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全黨全國人民飲水思源，撫今思昔，更加思念、懷念和敬仰毛主席。

　　改開以來，我國總有些人動不動就說：毛澤東只抓階級斗爭，無心生產建設，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致使我國經濟同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而始作蛹者就是鄧小平。他說：“毛澤東是偉大的領袖，中國革命是在他領導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忽視發展生產力”。他又說：“我們在一個長時期里忽視了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6、137頁)

　　這種論斷無視客觀實際，純系主觀臆斷，不可不辨析清楚，以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還毛澤東以公道!

　　一、 重視階級斗爭同“以生產為中心”乃辯證的統一

　　無庸諱言，說毛澤東視階級斗爭，一點不假;否則，就不是毛澤東了。但如果由此就得出結論，他無心經濟建設，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那顯然是誤解，乃至曲解!

　　其實，在毛澤東的認知里，重視階級斗爭同“以生產為中心”乃辯證的統一，即使戰爭年代也是這樣，建國后當然更是如此。

　　在革命戰爭的艱難歲月里，毛澤東早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就深感“經濟問題”“成了極大的問題”(《毛選》第1卷，第53頁)。延安時期，抗戰炮火連天，他明確提出陜甘寧邊區政府的施政綱領，在政、軍、經、財、文和鋤奸等等項工作中，“經濟建設一項乃是其他各項的中心”(同上書，第370頁)。解放戰爭期間，中國人民面臨生死決戰，他告誡晉綏干部“要好好領導這些生產事業，否則就不能算作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毛選》第4卷，第1311—1312頁)

　　可見，毛澤東在殘酷的戰爭年代，尚且如此，又那能設想建國之后卻“一反既往”，否定以“濟建設視為中心”呢!

　　事實也是這樣。建國前夕，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全面制定了黨在建國后的基本方針和政策。一方面提出：解放后“黨在這里的中心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這是一切工作的重點所在”;其他一切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這一個中心工作并為這一中心工作服務的。”但同時又指明：國內的主要矛盾，“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 (《毛選》第4卷，第1429、1428、1433頁)

　　從1955年到1958年，毛澤東反復提出：“三大改造”完成后，要“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來。”(《文集》第7卷，第351頁)但與此同時，他又肯定資產階級還存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仍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75頁)

　　1962年8月十中全會，毛澤東基于“主要矛盾”考量，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于是，有人確認這還不是“否定以生產為中心的鐵證”呢!殊不知，正是在這里，他把“以階級斗爭為綱”同“以生產為中心”再次辯證統一起來。他說：“要分開一個工作問題，一個階級斗爭問題，我們決不要因階級問題而妨礙了我們的工作。請各部門、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同時提醒大家注意廬山會議以來的教訓，“一個風暴，就把工作丟了。這一回，可不要這樣……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階級斗爭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不要讓階級斗爭干擾了我們的工作。”(轉引自《毛傳》下卷，第1254頁)這里所謂“工作問題”即經濟建設。

　　凡此種種，不亦而足。

　　可見，毛澤東的治國方略始終是把“以生產為中心”和重視階級斗爭辯證統一起來，這有其深遽的哲理依據和深刻的政治考量。

　　首先，這種建國方略深深植根于唯物史觀的基石之上。恩格斯指出：“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上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馬恩選集》第4卷，第477頁)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成為社會的基本矛盾，而階級斗爭則是社會基本矛盾的“階級表現”。如果說，毛澤東早在建國前夕就選定“唯物史觀是黨的哲學根據”，忠貞如一，那么，把重視階級斗爭同“以生產為中心”辯證統一起來，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在毛澤東看來，它們是兩個不同范圍，既相互區別，又相互連接的問題：“生產中心”是從全社會而言;而“階級斗爭”則是就社會各階級的關系來說。社會基本矛盾又總是要通過人與人、階級與階級的關系表現出來，二者密不可分。否則，勢必偏離開了唯物史觀。

　　其次，此種建國方略是共產黨宗旨和使命決定了的。共產黨創立時就明確規定，其最低綱領就是要為中國實現社會主義而奮斗。這就內含著變革社會制度和改變經濟落后狀態兩方面基本任務。毛澤東50年代初就把這種黨的宗旨和使命具體化為建設“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強國”，為此奮斗了終身。不堅持“社會主義”，即使實現了“四個代化”，也只是資本主義的“四現代化”;不重視生產建設，所謂實現“四個現代化”，也定是“夢里空花”。

　　再次，此種建國方略還是無產階級奪得政權，坐穩江山，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要求。在確認社會主義階段還存在著“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斗爭的前提下，把重視階級斗爭和重視發展經濟辯證統一起來，乃客觀辯證法的要求。他《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講了有一段重要的話，可資佐證。他說：“不能認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來就完全鞏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鞏固。要使它最后鞏固起來必須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堅持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68頁)

　　最后，此種建國方略也是著眼于爭創世界大國地位的必然選擇。毛澤東作為中華民族頂天立地的民族英雄，就是要徹底終結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欺壓，爭創世界大國強國地位。如下這段重要批語深刻反映了他的心聲。他說：自從鴉片戰爭以來的105年時間里，“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都侵略過我國，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戰爭由于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一是經濟技術落后。……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40頁)“無心經濟建設”，不是毛澤東呀!

　　總上可知，毛澤東的治國之道始終是把“以生產為中心”和重視階級斗爭辯證統一之道，結合之道。如果把二者割裂開來，視為冰炭之不能同器，要么“以生產為中心”，就無視“階級斗爭”，反之亦然，那實質上是有違于，甚至背離了唯物史觀。當然，這不是說前三十年在實際工作中這二者的“辯證統一”都結合得很好，其實結合得不好，階級斗爭“看得太重”，“干擾了我們的工作”，傷人過多的事，是時有發生的。這種沉痛的教訓，應當永記不忘!

　　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輝煌成就狂飊史冊

　　列寧有句名言：馬克思主義的絕對要求，是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的范圍。

　　毛澤東的現代化經濟建設就是在“一窮二白”的基地上發端和起步的，又遭受到帝國主義長期的軍事經濟封鎖，也幾乎沒有外援，全黨全國人民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硬是同心同德、艱苦奮斗，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建設起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基本上實現了中國的工業化，把一個積貧積弱任人欺凌的半殖民地農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世界強大國家。

　　從1949-1979年，我國工業總產值從142億元左右增長到4681億元，增長32倍。與此同時，我國各工業產品的產量迅猛增長。發電量由43億度增加到2820億度，增加了65倍;原煤產量由0.32億噸增加到6.35億，增加近19倍;鋼產量由15.8萬噸增加到3448萬噸，增加211倍;棉紗產量從32.7萬噸增加到263.5萬噸;增加7倍。機床由0.16萬臺增至13.4萬臺;汽車由0增至22.2萬輛;鐵路機車由0增至512臺;水泥由141萬噸增至7986萬噸，拖拉機由0增至9.8萬臺;化肥由7萬噸增至1232萬噸。至此，中國許多產品的產量躍居世界先列。1978年棉紗產量躍居第1位;原煤躍居第2位;鋼產量第4位……石油由過去有名的“貧油大國”一躍為“第8位”。糧食、肉類、食物油產量躍居第1或第2位;棉花產量躍居第3位。(據《中國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1994年出版)

　　在農業現代化方面，毛澤東與蘇聯不同，堅決貫徹以工業主導，以農業為基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農業總產值從1949年的329.5億元增加1979年的169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加8倍多，我國農業總產值年平增長3.4%。這種速度明顯高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1949年，我國年產糧食11,320萬噸，到1979年增至33.211.5萬噸億，年均增長3.7%。這一年全國人均653斤，大致解決了近十億人口的吃飯難題，創人間之奇跡!農產品的迅速增長，是新中國大興水利建設的結果。毛澤東時代，中國億萬農民依靠集體經濟的力量，持續大興水利建設。從建國到1981 年，我國共建成八萬六千多座水庫，總蓄水量達四千二百多億立方。其中，大中型水庫二千七百零二座。而新中國成立時，全國僅有大中型水庫二十座。我國的農田灌溉面積，從建國初期經歷幾千年達到的低標準的三億畝，增長達六億七千萬畝，增加了一點二倍。1952年灌溉面積占耕地面積的18.5%，1979年增至45.2%。聯合國糧農組織1980年年報指出，我國農田灌溉面積，已躍居“世界第一位”，為印度、美國、蘇聯等國所不及。

　　至于毛澤東時代中國科學技術、國防現代化建設，乃至全社會的道德文明建設的光輝成就，已是有目共睹，本文不再無庸贅述。

　　隨著工農業的迅速發展，國民收入快速增長。從1949到1979年，國民收入從358億元增長到1978年的3350億元，增加9倍多，按可比價格計算，30年約增長4.5倍，年平均增長15%，按人均數額計算，從66元增到343元。國民收入中用于消費的部分也增加較快，1952年只有477億元，1979年增加到2195億元，增加4.6倍。扣除人口增長因素，近30年人均消費額增長1.6倍。(鄭繼兵、楊侖《艱難的歷程——中國現代化的百年追求》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218頁。)毛澤東時代堅持工業化的社會主義的方向，凸現了無比的優越性。這不僅表現在發展的速度上，而且體現為發展成果最大可能地惠及了全國的勞動大眾，使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普遍提高，那時無失業之痛，亦無住房、醫療及上學之苦，社會福利，保障全民，中國古往今來絕無僅有!因之，前27年中國人均壽命的也就大幅延長。衛生部網站頒布了《2003—2007年中國衛生發展簡報》顯示，1949—1978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增長到68歲，其中男性公民人均66.95歲，女性人均69.55歲(到2000年中國人均壽命由68歲增加到71.4歲)。短短三十年，中國人均壽命竟延長達33年。這是經濟建設成果真正惠及人民的集中體現!

　　總之，前30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平均每年增長7.4%，在世界上算是高速度了。當然，比之改開后30年年均增長的9.4%，是低2個百分點。如果以這2個百分點作為“重視”與“忽視”發展生產力的標準，那豈不荒唐到了極點?這同鄧小平自己1979年3月日也不得不承認的：“毛澤東時代國家，用30年時間起完成早期工業化國家上百年所走的道路”， 豈不自相矛盾?難道這是所謂“忽視生產力的發展”的結果?論斷豈不自相矛盾?再說近五年來，我國的發展速度不是一直在7%多拼掙，豈不也就顧成了

　　“忽視生產力的發展”? 代中國工業化的光輝偉業與日月同輝。

　　三、中國工業化的光輝績效的國際比較

　　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毛澤東時代中國工業化的光輝績效，通過國際、國別比較，也就“勝于雄辯”。

　　先同，同時期印度經濟的比較。

　　新中國工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起歩，原本比印度還差。以人均產量單位印度(1950年)與中國(1952年)相比：煤為97公斤—96公斤;粗鋼5公斤— 2.8公斤;生鐵4公斤—2公斤;電力0.01千瓦—0.005千瓦;水泥9公斤—0.014公斤;紗錠0.03枚—0.01枚。然而中印兩國競賽的結果，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比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印度顯示了完全不同的經濟增長績效。1949-1978年，印度工業生產發展速度盡管年平均增長率6%。而新中國工業發展更加迅速，1953-1979年年平均增長達11.1%，除生鐵產量外，包括鋼、原煤、原油、水泥、硫酸、棉紗和發電量等在內的工業產量，都先后趕上并大大超過印度。1950-1976年，印度農業生產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5%，而我國1953-1979年這一指標是3.4%。也比印度增長也快些。(轉引自《社會科學報》2002年12月19日)

　　再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繁榮發展時期對比。戰后70年代以前是西方國家發展的黃金時代，1953-1978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生產年平均增長速度為：日本10.9%，西德5.7%，法國5.2%，美國4.0%，英國2.5%;1953-1976年其農業年平均增長速度為：法國2.5%，日本和英國2.1%，美國1.8%，西德1.3%。而新中國大約同期工業生產年均增長速度為11.1%，農業年均增長3.4%，都比發達國家高許多。

　　復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初期對比。美國資本主義工業化初期的工業生產增長速度最快，1850-1859年6.1%，1860-1869%年為8.2%，1870-1879年3.1，1880-1889年為5.5%，1890-1899年為3.3%，而我國經濟正常運轉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工業生產平均每年增長18%。

　　還同，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起點相近時期對比。我國鋼產量從1949年的15.8萬噸提高到1979年3448萬噸，花了30年時間，而類似的發展過程，美國用了40年(1872年的14.5萬噸到1912年3195萬噸)，日本用了53年(1910年的16.8萬噸到1963年的3150萬噸)，英國1860年為15萬噸，用了120多年，才達一到3000萬噸。這是單項實物量的變化對照。整個工業價值量的變化對照同樣能說明問題。1952年我國工業生產的總量比1860年美國工業生產的“底子”大，1860-1880年美國工業總產值從18.9億美元上升到53.7億美元，20年才增長了180%;1952-1957年我國工業總產值(不包括手工業)從270.2億元上升到650.2億元，五年就增長了141%。中國大大地快于美國

　　不比不知道，一比就明瞭。上述比較表明，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和績效，無論是比國情相近的印度，還是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處于大致相同的時段，乃至比同處于“黃金時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是更快更好，凸現了社會主義的無比優越性。因之，如果說資本主義國家和印度人民常常表示對工業化所取得的成績感到驕傲，那么，中國人民更有理由為毛澤東時代工業化取得的經濟成就而感到更自豪!

　　四、“第三只眼睛”也不乏公道之論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莫里斯•邁斯納是一位著名的毛澤東研究專家。他在《為了建設新中國》一文(原載《英才》雜志1998年第12期)里，對毛澤東時代現代化建設的成就，作出了較為客觀、公正、毫不含混的評價。他說：如今中國“對于毛澤東時代取得的物質成就閉口不談，對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記錄的污點和罪過吹毛求疵，已經成為一種風尚”。

　　然而，“毛澤東時代把中國從世界上最落后的農業國之一變成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為止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的過程中取得的驚人成就”，這是一個“基本的經濟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史是以一個小小的工業基地為發端，這個工業生產基地甚至比比利時的還要小一些：當時中國工業的人均產量不及比利時的人均工業產量的1╱15。然而，在物質資源貧乏的基礎上，在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和極少外援的情況下，中國在1/4世紀的時間內把自已變成一個主要的工業國。

　　在毛澤東當政期間，全國工總產值增長了30多倍(如果從1952年算起則增長了12倍)其中重工業增長了近90倍。到毛澤東時代結束這止，盡管大躍進“造成了工業生產的混亂，工業產量仍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長。從1953年到1957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增長的百分比最大，把中國的工業生產力翻了一番還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長的速度盡管不穩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盡管造成很大的破壞，但工業生產仍繼續在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長。”

　　然后他一一列舉“令人驚異的經濟工業化的過程中有幾個關鍵部門的數據”以及“兩彈一星”的成就后得出結論說：“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另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其實，毛澤東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的所謂經濟停滯的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工業舞臺的幾個后起之秀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

　　在毛澤東時代，農業的發展卻遠不如工業成就那樣可觀。“1952年到1975年間，農業生產僅僅增長兩倍”。但“毛澤東時代中國農業的發展大大快于日本明治年間備受稱贊的成功的近代工業化時期。從1952年到70年代中期，中國農業凈產量增長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間日本工業化最強階段的數字卻只有17%……1977年中國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7%，而人糧食生產卻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把糧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人口手中。’”

　　莫里斯•邁斯納最后還特別指出，“經濟統計資料并非告訴我們全部事實。”他盛贊在教育、保健，衛生、全民福利保障“所有這些領域，毛澤東時代都取得了偉大的社會進步……不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中國家強，而且比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五倍于中國的中等收入國家強。”“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能夠聲稱，它擁有一個剛起步但相當全面的醫療保健體系，這使它在所有發展中國家都獨一無二。”

　　“第三只眼睛”亦不乏公論。

　　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輝煌業績早已鑄成為歷史，深深嵌入人心。歷史乃客觀存在，公道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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