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筆者就十八屆三中全會情況接受了英國《華聞周刊》采訪的采訪稿，他們是一份海外媒體，報道世界華人生存狀況，同時高度關注中國大陸的社會現實，以一個自由旁觀者的客觀視角，去分析和評述關乎國家命運和人民生存現實的事件。他們一共采訪了29位中國大陸的知識界人士，筆者是其中一位。

　　1、您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否會就中國財稅問題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在財稅問題上，最迫切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解決的難度在哪里?

　　高連奎：從專業上講，一個國家的社會危機主要是由于公共服務供給不足造成的，而隨時社會化程度的加深，公民對公共服務的需求越來越多，這是個不可逆轉的大趨勢，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跟不上社會的需求，就會爆發社會動亂，中東的動亂就是這樣，比如他們的政府當年沒有合理的控制人口，現在又不能充分提供就業，導致大量年輕人口失業現象非常嚴重，結果發生了動亂。

　　而公共服務的供給主要依賴稅收，中國稅收水平總體上太低，導致中國近年赤字增加，負債增加，有可能重蹈美國當年“減稅-赤字-負債”的巫毒經濟學覆轍。中國現在迫切的是找出增加稅收的渠道，為提升公共服務奠定資金基礎。中國現在的危機主要是公共服務提供的不足所致。

　　學術上確實存在大政府和小政府的爭論，但這并不矛盾，一般從政治上看，小政府更好，小政府減少管制和審批可以提高社會效率，經濟實行大政府更科學，這是因為大政府可以很好的治理經濟危機，促進經濟無波動增長，為社會提高充分的就業和社會保障，是國家進步的必要因素。

　　中國現在經濟學界也有提倡小政府的聲音，這些人已經不研究經濟了，已經政治化了，政治上，小政府確實更容易被推翻，但從為人民謀福祉的角度看，大政府顯然更好，因此這主要取決于看問題的角度。

　　2.您對中國目前的戶籍制度怎么看，它是否迫切需要改革?這個改革是否應由黨代會發動?這一屆三中全會是否會來討論戶籍制度改革的問題?將會往哪個方向改?

　　戶籍制度應該大幅度改革，現在的戶籍制度嚴重落后于社會的發展，戶籍制度應該更靈活，跟就業地掛鉤，戶籍轉移也應該更靈活，其實國家早就注意到了，在很多城市也已經放開了，以后會繼續推進。

　　在西方政黨是選舉機器，而中國的政黨更像一個大智庫，是為政策制定大方向的機構，中國的重大政策都是黨代會上制定的。

　　3.您怎么看目前中國的國有企業壟斷的問題，這能否解決中國在國家經濟上的壟斷?要改變這個狀況應該從何下手?這一屆三中全會是否會推動這個問題的解決。

　　所謂壟斷，大部分是經濟學中的自然壟斷行業，這些行業是沒有辦法打破壟斷的，只能在國家壟斷和私人壟斷之間進行選擇，國家壟斷經營顯然比私人壟斷經營效果更好。因為首先，國家壟斷經營的話，企業決策更能從國家利益，特別是國家的長遠利益出發，中國現在娿的石油，天然氣，電力等能源大通道建設，海外能源布局都是國企的功勞，私人企業不會做這些的，也根本做不到，這些都保障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現在很多發展中國家都存在電力不足的問題，關鍵就是缺乏國有企業。其次，國家經營更能為何社會利益，私人壟斷必然出現惡意漲價情況，而且很多行業私有化后，其安全狀況也很難保證，比如在西方，很多航空公司私有化后出現客機頻繁墜落現象，英國的鐵路私有化后是世界上鐵路事故最多的國家之一，日本核電私有化后出現了巨大的核泄漏，美國鐵路放松管制后，價格飆升，如果是國有經營就不會出現這些情況。

　　4.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最近發起了“批評與自我評判”的運動，您認為這是不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將要推進黨內民主的訊號?為什么?

　　這方面可能會有嘗試。關于中國民主如何完善，中國存在著三大主流觀點：有人認為中國的民主應該從選舉開始，有人認為中國的民主應該從公民社會開始，有人認為從言論自由開始，而筆者認為中國的民主應該從“民意表決”開始，中國應該走“評議式民主的道路”。

　　目前無論是選舉民主還是監督式民主，其失敗就在于背叛了民主的精神，民主的精神是“公義”和“多數決定”，而選舉式民主由于政黨和金錢的介入最終變成了“少數決定”，少數強勢群體決定了大多數人的命運，況且目前參加選舉的人數越來越少，選舉民主從根本上也失去了合法性。監督式民主從某種程度上也存在這種缺陷，以新聞媒體為例，新聞媒體本身就是商業化運作的，本身就是有傾向的，這樣的監督也不是從“公義”出發的。

　　無論是選舉、公民社會，還是言論自由，其最后的結果都是精英統治，而這三種方式從全世界的實踐來看都沒有很好的實現路徑，看看各個發展中國家的民主鬧劇，我們就知道了這些的民主實現方式的不可行性。

　　將民主的權利轉讓給多個政黨和媒體都是不民主的表現，民主的權利只能是人民自己行使才是真民主，而且可以非常容易，不需要任何成本的行使，才能保證民主的真正實現，而評議式民主則可以做到。評議式民主的核心是“民意表決”，　“民意表決”，在實現上主要有民意調查，公投，打分等方式，評議是根據民眾的感覺，對官員的作為給出判斷，可以通過網絡，也可以通過票箱，所有公民都應該有參與評議的權利，而且像選舉一樣要有固定的期限。評議式民主在中國有非常和的基礎，而且政府一直在做，在部分地方政府操作的非常好，但這些就需要在這些試點的基礎上，擴大范圍，加以推廣。

　　民主決不只是為了避免專權和特權，民主還應該有更高遠的目標，它應該匯聚民智、民心和民力，以實現對社會的管理和完善，評議式民主在實施的過程中，就是個民意反饋的過程，這方面走評議式民主的路子比走選舉式民主的路子更容易實現。評議式民主，并不排斥選舉，而是不主張搞“大選舉”，也不主張實行政黨分贓制，官員可以通過“內部選舉”+“民意測評”等方式產生。

　　因此選舉式民主不是失敗在政治家上，而是失敗在了政治系統上。而這個龐大的政治系統則是因選舉而衍生出來的，比如多如牛毛的利益團體，比如盤根錯節的政黨政治等，而如果實行評議式民主，則不會出現政治系統風險，因此民調可以改變政治家的行政主張，政治家也有能力按民眾的意愿來改變自己的施政行為。

　　當代中國已經利益分化，政府既需要了解精英人士的利益，更應照顧到占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的利益，政府既要看到極少數人改善民主的意愿，更要關心絕大數人改善民生的要求。當代中國是多民族國家，也是發展中國家，我們最需要的是穩定，而不是混亂。公民參與政治也必須是科學有序的，而那些主張機械照搬西方國家政治模式的人是自欺欺人的愚蠢或是另有圖謀。在這種情況下，評議式民主無疑是“帕累托改進”式的民主實現方式，不妨一試。

　　5.民間輿論對于“黨員干部財產公開”的呼聲一直很高，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并未看到明顯的進展。您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否會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又能否帶來一些實質的改變?

　　這個一直在討論，網上也流傳著一些國家領導人的財產清單，但這個問題非常敏感，中國人跟西方人不同，中國人更注重財產隱私。而且官員腐敗，不只是公布財產就能解決的。

　　6.您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否會處理黨內的腐敗問題?如果觸及，可能會到什么程度?您對黨內的腐敗問題有何看法?

　　腐敗并非中國獨有，也并非社會主義國家獨有，資本主義早期比我們現在腐敗很多倍，現在的印度、菲律賓比中國更加腐敗，韓國，臺灣也腐敗的極其嚴重。

　　大家可能認為是民主打敗了腐敗，但現實完全相反，民主不但不能治理腐敗，相反會加重腐敗，真正打敗腐敗的戰后“福利國家”建設。 比如歐美所謂民主國家，在早期也是非常腐敗的，　　其實民主國家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有福利的民主，一類是沒有福利的民主，那些沒有福利的民主國家毫無優勢可言，相反很多都成了典型的失敗國家，而我們所期待的“政治紅利”完全是“有福利的民主國家”才有，比如印度、菲律賓這些國家雖然也是民主國家，但卻是公認的腐敗透頂的失敗國家，而我們所期待的“民主政治紅利”其實根本不是由民主帶來的，完全是由“福利社會”帶來的，只會出現在有福利的民主國家。

　　而樣本研究也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腐敗程度與它的福利程度成反比，福利越高，腐敗越低，福利越低，腐敗越高。北歐、新加坡是高福利國家，腐敗幾乎絕跡，德法是中等福利國家，腐敗極少，英美日是低福利國家，腐敗也有，但不多，亞洲四小龍中的韓國、臺灣排斥福利，腐敗一般嚴重，而中國和印度福利非常落后，腐敗就非常嚴重。腐敗與發展水平、政治制度關系不大，只與一個指標掛鉤，那就是福利程度。

　　大家還可能認為落后國家不能實行高福利，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現在世界知名的福利樣板國家比如北歐、德國、新加坡，都是在非常落后的情況下建成的，比如德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社會保障的國家，而當時的德國經濟還非常落后，還處于封建社會末期，而北歐建立高福利國家的時候也還沒完成城市化，而新加坡則是二戰的廢墟上建立起福利社會的，這些國家都是當時的落后國家，但他們的福利政策不但沒有阻礙這些國家的崛起，反而加速了這些國家的崛起，幫助這些國家在最短的時間內成為了發達國家，而這些國家至今仍然是世界文明的樣板國家。

　　7.您預計這一屆三中全會是否會就黨內干部選拔的效率和渠道問題進行探討?您認為現在黨在選拔干部的效率和渠道上，最主要的問題是什么?

　　中國的問題不出在選拔和效率上，而是出在對干部的保護上，中國應該為干部建立腐敗的防火墻，讓你很難腐敗，中國現在出事的干部往往是能力超群，群眾口碑極好的干部，這些人腐敗了是很可惜的。

　　當下中國如果要根治腐敗，除了一方面要加強福利社會建設，另一方面也要有些技術的手段，在官場，索賄的情況是比較少的，最常見是受賄，也就是別人行賄在先，官員受賄在后，在現實狀況是，很多官員在肯定也不想受賄，但是如果將這些行賄推掉卻是極難辦到的事情，很多礙于各種關系，根本推不掉，比如有的官員一天要出席幾個酒場，身體都喝壞了，他自己愿意嗎，不愿意，而且也沒辦法那怎么辦呢，應該設立一個慈善基金，官員推不掉的錢款，就可以捐給這個基金，捐給基金后，則可以免去賄賂和受賄雙方的責任，并且讓全社會都知道這個基金，等有人行賄時，官員就可以明白告訴他，如果你不拿走，那就捐給基金，為社會做貢獻，那很多時候賄賂者就會拿走，而因為有這樣的制度存在，很多賄賂者心理就會想，如果送禮，那也會捐給基金，那還不如不送，當然官員以前收受的賄賂也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免責。這種機制建立后，各種行賄受賄可能就會少很少。

　　8.黨一直很重視宣傳工作，您認為這一屆的三中全會召開之后，黨對媒體宣傳的管理力度是會增強還是放松?為什么?

　　我認為會增強，這是因為中國輿論中造謠，傳謠，宣傳劣質價值觀，鼓吹分裂等現象太嚴重，在民間也激起了強烈的反彈，正好為加強宣傳管理工作提供了契機。

　　其實世界上遇到的問題是一樣的，在社交媒體崛起后，真正理性的建議已經很難被重視，民粹分子反而把持了話語權，如果不治理，這將導致國家災難。

　　9.您怎么看黨處理民族問題的政策?在民族問題上，目前有哪些難題迫切需要解決?對于西藏和新疆問題，有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案?這一屆的三中全會是否促進這些問題的解決?

　　我認為主要應該從加強民族地區與內地的互聯互通做起，現在還應該更好的加強，從互聯互通中，得到認同。

　　10.您認為現在黨對港澳臺問題的態度是什么?尤其是面對臺灣的民主體制和文化反攻，中國共產黨會如何應對?有哪些難題迫切需要解決?這一屆三中全會是否會促進這些問題的解決?

　　臺灣問題已經進入到政治深水區，現在正在討論兩岸統一的形式問題，我的主張是在“一國”的基礎上實現“兩府合并”，“合并”顯示的是平等精神，不是“誰吃掉誰”，給臺灣留足了面子，至于國號大家可以商議。

　　臺灣從經濟到政治幾乎成為世界笑料，臺灣從經濟上在中國只能算是一個中等省份，連強省都夠不上，中國的廣東、浙江、江蘇、山東的經濟總量都已經超過臺灣，連內陸的河南也馬上超越臺灣。

　　臺灣在政治上，腐敗排名比大陸還靠前，政治效率很低，大陸人普遍不看好臺灣。

　　11.在這一屆的三中全會上，黨是否會對一些尚未正視的歷史問題進行反思?是否會作出糾正一些歷史錯誤的嘗試?為什么?

　　歷史錯誤也只是歷史說法，有人認為是錯誤，有人認為很必要，甚至有人認為是英明的，歷史的問題交給未來評判更科學。

　　12.您認為這一屆三中全會是否會討論中國社會中收入分配不均以及貧富差距較大的問題?可能會推出那些舉措?

　　當下中國如果要根治腐敗，除了一方面要加強福利社會建設，另一方面也要有些技術的手段，在官場，索賄的情況是比較少的，最常見是受賄，也就是別人行賄在先，官員受賄在后，在現實狀況是，很多官員在肯定也不想受賄，但是如果將這些行賄推掉卻是極難辦到的事情，很多礙于各種關系，根本推不掉，比如有的官員一天要出席幾個酒場，身體都喝壞了，他自己愿意嗎，不愿意，而且也沒辦法那怎么辦呢，應該設立一個慈善基金，官員推不掉的錢款，就可以捐給這個基金，捐給基金后，則可以免去賄賂和受賄雙方的責任，并且讓全社會都知道這個基金，等有人行賄時，官員就可以明白告訴他，如果你不拿走，那就捐給基金，為社會做貢獻，那很多時候賄賂者就會拿走，而因為有這樣的制度存在，很多賄賂者心理就會想，如果送禮，那也會捐給基金，那還不如不送，當然官員以前收受的賄賂也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免責。這種機制建立后，各種行賄受賄可能就會少很少。

　　13.您認為現在中國的土地制度的未來會怎樣?黨中央對于土地政策危機有否深刻察覺?有可能提出解決辦法嗎?

　　中國現在的土地流轉制度已經建立，土地私有化不符合中國實際。

　　14.您對本屆三中全會還有什么展望?

　　三中全會的內容都已經定了，現在展望也沒意義了，而且中國的問題不是靠一兩次會議就能解決的，中國的改變需要學術界的突破才行。西方很多做法都已經失敗，中國沒必要學習，中國改革話語權仍然把持在一些改革學閥手里，很多新生代經濟學家的改革意見得不到重視，是大問題，中國的那些呼吁改革的人本身就是巨大的利益集團，很多已經背棄了人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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