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們的思想路線上有兩個經常提及的口號,一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二是“實事求是”。這兩個口號無疑都是正確的。但在實際運用中,存在著錯誤傾向,故有必要重新認識。
一、我們要真理干什么?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于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來說,沒有任何爭議。需要問的是,我們學習真理、探索真理,究竟為的是什么?
人類之所以要探索真理和認識真理,并不是因為真理好看,完全是為了用真理來指導我們的實踐。就是毛澤東說的,學習的目的全在于應用。
人從猿猴變人,已經經歷了幾萬年。從什么都不會,到學會燧石打火、構木為巢、狩獵、放牧、種莊稼,特別是近代自然科學的建立和發展,如:數學、力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生物學等等學說的建立和發展,已經使我們認識和掌握了許許多多的真理,能讓潛艇入海,能讓衛星上天,……,正是這些認識或知識的長期積累,終于使人類社會從無知和蠻荒進入了現代文明。學生上學,從小學到大學到博士,學習掌握的大量所謂知識,許多就是科學所揭示的客觀規律——亦即真理。畢業之后來到工廠、農村及科研單位,每天做的,就是用科學所揭示的真理或規律來不斷解決生產和科研實踐中的問題,創造新產品,滿足人們的各種需要。聰明的人之所以聰明,往往在于他善于運用學到的知識和規律來解決現實中的問題,把一個個死結解開。愚蠢的人之所以愚蠢,往往也是因為他不善于運用學到的知識和規律來解決現實中的問題,一個結也解不開。
真理不怕檢驗,越檢驗越證明它是真理。但如果我們拿著真理就是為了檢驗,檢驗、檢驗、再檢驗,而不是運用真理來解決實踐中的問題,無異于讓我們一切從猴子開始,這是極其荒唐和可笑的。
社會科學不象自然科學那樣簡單,無法在同一種條件下反復進行百千萬次的驗證,但經過人類社會上下五千年的發展,終于產生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不是憑空建立起來的,也不是一般的個人見解,他是科學總結了黑格爾、費爾巴哈的德國古典哲學,威廉·配第、亞當·斯密、李嘉圖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的空想社會主義,是站在時代巨匠的肩膀經過科學的揚棄而繼續前行的,是在巴黎公社、《國際歌》這種前前后后史詩般的無產階級革命斗爭歲月中凝煉出來的。他揭示了資本主義的本質,揭示了資本主義必然要被社會主義所取代的歷史進程;揭示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他的剩余價值學說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發展學說,是對人類的巨大貢獻,是人類對社會發展規律的重大發現,使我們在黑暗中找到了光明,在迷茫中看到了燈塔,在漫長曲折的歷史長河中尋到了方向。這些重大的規律性的認識,不僅被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所證明,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豐富實踐所證明;今天,仍然被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經濟危機和長期滯脹所證明,也被帝國主義長期的資本擴張、干涉別國內政、顛覆別國政權、一貫破壞世界和平、掠奪和奴役世界人民的世界霸權行徑所反證明。
如果我們拿著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真理不去運用,一味地強調檢驗,看看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不是可以沒有剝削,是不是可以共同富裕,是不是可以比社會主義搞得更好,是不是中國的經濟基礎可以不決定上層建筑,發展了資本主義仍然可以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當家作主,那就是愚蠢,就是別有用心。
馬克思主義并沒有窮盡真理,在一切未知的領域,都需要“摸著石頭過河”。但摸石頭過河,也同樣需要用正確的思想理論來指導,這就是用已知,去求解未知。具體的、包括許多細節的社會主義究竟應該是什么樣子,這是未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怎么搞,這是未知;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這是已知,就是公有制+按勞分配。用已知求解未知,就是要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去搞市場經濟,不能不要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搞純粹西方式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說穿了,只不過是經濟運行的一種方式,即使所有企業都是國有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也照樣可以搞市場經濟。
30年前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強調了實踐檢驗真理,沒有強調真理指導實踐,這是不全面的。我們應當理直氣壯地講馬克思主義,理直氣壯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堅定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一句話,我們應當學習和繼承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應當站在馬克思、列寧、毛澤東這些歷史偉人的肩膀繼續前行,而不是回到猴子,重新做人。
另外,認識論以外的東西,比如“真善美”中的“善”和“美”,就不屬于真理范疇,不適合用真理標準去檢驗。“我們應該做一個好人”,“做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做一個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高尚的人”,拿什么來檢驗?拿“吃小虧、賺大便宜”來檢驗嗎?生命屬于人,只有一次,為了救別人而犧牲自己,拿什么來檢驗?我們要熱愛祖國,熱愛人民,要有民族氣節,要有壓倒敵人而不被敵人所壓倒的英雄氣概,要威武不屈、貧賤不移,寧肯站著死、絕不跪著生,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又拿什么來檢驗?這些倫理道德方面的東西,只能拿社會風氣,拿輿論導向的社會效果來檢驗,絕不能用是否有利于個人利益來檢驗。所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僅僅在認識論的范疇才有意義,如果到處濫用,就會走向低級,走向庸俗,走向實用主義。
二、只有堅持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才會有正確的“實事求是”
真理標準大討論之后,我們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并把實事求是概括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
實事求是,在群眾中的普遍運用,多是指要講真話、不講假話。好,就說好;不好,就說不好;不要把好說成不好,也不要把不好說成好。但實事求是的本意,并不僅僅告誡我們要講真話,而是告誡我們必須一切從實際出發,要在實際事物中、而不是在本本中,去尋找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 ——“是”,并用這一規律來指導我們的實踐。
實事求是,沒有任何錯誤。問題在于,由于每個人的階級立場、政治觀點、思想方法不同,在同樣一種實事面前,可以“求”出截然不同的“是”。
同樣是井岡山的斗爭,林彪求出的“是”,是“紅旗到底能打多久”,表現了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動搖性;毛澤東求出的“是”,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體現了堅定的人民立場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
同樣是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蔣介石求出的“是”,是“攘外必先安內”;汪精衛求出的“是”,是抗戰必亡,投降,成立偽政權,曲線救國;毛澤東求出的“是”,是“持久戰”、“人民戰爭”、“中國必勝”。蔣介石之所以“攘外必先安內”,讓張學良退出東三省,轉而進剿延安,是因為共產黨是蔣介石獨裁統治的心腹大患,必先除之而后快。事實也證明,國民黨并不是被日本侵略者打敗的,而是被中國共產黨趕到臺灣的。汪精衛之所以搞投降、當漢奸,是因為汪蔣角逐,汪派失勢,如果繼續投靠英美,最多只能當國民黨內第二、且有職無權,只有投靠新主子日本帝國主義,才可能在國民黨內部派系斗爭中掌握實權。毛澤東的“持久戰”、“人民戰爭”、“中國必勝”,則是站在國家、民族、人民的立場“求”出的“是”,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并按照這個“是”,趕走了日本侵略者,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
井岡山的林彪和毛澤東,日本入侵時的蔣介石、汪精衛和毛澤東,他們面對的都是同樣一種實事,都在實事中去尋求符合他們所代表的那個階級利益的“是”,但由于他們的階級立場、政治觀點、思想方法不同,“求”出的“是”也截然不同。
改革開放,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有一個站在什么立場去實事求是的問題。目前有些私營企業的效益確實比國有企業的效益高,如果僅僅從這個“實事”去“求是”,你就會得出結論,應當大力發展私營經濟,應當國退民進,直至把公有制經濟縮小到只剩下一點點也在所不惜。如果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站在堅持社會主義、站在堅持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立場去“求是”,你就會得出結論,私營經濟無限發展的必然結果是資本主義,國有企業沒有搞好的根本原因是管理體制有問題,因此你就會限制私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并下定決心去把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搞好。
分配的問題也同樣,我們面對的是多種所有制成分并存的格局,其中既要考慮資本所得的問題,也要考慮勞動所得的問題。如果你是站在勞動者和勞動價值論的立場去“求是”,你就會努力提高勞動在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各項社會保障制度,認真搞好勞動者的按勞分配;相反,如果你是站在資本的立場去“求是”,你就會把廉價勞動力永遠當成中國的優勢、當成改革的紅利,盡可能壓住勞動力的市場價格,寧肯讓資本獲利300%去踐踏一切人間法律也在所不惜。
再如對外開放,如果你是站在發展民族工業的立場去“求是”,就會以引進先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驗為主、并組織力量盡快予以消化,而不是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沒學到多少,只把GDP留在國內,把大量的利潤從中國帶走。……
所以,僅僅講實事求是是不夠的,還必須強調要有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這就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否則,縱然面對100個實事,也“求”不出一個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是”。
只講實踐檢驗真理,不講真理指導實踐,我們要真理干嗎?把“紅旗”改成“求是”,不舉紅旗,又何以求是?這都是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都是思想路線上的片面性。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兩條永遠也不能丟,永遠也不能忘記。
三、毛澤東的“實事求是”,才是我黨的思想路線
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的一生,就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運用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從實際出發,去“求”符合人民根本利益、又切實可行的“是”,并用這個“是”來指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實踐。
早在1937年,毛澤東就寫了哲學經典著作《矛盾論》,指出:“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證法。”這里的“共性”,就是指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個性”,就是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這里的“絕對”,就是指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揭示的普遍規律是正確的,是真理,不能動搖;“相對”,是指馬克思列寧主義并沒有窮盡真理,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具體運用,不能生搬硬套,需要通過實踐去豐富和發展。
在毛澤東著作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脈相承和辯證發展。
馬克思說,人類的歷史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毛澤東說,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
馬克思說,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意識。毛澤東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指出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
馬克思說,社會主義必然要代替資本主義。毛澤東在敵我力量極其懸殊,白色恐怖及其嚴峻的情況下,科學分析了軍閥割據和混戰的局面,堅定地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馬克思說,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毛澤東說,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并親自創建和領導人民軍隊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式的革命道路,還創造性地提出了游擊戰、運動戰、殲滅戰、人民戰爭等光輝的軍事思想。
馬克思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毛澤東始終反對單純軍事觀點,軍隊打到哪里,就把土地革命推進到哪里,把政權建設建設到哪里,并在建國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
馬克思說,無產階級把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力量,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則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力量。毛澤東說,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既肯定物質的基礎性作用,也肯定精神的能動作用,第一次喊出了“人民萬歲”!
馬克思說,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說,疾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雖然已經過去,但階級斗爭依然存在。資產階級要按照他們的世界觀改造世界,無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個領域,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
上述列舉的這些,僅僅是毛澤東思想中的一點一滴,但也體現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體現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繼承、豐富和發展。而且,毛澤東不僅僅繼承、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還領導億萬人民對此進行了偉大的實踐。用短短28年時間就打出了一個新中國,又在之后的30年中,在帝國主義嚴密封鎖,不斷搗亂、挑釁和破壞中,改變了舊中國積貧積弱、一窮二白的面貌,成功研制出兩彈一星,建成了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取得了一項又一項輝煌成果,并贏得了世界各國人民的廣泛支持,取代偽國民政府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躋身世界三極之一。
可以判斷,正因為毛澤東一直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揭示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去“求”人民翻身解放和當家作主之“是”,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所以才把“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不是象赫魯曉夫那樣的掛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招牌的修正主義者”,“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魯曉夫那樣,在國內為一小撮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利益服務,在國際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利益服務”,“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于自我批評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而絕不能象赫魯曉夫那樣,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把一切錯誤歸于別人”列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重要條件,并把“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絕大多數人服務”列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頭兩條。
所以,把實事求是簡單地概括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不全面、不準確的。因為它只強調了要尊重中國革命和建設這個實事,要在實事中去求“是”,沒有指出求“是”的根據是什么,憑借是什么,立場、觀點、方法是什么,從而抽掉了毛澤東思想中清晰可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和他所代表的人民性。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矢”,射中國革命之“的”,“求”實現維護人民大眾根本利益之“是”,才是毛澤東的實事求是。相反,不講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講人民,發現問題不敢承擔責任、不及時糾正錯誤,就不是毛澤東的實事求是。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實踐證明了的真理。檢驗這一真理,主要是檢驗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這兩者的結合。結合的好,我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就發展得快;結合的不好,我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就發展得慢,甚至出現挫折。正是在這種結合中,在對結合的不斷探索、實踐、反思、檢驗和總結中,才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才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才產生了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巨大力量和實際效果。
毛澤東同志是我黨學習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典范。我黨要想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就應以毛澤東同志為榜樣,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揭示的普遍真理同中國改革開放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運用毛澤東同志“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使這種結合更有成效、更加符合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2013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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