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流波暢談人類起源和文明發祥——兼論古希臘、羅馬文明為中華人所開創

　　“希臘古稱大夏，‘夏’——‘希臘’二字的順讀，我國古時也有夏朝，這之間有沒有聯系呢?答案是肯定的。黃帝之子昌意，昌意之子顓頊，顓頊之子伯鯀，伯鯀之子大禹，大禹之子夏啟，而正是大禹家族建立了夏朝。大禹海外治水到達古埃及、希臘一帶，希臘成為其家族封地，希臘南方海中的克里特島的‘克里特’即為其子‘夏啟開’之古讀音。按照古制‘一昭一穆’接班方式，啟回到東方接位，大禹家族終止了沿襲下來的‘禪讓’制度和部落聯盟酋長(貴族)議會制度，而留在希臘的夏啟的后代們則將堯舜時代建立起來的部落聯盟酋長議會制發揚光大，成為后來西方民主議會制的雛形，古希臘也就成了西方文明的源頭。”11月3日，在由大同思想網舉辦的“為‘一萬年’鼓與呼”的主題沙龍上，《源——人類文明中華源流考》的作者、著名學者流波如是說。

　　希臘人是中華人，希臘文明為中華(黃種)人所創造。在“西方文明中心論”流傳的今天，在“言必稱希臘”、稱西方的當代中國，這是天方夜譚嗎?

　　流波說，古地中海文明的后期(包括古希臘文明)建設者中黃帝勢力的主力是顓頊之后的鯀禹啟三代，故夏的建立者大禹家族將希臘稱為大夏合情合理。古希臘羅馬的共和制是對堯舜禪讓共和制的繼承發展。堯時的部落聯盟議事會到舜即位后改革為貴族議事機構，這也正是后來希臘羅馬貴族元老議事院的模板。舜議事院的重要成員就有禹、皋陶、契、后稷、倕、益、彭祖等十幾位，舜根據各人所長，分別委以不同職務：如禹擔任司空，相當于今天的總理;后稷主持農業，播種百谷;倕為共工，管理治水、建筑、冶煉等事務;益為虞官，掌管山林川澤草木鳥獸;……。舜設官分職，是人類歷史最早的官員制度，對后來世界的國家官員制度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流波看來，不僅如此，其實古羅馬人也是中華人，其文明也是中華人建立起來，羅馬叫大秦也與把古希臘叫大夏有同樣的淵史。《后漢書·西域傳》說：“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是說古羅馬的人樣子長的都是一張長方平正的中華臉，就像中國人一樣，這其實道出了羅馬的建立者實為中華人。

　　流波解釋說，顓頊生大業，大業生皋陶，皋陶生伯益，伯益也是大禹時代的賢臣。秦始皇姓嬴名政，是遠古顓頊帝的后裔。《姓纂》對秦姓考據：“顓頊嬴姓之后，伯益裔孫非子，周孝王封之于秦，隴西秦亭是也。到始皇滅六國，子嬰降漢，子孫以國為氏。”當時的大禹家族回到東方后，留下伯益家族繼續在西方經營，伯益的后代繼希臘文明開創羅馬文明，因此秦國的建立者稱先祖在地中海的基業羅馬文明為大秦也在情理之中。

　　在世界歷史教科書上，一般都認為人類起源于非洲，而最早的人類文明是6000年前的蘇美爾文明。流波說，由于近代考古學的興起，人類對自己的起源研究進入學科范疇。由于起先搞這些研究的多為歐洲人，便有了人類起源在歐洲的說法，后來在開羅西南約100公里的法尤姆地區發現了一批3500萬年前的高等靈長類化石，從而形成了人猿起源于非洲的假說。20世紀70年代之前國際上普遍認為古人類起源于亞洲，因為中國等亞洲國家發現了大量古人類化石，如北京猿人、爪哇猿人等化石;但1974年考古學家在埃塞俄比亞東北部發現350萬年前的古人類化石“露西”，其后又在這一地域發現發掘出大量200萬到300萬年前的古人類化石以及400多萬年前的類人猿化石，這些都比“北京猿人”更久遠，于是人類起源又偏向了非洲起源論。

　　流波從靈長類和DNA兩個方面進行完整分析。科學論證猿進化成為人的過程大概發生在幾百萬年前，那么地球上在幾百萬年的時候，什么地方地理環境的變化促使猿不得不從樹上下到地上來生活，從而逐步進化成為人的呢?能引起這樣的地理大變化的地方不在非洲、歐洲、美洲、澳洲，唯一的地方就是昆雅(昆侖雅兮雅即亞細亞，亞洲)大陸的青藏高原。四五千萬年前印度板塊沖擊昆陸(亞歐)大板塊，地帶隆起，地質上叫“喜馬拉雅造山運動”，形成南面高不可攀的喜馬拉雅山、西面高寒冷峻的帕米爾高原、西北沙漠荒丘的地理格局。由于這種地理巨變，使得古猿生活區域的主體森林逐步減少，猿從樹上下到地來，開始了前后肢“手”與“腳”的分工;隨著地理、氣候的進一步惡化，古猿不得不向周邊森林地帶分散轉移，這就是后來以長江黃河流域、云貴高原為主體，放射到東南亞、印巴次大陸進而到非洲、歐洲等地從幾千萬年前到幾百萬年前古猿集中的緣由，且非洲的南猿化石比較成系列。

　　說人類起源于非洲、亞洲甚至還有歐洲，其實都是割裂開了古猿向人類進化的結果是由于年輕的青藏高原的“逐步長高”而改變其周邊環境促使古猿逐步向東向南的長江黃河流域、東南亞、印巴次大陸轉移并延伸到東北非甚至歐洲這樣一個整體鏈接反應的過程。他說，把非洲的近三百萬年來的南猿系統放在從5500萬年前的湖南衡東亞洲德氏猴→4500萬年前的江蘇溧陽中華曙猿→4000萬年前的山西垣曲世紀曙猿及中國僅滇中及鄰近地區就發現了從1500萬年前的開遠古猿到800萬年前的祿豐古猿到間于800萬年前至400萬年前間的保山古猿到距今400萬年前的蝴蝶古猿到距今270萬年前的東方人再到204萬年前的巫山人再到170萬年前的元謀人及其以后的各個時代的古人類化石綿延不斷的“中華龍“進化鏈面前是顯得多么的微不足道。這種連續、有序的人猿進化鏈的形成在此獨一無二，在世界上其他地區包括非洲難望其項背，充分顯示了人類起源地的獨有特征。

　　講到DNA現代人類起源研究時，流波老師更是一針見血指出，美國、西方關于這方面的研究是五花八門并自相矛盾。這方面研究主要認為非洲人的線粒體比較復雜，就提出了現代人由非洲人起源的假說，由于“西方中心論”話語權而逐步得到認可。事實上，一個人類種群的DNA的復雜，只能說明這個種群有過復雜的人群雜交，卻跟這個種群古不古老無必然趨勢。相反，一個古老的種群，因長期保持了單一的生活，則其DNA就顯示了單一，這關鍵要把DNA研究和考古等其它綜合起來研究，才能得出相對正確的結論。而無論從靈長類還是DNA再結合考古等綜合研究，都表明了人類起源在中華。

　　接著，流波談人類文明起源于中華。談他的“新文明文化史觀”是對近代以來“西方中心論”主導下的文明文化史觀進行反思、結合中華并人類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再進行綜合研究得出：“中華文明上萬年”、“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的源頭”、“中華文明引領人類直到近代”、“中華人種是人類的祖種祖族”、“長江流域古糯語(人類最早文明發祥者——種植古糯稻的糯民說的語言暨古漢語的前身)為上中古全球通用語”、“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海納百川，引領人類上萬年，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源動力”、“中華文明突顯人類真善美、是人類社會美好和諧的圭臬”等一系列重大新史觀。

　　為此，流波提出“判斷人類文明發祥三要素”，指出作為人類文明的總發源地，必然有著最早的文明基因、環環相扣的文明積淀、生生不息的源頭活水。具體說，要確認人類文明起源最早的問題，必須具備三個基本條件：一是具備文明肇端的地理生存環境;二是所發現文明遺存相對年代為最早;三是文明從年代序列上具有連續性從地域上向周邊具有擴散性。而按西方中心論，認為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創造了人類最早文明，大約距今6000年左右。但西方研究者同時發現，這個文明是突然出現的，蘇美爾人是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的，他們從遙遠的東方來，其語言與漢語相似。這樣看來，蘇美爾人可能是從中國去的中華人。

　　那么根據三要素分析，從文明肇端的地理生存環境來說，人類四大古文明發生地都具備人類生存發展的條件;從距今年代來說，從公元前3000～6000間，四大文明古國遺址各有發現，時間各有千秋，很難有個相對優勢。然隨著中國考古的發展和越來越多的古文明遺址的發現，打破了這個相對難以判斷的格局——長江流域上萬年農耕文明遺址的逐步發現及向周邊年代的連續性空間的擴散性，突顯人類文明發祥地的特征已成不爭事實。換句話說，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和中華文明，只有中華文明同時具備文明發祥三要素。

　　長江流域上萬年文明生生不息。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距今2.25萬～1.85萬年，是目前為止發現的人類最早的農耕文明遺址，發現了目前人類最早的栽培稻、最早的陶器等。以玉蟾巖農耕稻作文明為起點向四周延續擴散：向東向南產生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江蘇溧水神仙洞、廣東英德牛欄洞、浙江浦江上山等上萬年的水稻農耕文明。長江流域一帶水稻農耕文明星羅棋布，如距今9000年之間的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距今8000年的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距今7500年左右的浙江河姆渡遺址，距今6000年的江蘇高郵龍虬莊遺址等等。

　　長江流域水稻農耕文明向北向西黃河流域高緯度發展的最明顯特征就是宜稻則稻，因地制宜發展栗、黍、麥等其它作物，如河南、陜西、甘肅的部分地方適合水稻的生長，于是形成裴李崗文化河南舞陽賈湖、仰韶文化甘肅慶陽、龍山文化陜西扶風案板等稻粟混作農業文明。這個文明向印度半島延續擴散發展有距今7000年的阿薩姆邦水稻文明，向東亞、東南亞延續擴散形成距今幾千年的農耕文明更是比比皆是。

　　由此科學論斷，即使是其它三大文明發現了年代較久遠的文明遺址，也缺少周邊相應遺址的延續性擴散性相佐證，更何況上萬年前的印度、兩河流域、埃及都還基本處于蠻荒階段，至于其它支系文明，則更無從比起。因此，長江流域成為中華并人類不二的文明發祥之地已鐵板釘釘無可爭辯。

　　而且，中國先民也最先發現“世界”，并對全世界進行了描述，其支持論據主要是以《山海經》為代表的上古傳說體系和世界各地發現的類似于中華文明的遺跡。人類和人類文明共同起源于中華，其邏輯起點在于亞歐大陸的青藏高原隆起為猿猴從森林走向丘陵、平地進化為人類創造了條件，而北緯30度左右最適宜的氣候地理為人類定居和人類文明的誕生創造了條件。所以，蘇美爾、埃及、印度、中國四大古文明都誕生于北緯30度左右，通過考古發現，這四大古文明基本上都是黃種人創造的，有共同的語言(象形)文字，體現了一些共同的價值理念，而古希臘、羅馬文明不過是蘇美爾、埃及文明在地中海流域的新的綜合和發展。

　　流波還認為，在上古時代，人類有一個全球大一統的“大同社會”：伏羲神糯炎帝是中華全球一統大九洲時代，“禪讓共和”、講信修睦以及共同的語言文字和價值理念，是那個時代的基本特征;只是到了黃帝入主中原后，世界各地開始自行發展，語言也開始五花八門，國家林立，紛爭不斷，人類進入了中華并世界文明史的小九洲時代。

　　至于古代希臘文明和中華文明之間的聯系，除了一些考古發現，比如希臘遺址的壁畫上的人類，不太像現代的歐洲人，倒像中國黃種人，還有一些古建筑物上壁畫浮雕反映出來的器物，也和中華本土的出土器物有相似之處。就是在世界歷史教科書上，一個基本的常識是：高度文明的古希臘羅馬人稱呼現在歐洲一帶的日耳曼人(德國人)、西哥特人為野蠻人。

　　雖然現代的歐洲人視古希臘羅馬文明為其源頭，但相當多的學者，包括一些西方人和中國學者，都認為現在流傳下來的古希臘哲學文化著作存在著大量篡改和造假的嫌疑。首先，古希臘典籍沒有考古作為佐證，原本的以古希臘字母書寫的典籍早就湮沒了，經過阿拉伯人的流傳中轉和現代翻譯，所謂的希臘哲學文化著作才得以“復活”;其次，古希臘典籍動輒幾十、百萬乃至數百萬字(母)，在沒有造紙術甚至也沒有竹簡的條件下，這些典籍是如何書寫出來并被保存的?而中國春秋秦漢時期的書寫條件是大大優于希臘羅馬的。再次，就算現代很多的希臘哲人和政治家的雕像，基本上也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根據歐洲人的樣子重新雕刻的，古希臘羅馬人到底是什么樣子，現代的歐洲人也說不清楚。所以，很多現代學者認為代表古希臘文明之光的哲學著作，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人出于確立自身文明傳統的目的，根據阿拉伯人的記載及遠古的傳說，重新編撰和塑造出來的，即“造假”的。

　　2013-11-4沈戈、昆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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