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是每個有歷史知識的中國人都會牢記的一天，中華民族的全面抗日戰爭從這一天正式打響。本人多次去過盧溝橋邊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也曾到過東京靖國神社旁邊那個臭名昭著的為侵略者招魂的“游就館”，親眼看到中日兩國對“七七事變”爆發的截然不同解釋，不過雙方都認為當天開始的戰事改變了兩國的命運。對中國人來說，正如革命音樂家麥新當時創作的《大刀進行曲》所唱的那樣：“抗戰的一天來到了!”從“九一八”開始的局部抗戰，至此變成中華民族的全面抗戰。日軍鐵蹄雖然踏上了平、津、滬、寧，蹂躪了中國腹地，卻深陷泥潭并激化了同美英蘇的矛盾，進而走向太平洋戰爭之路。中國對日抗戰的勝利和日本侵略戰爭的慘敗，正是在“七七”這一天所注定。

　　盧溝橋事變看似偶然，中日決戰卻是必然

　　比“誰先打響第一槍”更為根本的問題是“盧溝橋是在中國還是在日本”。若論起中日戰爭的“第一槍”，又根本不是在盧溝橋打響。

　　日本明治天皇親自制定了以侵略朝鮮、中國為中心的“大陸政策”之后，日本便產生了各種版本的侵華構想。

　　“七七”槍聲的意義在于，此前日軍開槍開炮的結果總是迫使腐朽的中國政府求和息事，這天之后中國方面卻不論日軍如何進攻都以抵抗的槍聲回擊。

　　筆者曾多次訪問過日本，同一些右翼史學家也打過交道，發現他們熱衷于討論所謂“盧溝橋事變誰先打響第一槍”。這一命題的險惡用心，就是聲稱黑夜中意外出現“奇怪響槍”純屬偶發事件，想以此論證是中方“刺激”行為導致日軍發起戰事，本國侵略的罪責自然可由此抹掉。

　　對此，本人的態度是，中國人根本不用同日本人“討論”這一問題，只應該先問一下對方 “盧溝橋是在中國還是在日本?”日軍在黑夜中抵近中國在盧溝橋邊的軍營搞“實彈演習”，接著以士兵失蹤為由要求進城搜查，遭拒后又以“遭遇意外射擊”(還無傷亡)為由發起進攻，誰挑起戰爭還用得著研究嗎?

　　若論起中日戰爭的“第一槍”，又根本不是在盧溝橋打響，早在1894年甲午戰爭時便由日本首先開火。此后，日軍又參加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接著在日俄戰爭中蹂躪南滿，1914年攻占膠東半島，1928年攻入濟南制造“五三”慘案，1931年侵占東北，接著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1933年又突破中國軍隊的長城防線直攻到北京、天津城下 幾十年間，日本侵華的槍聲可謂一直持續不斷。自然，“七七”這一天的槍聲確實有了新的意義，那就是此前日軍開槍開炮的結果總是迫使腐朽的中國政府求和息事，這天之后中國方面卻不論日軍如何進攻都以抵抗的槍聲回擊，以持久抗戰到八年后讓日軍繳槍投降。

　　當年日本要侵略并企圖滅亡中國，是明治維新后確定的國策，至于選擇某地進攻、尋找什么借口以及在什么時間挑起，則要視時機而定。自從明治天皇頒布詔書，鼓吹“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并親自制定了以侵略朝鮮、中國為中心的“大陸政策”之后，日本便產生了各種版本的侵華構想。日本那些瘋狂的少壯軍人，還經常不待政府首肯便主動尋釁，因而表面看似偶發的盧溝橋事變，實屬必然。

　　1937年上半年，平津一帶的中日兩軍已處于劍拔弩張狀態。原駐當地的國民黨中央軍于兩年前已被日方逼迫撤退，只剩原西北軍宋哲元所率的第29軍駐扎。當時日軍公然到北平長安街進行步坦協同的巷戰演習，西北軍針鋒相對地進行了大刀隊演練。

　　7月6日，駐豐臺日軍列隊強行要通過盧溝橋，被守橋的中國第29軍攔阻，雙方士兵近距離持槍對峙達10小時，日軍指揮官見打起來占不了便宜才率隊撤回。這些狂妄的東洋武士不肯善罷甘休，7日晚間又到盧溝橋中國守軍哨所面前幾百米處搞“實彈演習”。明眼人都看得出這是故意尋釁，戰事一觸即發。

　　7月7日當晚在盧溝橋指揮發起進攻的日軍聯隊長(相當于團長)是牟田口廉也，在1944年已升任在緬甸作戰的第15軍司令官。他面對日本敗局已定，不止一次向同僚哀嘆：“大東亞戰爭，要說起來的話，是我的責任，因為在盧溝橋射擊第一顆子彈引起戰爭的就是我。”

　　仔細而論，牟田口廉也懊喪時的哀鳴說得并不完全準確。一個日軍聯隊長在歷史上起的作用只是點燃火星者，當時點火的狂妄日本武士又何止他一個。1936年已連續發生綏遠事件、南京日人失蹤事件、日人強行赴成都設領館遭毆斃事件、北海商人事件，日本少壯軍官都主張借機開戰，能不能讓火星燎原的關鍵是東京當局是否以政策澆油。盧溝橋戰事發生次日，首相近衛文麿為首的日本內閣一度對發動大戰時機是否成熟感到猶豫，曾提出“不擴大”方針，因此中日兩軍代表簽訂協議停止盧溝橋戰事。事過三天，日本內閣和軍方在11日召開會議，多數人又認定這是“一舉解決支那問題”的機會，并得到天皇同意，于是決定派遣3個師團到華北，此前兩軍代表剛簽訂的停戰協定馬上被撕毀。7月28日，日軍援兵到達后向北平發起總攻，29日古都淪陷，兩國大戰不可避免地全面展開。

　　當時的日本在經濟、軍事方面遠比中國先進，戰略思維卻因過于狂妄而表現得十分低能。日軍在華北開戰后，軍部頭目和天皇保證“三個月解決支那事變”，即迫使中國屈膝，沒想到已經覺醒的中國人以“持久戰”的戰略方針使其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而不能自拔。

　　瘋狂的日本侵略者無視中華民族思想上的覺醒和社會環境的進步，犯下了最重大的戰略錯誤落后固然可能挨打，落后加腐敗就注定要挨打并被打得很慘中華民族已經覺醒，日本軍閥一廂情愿的估算只能落空，而且只能進一步驚醒過去沉睡的東方巨人曾被中國人稱為“蕞爾小邦”的日本竟想以蛇吞象實現亡華，固然是狹隘島國上滋生的擴張欲所驅使，從清王朝到民國政府的腐朽無能又為侵略者橫行提供了條件。落后固然可能挨打，落后加腐敗就注定要挨打并被打得很慘。過去我國眾多宣傳品揭露了日軍屠殺、掠奪的兇殘暴行，不過也應該進一步反省一下，人口只有7000萬、面積僅37萬平方公里的島國，為什么敢于向當時擁有4億多人口的大國發動全面戰爭?偌大的中國為何會被幾十萬侵略者所蹂躪?國人在不忘日本侵略罪行時也應該從本國當權者的表現中吸取應有的教訓。

　　19世紀60年代日本開始明治維新后，在經濟、軍事和科技的發展上便超越腐朽僵化的清王朝。進入民國年間后，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當局忙于內戰和搜刮民脂民膏，又以“不抵抗”政策棄守當時國內最富庶的東北，在經濟和軍事水平方面的差距同日本越拉越大。國民黨當局曾宣傳全面抗戰前有所謂“十年黃金建設期”，其實從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后的十年間，蔣介石政權一直忙于同其他派系的軍閥混戰和進行“剿共”戰爭，國內民生凋敝，在東南沿海所搞的一點建設規模也小得可憐。至1936年間，國內鋼產量不過4萬噸，日本產鋼卻達580萬噸。國民政府的年財政收入只有11億元法幣(折合3.7億美元)，僅相當于日本的八分之一和美國的八十分之一。當時日本和西方列強視中華大地為可以宰割可做交易的物品，就是認為古老的神州已衰落到毫無生機希望，熟讀蒙元滅宋和清滅明歷史的東洋軍政要員都認為他們也能輕易地以小亡大。

　　近代中國一些人的民族精神缺失和洋奴媚外思潮出現，又為日本軍閥提出的狂妄計劃提供了佐證。當年日軍侵入中國一城一地后，經常會有些民族敗類出現組織“維持會”來媚顏接待，“九一八事變”后還出現了東北眾多高級官員集體附日當漢奸的現象，溥儀等清朝遺老和不少北洋軍閥以及國民黨的失意政客更是賣身投靠充當傀儡政權的頭目。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發生時，日本軍部頭目曾認定只要出動10至15個師團，以三個月作戰便足以打垮中國政府軍主力，南京政府或者降日或者垮臺，關內各地隨之也會紛紛建立像“滿洲國”那樣的附日偽政權。后來的歷史證明，日本軍閥不僅大大低估了中國軍民的戰斗力，更重要的是沒有看到當時中華民族已經覺醒，他們一廂情愿的估算只能落空，而且只能進一步驚醒過去沉睡的東方巨人。

　　在甲午戰爭中，中國民眾面對戰爭大多表現得麻木不仁，日軍能輕易取勝而清軍一敗涂地，從社會進程的角度看是一個走向近代化的國家同古老的封建國家較量的必然結果。進入20世紀尤其是1919年“五四”運動之后，先進的中國人已經緊跟世界進步的大潮，國內已經建立了先進階級的政黨 中國共產黨，中國知識界和眾多民眾有了民族解放的意識，抗日救亡已經成為國內多數人的自覺意識，如同1935年拍攝的電影《風云兒女》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中所唱的那樣：“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至于像偽滿、偽蒙政權的頭目和汪精衛等民族敗類，已成為根本不能代表大眾的一小撮。

　　日本侵占東北和華北告急后，1935年中國共產黨向全國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很快贏得國內多數黨派和民眾團體的贊同，1936年末“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又基本停止了中國內戰。蔣介石在同意抗日的條件下從西安獲釋回南京后，也看到國內的民意難違，開始放棄剿共政策而準備抗戰。此時日本當局卻仍以甲午戰爭時看待清王朝的眼光審視中華，只看到中國經濟、軍事的落后而無視思想上的覺醒和社會環境的大進步，自恃軍力強悍而在1937年夏進攻華北，接著又進攻上海，并認為只要“對支(那)一擊”便可速戰速決，從而犯下了一個最重大的戰略錯誤。

　　從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開始，國民政府的軍隊輸掉了一場場戰斗，從北平、天津退到黃河，在華東也丟失了上海、南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隨后卻深入日軍后方開展游擊戰，建立了廣大根據地，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又闡明了中國拖住日本的正確方針。此時中國雖然丟失了近一半國土，卻取得戰略上的一大勝利，預示著必定能以“持久戰”“熬時間”的辦法把侵略者拖得燈枯油盡。

　　全面抗戰讓中華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卻也促成了偉大的社會進步盧溝橋戰事爆發引來中國全面抗日戰爭開始，在國際舞臺上也改變了中日兩國的地位一味以受害悲情乞求外國仁慈相救，只得到被嘲弄的結果。中國得到他國真正有力的支持，關鍵在于自己在抗戰中顯示出了抗擊日本的力量近代中國因為國力微弱，在國際上處于非常卑微和屈辱的地位。在一戰中，中國加入協約國對德宣戰，并以戰勝國身份參加了1919年召開的巴黎和會，但自己的領土和權益卻遭到了瓜分，戰敗國德國在中國青島和山東的特權，全部被轉讓給日本，成為“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索。此后，中國人民掀起了伸張主權的運動，抗日救亡的意識從此高漲。

　　史稱“七七事變”的盧溝橋戰事爆發引來中國全面抗日戰爭開始，在國際舞臺上也改變了中日兩國的地位。過去任列強欺凌的中國敢于抗擊當時“世界六強”之一的日本，贏得了國際上廣泛的同情、敬佩和支持，日本卻因其野蠻侵略行為遭到絕大多數國家反對，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也由此奠定了重要基礎。

　　龐大的中國在近代曾是列強共同爭奪的半殖民地，各帝國主義國家為維持勢力平衡曾一致同意了美國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日本自甲午戰爭結束時被俄國、法國、德國逼迫向中國“歸還遼東”后，侵華長期采取了“入股”方式，如參加八國聯軍、出兵奪取青島時同英軍聯合行動。1922年日本還接受《華盛頓條約》規定的各國不得單獨控制和奪取中國領土的要求，被迫從山東撤軍。1928年日本關東軍中的狂徒河本大作曾以炸死張作霖制造事端，想一舉奪取整個滿洲。看到英美臉色不對，日本當局又沒有批準關東軍行動。從總體上看，這一時期日本的侵華行動受西方列強制約，基本還是“蠶食”而不敢“鯨吞”。

　　1931年發生的“九一八事變”，在日本對華、對西方關系中都是一個轉折點。日本看到西方因經濟危機無力東顧，以突然襲擊一舉強占中國東北大地，并對國際聯盟要其撤軍的決議不再買賬，接著又把侵略矛頭伸向上海、華北。此時受到日本威脅的蘇聯積極促進中國團結抗戰，美英等國也一改舊態表示贊成國民黨同共產黨合作抗日，過去在國際上受列強共同欺壓的中國終于贏來了一個“得道多助”的有利契機。

　　然而，貧弱的中國要想抓住這個契機，得到他國真正有力的支持，關鍵在于自己能否顯示出抗擊日本的力量。俗語稱，“人必自侮而后他人侮之”，同樣的道理是，“人能自強而后他人助之”。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南京政府的口號是“彼有強權，我有公理”，一味以受害悲情乞求外國仁慈相救，在崇尚強權蔑視軟弱的國際社會中只得到被嘲弄的結果。當時駐國際聯盟的中國代表顧維鈞后來曾悲痛地回憶說，他向各國代表逐個求援時，得到的最讓他傷心的回答是：“你們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別人替你對付日本?”美英只發出希望日本撤兵的空洞言論，蘇聯同樣只是增兵遠東邊境，都未采取實際援華的措施。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發生時，日本想獨吞中國的野心為美英所反對，蘇聯更是希望中國能牽制日本。中國一旦實施了堅決抵抗，8月間蘇聯便對華簽約同意提供軍事援助，蘇軍的空軍也以“志愿航空隊”名義來華參戰。此時美國同日本在太平洋地區的矛盾日益激化，看到中國的抗戰能拖住日本的戰略價值后，也從1938年春起開始對華提供經濟貸款。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實際上不得不在三個戰略方向分散力量，一面以陸軍半數以上的師團陷入中國關內戰場，一面集中精銳師團在關東軍內防范蘇軍，一面以海軍主力準備對美國和英國作戰。此時日本的盟友納粹德國遠在西歐，實際上不能對日提供直接援助，東洋狂人們在東方完全處于孤立無助狀態。日軍在關內戰場久拖不下，同蘇聯又在張鼓峰、諾門罕發生局部戰事，為準備同美軍在太平洋作戰又要投入近半數軍費擴充海軍艦隊。當時人稱日本因過大的野心與實力不符，等于“同時追三只兔子”，哪一只也追不到并徒費了體力，中國的持久抗戰又正是使其多頭兼顧不能集中力量的關節點。

　　由于中日雙方國力相差懸殊，加之當年中國腐朽的統治者指導不力，盡管國內軍民以劣勢裝備持續奮戰，對日作戰在長時間內仍處于相持狀態。1945年8月，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大背景下，中國迎來了對日抗戰的勝利。歷史證明，這一勝利為中華民族的振興奠定了基礎，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中國革命力量在抗戰期間得到了大發展，從而為隨后奪取全國勝利準備了雄厚的力量。當歡慶日本投降的鞭炮聲舉國響起四年之后，一個燦爛的新中國便自豪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從這個意義上看，以“七七事變”為標志開始的全面抗戰雖然讓中華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犧牲，隨后卻也促成了偉大的社會進步，而那些想征服中國并進而征服世界的日本狂人則從此走向滅亡，歷史的辯證法正是從正反兩方面證明了這一點。(作者系國防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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