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公安部正廣泛收集人民警察法在執行過程中的問題，準備適時提出修改建議，為此，本人建議以此次人民警察的“小憲法”的修法為契機，應更加凸顯出人民警察的人民性、革命性、武裝性，以正式彰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警察與資本主義國家警察的根本不同。

　　何為人民性?這是本文提出的一個首要問題。筆者認為：人民二字本就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即相較于公民、國民而言。公民、國民更突出的是一個法律術語、貿易術語，人民則是一個政治用語。人民一詞古已有之，泛指的是平民、庶民，在古希臘、古羅馬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那里也曾借用過“人民”的概念，但特指的是奴隸主與所謂的“自由民”階層，可見人民一詞從她誕生那天就被賦予了天然的“階級性”，廣大的勞動人民是不被包括在“人民”范疇里面的。近代以后，“人民”又往往被資產階級學者混淆于公民、國民，似乎人民即是“全民”，從而混淆了這個概念本身的階級屬性，只有當馬克思主義誕生后，人民這一概念才恢復了其本來面貌，即人民應是指“以勞動群眾為主體的社會基本成員”。那么何為人民性呢，人民性其實就是她的階級屬性，而絕不是“普世價值”派或“憲政派”所宣揚的什么“全民性”，馬克思主義者從不避諱其自身的階級屬性和階級目的，即《共產黨宣言》里面簡明扼要提出的：“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理解了這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們再來談談現階段如何恢復與堅持人民警察的人民性?現階段人民的內涵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只有上述這四種人才是“人民”。我們既不能任意縮小人民的范疇和貶低人民的作用，更不能任意夸大人民的范疇和別有用心的“拔高”人民的地位。比如在實踐中我們說“群眾利益無小事”，應該要有辨別的分析它，如果這個話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所說，則無可厚非;如果是“別有用心”者為了滿足私心私利而談，那我們就要分析它研究它批判他了，總之，我們不能讓人民的敵人抓住人民的“小辮子”，故而應加個“人民群眾利益無小事”;再比如“人民就是上帝”這句話本身無可厚非，但是我們有些人亂加套用，不分時間、地點、場合、立場的運用，應運而生了“顧客就是上帝”，“為人民幣服務”等不切合實際的衍生出來的錯誤口號，造成了我們工作、生活的被動，“人民”一旦被“全民化”，就變成了一個虛無縹緲的純學術詞匯了。因此，在現階段我們要重拾黨的優良傳統，必然應該恢復并長期堅持人民警察的人民性，這是我們現階段不走樣的貫徹好黨中央發出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題中之義，堅持以人民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從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中去。只有時刻牢記自己的“本分”，才能夠在工作中找到力量的源泉，才能夠在生活中向人民看齊，才能夠做到不走邪路“固本強國”。

　　在實踐中堅持人民警察的人民性，我們應該怎么去做呢?一是堅持法律的人民性原則。法律同人民一樣，二者都是有其階級性的，從來沒有什么虛幻的超階級的國家法律，法律不是為這個階級服務的，就必然是為另一個階級服務的，如果不是為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群眾服務的，那么就必然是為極少數既得利益群體的利益服務的，那些所謂“全民國家”和“憲政國家”騙人的謊言是經不起人民的推敲和認真的，制定修改一部法律或政策，檢驗他的正確性不在出臺修改之時，而在他的施行之時，看是為誰服務，為誰謀取利益的，如果是為大多數勞動人民服務和謀取利益的，即使有所偏差或缺點，經過改正就好，就應該堅持下去，因為他是“一心為公”的;反之，無論他怎樣的“涂抹脂粉”，也改不了他“一心為私”的“狐騷氣”。常言道：扎好籬笆，打好樁。作為承平日久的人民警察，第一責任是“守土有責”，正如周恩來總理建國初評價人民公安的話“天下安危，公安系于一半”，不僅守好國土、防御外敵入侵是守土有責，更應該有“陣地意識”，堅守網絡等新興媒體的輿論陣地、堅守思想文化宣傳陣地、堅守以《憲法》為核心的制度陣地。二是堅持正確的權力觀。權力即權利與力量。正確的權力觀也是有階級性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提出了“天賦人權”的口號，其實哪里是天賦人權，還不是“人賦人權”，權利不是擺在那里的自然物，任誰都能取得的，奴隸和農民要想取得一點點權利(偏重于權力的一部分含義)，奴隸主和封建主會主動“恩賜”嗎，“天”會賦予嗎，還得要靠奴隸和農民自身斗爭取得本屬于勞動群眾自己的權利。因此，權利的取得不依靠奮斗的“力量”則只能是幻覺，因為權利的“蛋糕”本就是勞動群眾的“勞動果實”，“蛋糕”怎么分、怎么吃只有人民才能說了算，分“蛋糕”豈容那些“不勞而獲者”染指。人民警察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離開“人民”這一力量的源泉，何談“警察權”，“警察權”一說本身就具有階級屬性，在現階段我們談維護好人民警察的“警察權”不能離開人民性去空談，有人說，現階段警察是挨罵最多的群體，我想舉一個例子：延安時期，有一次召開邊區干部會議，突然一個雷“劈死”了一個縣長，當時一個農婦就大罵說“怎么不劈死毛澤東”。如此一個“偶然”事件，如果在今天，我們的人民警察該有“事”可做了，該全力“維穩”了，但是毛澤東想的不是“維穩”，而是反思我們的政策和工作是不是哪里出了問題，糾根問源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策，而不是一味的“問責”干部、埋怨群眾、壓服群眾，壓是壓不服的，歷來就是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并且單純“壓”的辦法其實也是最蠢的辦法，是軟弱的表現，是神經衰弱的表現。三是堅持正確的待遇觀。談到待遇，不得不說到成績，沒有成績，不做事，何談待遇呢。有獎有罰，賞罰分明，是人民公安這支鐵軍自從組建至今的一項紀律保障。待遇包括政治待遇、經濟待遇、精神待遇。三者不可偏廢。然而在現實中我們往往倚重物質刺激，政治建警和文化育警往往作為一種口號而已，何況物質刺激也存在著在執行過程中的一個公平度的問題，這就造成了現實中“庸懶散”習氣的逐漸養成，鉆營者得勢，實干者受憋。為了使這種情勢得到一個很大的改觀，首先要突出政治，使全警有一種“精氣神”，一種為革命健康、快樂工作一輩子的“精氣神”，一種一茬接著一茬干的奮斗精神;其次要在經濟上傾斜，但要拋棄以往那種“物質掛帥”的錯誤做法，努力促進公平效果，當然，公平不僅僅是“一碗水端平”，把過去“顛倒的乾坤”再次扭轉過來也是一種公平，縮小因工資、職級等引起的“剪刀差”挫傷感，為了促進這種全新的“公平”應建立起起一種全新的“倒金字塔”式的經濟分配機制，而且最好是每隔一定時期就進行這么一場，至少要來這么三至五次自下而上的群眾式“倒金字塔”的改革，以達到教育和鍛煉群眾的目的，以達到防微杜漸的效果，以達到防止因固有的利益集團“利益平衡”被打破后形成周期性的反彈甚至是利益膨脹，以達到在綜合平衡中縮小直至消滅因“剪刀差”的利益分配形成的矛盾;再次就是要注重精神鼓勵、引導。為此，一定要拋棄以往那種不注意做群眾工作的方式方法，一定要拋棄以往那種不愿意做繁瑣細致的基礎工作的態度，一定要拋棄以往那種“精神空虛”的實用主義的方式方法，以免出現“房子大了、人越來越多了、樓越來越漂亮了、工作越來越推諉扯皮了、人情味越來越足了、黨性越來越淡薄了、人民性越來越沒了”。法律是國家意志的一種體現，為了能使這次修法的過程更好的體現人民性，為了能使這次修法的結果更能體現人民的意志，如果我們真正恢復了黨性原則，找到了我們力量的源泉，那么，我們在工作中就會如魚得水;如果我們仍然驀然直行，罔顧歷史發展規律，那么，我們最終必將會得到“規律”的重重一擊，這一擊，或許就是一夜之間的劇變。最后，借用《阿房賦》一句來警醒今人和后人：今人無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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