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之所以偉大，條件之一就是既能夠吸引別人的注意力，又能夠持續(xù)保有這種吸引力。當西方剛剛接觸中國時，中國就明顯表現(xiàn)出這種能力;幾世紀來，流行風潮的無常，政治情勢的改變，也許曾使中國的光彩暫且蒙塵，但是中國的吸引力卻從未完全消失過。無論是中國在西方引起的強烈情感，一波又一波嘗試描述并分析這個國家及其人民的企圖，還是西方人對有關中國消息的強烈興趣，都明確道出了這個國家所散發(fā)的魅力。

　　對于西方來說，中國具有深刻的魅力。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如此打動西方呢?奇妙的東方風情，或是異質文化之間的吸引?顯然不是如此簡單。史景遷在他書中，給出了一種解釋：西方對中國的研究，主要是出于對自身前途的考慮。每當西方文化處于彷徨時期，就會有作家和思想家開始研究中國。對于那些深懷不安全感和焦慮感的西方人來說，中國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他們的一條出路和退路。

　　馬可波羅留給后世的，除了他所提供的資料外，最主要的還是他所激發(fā)的好奇心。十五世紀時，西方印刷術逐漸發(fā)達，到了1480年代，馬可波羅早期的手稿開始印刷成冊，傳入讀者手中。在這些早期版本的讀者中，就包括克里斯托弗·哥倫布，他還在書中作了注解。到了1540年代，受哥倫布地理發(fā)現(xiàn)影響，葡萄牙人將觸角伸到澳門，西班牙人則到了菲律賓，為堪稱觀測中國的“天主教時期”揭開了序幕。這段時期寫成的報告、辯論文章，以及小說——我們共討論了五個例子——使西方人更精確地認識了中國，并使西方人針對中國及中國人的本質以及如何運用這些新資料展開熱烈辯論。

　　十七世紀接近尾聲時，天主教國家的海外征服及拓展達到了最高峰，新興的新教海上勢力于是蓄勢待發(fā)，準備掌握此一大好時機。來自荷蘭及英國的外交官及軍人，成了探索中國的下一批人。這些人視自己為現(xiàn)實主義者，肩負著重要任務，對于中國要求他們遵循的傳統(tǒng)覲見禮儀，特別是磕頭——在皇帝面前九次匍匐在地，當皇帝不在時，則向著皇權的象征——他們均滿懷敵意。對此覲見儀式，英國人從未以國際禮儀視之，只當其為有損國家尊嚴的行為，于是，不可避免的沖突便爆發(fā)了：這段歷史可由該世紀的三位目擊者貝爾、安生及馬戛爾尼勛爵(Lord Macartney)加以見證。

　　基于中國的普受歡迎，加上當時喜好模仿中國文化的風氣，受影響最深的法國人，就為此現(xiàn)象取了“中國風”(Chisoiserie)這個名詞。在十八世紀時，還有一些大思想家，也被從未涉足的中國深深吸引。戈德史密斯曾讓他虛構的中國敘述者驚詫地發(fā)現(xiàn)，英國人居然自以為比他還懂他的國家。無論是萊布尼茨、孟德斯鳩、伏爾泰，還是赫爾德，似乎都受到類似的指責，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是從可得的歷史資料中找到自己的觀點，嘗試創(chuàng)造一個體系，并將他們理解的中國置于其中——不過至少前三位作家曾和熟知中國的人，或是通信，或是見面會談過。

　　十九世紀中期，為了生計，中國勞工首度開始遠渡重洋到美國，他們將聚居地建造得類似自己的家鄉(xiāng)，于是就出現(xiàn)了美國的中國城。對于那時的美國人來說，中國已經(jīng)來到家門里了，這讓他們極為不安。馬克·吐溫與布萊特·哈特(Bret Harte)所觀測的中國，混合了茫然、哀傷與惱怒;他們難以在當時的中國文化脈絡下了解這些新移民，因此，他們都嘗試讓個人的誤解人性化，亦即將個人的經(jīng)驗以小說的形式表達。然而當他們一面抗議似乎含有種族歧視意味的社會風氣時，一面卻又不自覺地表現(xiàn)出了歧視的態(tài)度。接下來的作家則更進一步，創(chuàng)造了一系列嶄新的、充滿仇恨意識的中國人形象：將十九世紀末期的中國城小說，不知不覺地融入了傅滿洲(Fu-Manchu)的世界里。

　　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后，中國開始出現(xiàn)新的政治風潮，此時西方的修辭學必然多少可以派上用場。1921年，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1927年，國民黨首次大規(guī)模肅清共產(chǎn)黨，共產(chǎn)黨于是轉往鄉(xiāng)間，開始游擊式社會主義階段，接著便是對日抗戰(zhàn)。對于中國激進因子具有感知的人，有許多不同的國籍背景，看法更是不盡相同。安德烈·馬爾羅從法國作家的中國風寫作風格，轉而在小說中激情介入象征“人間命運”(同名小說)的中國革命。貝托爾特·布萊希特認為，從中國經(jīng)驗中，可掌握革命殘忍的程度，以及在革命大背景下似是而非的同情。至于像美國人埃德加·斯諾這種反威權主義者，則從中國游擊式社會主義以及毛澤東質樸的行止中，見到了中國人民獲得救贖的希望。格雷厄姆·派克則認為，中國人的神秘微笑，在他所有的經(jīng)驗里是他個人最感興趣的部分。

　　第一份由美國人撰寫的針對中國城做的詳細報道，也許就出自馬克·吐溫之手。在1861至1864年，他近三十歲的數(shù)年間，他居住在內華達州弗吉尼亞市，并擔任當?shù)貓蠹垺镀髽I(yè)家》(Enterprise)的記者。

　　吐溫指出，維市當時有約一千名華人，多數(shù)以洗衣為業(yè)，有一些則擔任男仆及廚子，他們擠在一個小小的“中國區(qū)”里，在“城里一個角落自成族群”。[4]由吐溫文中可知，當時在美國逐漸形成的針對中國人的負面刻板印象，也已深深影響到了他：

　　中國人已將城里這一帶搞成了他們喜歡的樣子;他們不用馬車，因此他們的道路顯得不夠寬，無法容納這種交通工具。夜晚十點是中國人最愜意的一刻。在每一個邋里邋遢、黑洞一樣的小破屋里，燃香的味道淡淡飄出。為了省一些蠟燭，屋里幽暗一片，但是仍可見兩三個面色蠟黃、拖著長辮子的無賴，蜷曲在矮床上，一動也不動地抽著鴉片。極度的滿足，使他們兩眼無神的微張著——也許是剛剛抽過一口，就把煙筒遞給旁邊同伴的煙鬼，才會出現(xiàn)這種表情吧——因為抽鴉片的過程并不舒適，需要不時留神……約翰喜歡抽鴉片，因為那讓他覺得通體舒暢：他會吸個大約二十口，接著翻身睡去，只有天知道那是什么感覺，因為光是看著這個汗涔涔的家伙，我們實在無法想象。也許在夢里，他已超越塵世，忘卻洗衣重活，正在天堂里，大啖著肥美的老鼠、燕窩。

　　在他為三位中國人所做的人物側寫里，吐溫表現(xiàn)了較多的同情心，但是尖刻的論調依然存在。例如，“王安街十三號的阿興先生，以最友善的方式，向我們表示他的好客。他有各種由中國進口的酒，裝在小罐子里，有色無色，說不出名字，他會以精致的小瓷杯裝酒，邀我們品嘗”。阿興“店里有上千種商品，模樣稀奇古怪，看不出用途，也無法形容”。他還請他的記者朋友吃“小巧的香腸”，但是吐溫未加品嘗，他懷疑其中“摻了老鼠肉”。

　　在十九世紀末有關中國的小說里，中國人普遍被描繪得富于心機、危險、不可靠、邪惡。1900年，義和團之亂時，僑居于加州的英國籍醫(yī)師道爾(C. W. Doyle)，開始他中國城小說系列的第一本;這些小說討論中國人的無情無義，如何嚴重威脅到白人的價值觀。道爾的故事，以一位名為康隆的卑鄙中國騙子為主角——這名字或許會讓有些讀者聯(lián)想到馬戛爾尼覲見的清帝乾隆。康隆在耶魯受過教育——這點倒和真實世界中早期留美學生容閎背景雷同——在其白人室友雷(Ray)影響下，康隆愛上了“莎士比亞、拜倫，以及大衛(wèi)贊美詩”。康隆的回報，則是讓雷染上鴉片，并提供中國歌女服侍他。他還強迫雷利用電子工程方面的專長制造出殺人機器。康隆以鐵腕控制舊金山的中國城，凡是挑戰(zhàn)他權威的人均遭殺害，他還可以隨意拆散他人家庭，并將受害者的女眷據(jù)為己有。當雷質問他的一項指令時，他以“不在乎的口氣說道，中國城經(jīng)常有意外發(fā)生”。

　　道爾發(fā)揮的特性還不完全成熟，到了1910年，這個角色的特性，才在英籍作家薩克斯·儒默(Sax Rohmer，又名Arthur S.Ward)塑造的傅滿洲(Fu-Manchu)身上得到充分發(fā)揮。傅滿洲的誕生，使得邪惡的中國人在國際上有了明確的定位。較之康隆及其他前輩，傅滿洲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他非常聰明，“堪稱未來幾世紀所可能產(chǎn)生的最了不得、最邪惡的天才”，他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縱橫四海的黃色帝國”。他的女奴后來也成了戲劇中的樣板，“穿著中東后宮嬪妃的薄紗衣服，手指和細白的手臂上，戴滿了俗麗的首飾，雙眼就像神秘的潭水，隨時準備蠱惑人的靈魂”。[39]但是在傅滿洲面前，這雙眼睛就不值一提了。老和傅滿洲唱反調，笨手笨腳的英國醫(yī)師佩蒂特(Pettie)，這么形容他：

　　高背椅上坐著傅滿洲醫(yī)生，他穿著一件綠色袍子，上面繡著什么東西，第一眼還看不出來，不過現(xiàn)在我看出來了，是一只白色的大孔雀。一頂小帽蓋在他驚人的腦袋瓜上，他一只鳥爪般的手放在黑檀木桌上，微朝著我坐，臉上毫無表情，透露著極端的邪惡。也許是臉上顯露的慧黠，傅滿洲醫(yī)師有我見過最惡心的臉。而那雙綠眼睛，綠得像暗夜里的貓眼，有時像鬼火般跳動著，有時覆著一層恐怖的薄膜，不太像人眼，更不像有靈魂，比較像從地獄里溜出來的怪物，現(xiàn)在暫時住在這個骨瘦如柴、雙肩高聳的人體里面。

　　這類故事會廣受歡迎，因其正好揭露了愚蠢西方領袖的無知，而此無知亦即傅滿洲所謂的“無可救藥的單純”。因為無論起因于馬可波羅時期的蒙古西征，還是當時的義和團之亂，西方人始終都生活在“黃禍”及東方人野蠻行為的陰影下。

　　到了1920年代早期，法國人在迷戀中國風情上獨領風騷的地位，已逐漸消退。部分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大戰(zhàn)期間，超過十萬中國勞工來到法國，他們都簽有合約，目的在從事一些非技術性的工作，諸如自碼頭上卸下武器彈藥，清除戰(zhàn)場上的尸體，將補給送上前線等。但是這批勞工并沒有為中國熱帶來任何正面意義;如果他們曾經(jīng)產(chǎn)生任何影響，恐怕也是負面的。因為正由于這些中國人承擔了非軍事性的工作，更多身強體健的法國人(及英國人)才不得不被派往前線抵御德軍。這批中國人普遍不識字、害著思鄉(xiāng)病、骯臟、困頓無聊，絲毫不起眼。與此同時，另外一批居住在法國的中國人，也就是那些利用獎學金或勤工儉學計劃來到法國的富裕中產(chǎn)階級家庭的子女，卻紛紛涉足政治激進組織(其中包括共產(chǎn)黨)，展現(xiàn)出一種領導社會改革的姿態(tài)，正好和傳統(tǒng)的中國風情大唱反調。

　　然而就在這個空當上，對于中國情調及形象的興趣，卻在美國得到了新的出口。在這里，就和在法國一樣，中國熱是既混亂又復雜的，唯一不同的是，這里的中國熱經(jīng)常帶著彼此沖突的成分。以中國城為背景的小說，呈現(xiàn)了一種肉欲與暴力摻雜的傳統(tǒng)形象，然而在二十世紀的前十年，由于義和團之亂的恐怖經(jīng)歷，美國對中國開始產(chǎn)生了一種強烈的道德責任感，這點在基督教會及其傳教團中尤其明顯，他們投入大量資金，贊助中國的醫(yī)藥及教育設備。

　　隨著更多中國留學生涌入美國，當時仍普遍存在的歧視中國人的情緒也逐漸得到反省。重視商業(yè)利益的美國人，更創(chuàng)出了他們心里中國人的形象，亦即擴張的全球市場中極有購買力的消費群眾。最后，中國城市快速接受現(xiàn)代化商品的現(xiàn)象，諸如汽車、電影院、電力、蓄短發(fā)、百貨公司、留聲機等，也讓部分美國人情緒上失去了平衡，認為傳統(tǒng)中國文化遭到了破壞。在一次世界大戰(zhàn)及戰(zhàn)后出現(xiàn)的這些現(xiàn)象，結果整合成了一種新潮流，也就是：對傳統(tǒng)儒家生活方式與哲學重燃的狂熱，對早期中國藝術的傾心，對中國人淪為膚淺西方物質主義無辜犧牲者的同情，以及對中國農(nóng)民身為大地之子及智慧泉源的尊崇及熱愛。

　　法蘭西大帝拿破侖說：“中國，那里躺著一個沉睡的巨人。讓他睡吧，因為一旦他醒來，他將改變世界。”這是外國人看中國的“崛起論”代表。

　　英國寇松勛爵說：“中國好比是一所大學，學者在這里永遠拿不到學位。”這是外國人看中國的“神秘論”代表。

　　美國學者芒羅說：“‘中國龍’已經(jīng)覺醒，全世界將面臨威脅。”這是外國人看中國的“威脅論”代表。

　　日本學者觀堂義憲說：“面向21世紀，中國朝著再度成為世界中心的目標邁出了一步。”這是外國人看中國的“經(jīng)濟中心論”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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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中國日益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國際上掀起了一陣陣“中國熱”。

　　西方人眼中中國形象的逐漸清晰，是與絲綢聯(lián)系在一起的。精美的絲綢引發(fā)了西方人對中國的無限遐想。公元1世紀的羅馬地理學家龐蓬尼·麥拉，對中國人的誠信充滿了贊譽：“這是很公正的民族，他們把貨物放在曠野中，購貨的人，在賣主不在時來取貨，這種經(jīng)營方式是很著名的。”

　　4世紀的希臘史學家馬爾塞林對中國的評價，更能代表當時西方人對中國的普遍認識。他贊美中國物產(chǎn)的富饒：“賽里斯國疆域遼闊，沃原千里……物產(chǎn)也很豐富，有五谷雜糧、干鮮水果、牛羊牲畜，真是應有盡有，品繁而量眾。”“那里的城市較為稀疏，但規(guī)模較大，物產(chǎn)豐富，人煙稠密。”他更贊美中國人熱愛和平的本性：“賽里斯人完全不懂得進行戰(zhàn)爭和使用武器。賽里斯人最喜歡安靜地修身養(yǎng)性，所以他們是最容易和睦相處的鄰居。”“在他們那里，晴空萬里，皓月明朗，氣候溫和宜人，即使刮風也不是凜冽的寒風，而是和煦的微風。”

　　對中國不加掩飾的溢美之詞，或許是對中國絲文化為代表的物質文化的極度向往。這和以后西方因熱愛中國的瓷器，而盛贊中國的作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歷史告訴我們，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中存在著一種互補心理，異國情調往往讓人耳目一新，興味盎然，所以評價也會高于實際情況。這時的不識廬山真面目，不是由于身在此山中，而是由于身在此山下。

　　因此，對西方而言，此時的中國更多的是一個符號，一個體現(xiàn)了富足與文明的象征。這正是推動西方人去接近中國，急切認識中國的動力。

　　耶穌會傳教士在他們的書信中寫下了一個神奇而完美的中國，這對西方思想和精神面貌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17世紀末的大哲學家萊布尼茨，就將中國知識在歐洲的傳播稱為“當代最大的事件”，認為人類由此會產(chǎn)生一次大的飛躍。當時處在啟蒙時代的歐洲也確實掀起了新一輪“中國熱”。不過，這一時期的中國形象，是以兩種截然不同的面貌呈現(xiàn)在西方人眼中的。

　　啟蒙思想家率先為中國大唱贊歌，其中用力最勤者當屬啟蒙時代的偉大思想家伏爾泰。在他耗費心力最多的著作《風俗論》中，伏爾泰史無前例地將中國歷史作為世界歷史的開篇。伏爾泰對中國的政治體制也大加贊賞：“我們對于中國人的優(yōu)點，即使不至于五體投地，但最少可以承認他們帝國的組織是世界上前所未見最好的。”

　　法國重農(nóng)學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對中國政治制度的頌揚有過之而無不及：“由于中國的政治體制以無可非議和不容非議的方式建立在自然權力基礎之上，因而能夠保證它在合法的行政管理中擁有做好事的最高權力。這種權威對君主來說是福祉，對臣民來說是應該受到尊敬的統(tǒng)治。”魁奈由此得出結論：“中國政制之所以能夠長久延續(xù)，不是由于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和條件，而是由于有一個因其本質而穩(wěn)定的秩序。”

　　然而，理性主義者眼中的中國形象并不都是完美無缺的。孟德斯鳩率先開了批評中國的先河，他從“地理決定論”的角度分析了中國的政治體制、國民性和文化特征，指出中國存在著諸多矛盾之處：皇帝雖然開明，但卻擁有過多的權力;國家雖富，但窮人和乞丐卻不絕于路;人民雖然溫順，但卻經(jīng)常起來反抗。

　　孟德斯鳩也強烈抨擊了中國人性格上的某些不足，他稱中國人是“很會騙人的民族”。這特別表現(xiàn)在他們從事貿(mào)易的時候。每個商人有三桿秤，一種是買進用的重秤，一種是賣出用的輕秤，一種是準確的秤，這是和那些對他有戒備的人們交易時使用的。中國人的貪利之心是不可想像的，因此，讓我們不要把中國的道德和歐洲的道德相比較吧!”

　　同時代的盧梭甚至不相信耶穌會傳教士關于中國的報道，他在小說《新愛洛漪絲》中，借主人公之口說道：“我最近見到了中國人，不再為他們是奴隸而感到驚奇。他們一次又一次遭到攻擊并被征服，一觸即潰，并將永遠如此。他們連呻吟的勇氣都沒有，真是活該。”

　　另一個哲學家德國人赫爾德則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國文明的封閉性，批評中國人對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不喜愛，終日沉浸在自鳴得意之中，對一切外來事物都采取隔絕和阻撓的態(tài)度。今天看來，這些批評具有相當深度，雖然有失偏頗，但亦有合理之處。

　　1748年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認為，當時的清王朝是一個以恐怖為原則進行統(tǒng)治的專制帝國。1742年，英國海軍上將安森在《環(huán)球旅行記》的游記中，再次向歐洲確認了孟德斯鳩對于中國的論述。使團帶回的信息“令中國人名聲掃地”。那里“商人欺騙、農(nóng)民偷盜，官吏則敲詐勒索他人錢財”，“沉淪的專制的帝國即將覆滅”。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以及中國的戰(zhàn)敗，使中國被看成是一個封閉、停滯、邪惡、墮落的鴉片帝國。

　　在安森之后，不少探險家、東印度的職員和水手來到中國，在他們向國人的講述中，中國多數(shù)也不是一個好形象。這其中比較著名的便是威廉·希基所寫的《威廉·希基回憶錄》。1767年，希基在澳門、廣州游蕩了將近4個月。在澳門，他看到幾個面黃肌瘦、半裸著身、顯然處于半饑餓狀態(tài)的人，于是感慨周圍的一切，都表明這里的貧困和慘況均已登峰造極。

　　到廣州時，身為花花公子的希基，在游玩之余還不忘對廣州的娼妓業(yè)作一番詳細調查。通過希基的眼睛，西方人發(fā)現(xiàn)，中國人并不遵守孔夫子的教誨，他們既不克己復禮，也不堅持道德情操。

　　公元1792年9月26日，來自英國的一只龐大訪華船隊駛向中國。國王特使喬治·馬戛爾尼勛爵率領由科學家、作家、醫(yī)官及衛(wèi)隊共有800多人的使團，攜帶天文儀器、車船模型、紡織用品和圖畫等600箱禮品，前往中國，參加乾隆皇帝83歲壽辰的典禮。

　　馬戛爾尼此行由于所謂“禮儀之爭”并沒有達到目的。但對于英國和歐洲而言，馬戛爾尼使團所給予他們的最大收獲，是使團在歸途中沿著南北穿越整個中國。他們的回程紀事將這些信息帶回歐洲，使中國形象在西方人眼中一落千丈，已然是停滯、衰敗、墮落的代名詞。

　　回到英國之后，對于自己訪問過的這個東方古國，馬戛爾尼最后斷言，不管英國人進攻與否，“中華帝國只是一艘破敗不堪的舊船，只是幸運地有了幾位謹慎的船長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間沒有沉沒。它那巨大的軀殼使周圍的鄰國見了害怕。假如來了個無能之輩掌舵，那船上的紀律與安全就都完了”。船“將不會立刻沉沒。它將像一個殘骸那樣到處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但“它將永遠不能修復”。

　　雖然中國拒不對世界開放，但英國卻強迫世界向它開放。在馬戛爾尼式的和平之行無果而終之后，英國人最終想到了鴉片和槍炮：鴉片貿(mào)易可以逆轉對中國商品進口的入超，槍炮則可以打開中國塵封的國門。東西方的兩個大國注定要在一場以“鴉片”命名的戰(zhàn)爭中兵戎相見。

　　1840年，歷史仿佛經(jīng)歷了一個輪回。這一年，一支由40艘戰(zhàn)艦、4000名士兵組成的艦隊從孟加拉抵達廣州口外海面。它沒有在那里停留很久，因為艦隊司令義律急著要同北京談判。8月11日，在馬戛爾尼登陸中國47年之后，義律的船隊也在大沽港靠岸了。英國人以征服者的姿態(tài)向北京傳達了倫敦的要求：賠償銷毀的鴉片、開放港口、簽訂關稅條約、建立一個租借地。這些都是馬戛爾尼曾提出過但卻遭到拒絕的條件。不過這一次，中國卻屈從了。1842年8月29日，當令中國人倍感屈辱的《南京條約》簽訂之時，歷史的車輪正無情地從這個止步不前的老大帝國身上碾過。

　　19世紀中葉，坐在大英圖書館里的馬克思對中國形象與命運提出了更為精辟的看法。作為偉大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他對中國的命運作了斷言，也預期中國有著新的光輝未來。

　　對于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馬克思認為戰(zhàn)爭之后“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隔絕的狀態(tài)被打破了”

　　在西方人眼里，19世紀中后期的中國再不是那個美好的黃金帝國，它每況愈下，逐步淪為野蠻、專制、落后的代名詞。在黑格爾的筆下，中國被拿來作為“無歷史的文明”的最好例證。

　　所謂“無歷史的文明”，是說中國總是王朝更替，周而復始。黑格爾認為，“中國是十足的、奇特的東方式國家”，沒有歷史的進步，只有周期性的動蕩。

　　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爆發(fā)，統(tǒng)治中國達200余年的大清帝國終于覆滅。對于這次革命，外國人反應不一，一些人驚呼，“中國醒了”。時為美國大學教授后為中國公使的芮恩施寫道：“今天我們正親眼看到這個龐大的民族覺醒過來，獲得新的精力，并且更為積極地處理事務。”

　　1921年11月21日，英國《泰晤士報》用醒目的標題報道：“中國處境危險;十多個敵對政權并存”。《紐約時報》記者哈萊特·阿本德也在《中國的苦難》一書的前言中寫道，這個時候，作為國家的中國已然不復存在，留下的只有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生活在苦難之中。

　　這是一種怎樣的苦難呢?在辛亥革命后不久，美國陸軍中尉約瑟夫·史迪威來到中國最繁華的都市——上海，這個未來的中國戰(zhàn)區(qū)參謀長看到了令他一生難忘的一幕：街頭餓殍無數(shù)，乞丐圍著他打轉，垃圾車里時常會發(fā)現(xiàn)尸體……對于史迪威而言，上海的一切都顯得骯臟和丑陋。幾年后，史迪威再次來到中國，又看到了中國新型工廠里的可怕現(xiàn)實。“他們每天像奴隸一樣工作13個小時，常常精疲力盡倒臥在機器下面的破布片上。”

　　1930年，報道中國達10余年之久的阿本德決定將他的報道和通訊結集出版。盡管體裁與馬爾羅的文藝寫作不同，但觀感卻是如此一致，阿本德毫不猶豫地將自己的書題名為《苦難的中國》。在他的筆下，中國的分裂從辛亥革命就已經(jīng)開始。在此后19年的時光里，中國沒有統(tǒng)一的政府，只有無窮無盡的軍閥混戰(zhàn)，國家的狀況每況愈下，民眾由希望而失望以至絕望。“這場漫長的悲劇還將持續(xù)多久，目前誰也無法預言。”

　　從“停滯的帝國”到“黃禍”再到“苦難的中國”，3種中國形象彼此獨立又互相聯(lián)系。三者固然是不同時期對不同中國的不同認識，美好的大地、詩意的中國，此種美好的形象更多的是外國人為了彌補自身缺失而創(chuàng)造的夢。

　　希爾頓在《消失的地平線》里給西方描繪了一個名叫“香格里拉”的人間仙境，而這個人間仙境就在中國。這本書的出版可謂恰逢其時。1933年，西方正處在經(jīng)濟危機之中，失去工作的人們太需要一種精神上的安慰，希爾頓這本帶有烏托邦性質的著作給人們提供了遁逃的最佳心理出處。該書發(fā)行后一版再版，“香格里拉”也由此成為當時的熱門詞匯。

　　另一部將美好中國形象植入西方民眾心中的是賽珍珠的《大地》。自馬可·波羅之后，西方再也沒有誰寫中國像賽珍珠那樣影響廣泛。作為傳教士的女兒，賽珍珠自幼接受中文教育，中文筆名就是她模仿清末名妓“賽金花”而起的。1930年，她出版了長篇小說《大地》。

　　《大地》之所以能被美國讀者認同，在于它描寫的是一個人與土地的故事。正如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所說，“將王龍(小說主人公)創(chuàng)造出來的材料，與田野里的黃褐色泥土一般無二，他帶著一種虔誠的喜悅把他的一點一滴的精力都給予了這黃褐色泥土。他和大地屬于同一個起源，隨著死亡的來臨二者將合二為一，那時他將會得到安寧”。

　　這種對于土地的執(zhí)著，讓處于大蕭條中的美國人感同身受，從而為美國人所認可。美國讀者從賽珍珠小說中記住的，是全體中國人的廣泛形象。《大地》幾乎單槍匹馬地使美國讀者確信，中國農(nóng)民甚至中國人是如此的堅強、奇妙、善良、令人欽佩。

　　在詹姆斯·希爾頓與賽珍珠對中國美好的大地進行藝術創(chuàng)造的同時，一些來華旅行的旅行家們也在游記中重復著這種創(chuàng)造。例如在愛沙尼亞哲學家赫爾曼·凱塞林筆下，田野里到處都是辛勤勞作的農(nóng)民。“他們生在那里生，死在那里死”。

　　美好的大地、詩意的中國，此種美好的形象更多的是外國人為了彌補自身缺失而創(chuàng)造的夢。易勞逸在《流產(chǎn)的革命》一書中說，“從1927年起的10年間，是國民黨統(tǒng)治相對穩(wěn)定的10年，是蔣介石建立自己專政的10年。”一些后來的外國研究者更是將這一時期稱為中國的“黃金十年”。不過他們似乎忘記了，這10年間發(fā)生了國民黨新軍閥間的混戰(zhàn)，延綿不絕的水旱災荒，當然還有永遠難忘的“九·一八”。因此對于中國而言，“黃金十年”的說法未免過于奢侈。

　　1955年吉蘭的暢銷書《共產(chǎn)黨統(tǒng)治下的中國》，雖然承認現(xiàn)在中國人已經(jīng)不挨餓了，承認中國已經(jīng)開始了真正的工業(yè)化，但又認為中國的經(jīng)濟進展是以人性為代價的。“人們不管走到哪里，都穿著藍布衣服……6億中國人都穿著同樣的制服。”“今天的中國人越來越順從，最后變成一群綿羊，或者說，一座螞蟻山。”令吉蘭想不到的是，他的這一比喻也影響深遠，很快成為五六十年代西方一個熱門話題。

　　如果說“藍螞蟻”是西方對中國國民的典型概括，那么“地獄”一詞就被西方某些敵對勢力用來形容中國的整體社會。在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輿論報道中，常見這樣的描寫：中國落后，缺吃少穿，人民不僅在精神上受到“洗腦”，在物質上也極度缺乏。

　　在美國媒體看來，人民公社化運動是用強迫手段進行的瘋狂社會主義運動。西方反華勢力還叫囂，共產(chǎn)黨的這些措施造成的第一個結果就是“饑荒”。這是美國媒體從中國建國開始不斷重復的一個主題。在抗戰(zhàn)中積極塑造中國形象的《時代》雜志，從1953年到1956年，不斷重復的話就是，“中國成千上萬的人正在忍饑挨餓”，“紅色中國饑荒遍野”。在中國并沒有出現(xiàn)饑荒的情況下如此報道，可以想見，在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真正出現(xiàn)災荒的情況下，中國在西方某些人眼中就更成了“人間地獄”。

　　事實證明，西方對中國是“地獄”的看法，是想象多于現(xiàn)實，是他們極端仇視共產(chǎn)主義的表現(xiàn)。

　　高連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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