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經濟流通的虛偽性！
——給老同學的信（18）
老同學：你好！由傅立葉全面闡述，經恩格斯簡化的商品經濟流通的虛偽性，是認識商品經濟罪惡的最好的材料！
關于流通的經濟原則的虛偽性
（用表中第七、第八和第十二這三種特征，即供應源泉的人為阻塞、引起蕭條的過剩以及贗幣來證明。）
我們這個世紀雖然有這么多關于工業運動的理論，但總是不善于區別流通和阻塞。它把間歇的流通和連續的流通，簡單的流通和復雜的流通混為一談。還是論我們撇開這些枯燥的差別吧，事實將會說話，并將成為我們的、與經濟學原則截然相反的原則基礎。
各國政府和人民一致認為，應當判處贗幣制造者以死刑，不管他偽造的是貨幣，還是國家有價證券。對于銀行券和硬幣的偽造者也應處以死刑。這是非常明智的預防措施。可是為什么商業持有這種制造贗幣的權利，而別人這樣做就會被送上絞刑架呢？
商人簽發的每張期票都包含有贗幣的萌芽，因為很難確定這張期票是否真會得到支付。每個行將破產的人都使自己的期票涌進流通，而且根本不打算支付它們。他這樣做實際上就是在制造和推行贗幣。
人們會反駁說，任何其他人都享有這樣的特權，一個所有者也能象一個商人那樣把期票投入流通。并不是這樣。一個所有者不能做到這一點。如果有一種權利是人們不能行使的，那么它就是虛幻的權利。人民在憲法上享有主權就是明證，盡管規定了這種冠冕堂皇的特權，如果平民的口袋里一個蘇也沒有，那他就連一頓午飯也吃不上。誠然，從對于主權的要求到對于一頓午飯的要求之間相距甚遠。有許多權利就是這樣存在于紙上而不存在于實際中，賦予這樣的權利就是侮辱那些連最起碼的權利都沒有的人。
讓所有者發行期票就是這種情況。他有權發行期票就象平民有權要求主權一樣。但是享有權利和行使權利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如果所有者簽發期票，他不提供保證就找不到愿意接受他的期票的人；而且人們就會象對待一個發行贗幣的人一樣對待他。人們就會要他用完全沒有債務的不動產作抵押，此外還要加上高額利息。有這些代價，人們才肯接受他的期票，在這種保證下，他的期票就成了有真實價值的貨幣，而不是象舊貨商的期票那樣的偽幣，舊貨商借助于“商業朋友”的稱號，想方設法使他在沒有百分之一的保證金，沒有一萬法郎作為一百萬法郎的保證的情況下，把這一百萬“可靠的”期票投入流通。
政府被大大地愚弄了，它自己不去利用這種能力，卻保證商人去利用！一個擁有一萬法郎保證金的商人，只要愿意就可以發行總計為一百萬的期票。他這樣做是得到贊助和許可的。他有權把這一大批票據投入流通，而法律不能過問他的資本是怎樣安排的、他擁有多少保證金。就國庫來說，如果它拿一千萬保證金，就肯定能按這個比例發行價值十億的有價券。可是，如果一個政府嘗試這樣做時不征詢公眾的意見，不向他們說明動機，那么這個政府將眼看著自己喪失信用、使國家遭受政治動亂；而政府只不過做了同樣的事，只不過利用了許許多多陰謀家利用過的特權而已。這些陰謀家往往拿不出這種保證金的百分之一，而且不能經營他們的生意。
有人會回答說，這些陰謀家善于向愚人游說，騙取他們的信任；因此，提出如下的商業原則：欺騙和掠奪好心人和輕信者的技巧應受到一切保護，而且這種保護應當只給予商人，政府不得受惠。我并不主張允許商人和政府使用這種高明的技巧，而是相反，必須禁止商人和執政者這樣做。由此可見，
商人具有發行期票形式的偽幣（第十二種特征）的能力——這同制造贗幣是同樣的罪行，如果其他類型的騙子犯了這種罪就會被送上絞刑架，——可是文明人的商業制度卻使這種欺騙競賽（第三種特征）合法化并加以保護。
對于制造贗幣的責難也象對于其他罪狀的責難一樣，有人可能會這樣回答：為了實現流通，就必須有商人；如果給這些代理人戴上腳鐐手銬，生意就沒法做了；那時國家就會破壞社會信貸，使它的全部工業受到毀滅性的威脅。
商業確實具有這樣的特性：如果社會機體表示反抗，它就會把我們的枷鎖上得更緊。只要一個行政措施妨礙商業施展陰謀詭計，商業就會緊縮信貸，使流通癱瘓，而國家本來想消除一種痛疾，結果卻染上了新癥。這種效果在一覽表中稱為反應（第十一種特征）。
人們借口上述危險而奉行這樣的原則：讓商人去干吧，他們的充分自由是流通的保證。這是一個極其錯誤的原則，因為恰恰是這種充分自由制造了補種阻礙流通的詭汁，如：證券投機、囤積居奇、破產等等。由此產生兩種特征：（７）供應源泉的人為阻塞。（８）引起蕭條的過剩。
我們來看一看這兩種特征對于流通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商業并不滿足于把商品從生產者手中交到消費者手中，它陰謀通過囤積居奇和證券投機人為地造成那些不太充裕的生活資料漲價。１８０７年，由于證券投機，糖的價格在五月份突然漲到五法郎，而同樣的糖在七月份就跌到兩法郎，盡管沒有增加一點兒新的供應。人們用假消息挫敗了證券投機，就使糖又回到它的實際價值，并且排除了陰謀詭計和人為的害怕停止供應的恐慌情緒。這種陰謀詭計和人為的恐慌情緒每天都在某種生活資料上搗鬼，在并不真正缺貨的情況下使它成為稀有物品。１８１２年，當收獲有了保障，囤積居奇者的希望落空時，人們突然看到大量的谷物和面粉從他們的倉庫中運來。
可見，只要把這些糧食加以合理的分配，就根本不會缺糧，根本不會有鬧饑荒的危險。不過商業具有的特性是：早在危險發生以前，在看到有這種危險的可能性時就停止供應、中斷流通、制造恐慌情緒和人為的饑荒在過剩的情況下也會產生同樣的影響，那時商業會人為地造成對過剩的 恐懼，阻塞供應。在第一種情況下，商業積極地活動，囤積和預購糧食；在第二 種情況下，它消極地活動，不進貨，把物價壓低到使農民連成本都收不回的程度。這就是第八種特征：引起蕭條的過剩。
商業回答說：當它預見到無利可圖時，就不需要進貨；它不會糊涂到去囤積根本不可能漲價的谷物，它可以把它的資本更有利地投到那些通過囤積很容易變得更加稀少從而使自己獲利的商品上。
我認為，這就是在只是空談相互保證的社會制度下推行的方便而愜意的原則。因此，商業，只要它愿意，就可以擺脫為社會機體服務的義務。商業這樣做就象一支軍隊，人們允許它在有危險的時候拒絕戰斗，在履行職責時可以只顧自己的利益而不顧國家的利益。我們的商業政策就是這樣，它把所有的
義務都規定得如此片面。
１８２０年，各省的谷物價格下跌到三法郎以下，而在這些省份，谷物價格只有到四法郎才抵得上成本。如果法國商業象它在適應雙方利益的互惠制度下應當做的那樣，為三千萬人預先備辦六個月的糧食，谷價下跌的情況就不會發生了。這批從流通中抽出來保存在倉庫里的儲備糧將維持其余谷物的價格，農民也不會因為他的產品貶值和滯銷而被壓得透不過氣來了。可是我們的商業制度起著恰恰相反的作用，它加重了由于過剩而產生的壓力和由于饑荒所造成的災難，因而在這兩方面都造成破壞性的后果。
我選擇第八種特征即引起蕭條的過剩來表明現存的商業方法本身就具有消極的罪惡和積極的罪惡，它經常由于不介入，由于玩忽一項對它來說是很容易履行的職責而犯罪。因為如果在一次饑荒中需用五億法郎來收購糧食，那么這筆錢馬上就能籌到手。可是如果要把這筆錢用于預防措施：在過剩的時候增加庫存，那就連五百塔勒也收集不起來。在社會機體和商業機體之間締結的契約中，既沒有互惠也沒有保證。商業機體只為它自己的利益服務，而不為社會的利益服務，所以，它所使用的大量資本是從整個生產中偷盜來的。我在一覽表中把這種偷盜列為第五個特征：“資本的轉移”。
因此，商業的兩個方面對社會機體都沒有最起碼的義務，社會機體被捆住制權力。是啊，專制權力，人們針對專制主義的高談闊論如此之多，卻一直沒有發現真正的專制主義，這種專制主義不是別的，正是商業專制主義，即這個文明世界的真正總督！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文明機構保證商人犯了制造贗幣罪而完全不受處罰，其他階級犯了這種罪就被判處死刑；商人不受處罰是借口他們似乎幫助了流通，其實他們是積極地利用供應源泉的人為阻塞，消極地利用引起蕭條的過剩來拒絕對流通提供幫助。
除了后果具有這種欺騙性外，還要加上毫無原則。經濟學家承認，他們的科學根本就沒有固定的原則。準許象商人這一類如此腐敗的代理人享有充分的自由，這可真是登峰造極的無原則。
所有這一切的后果就是商業運動斷斷續續地在各種各樣的痙攣狀態，意外現象和越軌行為中進行，正象人們在當今的商業機構中天天可以看到的一樣，這個商業機構只能造成既缺乏有規則的分階段也沒有均衡和保證的時斷時續的流通。
這種混亂產生了一個滑稽可笑的結果：人民敢于譴責政府在金融方面濫用職權，卻毫無勇氣譴責商業濫用職權。羅銀行券和阿西涅幣雙雙破產就是明證。破產不是突如其來的，人們很早就察覺它們會來臨；只要及時作出部分犧牲就可免受損失。但是盡管有這些可以減輕罪行的情況，公眾還是不予寬恕。他們理所當然地宣布羅銀行券和阿西涅幣是贗幣、是武力的掠奪。
為什么同一些公眾能平心靜氣地容忍商人發行偽幣，卻不允許政府這樣做，哪怕政府十分謹慎地通過緩慢的貶值這種使紙幣持有者有可能脫身的辦法來準備破產也不允許。有價證券的持有者是沒有逃脫破產的可能性的。破產象閃電一樣向他們襲來。有些人今天入睡時擁有三十萬法郎，明天早晨醒來時就會因破產而剩下不到十萬法郎了。國民公會仿效這種手法實行了三分之一公債值。人們不厭其煩地譴責國民公會，說它的這種行動是貨真價實的偷盜。可是他們卻讓每個商人有權進行更令人惱火的掠奪，在一次破產中竊取他所得的三分之二，而國民公會卻侵吞自己從未得到的三分之二款項。如果把商業的罪行同其他罪行相比，甚至同重大的政治的丑行相比，前者
是多么令人氣憤！
我將要詳細論證明，現代政治把商業交給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義務約束的商人，是把狼引入羊圈并引起了各種各樣的偷盜。
勞動者2013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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