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于90年代的中國，人們常常會有感于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給中國帶來的勃勃生機，因而對毛澤東時代經歷的封鎖與反封鎖的斗爭進行種種反思。然而追溯歷史，人們又發現，不僅正是毛澤東在晚年親自開啟了中國通向西方世界的大門，而且也正是這位偉人在半個多世紀以前，親自會見了第一位美國記者，從此揭開中國共產黨對美關系史上的第一頁。

　　中國共產黨與美國最初建立起民間關系，是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后;到太平洋戰爭爆發，黨逐步積累了對美工作的經驗，最終確立了以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為核心的對美政策。毛澤東作為黨中央的最高決策者，無疑對這一政策的形成及實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國際反日統一戰線的提出與抗戰初期的對美政策

　　制定什么樣的對美政策，離不開對美國有什么樣的認識。而對美國的認識往往與對帝國主義的總體認識是分不開的。中國共產黨從堅決主張同時反對所有帝國主義，到主要反對法西斯帝國主義;從提出利用帝國主義矛盾，到承認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即使是帝國主義國家，也有可能與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面對共同的敵人，經歷了一個認識上的發展過程。

　　中國共產黨從創建之初便明確宣布，它所領導的革命目的之一是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這一任務的提出，既根據列寧關于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又由于中國當時處于被多個帝國主義國家同時統治這一國際環境。從這一任務出發，中國共產黨在革命的開始階段將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作為宣戰的對象。對美國這樣一個打著“自由主義的假面具”、靠實行“門戶開放”政策躋身于瓜分中國行列的帝國主義，毫無疑問也一直視為革命的對象之一。不過，當時中國共產黨在反對一切帝國主義時，更突出反對英日帝國主義，把美國則視為潛在的危險。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對中國的入侵不僅給中國帶來嚴重的民族危機，也刺激了日美矛盾的增長。本來日本已成為中國的頭號敵人，但當時的中共領導人受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理論嚴重影響，對內繼續實行打倒一切中間勢力的策略，對外繼續實行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策略。這時中共中央領導人雖然多少看到了日美矛盾的加劇，但卻認為假如中國想在抵抗日本侵略時利用美日之間的矛盾，那是荒謬的，因為“美國也同樣是帝國主義國家，是中國民眾的敵人，希望美國來反對日本，等于引狼入室。”①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甚至認為西方列強對日本的政策越強硬，那也就意味著它們“愈益成為中國之再分割與瓜分之積極的參加者了。”②

　　1935年1月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結束了中國共產黨內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左”傾錯誤的領導，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這一變化成為中國共產黨得以改變其內外政策，擺脫教條主義束縛的最重要的內部條件。毛澤東與中共中央開始用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觀察世界事務、指導中國革命戰爭。

　　面對德意日法西斯的崛起，蘇聯和共產國際改變策略，要求各國共產黨與本國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統一戰線，反對目前正在挑起戰爭的法西斯帝國主義國家。剛剛到達陜北的中共中央，不久便得到共產國際關于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新的策略精神，這與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對時局的分析基本一致，所以很快實現了內外政策的轉變。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不僅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路線，而且確定了建立國際反日統一戰線的策略原則，決定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是“同一切和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賣國賊相反對的國家、黨派、甚至個人，進行必要的諒解，妥協，建立國交，訂立同盟條約的關系。”③

　　中國共產黨確立新的內外政策后很快付諸實施，積極開展上層統戰工作。美國記者斯諾從中共與東北軍簽訂秘密停戰協定的消息中受到鼓舞，決定進入陜北共產黨所在地區進行考察。對于斯諾的來訪，中共中央十分重視，并在1936年5月15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進行了專門研究。當時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洛甫、博古、王稼祥，以及吳亮平等。會上明確中國共產黨當前主要的目標是反對日本的侵略，從抗日統一戰線的立場出發，需顧及到其他帝國主義及其人民之利益，并把這些利益與中國人民的利益聯系起來。為此，中共在確立對外建立反日統一戰線方針時，積極尋求國際援助并準備在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問題上向英美作出讓步。對美國可能對中國抗戰所起的作用抱有較大希望。

　　兩個月以后，斯諾沖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受到蘇區人民的熱烈歡迎。毛澤東時常擱下大堆報告和電報，取消一些會議，與斯諾談話。在以《中國共產黨和世界事務》為題的談話中，毛澤東全面闡述了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總政策，表示中國蘇維埃和中國人民要同要求和平的各國人民、各黨派和各群眾組織團結起來，組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毛澤東還明確表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進程中希望得到更多的援助，但并不依賴援助。希望各友好國家不要幫助日本帝國主義，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場。毛澤東還指出，與友好國家的聯合不僅限于戰時，對那些曾在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戰爭中給予援助或未曾反華的國家可以享有同中國親密友好和互利的關系④。在這里，毛澤東第一次提出戰時最大限度地利用國際各種力量有效地反抗外來侵略，戰后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與各國建立友好關系的外交原則。

　　毛澤東還具體分析了美國對中國抗日可能采取的態度，斷定美國政府要對中國和日本的未來起非常積極的作用，因為“美國的東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緊密連結在一起。”同時批評一些目光短淺的美國政治家以為中國的滅亡與他們無關的錯誤認識，希望他們放棄“孤立主義政策”⑤。毛澤東在這里首次從積極方面分析美國在遠東的作用，并明確將美國列入反日統一戰線之內，這說明中國共產黨在觀察國際事務的能力上有了很大提高，一方面堅持以往對美國帝國主義本質的根本認識，一方面從策略上注意區分帝國主義利益的不同。雖然或許對美國抗日的決心和能力估計過高，但從堅決主張同時反對所有帝國主義，到強調主要反對法西斯帝國主義，從提出利用帝國主義矛盾，到承認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即使是帝國主義國家，也有可能與被壓迫民族面對共同的敵人，無疑是認識上的一次飛躍。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與美國政府之間沒有任何聯系，連起碼的相互了解的渠道都沒有。由于國民黨對紅軍的“圍剿”和封鎖，外界對中共和紅軍的了解，是被丑化了的“共產共妻的土匪”形象。斯諾在92天里，遍訪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和紅軍的領導人。他返回西安后，僅在一個月里，就在英美最有影響的報刊雜志上，發表了數十篇有關訪問的報道，引起國內外的轟動。1年后，斯諾將蘇區見聞寫成《紅星照耀中國》(又稱《西行漫記》)。在中國共產黨急于沖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向外部世界宣傳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策略的時候，斯諾充當了出色的媒介，他把中國共產黨人提高到一個生機勃勃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改革者的地位”⑥。

　　歷史進程表明，如果沒有1935年中國共產黨對外政策的轉變，就不可能有1936年斯諾的西北之行，如果沒有斯諾的西北之行，中國共產黨的對美關系的發展進程至少將被推遲;如果沒有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具有的獻身精神和卓越才能對斯諾產生深刻的影響，也就不會有《西行漫記》的問世，以及它帶來的如同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一樣“震撼世界的成就”。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通過國民黨親英美派向英美表示聯合的愿望，是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過程中實現的。半年后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共中央立即提出“實現抗日的積極外交，擁護國際和平陣線，反對法西斯陣線，同英美法蘇等國訂立各種有利于救國的協定”⑦，明確表示贊成中國在抗日的問題上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一切反侵略國家合作。從西安事變到1938年國共正式建立統一戰線期間，許多外國記者都試圖趕上和超過斯諾的成就，至少有十幾位西方記者陸續訪問了各抗日根據地。毛澤東騰出時間接待了幾乎每一位來訪的外國記者，使他們無一例外地對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產生良好印象，并通過他們的筆客觀地向國內外進行了報道。

　　與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成功地在延安會見西方記者的同時，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活動也先后在設立八路軍辦事處外事小組的武漢和重慶開展起來。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博古等中共領導人，利用其合法或半合法地位，積極開展外交活動，及時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戰主張，了解英美的對華政策，收集有關國際形勢的情報，使武漢和重慶先后成為戰時中共國際活動的中心。

　　這一時期是國共合作的最佳時期，國民黨放松對中共的封鎖，中國共產黨利用這一有利時機成功地開展了最初的對美外交活動。雖然還僅僅限于民間接觸，但卻使中國共產黨與美國從原來完全封閉的狀態，走向相互接觸和了解的階段。了解是認識的起步，認識是制定政策的依據。盡管這一時期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從抗戰的實際狀況出發，有了聯合美國共同反日的愿望，但畢竟還是一廂情愿。美國究竟能采取什么樣的對日方針和援助中國人民抗日的實際步驟，還有待于在抗戰發展的進程中得到證實。

　　建立反日統一戰線過程中出現的復雜情況及對美政策的相應調整

　　抗戰之初，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基本上把美國看作一支同情與贊助中國抗戰的力量，并希望美國在支持中國抗日力量和制約日本侵略能力兩方面做出積極努力。但是美國畢竟是帝國主義國家，它制定對日對華政策的出發點是為了維護美國統治階級的利益。抗戰爆發后國際形勢的發展表明，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雖然使英美等國的在華利益受到嚴重威脅，但它們卻仍然準備對日妥協，企圖犧牲中國的某些利益，把中日戰爭限制在一定范圍內。這樣既可以阻止日本法西斯“瘟疫”的肆虐橫行，又可以防范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的迅猛發展。到1939年前后，英美兩國對中國抗戰奉行“不干涉”政策不但沒有收斂，反而出現綏靖日本、制造遠東慕尼黑的傾向。這使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強烈感到英美等國無意制止日本的擴張，卻是在“縱容侵略戰爭，自己從中取利。”⑧為此，中共中央于1939年6月向全黨發出“關于反對投降危險的指示”。毛澤東在《反投降提綱》中指出：中國目前面臨的最大危險之一，就是新的慕尼黑的可能。英美法自抗戰以來一直保持“中立”，不過是“坐山觀虎斗”的陰謀計劃，是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政策。中國共產黨目前的任務就是要動員國內外的進步力量來反對英美帝國主義的綏靖政策。

　　在制定對外政策時，中國共產黨人首先要考慮為中國的抗戰爭取一個有利的外部環境，但同時也要考慮內部環境。作為一個擁有獨立武裝和政權的非執政黨，其對外政策與對內政策是密不可分的。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在制定國際反日統一戰線策略之初，就考慮到國際反日統一戰線與抗日民主統一戰線兩個統一戰線相互促進的關系，希望英美等國能影響它們在華利益的代表國民黨政府，堅持抗日聯共的方向，避免走上降日反共的道路。抗戰開始階段，國民黨與中共在軍事上攜手合作，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對美國的疑慮相對減弱。進入相持階段后，由于日本加緊對國民黨政府政治上的誘降，蔣介石把戰略重心移向防共限共反共，國共之間的摩擦和沖突逐漸增多，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對美國暗中支持國民黨進行反共活動的疑慮也隨之增加。特別是1939年底至1941年初，蔣介石乘德意日與英美兩大集團最后形成之時，發動兩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中共面臨十分險峻的局勢。中國共產黨在打退國民黨發動的反共高潮的同時，加緊了對英美對華政策的抨擊。

　　從以上看出，中國共產黨自提出與美國建立反日統一戰線策略之后，美國在援助中國人民抗日和贊成國共合作抗日兩方面的表現都令中共感到失望，不僅如此，簡直就是在起相反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調整了自己的對美政策，將重心移向反對英美的綏靖政策及其破壞國共合作方面。

　　1939年4月至8月，英法同蘇聯就共同抵抗德國侵略進行締結互助條約的談判，未達預期目的。其間希特勒竭力利用英法同蘇聯的矛盾，主動調整和改善對蘇關系。蘇聯為了打破英法綏靖政策和出于自身安全的考慮，于8月23日與德國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希特勒乘機向英法及其附從國開刀。9月1日德軍入侵波蘭，歐洲戰爭爆發，英法等國立即處于與德意尖銳對立的狀態。蘇聯對外政策的轉變必然對共產國際產生重大影響。共產國際判定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戰爭，目前存在的是德意日和英法兩個帝國主義陣線和超脫于帝國主義戰爭之外的蘇聯和平陣線，因此要求各國共產黨人，目前必須在“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反對反動勢力的基礎上”重新調整政策⑨。共產國際放棄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策略，重新回到反對一切帝國主義戰爭的反帝統一戰線策略，既不符合當時國際政治的現實，又不符合各國共產黨的實際，因而立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引起極度的混亂。

　　中國共產黨在接到共產國際關于改變策略路線的指示以前，已對英美等國采取了猛烈的抨擊，因此，也不再強調建立國際反日統一戰線。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性質的時候，毛澤東指出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同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一樣，都屬于“非正義的掠奪戰爭”，因為不論是德意日，不論是英美法，都只有“掠奪人民”這一個帝國主義的目的。甚至認為“以為英法波方面總多少帶有一點進步性，這是極端糊涂的見解”⑩。基于對戰爭性質的這一認識，毛澤東強調過去關于法西斯國家與民主國家的劃分，“已經失掉了意義”(11)。爭取所謂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及其政策，同蘇聯，同各國人民，同各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一道，建立統一戰線的時期“已經過去”(12)。因而，新的統一戰線可能的組成部分就“少了一個所謂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13)。

　　由于中國共產黨此時將對美政策的重心從聯合轉向防范和斗爭，因此自1939年9月斯諾再次訪問延安后，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幾乎沒有什么英美記者能夠進入中共控制的地區。這固然同國共關系再度緊張，國民黨加緊了對中共地區的封鎖有關，但中國共產黨為了抵制國民黨政府與英美結盟，避免與西方記者接觸也是原因之一。中共中央當時認為，“英美記者及各種人員系政治情報員，……彼等政治態度依英、美政府對華政策為轉移”，“在報章雜志中發表挑撥國共關系和不利于我之言論”(14)，因而一度關閉了延安的大門。

　　聯合英美等國是為了實現共同抗日的目的。當聯合的對象不能實現這一目標甚至與這一目標相悖時，聯合就失去了意義。爭取聯合不等于不進行必要的斗爭。正像中國共產黨在處理與國民黨頑固派的斗爭中，堅持以斗爭求團結的愿望一樣，對英美這一時期的對日對華政策進行必要的斗爭，正是為了推動它們盡早放棄犧牲中國人民利益討好日本的錯誤政策，轉向積極抗擊日本侵略、維護中國國內團結統一的正確立場。但是，在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變化和受到蘇聯、共產國際放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策略的強烈影響下，毛澤東與中共中央一度對是否能繼續聯合英美產生較大疑慮，這不能不使中國共產黨的對外工作受到影響。不過，這一時期雖然中國共產黨對英美兩國的政策大體一致，但也有些區別。對英政策側重反對其對日妥協，對美政策側重防范其支持蔣介石反共。對這一時期美國逐步采取的一些制裁日本的措施，中國共產黨仍在不同程度上給予了肯定。

　　值得提及的是，盡管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對外政策上受到蘇聯對外政策的較大影響，但是并沒有因此在對內政策上產生連鎖反應。即使在國民黨一再發動反共高潮、中共處境十分險惡的情況下，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進行了以不破裂統一戰線為限度的必要的斗爭，從而維護了國共合作抗日的局面。不過，對外政策與對內政策之間出現的矛盾，很快就成為毛澤東及中共領導人必須加以解決的問題。

　　走出兩難境地，重新強調國際反日統一戰線策略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定后，共產國際一面要求各國共產黨放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策略，一面允許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共產黨繼續采取民族統一戰線策略，這使中國共產黨陷于內外政策相矛盾的兩難境地。但是40年代的中國共產黨已不像30年代那樣聽任共產國際擺布了。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在一般接受共產國際指導的同時，更多地是從中國抗戰的實際狀況出發決定自己的對策。

　　1940年德國在占領波蘭后，相繼占領歐洲西部國家，蘇聯則建立起自己的東方戰線，形成德蘇相對峙的局面。歐洲戰局的演變，使蘇聯和英國都受到德國的牽制，它們在東方對日妥協的傾向明顯增長。與此相反，美國在太平洋地區對日本卻采取了威懾行動，因而使本來就存在的日美矛盾相對突出。6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關于形勢和黨的任務的報告。他在分析國際形勢時雖然仍基本以帝國主義戰爭為理論依據，但也注意到現實狀況中英法在歐洲的失敗及日美矛盾的擴大，因此提出不要再強調英美法搞東方慕尼黑的危險性(15)。7月7日，中共中央在黨內指示中明確指出：英美法已不再是引誘中國投降的重要因素(16)。13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討論時局的會議上重新強調，“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尚有可供革命利用之矛盾。”8月2日，中共中央打電報批評南方局和新華社在宣傳中未能把握住國際形勢的特點，指出必須把一般地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政策與外交政策區別開來，“不要去鼓勵帝國主義的軍備‘迎頭趕上德意日’，也不要在英美改變對日對華政策后(即在放棄東方慕尼黑政策后)去反對利用英美外交”(17)。

　　以上看出，這一時期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在總體上沿用共產國際關于國際問題理論的同時，并未忽視自己對瞬息萬變的局勢的獨立判斷和分析，而當這種分析的結論與共產國際的看法不完全吻合的時候，他們采取了一種靈活的辦法，即把理論原則同現實政策分開，以避免在實際工作中出現大的失誤。這說明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此時在處理國際事務時，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沖破了以蘇聯為中心考慮問題的模式。

　　但是，由于中國共產黨對美政策的制定除了受美國對日政策的影響，更重要的還取決于美國對中國內部事務的態度，或者說，取決于國民黨對中共的態度。因此，當皖南事變一觸即發之際，毛澤東曾估計最困難、最危險、最黑暗的可能性“莫過于美國參戰后迅速擊敗日本，在日本投降后把中國英美派從財政上軍事上武裝起來，中國由日本殖民地變為美國殖民地，國共合作變為大規模內戰”(18)。這里說的是時局發展的最壞的一種可能性。當處于外事工作前沿的中共南方局領導人向中央匯報了他們對時局的不同看法后，毛澤東及黨中央迅速改變了他們的上述認識。毛澤東在11月6日給周恩來的電報中指出：蔣加入英美集團有利無害，加入德意日集團有害無利，我們再不要強調反對蔣加入英美集團了。

　　12月25日，毛澤東在《論政策》的黨內指示中，第一次全面總結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后黨制定對外政策方面的經驗。毛澤東指出，必須在具體分析和有所區別的基礎上制定黨的對外政策，總的原則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共產黨是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的，但是既須將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和現時沒有舉行侵略的其他帝國主義，加以區別;又須將同日本結成同盟承認“滿洲國”的德意帝國主義，和同日本處于對立地位的英美帝國主義，加以區別;又須將過去采取遠東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和目前放棄這個政策改為贊助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加以區別(19)。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毛澤東在這里詳盡地區分了國際上各種政治力量對日態度的變化，并以此作為或者聯合或者反對的依據。特別是毛澤東第一次將國內統一戰線的政策和策略原則運用于處理國際事務，這不僅為中共中央調整對外政策找到科學的依據，而且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對中國共產黨制定外交政策產生深遠的影響。

　　與重新解釋對外政策原則的同時，中共中央專門對如何評價英美的對華政策、如何對待英美記者等問題發布黨內指示，要求對于來接洽訪問等英美人員應采取歡迎與招待之態度，一方面把他們當作情報人員看待，另一方面把他們當作外交代表人員看待，“以便經過他們形成我們與英美之間的一定程度的外交關系。”(20)中央這一指示的發表，標志自《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定以來一度關閉的延安的大門，又開始向西方開放了。中共與美國之間恢復直接接觸的渠道，無論對于中國共產黨掌握美國對華政策的脈搏，還是對于美國認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都提供了便利條件。

　　中共中央調整對外政策直接推動了南方局的外事工作，南方局領導人正是通過對英美記者的聯絡工作，才沖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將皖南事變的真相公布于世，引起國際輿論對國民黨政府的抨擊，終于導致美國政府的直接干預，其結果是使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在走得很遠的反共道路上有所收斂。皖南事變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一個能夠深入了解美國對華政策的機會。主要負責外事工作的周恩來通過與美國特使柯里的會晤，了解到美國政府的政策是力圖控制中國以牽制日本，為此不會贊成中國內戰擴大;美國將繼續支持蔣介石政權，但對他又有所不滿，想施加一些壓力促使蔣改革。周恩來據此向中央進言：中共在外交方面將有廣闊的活動余地，可以大有作為(21)。

　　雖然通過皖南事變，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已意識到在制約國民黨政府的各種國際力量中，美國越來越起到重要作用，不過當時還沒有立即重新考慮聯合美國，毛澤東強調的是要進一步利用美日矛盾，使蔣介石難于投降和反共。真正促使毛澤東與中共中央重新強調建立國際反日統一戰線并以此為基礎開展對美外交的重要國際背景，是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的爆發。德國對蘇聯的突然襲擊，宣告蘇聯依靠孤立自保來維護自身安全的政策是行不通的。蘇聯面臨的嚴重形勢迫使斯大林迅速改變政策，共產國際隨之重提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口號。蘇聯和共產國際改變以往的錯誤策略，得到各國共產黨的積極擁護。至此，對全世界共產黨人來說，帝國主義戰爭理論與反法西斯戰爭現實之間的矛盾終于得到解決。本來就在具體的外交工作中注重區分帝國主義現行政策的不同，善于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矛盾的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立即于6月23日作出《關于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的決定，明確表示支持蘇聯反對德國法西斯侵略的戰爭，擁護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事態的發展表明，與英美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策略是完全正確的。在德國法西斯進攻蘇聯的當天和次日，英美相繼發表盡其可能支持蘇聯抗擊法西斯斗爭的聲明。面對英美與蘇聯立場的迅速接近，中共中央迅速大幅度調整了對英美的政策。7月6日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明確指出：“不管是否帝國主義國家，凡反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壞的，以此來分界限，不會錯的。”幾天后，毛澤東還以同樣口氣專門寫了一個黨內指示，他在是否反法西斯這一唯一標準下，重新判斷英國的對德戰爭、美國的援蘇、援華、援英行動及可能的美國反日反德戰爭，“都不是帝國主義性質的，而是正義的”，中共均應表示歡迎，均應聯合一致，反對共同的敵人(22)。毛澤東在此顯露出超乎尋常的決斷口氣，說明困擾于他頭腦中處理國際事務中的矛盾終于得到了解決，他可以用是否反法西斯這一唯一標準來評估當時國際上的各種政治力量了，而不必首先考慮蘇聯的利益。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雖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世界被壓迫人民的利益，但有時也常常以犧牲他國利益換取自身的安全，所以蘇聯的利益并不一定完全代表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毛澤東與中共中央自此明確在國際事務中劃分是與非、正義與非正義的界線，預示它將以此為出發點，制定出更加符合中華民族、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利益的對外政策。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更堅定了中國共產黨執行國際反日統一戰線策略的決心。當日本襲擊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后，中共中央立即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太平洋戰爭的宣言》和《關于太平洋反日統一戰線的指示》，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國共產黨確立與英美等國建立反日統一戰線的策略，明確指出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是為了侵略英美及其他國家，英美抵抗日本是為了保衛獨立自由與民主的正義的解放戰爭。中國應與英美和其他國家“締結軍事同盟”，實行配合作戰，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要求每一個中共黨員在各種場合與英、美人士作誠懇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戰力量，改進中國的抗戰狀況(23)。從此，中國共產黨不僅在下層，同時也在上層和美國政府之間，放手大膽地與英美人士進行情報和軍事等方面的合作。

　　可以看出，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決定大力開展對美統戰工作，此時已并非一廂情愿了，它既符合中國革命的利益，又符合美國的遠東戰略和在華利益。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看到美國已成為日本在遠東的勁敵，與日本的最后決戰非美國莫屬。美國則認識到要打敗日本，需要與中國軍隊協同作戰。因此，不贊成國民黨政府的反共內戰政策，希望國共兩黨團結，并要求國民黨政府實行民主改革。美國對華政策中包含的這些積極因素，既反映了美國對日作戰的需要，也反映出世界民主潮流的必然趨勢。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不到一個月，即1942年1月1日，美英蘇中等26個國家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標志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建立，爭取民主與民族獨立從此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政治潮流。中國共產黨愿與美國進行合作，不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而且找到了雙方利益的共同點。有符合人類進步潮流的共同利益，才有反日統一戰線建立的前提和發展的前景。這種在處理國際事務中“求同存異”的思維方式，在今天看來仍有現實意義。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天我們遵循的平等互利的國際關系準則，正是戰爭年代在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求同存異”的策略原則的延續。

　　結束語

　　在考察了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抗戰前期對美政策和對美外交的形成過程后，我們不難發現，影響中國共產黨對美政策的變化及最終確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是國際局勢和中國戰局的變化;蘇聯和共產國際采取的反法西斯策略，美國對日本侵略所持的態度，美國對國共合作采取的態度。在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約的情況下，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在制定對美政策時，必須正確處理以下幾方面的問題，給我們留下寶貴的歷史經驗：

　　一、必須正確處理列寧關于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國家理論同中國抗戰現狀之間的關系。

　　根據列寧關于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國家相互關系的理論，我們知道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國家在本質上是壓迫與被壓迫、侵略與被侵略的關系，它們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從這一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總目標出發，無論發動侵華戰爭的日本帝國主義，還是未采取直接侵略行動的英美帝國主義，都是帝國主義國家，它們在實行對外擴張，奴役弱小民族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但是，在中日戰爭特定的條件下，它們又產生了利益分配不均的矛盾，這一矛盾有時表現為不同軍事大國之間嚴重的利害沖突。這就使反對和抵制日本侵略勢力的英美派帝國主義國家，客觀上站到反抗日本侵略的中國人民方面。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就不單純表現為以中國人民為一方，與以日本帝國主義為另一方的軍事對抗，而是出現以中、蘇、美、英等國為一方，與以日本為另一方相對峙的戰略格局。在這一新的格局下，中國人民的反日斗爭就有了聯合英美等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正是基于對中國抗日局勢的科學分析，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國際反日統一戰線的正確主張，將中國革命的長遠目標和現實任務結合起來。但是，英美等國雖與日本有尖銳的利害沖突，并不等于它們就會采取果斷的行動去制止日本的侵略。英美出自自身利益的考慮，完全可能采取抵抗或者綏靖兩種不同的做法去緩沖它們與日本的矛盾。這就使能否實現對英美的聯合最終不取決于中國共產黨，而取決于英美所采取的對日方針。抗戰戰局的發展證明了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對英美提高警惕的必要性。中國共產黨并未因提出建立包括英美在內的反日統一戰線策略，就忽視對英美綏靖政策的批評。這表現出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在處理國際事務中具有的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靈活性的統一。

　　二、必須正確處理接受共產國際策略指導與保持中共解決國際問題獨立性之間的關系。

　　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抗戰局勢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反法西斯戰局的變化。中國共產黨當時作為共產國際所屬的一部分，組織上還要接受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而蘇聯既是世界上反法西斯的重要國家，又在共產國際中處于支配地位。這就決定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在制定對外政策時不能不受蘇聯對外政策的影響，不能不接受共產國際的策略指導。一般來說，蘇聯是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它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所處的地位是任何一個國家不能替代的。蘇聯同時面臨來自德意和日本兩方面的夾擊，將戰略重點放在歐洲，對日本取守勢不是沒有一定道理。問題是蘇聯將自己對國際局勢的判斷與世界戰爭的定性強加于各國共產黨，要求各反法西斯國家完全服務于蘇聯民族利益的需要，在是否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問題上表現出極大的隨意性和不穩定性，這就使中共在判斷時局和制定對外政策時處于十分復雜的境地。他們一方面要擁護共產國際的策略路線，一方面又要面對中國抗戰出現的危局。這就是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為什么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后，一度不再強調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但不久又必須重申利用帝國主義矛盾的原因。抗日戰爭畢竟是中國人民的當務之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反對當前最大的敵人，畢竟是中國抗戰的題中應有之義。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務實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共產國際改變方針給中國抗戰事業帶來的消極影響。

　　三、必須準確判斷美國的對華政策，區別美國對中共與國民黨對中共政策的異同。

　　美國作為蔣介石國民黨統治中國的支柱，在本質上與國民黨有著共同利益。當時中國共產黨與美國完全沒有官方聯系，甚至民間接觸也微乎其微，所以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判斷美國對國共合作的態度，主要取決于國民黨對中共的態度。當國共關系較為融洽時，他們對美國的評價就高一些，當國共關系緊張時，他們對美國的批評就多一些。這畢竟不是很科學。因為美國與國民黨政府之間并不是鐵板一塊，它們既相互利用又相互制約。另外美國對中國抗日力量也有一個認識過程。美國基于其在華利益和遠東利益的考慮，贊成中國抗戰，但起初美國政府認為只有國民黨政府及其軍隊，才是抵抗日本的力量，因此在軍事上裝備上全力支持國民黨政府。但通過與國民黨政府的交往，美國逐漸發現國民黨軍隊并不是中國抗日的唯一力量，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也是抗戰不能忽視的一股力量。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也日益引起美國對它的不滿情緒。因此美國希望維持中國內部的統一局面，并督促國民黨政府進行必要的改革。這就使美國的對華政策與國民黨一味限共反共的心理形成距離。皖南事變后，中共看到了美國對華政策的這種變化。隨著戰局的演變，中國共產黨逐步將美國視為牽制國民黨降日反共的重要力量，加緊與美國進行軍事及政治上的合作。直到抗戰勝利前后，美國取代日本，逐漸成為支持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反共反人民的外來勢力，中國共產黨才放棄了聯合美國的政策。

　　抗戰前期是中國共產黨對外政策特別是對美政策形成的重要時期。這段經歷對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是十分寶貴的。正像毛澤東與中共中央處理國內問題的經驗日臻成熟是從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到抗日戰爭中期一樣，他們處理國際問題的經驗也是在這一時期開始積累的。這不僅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得到壯大和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也為其從延安走向世界大舞臺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注釋

　　①《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卷，第426頁。

　　②《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9卷，第97頁。

　　③《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第62、67 頁。

　　④⑤《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第125、128頁，第130—131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⑥(美)肯尼斯·休梅克：《美國人與中國共產黨》第48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⑦《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卷，第297頁。

　　⑧(19)《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580頁，第764頁。

　　⑨《季米特洛夫文集》(中譯本)，第373頁。

　　⑩(11)(12)(13)毛澤東：《論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1939年9月14日。

　　(14)(20)《中央關于對待英美籍新聞記者態度的指示》，1940年12月25日。

　　(15)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政策》，1940年6月25日。

　　(16)《中共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政策的決定》，1940年7月7日。

　　(17)《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目前國際形勢與我黨的宣傳方針》，1940年8月2日。

　　(18)1940年10月25日毛澤東給周恩來的電報，另見《皖南事變》第34頁。

　　(21)袁明、哈里·哈丁主編《中美關系史上沉重的一年》，第24、2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22)《中共中央關于對于內外勢力聯合或反對的標準的指示》，1941年7月12日。

　　(23)《中國共產黨為太平洋戰爭的宣言》，1941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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