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19世紀末，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被迫割讓臺灣、澎湖等島嶼，賠償白銀約2億6千萬兩，這筆款是日本年度財政收入的4.87倍。“若非驟然暴富，日本所謂‘崛起’必不知猴年馬月，料應無力于40年后發動那場把中國攪得天翻地覆的全面侵華戰爭。”

　　(李潔非：《生逢其世，身不遇時》)

　　20世紀中，日本侵華戰敗。中國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強索日本賠款，則為崛起奠基，是不用懷疑的。

　　然而，毛澤東、周恩來大手一揮。將賠款盡數抹掉。

　　八年抗戰，被戰火荼毒的是大片中國國土，也有大片日本國土;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是成千成萬中國人，也有成千成萬日本人;滿目瘡痍的是中國的城市和農村，也有日本的城市和農村。

　　誰制造了戰爭災難?

　　是資本壟斷特權集團和他們的軍國主義戰爭罪犯。

　　誰承受戰爭的最大苦難?

　　人民!

　　中國人民、日本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難道不能相幫相攜，卻要把自己的富裕與崛起建筑在對方的血淚和痛苦上嗎?

　　書寫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世界人民大團結”不是招牌，那是共產黨人心境的自白，那是中華民族靈與肉的承諾。

　　——毛澤東和毛澤東主義者獨領此風騷，人類共產主義運動獨領此風騷。

　　馬克思說“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無產階級自己。”(《共產黨宣言》)

　　這是何等博大的胸懷!

　　列寧鼓動帝國主義戰爭中的人民掉轉槍口將子彈射向本國沙皇和特權統治者，廢除民族關系中對俄國有利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甚至提出在邊界爭端中為各民族的團結而主動讓步：“我們應該正是在民族這個比較不重要的問題上(對國際主義者說來，國界問題是次要的，甚至是極其次要的)實行讓步。”(《立憲會議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

　　這又是何等博大的胸懷!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彼得問：“我兄弟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到7次可以嗎?”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到7次，乃是70個7次。”(《新約·馬太福音》)

　　釋迦牟尼佛光普耀：“人心均平，皆同一意，相見歡娛，善言相向……人民大小皆同，一向無若干差別也。”(《彌勒經》)

　　馬克思精神，列寧精神，毛澤東精神，豈不就是耶穌精神和佛陀精神?馬克思、列寧、毛澤東，豈不就是表現為無產階級領袖形態的耶穌和佛陀?

　　這是人類精神。它燃亮歷史進步的航燈，古今相續，砥柱中流。

　　然而，任何精神都不能不經受社會現實的洗禮并與之共振。

　　美國資產階級政治家茲·布熱津斯基感受“共振”。他說：“20世紀下半葉，我們幾乎所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基督徒、民族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盡管我們對此渾然不覺。”(《世紀之交：美國在信息時代的作用》 轉引自羅·麥德維杰夫：《俄羅斯向何處去》)

　　基督徒將“福音”寄托于崇高的空想和人類精神的抽象。

　　馬克思將“學說”奠基于辯證史觀和社會主義的科學求索。

　　民族主義呢?那是資本主義的政治表達。“現代政治的基本假定是，政治應該是民族的。”(米塞斯：《自由主義或和平主義的民族主義》轉引自夏中義：《人與世界》)

　　三位一體!

　　歷史與現實對立同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對立同一，全球化與民族化對立同一。具言之，馬克思主義為基督精神展現科學之光，社會主義成為變革資本主義的強勁動力，全球化趨勢則導引民族主義的升華。

　　然而，這一切卻不能不蘊含于民族主義的能量爆發。

　　民族主義是資本世紀的主題，是一切民族基于深厚底蘊的強勁政治訴求;它規定著政治的資本主義屬性：現代政治 = 資本主義政治 = 民族政治。

　　民族之間為資源為領土……的利益之爭，一般地成為階級斗爭在資本世界的政治形態。周恩來曾以深刻的憂患意識道白這個“形態”：“你能設想一下嗎?蘇聯軍隊直插黃河北岸，美國人打到長江南岸，同時，日本侵入并占領山東的青島，印度也參加進來并占領西藏。……我們已經做好一切準備，同時迎擊四面來犯之敵。”(見迪·威爾遜：《周恩來》)

　　人類社會不能從私有制和私有觀念脫身，民族國家便不能不肩著相互戒備、相互爭奪的重負;資本世界不被顛覆，則精神無論怎樣博大，都不得不向著民族的自我認同而垂首。

　　民族自我認同是資本世界運動的軸心，不管國際壟斷資本集團怎樣試圖甩脫這個“軸心”，也不管工人階級國際合作怎樣試圖超越這個“軸心”，都不能不受這個“軸心”的制約。

　　資本主義國家受“軸心”制約，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受“軸心”制約。

　　嚴格地說，社會主義國家不過是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社會形態。它無非“資本世紀”的構成，它不能不高舉民族主義的旗幟，捍衛民族利益乃至投身資源和領土之爭。

　　曾經，列寧要求：“正在戰勝資產階級的民族，有能力和決心去為推翻國際資本而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 斯大林更以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精神助推各國人民革命，一度攪得資本世界寢食難安，以至引發丘吉爾的“鐵幕”宣言。

　　毛澤東也不遜色。

　　青年毛澤東抒發“世界主義”激情：“凡是社會主義都是國際的，都是不應該帶有愛國色彩的。……我以為固應該有人在中國做事，更應該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幫助俄國完成它的社會革命;幫助朝鮮獨立;幫著南洋獨立……”(《致蔡和森》)

　　晚年毛澤東付激情于行動。1965年，他“不顧脆弱的外交關系，積極支持起泰國、緬甸、馬來亞等國共產黨建立武裝”，協助泰共建立根據地，鼓動老撾組織一支隊伍打到泰國去，鼓動緬共來中國境內招兵，甚至中國軍隊竟與緬甸政府軍發生戰斗。(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然而，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紅色擴張卻終究難以為繼，很快邁出了向一般民族國家回歸的現實步履：蘇聯崛起成為斯大林生命的主旋律，中華崛起成為毛澤東深沉的遺愿。

　　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實現自我的進程，內在著一條向前延伸的民族國家與民族崛起的必然之鏈。

　　因為，只有一個民族乃至一切民族真正獨立自主足以讓世界聽取它的聲音的時候，它的生存呼求和正義主張，才不至于被強權獰笑的唾液淹沒于無形。

　　毫無疑問，民族主義有著鮮明的資本主義色彩。“民族運動實質上是資產階級的運動，它的命運自然和資產階級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只有資產階級滅亡，民族運動才會徹底滅亡。”(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今日世界是資本世界，也是民族運動的世界。

　　曾經，資產階級的民族運動以向教皇體制的猛烈沖擊，顛覆封建特權，推動國家獨立，創造了資本主義政治的光榮。“近代民族主義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國革命所推動的。”(小約瑟夫·奈：《理解國際沖突：理論與歷史》)

　　法國革命舉起了人類精神的旗幟。“民族性原則最初并不是指向其他民族的利劍，它是針對暴君的……，民族性原則與世界公民心態之間沒有沖突。自由的理念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主義的。”(米塞斯：《自由主義或和平主義的民族主義》 轉引自夏中義：《人與世界》)

　　早期資產階級革命家為民族運動設定的世界主義底蘊，賦予民族主義鮮活的生機，源源不絕地生成著抗爭特權剝削弱肉強食的沖擊波，日益深重地動搖帝國主義世界體系。

　　顯然，各民族為在資本世界的生存，不能不抗爭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掠奪;而這個“抗爭”也便作為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組成部分，必然地“分有”帝國主義，即各民族為著自身利益，以“帝國主義”抗爭帝國主義。

　　魯迅曾以被壓迫人民思想家的深邃和戰斗者的決絕，尖刻地表達這個“抗爭”：“野牛成為家牛，野豬成為豬，狼成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歡，于本身并無好處……我以為還不如帶些獸性。”(《而已集·略說中國人的臉》)

　　魯迅率先“帶些獸性”，向著“吃人”的舊世界發出“曠野的狼嗥”。

　　——置身壟斷資本集團的群“狼”圍剿中，不“分有”狼的野性，如何有民族生存和民族崛起!

　　——直面帝國主義霸權為著資本全球化揮起的屠刀，誰能說民族抗爭、民族運動、民族主義……不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偉大動力?

　　法國《科學與生活》月刊曾為各民族投身資本競爭的無奈而哀嘆：“這場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的較量中，已沒有好壞之分、善惡之分，只有輸贏之分。各國都想巧妙地從這種激烈而困難的較量中脫身，讓其他的國家去廝殺。”(轉引自陳樂民：《20世紀的歐洲》)

　　為資本世界的真實寫照!

　　在私有制被資本壟斷激發出最后瘋狂之時，各民族國家被迫繃緊每根神經，卷入生存競爭。于是，人民福利讓位于軍備競賽，和諧發展屈服于資源掠奪，生存危機感使民族與民族間成了幾欲相互吞噬的狼。

　　然而，只有當每一個人、每一個民族都分有了“狼性”，才能建立狼群世界的公正法則，才會有對平等善良的認同與確立，才可望“人性”的回歸。因此，“沒有好壞之分、善惡之分，只有輸贏之分”的背后，分明是正義對邪惡的戰爭，是人民主權之“善”對壟斷剝削之“惡”的戰爭，是民族獨立之“好”對帝國主義掠奪之“壞”的戰爭。

　　——民族運動的本質，歸根結底是階級斗爭。

　　民族運動是資本主義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的對立同一體。它捍衛民族利益，明確資本主義屬性;它以對人民主權、民族主權的訴求沖擊帝國主義世界體系，成為社會主義運動的構成。

　　民族國家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向社會主義全球化轉化的樞紐。確立民族國家，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本質要求;而民族國家的內在指向——徹底的民族獨立與民族平等，則是社會主義全球化的開端。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畸形爆發。它以畸形擴張和畸形掠奪催喚民族覺醒與民族獨立，推動資本主義向各落后民族普及和徹底實現;反過來，資本主義普及和徹底實現，則鼓舞覺醒的民族合力敲響帝國主義的喪鐘，唱響社會主義全球化的晨曲。

　　事實上，早在俄國十月革命之際，民族運動便開始從資本主義運動向社會主義運動轉化。20世紀中葉，遍及歐、亞、非、拉的人民民主革命，以社會主義形態或資本主義形態乃至封建形態，匯聚成社會主義運動的世界之潮。

　　蘇聯解體，蘇東的民族主義運動掙脫社會帝國主義的霸權鏈縛，以資本主義形態，演繹人民革命對社會主義運動的自為。

　　西歐更走在人類歷史進程的前列。它曾打碎自我，最大程度地張揚民族主權，隨后又率先開始了“一體化”的探索。“西歐的‘民族國家’發展的最完備、最充分、歷史最長，也最具有現代特征。這是‘一體化’得以在這個地區推行的不可缺少的條件。”(陳樂民：《20世紀的歐洲》)

　　西歐聚散離合，明確著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在一體化中的基礎地位，為人類步入世界大同展示現實之路：“在可見的將來，不會有普世的文明，有的只是一個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每一個文明都得學習與其他文明共存。”(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不同文明共存與相互尊重、相互學習，意味著民族國家的徹底實現，也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徹底完成。建立在各民族平等自愿基礎上的“一體化”，意味著對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否定，也意味著資本主義全球化向社會主義全球化的轉化。

　　西歐啟動這個“轉化”。它開始了民族消亡的實驗，它以一體化進程深化自身的“后資本主義”屬性和對社會主義的訴求。

　　然而，社會主義不是一國、一個地區乃至一個洲可以單獨實現的。“后資本主義”依然是資本主義。實驗的西歐不能掙脫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

　　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化有待于世界各民族的獨立與崛起。

　　世界各民族以不同形式響應西歐。上合組織，金磚國家，阿盟，東盟，非盟……各民族平等合作自保自強，已成蓬勃之勢。全球一體化進程蔑視霸權的猖獗，人民主權、民族主權以不可阻遏之勢為自我實現開拓道路。

　　中華春秋時代，800諸侯向戰國七雄聚合以戰爭征服為主;今日天下，各民族國家向地區一體化的進步則訴諸利益組合。這種組合盡管不乏戰爭征服和強權因素，但其深厚處，則是對個體、民族、國家的尊重以及在互相尊重中的融合。

　　民主大潮在資本主義形態下，強力變革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格局和競爭規則，并將摧毀舊體系，以新體系取而代之——社會主義全球化!

　　民族政治是資本主義政治。社會主義把徹底實現資本主義政治及民族政治看做自己的基本任務——民族獨立!民族富強!民族崛起!唯如此，才有世界各民族在平等基礎上的合作、協商與共同富強，才有世界一體化。

　　哈維爾劍指帝國主義世界體系：“我們必須思考，是否絕對有必要，允許一個國家——即使只在理論上——有權否決世界所有其他國家。”(《論國家及其未來地位》)

　　列寧昂揚著共產主義者的豪情：“任何資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都打算使本民族取得特權，或者使本民族獲得特殊利益，……無產階級反對任何特權，反對任何特殊地位。”(《論民族自決權》)

　　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特權或特殊地位，如何不令世界其他國家“道路以目”?

　　那么，中國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顯赫，高揚列寧的豪情和哈維爾的思考，該是一項多么偉大多么急迫多么光榮的使命!

　　世界對中國寄托希望——

　　美國學者杰·里夫金說：“擁有豐富、多樣歷史的中國人民，能夠……為全人類的真正世界主義夢想，做出怎樣的貢獻?……毫不夸張地預言：正在廓清的歐洲思想框架同中國思想框架之間的交融，將會對全人類的未來產生深遠影響。”(《歐洲夢》)

　　英國學者湯因比說：“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因為中華民族有著逐步培養起來的世界精神。”(見余金成、王蘭垣：《社會主義走向振興的世紀》) 他甚至說：“中國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為人類的主導，那么整個人類的前途是可悲的。”(見姜廣輝：《理學與中國文化》)

　　匈牙利學者包·約瑟夫說：“今后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命運如何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取決于中國能否在順應人民意志的情況下，建立一種對其他國家人民也有吸引力的現代社會主義。”(見楊錚：《2000：世界向何處去》)

　　日本學者池田大作說：“與其說中國人是有對外推行征服主義野心的民族，不如說是在本質上希望本國平和安泰的穩健主義者。實際上，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國，中國是從不先發制人的。” 他寄語：“從兩千年保持統一的歷史經驗來看，中國有資格成為實現統一世界的新主軸。”((見余金成、王蘭垣：《社會主義走向振興的世紀》)

　　——中國領導世界!

　　美國學者尼·蓋耶特期待中國崛起：“這也許只是一個國家超越另一個國家的歷史時刻;或許是一個機會，一個以真正平等的國際社會取代特權和霸權危險的機會。”(《又一個美國世紀嗎?》)

　　美國學者彼得·圣吉展望“中華世紀”：“你們會不會步入工業社會的后塵?物質愈富足，就愈唯我獨尊，傲視于自然秩序之上?你們會不會犧牲社會來發展經濟?你們會不會變成另外一個不擇手段的剽竊自然、以非永續性及危害后代的方式發展的社會?或者，你們會找出一條新路?”(《為人類尋找一條新路》 見《北京晚報》2002年12月15日，35版)

　　中華民族如何“為人類尋找一條新路”?

　　——中華崛起!

　　中華民族置身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中，如果不能崛起為強有力的經濟大國、科技大國、政治大國、軍事大國，就無從承擔世界的希望。

　　因此，無論喧嘩多少“謠諑”， 拼搭多少“島鏈”， 乃至多少“威迫”、多少“封鎖”…… 中華民族不能停下強民、強軍、強國的前行步履。“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馬克思)

　　那么，“走自己的”什么“路”?

　　中華民族不能像曾經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蘇聯、日本、美國那樣，在侵略擴張與爭霸世界中崛起。

　　中華民族只能走社會主義崛起之路。它的唯一指向：發展并依憑強大的經濟、科技、政治、軍事力量，熱烈地主張世界各民族的獨立、平等和共同利益，引領世界各民族實現人類社會的共同崛起。

　　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明確社會主義崛起之路：“中國將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的道路。這是中國政府和人民根據時代發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戰略抉擇。”

　　2011年9月，中國發布《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針對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博弈規則，以社會主義原則倡揚世界各民族互尊互重，創造“持久和平、共同繁榮、和諧世界”，表達中國“為人類尋找一條新路”的堅定決心。

　　千金一諾!

　　那么，中國的諾言能夠取信于世界嗎?

　　事實嚴酷：中國不匯入資本世界， 便不能崛起，甚至不能生存。改革開放是中國進步之路。

　　事實同樣嚴酷：匯入資本世界， 便不能不受制于資本弱肉強食的競爭鐵律：“一旦壟斷組織得以進一步影響和控制政府，并在實際上支配內政與外交時，就會強烈要求按資本和實力重新瓜分世界，促使國家走上向外擴張爭奪世界霸權的道路。”(唐晉：《大國崛起》)

　　中國能夠掙脫這一“鐵律”嗎?

　　有人擔心：“在21世紀初期，美國可能面臨的最大危險前景是中國成為東北亞的潛在霸權國。”

　　有人斷定：“富裕的中國不可能是一個維護現狀的大國，而將是一個決心獲取地區霸權的雄心勃勃的國家。”(以上見唐晉：《大國崛起》)

　　有人論證：“淺顯的現實政治表明一個巨大的前途無量的國家傾向于向其周邊釋放力量。”(英國《經濟學家》，轉引自孫恪勤、崔洪建：《遏制中國》)

　　這并非無的放矢。君不見，資本世界的民族崛起，哪一個大國沒有踏上霸權爭奪之路?

　　立足于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固然鼓舞一個民族為崛起的激情，也必然助推這個民族為私欲的狂熱;而私欲膨脹和為私欲的競爭，則必然崛起資本特權集團，滋生霸權爭奪的沖動，將擴張的魔爪伸向世界。

　　中國能夠制約資本特權集團嗎?

　　曾讀到網絡上一段話：我們常常會抱怨，美國為了維持霸權極力遏制崛起的中國，韓國狹隘的國民性格，日本不尊重歷史，印度挑戰中國的亞洲大國地位……但如果從反思自己的行為方式入手，我們得到的結果可能完全不一樣。

　　中華民族應該反思——

　　“持久和平、共同繁榮，和諧世界”的宣言，掩蓋不了中國社會為資本的爭奪，掩蓋不了特權階層向勞動人民發動的“戰爭”，也掩蓋不了貧富懸殊對社會對財富對人的心靈的扭曲。

　　一個金錢至上、私欲橫行的國家，如何不是對社會主義的嘲弄?一個被兩極分化所撕裂的民族，如何不飽嘗資本特權集團所施加的侮辱與蹂躪?而中國人民的“人性”、“人本”、“人道”，又如何不被弱肉強食與巧取豪奪肆意壓抑?

　　進而言之，一個剝削本民族同胞的資本壟斷集團，如何不把貪婪的魔爪伸向別的民族?一個不能制約特權掠奪的國家，如何不把擴張的野心推向世界?

　　世界的擔憂并非空穴來風：你在國內都無法和諧，誰又相信你對于世界和諧的真誠?

　　馬克思、恩格斯寫道：“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就會隨之消失。” (《共產黨宣言》)

　　反之，人對人的剝削橫行恣肆，民族對民族的剝削能夠消滅嗎?民族內部嚴重階級對立，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能夠消失嗎?

　　事實上，在帝國主義世界體系內，不會有“持久和平、共同繁榮、和諧世界”，資本主義大國崛起也不會偏離兩極分化、侵略擴張直至霸權衰亡的軌道——資本特權集團的擴張野心必然畸化民族崛起，將其引入夭折的危機。

　　——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世界!

　　今日世界，全球一體化的經濟，呼求全球一體化的價值觀;而以“自我”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價值觀已經成為全球化的嚴重阻力。沖破這個“阻力”， 是歷史進程賦予中華崛起的嶄新時代特色：以社會主義價值觀轉化資本主義價值觀，以提升人民主權、懲治特權橫行、制約資本剝削、扭轉貧富懸殊的真誠作為向世界做出光輝的示范。

　　——只有社會主義能夠讓中國取信世界!

　　鄧小平說：“我們要用發展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實踐，用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優于資本主義制度，讓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認識到，社會主義確實比資本主義好。”(《鄧小平思想年譜》)

　　鄧小平說：“如果我們……是共同富裕，到那時就能夠更好地顯示社會主義制度優于資本主義制度，就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奮斗方向，更加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 。”(《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無為而無不為。

　　中國領導世界是“非領導”的領導，是以“天下為公”的情懷和全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務實，引領對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變革。

　　反之，如果中國自身放任特權跋扈，社會嚴重不公，那么，讓日本、美國、歐洲乃至世界人民相信你不擴張、不爭霸，是不可能的。

　　應該說，無論外部環境還是內部環境，中國已經不具爭霸的條件。《人民日報》清醒斷言：“橫行過幾個世紀的殖民主義已經壽終正寢，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也到處碰壁。在這種情況下，包括中國在內的任何大國都要受到客觀形勢的制約，不可能為所欲為。所以，不稱霸不單是中國真誠的主觀愿望，也是客觀環境使然。”(《中國發展有利于世界和平與進步》 1995年12月12日 )

　　什么客觀環境?

　　曾經，中華民族春秋戰國時代，新興私有制以朝氣蓬勃的進取精神全面取代衰落的偽公有制為自己“正名”， “霸權”作為私有制的極端形態逐鹿中原。諸侯爭雄，五霸相凌，最終秦王朝蕩平天下，四宇歸一。

　　如今，21世紀盡管依然處于私有制和私有觀念不可一世的資本世界，盡管諸多國家尚未完成資本化，資本主義向世界的進軍尚未完結，資本主義還有廣闊的空間。然而，私有制衰落之勢已成，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的滾滾地火，已經在全球一體化的推動下，成為歷史進步的強勁動力。民族主權、人民主權作為公有制為自身開辟道路的利器所向披靡。“霸權”強弩，勢已成末。

　　順勢而事成。借用古語：“霸道”已矣，“王道”方興。只是這個“王道”， 絕非帝王、總統、首相、主席們自上而下的賜予，而是人民的自為。

　　世界各族人民“自主自為”，便為自愿互利的全球一體化創造了條件。這是社會主義的一體化：“我們是徹底的國際主義者，我們努力爭取一切民族的工人和農民的自愿聯盟。”(列寧：《俄共(布)達八次代表大會》)

　　中國領導世界，基于對社會主義的忠誠——

　　毛澤東囑咐：堅持社會主義方針，堅持人民主權，真誠地尊重世界人民，“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見梁柱：《毛澤東與中國社會主義事業》)

　　鄧小平寄語：“衡量我們是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要使我們自己發展起來，實現四個現代化，而且要能夠隨著自己的發展，對人類做更多的貢獻。”(《鄧小平思想年譜》)

　　中國在資本世界崛起，不能不認同資本主義經濟規律，不能不發展資本關系，不能不尊重資產階級的法理地位;然而，如果放縱資本，任由壟斷特權制約人民主權，將社會主義主導畸變為資本主義主導，那么中國必然被資本擴張無止境的貪欲導入軍國主義歧途，淪為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附庸，或者在全球霸權爭奪中滾進衰亡的泥潭。

　　只有中國制約自身的特權壟斷，才能讓世界人民相信中國“和平發展”的諾言;只有中國堅持社會主義主導，才能以對人民主權的擴張贏取世界信任;只有世界人民對中國社會主義示范的認同，中國才能將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戰略包圍化于無形，引領資本主義全球化向社會主義全球化轉化。

　　中國領導世界，基于對世界主義的忠誠——

　　鄧小平以人天一體的宏觀意識和大國胸懷的政治機智，具化列寧思路，將世界主義置放于資本世界的現實平臺：“世界地圖上，南沙群島歷來被劃為中國領土，解決這些問題，一種辦法是中國按照歷史，收回這些領土。是不是還有別的辦法?是否可以避開主權，采取與南沙群島有關的國家搞共同開發的辦法。中國是一個大國，要解決這些問題總要有點新的辦法。”(《鄧小平思想年譜》)

　　從“一國兩制”到“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鄧小平開拓出“新的辦法”;他期待中華子孫以平等友善待世界各民族之胸懷，為著社會主義的世界一體化，開拓出更多更好更實用的“新的辦法”。

　　中國領導世界，自反思始——

　　文化大革命中，鄧小平宣言毛澤東主義：“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如果出現資本主義復辟，必然會變成超級大國。過去的幾年內，在中國進行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目前正在全國展開的批林批孔運動，都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保證中國的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保證中國永遠站在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一邊。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并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到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典》)

　　改革開放后，鄧小平重申毛澤東主義：“我們在聯合國正式聲明過，如果有朝一日中國要稱霸，世界人民就有責任揭露我們，指責我們，并同中國人民一道來打倒稱霸的中國。”(《鄧小平思想年譜》)

　　北京市寫作學會 薛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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