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眾口一詞地認為1957年的反右是錯誤的，毛澤東從反右開始一直犯錯誤。今年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我想提出一些觀點，紀念這位中華民族的偉人。

　　我想從理性決策、決策的貫徹力、天時地利人和的角度分三個問題談談反右運動問題：右派的錯誤、反右的必要性、擴大化錯誤等看法;

　　極少數右派的策略和天時地利人和在那個大環境下是有問題的：提出共產黨退出政府機關、學校，公方代表退出合營企業，要求“輪流坐莊”，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共產黨可以容忍其他人提意見、批評、幫助整風，但絕不會容忍被趕下臺，首先共產黨執政是有法律地位，毛澤東的黨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指導我們的理論基礎是在人大上得到所有人舉手通過的并寫入憲法;其次隨著科學技術發展，專業細化，外行領導內行司空見慣;共產黨內存在大批打天下坐江山的投機分子和既得利益者;毛澤東和共產黨在人民中的威望還如日中天;右派還沒有執掌國家政權和推翻共產黨領導的能力。沒有了天時地利人和，即使右派真理在手，在強大的對手面前只能是一個悲劇。由于右派的輕率，使毛澤東為代表的理性力量在共產黨內受到打擊、“極左派”成為了投機分子的護身符和打擊理性力量的黑手，左傾勢力在黨內泛濫并占據主導地位，而使中華民族失去了走向民主的契機。以后一系列民族災難，如反右擴大化、大躍進、......，文革就是“極左派”登峰造極的落幕表演。

　　對于右派的瘋狂，如果是1927年，會有大批右派人頭落地;如果是三年解放戰爭，一批右派會被暗殺、坐牢、上絞架。對于右派的違憲等過激行為，仁慈的毛澤東沒有循前朝慣例，甚至沒有追究法律責任，只是要對這些言論進行批評教育。從當時的大環境來看，是屬于溫和的、是必要性的、也是理性的。不是有人說他是貨真價實的右派無需平反嗎?難道法律是兒戲，任何人都可以挑戰法律的尊嚴嗎?還記得2013年美國黑人槍殺事件的判決嗎?美國人告訴我們什么是法律，沒有任何人能挑戰法律的尊嚴，任何人、任何時候都不能。

　　毛澤東對反右有一個設想，反右的人數大約5000人，什么概念?平均一個縣域內兩個右派，多還是少?可是反右的悲劇是反右決策的貫徹力出了嚴重極左問題，擴大100多倍達到了55萬多人，而更可怕的是分配名額，在黨外狹隘、陷害、卑鄙、......大行其道，而在黨內投機、宗派、既得利益、......。玷污了黨的形象，腐蝕了黨的隊伍。極左就能撈政治資本、加官進爵、改變黨的顏色。

　　1957年的極左為1958年吹泡泡、放衛星埋下禍根。更離譜的是在某些地方、部門對右派進行瘋狂斗爭，徹底毀了反右斗爭。毛澤東的決策是理性的，但是經被極左分子念歪了，反右斗爭的錯誤是嚴重的。在黨內嚴重動搖和干擾了毛澤東對黨的領導，使人民對黨和領袖嚴重懷疑，理性的力量被削弱、摧殘，極左泛濫，笑話滿天飛(十萬斤糧、百萬斤蔬菜)，三年災害實質是對極左的清算。

　　設想最近習近平反腐，如果人數控制在一個縣域大概10個左右，腐敗分子肯定只多不少;但如果王岐山擴大100倍，并把名額落實到每個單位，作為一把手考核的硬指標，那么可以肯定反腐一定是場鬧劇，1957年的那一幕又會重演，一定會有一大批無辜的群眾受到凌辱、迫害、嫁禍、......。

　　科學的決策很重要，而決策的執行更重要。今天重溫這段辛酸，希望能給這個多災多難的祖國以啟迪，怎樣理性決策，怎么保證決策的貫徹力，決策必須符合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只有科學的決策與天時地利人和的結合才是國家和民族的福音，中華民族的復興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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