人，都改變不了現實日益嚴重的基本矛盾。回顧蘇共滅亡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物價百分之幾百的暴漲，經濟蕭條、社會動蕩，分裂主義和境外恐怖勢力活動不斷。我們走俄羅斯的路必然重蹈覆轍。誰有充分的理由保證中國亡了黨亡國之后會比俄羅斯幸運?如果中國走俄羅斯的路，只會讓權貴化的官僚階層和工農群眾在不斷減少的土地、水、礦等資源，以及相對有限的社會財富分配上，矛盾加劇，由此引發的社會政治矛盾就會陡然尖銳起來，那時在全國必然會是一方面遼寧盤錦殺害拆遷農民的槍聲四起，無法控制，另一方面也必然是人民群眾的反抗更加劇烈，規模更大……
工人可以在不法官員的欺騙或脅迫下，簽訂買斷工齡合同(俗稱賣身契)，在法律上放棄自己在國企的主人地位;農民同樣也可以在不法官員的欺騙和脅迫下簽訂放棄承包地的協議。但是當工農走投無路沒有飯吃的時候，這些“賣身”“賣地”協議統統是不作數的!這些“賣身契”和“賣地契”是違反規定工農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官員的欺騙和脅迫行為，是違反要求黨的干部為人民服務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的。中國工農階級在亡黨亡國之后的生活更加水深火熱的話，那么作為最近容易實現的政治目標，恢復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求得翻身解放，必然成為工農暴力革命的政治目標。中國的葉利欽和他所代表的政治集團覆滅的結局必然是不可逆轉的。
曾經堅決反對斯大林的俄羅斯著名學者，這樣描述蘇共瓦解之后的葉利欽政權，“無論葉利欽政權的產生，還是政權的全部活動，都是無窮的，捍衛法律和民主的蠱惑性宣傳下，令人憎恨地罔顧一切法律。非法解散蘇聯，以便非法消滅妨害葉利欽團伙走上獨裁之路的中央政權;非法禁止蘇共活動，并消滅黨的機關……1993年逮捕最高蘇維埃成員(肉體上的封鎖)和隨后對他們的血腥鎮壓、無法無天到極點”(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還有后來俄羅斯從采用前蘇軍的帽徽作為俄軍帽徽，到這兩年民間斯大林熱的興起等等懷念前蘇聯的現象增多等等，已經能預示這個問題了。
秦朝趙高篡權為相，當政不過三年，既落得被殺并誅夷三族。這早已經向我們證明，權力可以讓人指鹿為馬，卻不能挽救倒行逆施者最終可恥的慘敗。所以黨內外右派所期望改旗易幟也是絕沒有出路的。
三
相對于后三十年，毛澤東時代表面上是物質匱乏的，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比較低。卻有傳聞中百姓餓死不搶糧的奇跡，無論這個事實是否確切，被右派大肆渲染攻擊的“大躍進”運動，的確沒有引發像江西豐城式的農民暴動，也沒有甕安事件發生。對一個人口大國來說，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跡。始于1966年約至于68年，國家財政居然能無償滿足每年數百萬計大串聯的紅衛兵所需的食宿交通等天文數字的開銷，十年文革無一國企破產，這又是一個奇跡。
我曾參觀河北遵化沙石峪村，這里當年是一個僅有幾十戶人家，遍地石頭，“粒土賽如珠”的小山村，建國后沙石峪村民在黨支部書記張貴順領導下，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愚公精神，劈山挑土造田，從1965年到78年，沙石峪村僅糧食一項，年總產量從38萬斤提高到98萬斤，十余年增長了三倍，石頭地里產出的其他瓜果產量還不算。沙石峪村是黨領導下的新中國發展的縮影。張貴順是當時黨的干部隊伍面貌的一個縮影，正是有千萬個張貴順這樣的黨的好干部，才加強了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系，以及在黨各級這樣的干部領導下，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建立的醫療、住房等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讓人民群眾再苦再累也絕不懷疑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決心。干群同呼吸共命運，百姓餓死不搶糧的奇跡就不奇怪了。也正因為如此，在一窮二白，物質匱乏的條件下，靠干部帶頭，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發揚愚公精神，才創造了新中國一個又一個政治和經濟迅猛發展的奇跡。當然不能否認，確保黨的各級干部能保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作風，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愚公精神，是依靠黨在政治上，打擊黨內外資本主義復辟勢力，在思想上遏制人民頭腦中本能的資本主義思潮的泛濫來實現的。
改革開放的起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譽為是遵義會議之后又一次特別重要的會議?！吨袊伯a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的內容寫道：全會認為，對于文化大革命，也應當歷史地、科學地、實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場大革命，主要是鑒于蘇聯變修，從反修防修出發的。這實質上是對我黨在前三十年為了保障社會主義建設順利進行，堅持以政治手段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原則性肯定。從江澤民同志提出的“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到胡錦濤同志高度重視和反復強調的“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改革開放實踐三十年來，證明政治工作對我黨事業所發揮的首要作用是任何工作都不可替代的。
改革開放三十年最大的功績就是打破了干部終身制，而且在不改變政策路線的情況下，中央政權核心平穩的交接了三代。這對我們這個在世界上民族眾多的人口第一大國無疑也是個政治奇跡。試看國外，包括所謂民主典范的美國在內的政壇更迭，無不是伴隨著彼此誹謗污蔑甚至流血沖突。相比之下，我們不愧為文明大國。打破干部終身制，這為推動人民民主，解放人們思想，讓人民主動覺悟起來有秩序的選擇和監督代表自己利益的干部，直接參政議政打開了大門。2009年03月17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一條消息：十個反腐名人有九個遭報復專家建議保護舉報人。另外像福建省連江縣反腐書記黃金高，以及現在重慶打黑反腐書記薄熙來的政治生命被終結，面臨牢獄之災的情況。還有我本人因幫數十企業的工人依法維權被判刑。反映了人民群眾時下的覺悟程度，還不能形成力量選擇和維護依法替自己說話辦事的人。但是這種情況不會永遠繼續下去，遼寧盤錦警察奉命殺害被拆遷村民的槍聲，已經給人民群眾繼續自私自利，形成一盤散沙的狀態敲響了警鐘。
讓人振奮的前三十年不是最完美的，被內政外交諸多問題困繞的后三十年迄今也不是最糟糕的。我們所有黨內外擁護黨章，遵守憲法的人士，應該聯合起來在吸取前后三十年利國利民的經驗，總結前后三十年不足的教訓，為把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推到一個更高的階段努力。無論我們是否贊同“文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文革”的形式是不能復制的。首先因為現在沒有像毛澤東那樣智慧和鐵腕的領袖人物，這種領袖是中華民族反抗百年屈辱的歷史造就的。新中國建立以后，我們現在離那段屈辱的歷史已經六十多年了，沒有產生毛澤東式的領袖人物的歷史和社會條件。再就是當時由于人民群眾覺悟的局限，不能理解進行深入的世界觀改造的重要性。以造反派為代表的群眾運動，把奪權做為革命唯一目的，不僅隨意打倒黨政干部，而且為爭權奪利，造反派內部也是爭斗不休，結果造成全國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局面。在這個意義上我同意王滬寧同志“著手政改，必須對‘文革’有深刻反思”的觀點。
即便否定“文革”的形式，誰會否認讓群眾對黨政干部實行監督的原則是錯的?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對干部實行民主監督，”但是實現它是需要人民“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這本身就是對“文革”的反思。“這就是要我們既不要重蹈‘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覆轍，又要讓工農勞動人民實現當家做主的權利。”(《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指導原則》之論述二——《堅持原則實事求是》2009年2月28日)而陜西毛學組所主張人們進行自我革命，正是實現人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有效途徑。在陜西毛學組影響下的，陜西十幾家企業職工兩次群訪陜西省總工會，自覺講法、講政策、講道理、組織有序，沒有江西豐城、甕安事件、吉林通鋼事件中的任何情形發生。陜西警方反復調查的事實足以證明這一點。
我國社會未來的發展方向，必然是黨群一體，立足現實，正確回顧過去，堅持把建國以來，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七大以來，一切利國利民的黨的方針政策延續和深入的貫徹落實下去。
黃金高、薄熙來等事件證明，解決預防和懲治黨內貪污腐敗問題，靠官員監督官員是行不通的，靠貪官反貪官更是當初孫中山先生靠軍閥反軍閥的翻版，無論形式上多么轟轟烈烈，結果必然沒有根本勝利之可能。
正如2012年08月30日人民網所載的文章《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所述：“人民群眾是我們的力量源泉，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事業的勝利之本。”黨內健康力量和民間愛黨愛國力量的是必須要聯合起來的。這種民間愛黨愛國力量當屬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所代表的群體。各種形式的“左”派，雖然在政治上難以成氣候，但是在他們推倒重來思想支配下，磨刀霍霍，殺氣騰騰的政治主張，是誘發對全黨全社會造成災難的無政府主義泛濫的不可忽視的因素，是黨和人民絕對不能縱容的。右派的改旗易幟主張，更是讓黨內健康力量和愛黨愛國群眾，乃至整個民族都淪為萬劫不復的境地，是必須堅決反對的。大小貪官頻繁的外逃，證明了我們的黨和國家絕不是腐敗變節分子的天堂，所以黨內外一切愛黨愛國力量都應當堅決捍衛其永不變色，并在此基礎上聯合起來。
《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關于陜西8.19事件致中共陜西省委的總結報告》第二部分最后，對黨內健康力量做了如下結論：“我們所說的黨內健康力量，不是指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先生，而是那些犯了錯誤愿意改正的同志。”在我們共和國的歷史上，人民都能夠接受雙手沾滿革命先烈和人民群眾鮮血的國民黨戰犯、日本戰犯的懺悔，支持黨和政府給予特赦，作為努力思想上入黨的陜西毛學組的積極分子和贊成毛學組的愛國群眾，有什么道理拒絕黨內犯了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呢?重慶模式固然轟轟烈烈，但是發展數年來卻無任何省市效仿。因為受到干部階層的抵觸，和缺少人民群眾的積極支持。陜西毛學組的形式卻接連被山西、江蘇等南北各地民間毛派群體，和愛黨愛國群眾接受，這就證明了陜西毛學組這樣的進步群體是符合人民的愿望，符合現階段歷史的發展趨勢的。我們衷心希望中共中央能從歷史的高度，從黨和人民根本利益出發，給予我們各方面適當的支持。這種支持的第一步，應當是撤銷西安司法機關迫于政治壓力給我作出的刑事判決書，宣告我無罪。
最后，希望中共中央能慎重的考慮我們的意見，表明中央態度。這封信初稿在經過黨內外一定范圍的群眾討論修改，得到多數同志贊成后，我們既按程序提交并委托中共陜西省委轉呈中央。
此致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臨時負責人
趙東民
2012年10月8日
特別注明：
關于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的《喜迎十八大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封信》的提交舉措如下：
一、通過郵政局特快專遞直接寄給中國共產黨陜西省委員會，并通過網絡等各種途徑發布消息;
二、即日交由西安市公安局閻良分局、西安市閻良區司法局根據有關組織程序，逐級上報至中國共產黨陜西省委員會;
三、再由中共陜西省委審閱后轉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臨時負責人
趙東民 2012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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