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當我的同系（工程物理系）同學發出“我黨要駕馭中國的資本階級”的響亮宣言的時候，“我黨”與資本階級的較量還沒有分出勝負。“三個代表”垃圾論的出籠，標志著中國從國家社會主義向國家資本主義的制度轉型，被中國革命推翻的三座大山又壓在中國民眾的頭上，“我黨”就是資本階級、資本階級就是“我黨”了。這位原中央黨校校長的兒子被趕出北京、被提前退休后，“我黨”內再也沒有官員敢提“駕馭”論了。

資本階級對中國的統治已經到了失控的邊緣[1]，誰來“駕馭”中國的資本階級呢？

我2008年試圖“駕馭”當時世界上市值最大的公司，“對于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的頭頭們在股東大會上將‘人權’提問誤導、偷換為‘人員安全’問題，表示極大的遺憾和不滿。股票市場的最主要功能就是保護眾多的小股民利益。既然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跑到美國來上市，就應該遵守相關規則，允許每一個股東在每一次股東大會上起碼有一次發言機會。”[2]同時我在2008-09年挑戰中國國內運輸飛機最多、航線網絡最密集、年客運量最大的航空公司，得出結論：“在目前美國政府需要中國政府‘幫助’之際，很難指望SEC會秉公勸告、指導中國南方航空公司遵守美國法規而嚇跑來美國上市的中國的國家官僚資本。……不能指望任何國家權力會自動保護普通民眾的經濟政治權益。”[3]作為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典型，它們只是拋出很少股份在美國市場上交易，公司治理由國家官僚/“我黨”駕馭，股東必須持有3%以上股份才有權提案。

當新浪十幾年前在硅谷剛開張時，我也去拜訪，與其創始人之一、Chief Operation Officer（后來中國的“駙馬”）了解他們進軍中國的打算。我接到一些國內新浪用戶的投訴，也買下了股票準備幫助（“駕馭”）新浪。但新浪早有警覺，把公司注冊在鞭長莫及的避稅天堂開曼群島，沒有法規可循，剝奪了我的提案權利。它的股東年會也到處變換（去年11月18日在香港），國內的義憤填膺的用戶到了關鍵時刻卻不敢代表我出席股東大會直接與董事會對決。

與上述幾家公司不同，實際上完全在中國做生意的Sohu.com搜狐在美國注冊、上市、集資，必須服從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規制。我先按照搜狐網上為股東提供的電郵發出有關公司治理的詢問，沒有回答。因為搜狐的創始人兼CEO、總裁、董事會主席又是同系的同學（低我兩年），在清華大學一百周年校慶時，自身（簽證申請被拒）無法回國的我只好委托一個同學去問候搜狐的這位小同學，“不認僧面總得認佛面吧”！沒想到中國的新興資本階級（洋“土豪”）連交換名片這樣的對大學同學的表面友善功夫也懶得做。去年股東大會之際，我致函搜狐的秘書長（實際上是波斯頓的一家律師事務所），最后給搜狐一次非正式交流的機會。還是沒有回音，看來搜狐在躲避什么見不得人的業務，只好請SEC來公斷了！

2013年11月11日，我直接向搜狐的北京總部發出提交2014年股東大會的提案信，[4]要求股東投票決定獨立的董事會主席。在提案中，我指出：“三個代表”論以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位一體，中國社會沒有任何獨立的監督機制，由創始人兼CEO、總裁、董事會主席的公司業績欠佳，且不符合國際趨勢，并引用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發布的企業社會責任調查結果“D: concerned令人擔憂, need improvement需要改進”，敦促搜狐改進公司治理。[5]

2014年1月，我收到波斯頓律師行署名Bancroft（他其實就是搜狐秘書長）1月24日致函SEC的復印件，不出所料，Bancroft要求SEC對搜狐排除我的提案的行為“不作為”。從中我發現搜狐實際上對我“駕馭”貪得無厭的中國資本階級的嘗試如臨大敵，氣急敗壞、又恨又怕。我想了幾天，于1月30日致函SEC，駁斥了搜狐的荒謬的排除理由，列舉谷歌、雪佛龍、英特爾和微軟等比較規范的公司對應我的提案的態度和結果，指出搜狐不能有超越法規的特權。[6]除了建議搜狐干脆搬到北朝鮮躲避股東外，我也表示會持續持有搜狐的股份、每年提案直到我的提案得到表決為止。搜狐如果聰明、規范一些的話，應該明白：出錢用律師行排除股東提案的荒謬行為本身就會被放到SEC的網站上公布于眾，即使這一次僥幸過關，SEC不可能連續幾年都“不作為”[7]。而只要一次付諸股東大會表決，我的戰略目的就達到了。

當然，要想中國的資本階級變得聰明、規范、人道一些，需要民眾艱苦的努力。一百多年前，卡內基鋼鐵公司肆意解雇、驅趕勞工時，安那祺主義者伯克曼只有拿起破槍教訓資本階級（被判22年）一途。今天，人類文明有所進步，不用付出生命的代價也可以駕馭資本階級，我們應該做得比伯克曼更好。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4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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