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這篇舊作，譯自1972年11月26日《波士頓環(huán)球報》（Boston Globe）的《星期日雜志》，譯文以 「谷時虛」筆名刊于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3年5月號）。譯者近來整理舊作，重讀此文，雖然已經(jīng)時隔40年，但深感此文不但具有關于中美兩國人民友好關系和釣魚臺運動的史料價值，而且適逢今年是毛澤東主席誕辰120週年，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意義。所以決定舊文重刊，以美國一個忠實追隨和闡揚毛澤東主義和理念的家庭的大家長欣頓夫人的高尚情操和進步言行，紀念毛澤東主席誕辰。

　　順便附言，在仔細重讀原譯文后，發(fā)現(xiàn)文中專有名詞的譯法很不規(guī)范，還有多處譯文的行文欠妥，不無悵然愧憾之感，特此一并訂正。原譯文于1973年初定稿前，曾經(jīng)同1971年底返美的韓丁的女兒韓倞，反復通信商討，并參酌采納她所提的許多寶貴意見后始定稿。但文責概由譯者承擔。

　　欣頓夫人是一所座落于佛蒙特州(Vermont)進步的帕特尼中學的創(chuàng)始人，是一位到了80多歲高齡還在滑雪及登山的人，是一位熱衷于學習毛澤東革命的人，是一位到了82歲高齡仍在大力推行她所信奉的原則的人。

　　一、與眾不同的一家人

　　欣頓家的歷史，好像是一出平凡但充滿奇特情節(jié)的情景喜劇。

　　首先是祖母卡梅莉塔·欣頓(Carmelita Hinton) ，現(xiàn)年82歲。不為年齡和疾病所困，仍與1924年她丈夫去世以來一樣地決定著這個家庭的基調。

　　其次是她的三位子女比爾（Bill, 是威廉William的小名或習稱，中文名為韓丁，）、珍(Jean，中文名為韓菁)、、及瓊(Joan，中文名為寒春), 他們現(xiàn)年均為50多歲，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他們常擔心他們的母親過分操勞。雖然他們對她的某些想法不盡同意，但他們對她由衷的愛，卻溢于言表。

　　此外，她還有成羣的孫兒、孫女，他們都長得標致俊秀，身心健康。雖然存在著通常所謂的代溝（generation gap），但他們對她卻是異乎尋常地親近，管她叫「加尼」①。

　　欣頓家里甚至還養(yǎng)了幾只狗。

　　表面上看來，這個家庭一點也沒有與眾不同之處，甚至還帶有幾分溫馨的小康氣息，只是一家普通的鄰居。然而，就在這個看來似乎平凡的外表里頭，卻有著頗為不平凡的際遇。

　　這是因為欣頓家具有一些與眾不同的獨立特行。譬如像卡梅莉塔自己，在三十年代經(jīng)濟大蕭條時期，將她在韋斯頓（Weston）的房產典當了，把得來的錢作為經(jīng)費以實現(xiàn)她創(chuàng)辦一所進步中學的理想。因為這所學校位于佛蒙特州的帕特尼小鎮(zhèn)（Putney），欣頓夫人遂將它命名為「帕特尼」。它現(xiàn)在已成為美國這類學校中的佼佼者。

　　譬如像韓丁曾在中國斷斷續(xù)續(xù)地住過將近十年，并成為一位令人尊敬的研究共產主義革命的學者。然而，他并不是一直都被人尊敬的。當他在中國住了6年之后，1953年他回到美國時，他的筆記被扣押了；此外，他還被傳到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作證了三天。密西西比州參議員詹姆斯·伊斯特蘭（James Eastland）在參議院議席上指控他是一位叛徒。

　　譬如像寒春，曾在新墨西哥的洛斯阿拉姆斯(Los Alamos)參加過研制原子彈的工作。當廣島吃了原子彈之后，她抗議政府將科學研究用于破壞方面。1948年，她前往中國和她的哥哥住在一起。在約

　　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時代，她也受到攻擊，被控將原子秘密泄露給中國，并給她起了一個綽號叫「北京瓊」（她的英文名字叫瓊Joan）。然而，她說她實際上是在內蒙古飼養(yǎng)牲畜。

　　譬如像韓菁，她那比較正常的生活，不過是說沒有人指控她為叛徒而已。三十年代時，她曾和游農②在一起生活，替農場保障處（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替游農解決居住問題及提供其他服務的機構）搜集資料。她還擔任過美國全國總工會（Federal Workers of America）一個支部的主席。1948年，她曾在賓州西部幫亨利·華萊士

　　（Henry Wallace）③組織競選總統(tǒng)的活動。此后，她曾在幾所學校，如哈弗爾福特教友會（Haverford Friends）中學、多切斯特中學（Dorchester High）等校教過書。

　　譬如像她孫輩兒女們的一些不尋常的經(jīng)歷：如孫兒特德曾到過古巴，在甘蔗田里從事勞動，孫女韓倞（Carma卡瑪）④曾在中國參加文化大革命。

　　最后，譬如像全家于去年（1971年）秋天在中國的團聚。寒春住在北京附近的紅星公社，韓丁回到中國打算搜集資料撰寫另一本有關中國革命的書。81歲高齡的卡梅莉塔則想繼續(xù)她那長達40年之久、領著年輕人旅游外國的老傳統(tǒng)；還有她所有的孫輩兒女們，也都來到中國，在這部非常特殊的家庭歷史中扮演一份角色。

　　她的頭發(fā)已由棕紅色變成銀白色，肌膚的皺紋沖淡了她面部的輪廓，矮眫的身軀現(xiàn)已微向前傾——但她那雙棕色的大眼睛，卻仍然清澈明亮、烱炯有神。

　　人們首先從這兩只眼睛就可覺察到卡梅莉塔·欣頓充沛的活力，當和她交談時，這個印象將更為加深。雖然她在追述以往的生活時，想到哪裹說到那裹，隨意漫談，但她的思想?yún)s仍然迅捷敏銳。當她激動地說明一個觀點時，她那肥胖的手指老愛時松時緊。

　　對認識她的人而言，欣頓夫人的精力，猶如神話一般：1921年她是布林莫爾(Bryn Mawr)學院⑤的鉛球冠軍；她曾經(jīng)在加拿大的大山脈中翻山越嶺；在帕特尼時，她愛領著學生在月光下作橫越鄉(xiāng)野的滑雪之旅。曾有一位身材魁偉的男學生，因怕在體力上達不到這位女創(chuàng)校人兼校長的要求而不愿意到這里來上學。

　　欣頓夫人身心活力充沛的最佳證明，或許是回述她前十年中所經(jīng)受的一些病痛以及她應付這些病痛的方式。1962年，她是72歲，那年，當她在卡茨吉爾山脈（Catskills，位于紐約州東部）中滑雪時，摔斷了一條腿。幾年以后，當在費城參加反越戰(zhàn)示威游行時，摔傷了右邊的胯骨。1968年，爬山的時候又摔壤了左邊的胯骨。這次在中國旅行訪問的11個月當中，今年（1972年）春天，她曾兩度中風。

　　她是不是被最近的這些病痛弄得一病不起了呢？「我不把它們當作真正的中風，」她最近說道。「我并沒有癱瘓，」欣頓夫人說。實際上她的問題在于她感到精神太好。「我可不能再隨著感覺走，」她說道。「我必須把這種感覺藏在心里。我現(xiàn)在對自己說，『妳必須記住妳已經(jīng)是82歲的人了，不可不把步調放慢。妳不可能在一天之內把什么事都攬下來。』」「但我發(fā)覺很難做到，」她繼續(xù)說道。我不知道要怎樣來感受82歲。我自己從未經(jīng)歷過82歲，我也沒法體會到別人到82歲是怎樣的一種感覺。」

　　座落于賓州弗利特伍德鎮(zhèn)（Fleetwood）的農場，是她于1955年從帕特尼退休之后買下來的。到這個農場去拜訪的人，可以發(fā)現(xiàn)這里處處顯示出她蓬勃的朝氣。在這裹，人們看不出一丁點她作了20多年寄宿學校校長的痕跡。在賓州德國式石頭農舍（Pennsylvania Dutch stone farmhouse(6 )里，布滿了她兩次訪問中國時帶回來的紀念品。

　　「卡梅莉塔把帕特尼看作和自己的生命一樣，」欣頓夫人以前的秘書、后來一度擔任校友會董事長的南希·韋斯特（Nancy West）最近說道。「人們都以為她退休之后，她對帕特尼是決不會放手的。」但欣頓夫人卻不斷想著新的事物，從不眷戀以往的成就；如墻上掛著的京戲瞼譜、書箱上的毛澤東像、以及大廳中懸掛著的一幅絲繡的熊貓像等，便是她的這種精神的具體寫照。

　　二、早年生活

　　欣頓夫人的一生具有一些令人難以理解的謎樣的特點：始終如一的目標，堅持不懈的原則，以及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些分水嶺式的插曲。大多數(shù)人的人生歷程是無法以直線的或完全合乎邏輯的方式來敘述的，但欣頓夫人的，卻是可以的。 ，

　　同樣的，我們可以在她的人生歷程中，以及--透過她的影響--在她兒女及孫輩兒女的人生歷程中，找到一個最重要的時刻。這個時刻就是當她在布林莫爾學院二年級的時候來臨的。那時，她讀了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一篇論情緒的文章。如許多年后她在該學院校友雜志中回憶說，「從這時起，這篇文章讓我受用一輩子。其中有一句話的大意是這樣的，『如果你被你所讀到、所看到的事物深深觸動了，就不應該讓這種情緒自生自滅，而無所作為，這對你是不好的，應該干點什么！』」

　　許多人是會被這種哲理打動的，但欣頓夫人卻在一生中奉行不渝。當她方從該學院畢業(yè)回到她在內布拉斯加州（Nebraska ）奧馬哈(Omaha)的家中時，她破天荒地這樣做了。一天晚上，她在一本雜志中讀到一篇題名「首府第一棵圣誕樹」的文章。

　　「這就是說，不管多窮的人，都可以有圣誕樹，大家都可以來觀看把這棵樹點亮，」 她最近回憶著說。「這棵樹是為所有的人而擺設的。」

　　「我想，呵，這是個好主意，這真是個好主意。然后，我突然想到，呵！天哪！為什么這件事把我激動成這個樣子呢？現(xiàn)在的問題是我要是真的相信這是個好主意--用那句話來說：如果你對某事發(fā)生了興趣，并為它所深深感動，-- 那我就必須采取行動。這就是說，我一定得給奧馬哈弄棵圣誕樹。想到這兒，我說， 『好的，就這么辦！』」

　　她在明尼蘇達州找到了一棵大樹，并將它安放在奧馬哈法院的前面。消防隊在樹上裝上了電燈。圣誕節(jié)夜裹，當?shù)亟烫玫某姲鄟淼竭@里唱圣誕頌歌。一切都弄妥當了，只有一件事不對--那天的溫度低到零度以下。

　　「人們像蜂羣一般，」欣頓夫人回憶著說。雖然事情已經(jīng)離現(xiàn)在60年了，但她對這件事的歡愉與抱怨的神情卻仍流露在言語之間。「他們不愿留在外面圍著樹唱歌。他們擠進了法院……我試著把他們留在外面唱圣歌。我還記得，我站在那兒，張著兩臂，想把法院的大門就此攔起來。但人羣還是蜂擁而入，我好像在阻擋一股浪潮一般。」

　　這段插曲之所以重要，有好幾個原因：這表明她除了對詹姆斯的觀念傾倒備至，她還熱衷于許多其他的觀念。并且，從這時開始她一直奉行著這條原則--如果你被甚么事物所觸動，你就應該立即采取行動。她始終奉行不渝，其最終結果就是創(chuàng)辦了帕特尼中學。

　　1890年，欣頓夫人出生于奧馬哈。她說她的父親對她的影響遠大于她的母親。父親，克萊門特·蔡斯（Clemente Chase）是一家周報和兩家銀行報紙的編輯。他在那個一心盤算著發(fā)財?shù)拿绹形鞑可鐣苿游幕聵I(yè)。由于旅游藝術家常在蔡斯家裹表演，欣頓夫人耳濡目染，引起她在音樂和藝術方面的興趣。蔡斯還培養(yǎng)他女兒對野營生活的喜愛。欣頓夫人記得她第一次長途步行是在兩歲的時候。

　　更重要的是，當她母親盧拉貝爾（Lulabelle）想把她女兒塑造成一位上流社會的淑女時，而她父親卻已經(jīng)在使她成為一個女權主義者了。 「他把我引上了正途，」她說道。 「他認為男孩與女孩都應

　　該有事業(yè)。他要他的子女都上大學，他是贊同婦女解放的。」

　　在大學時代，欣頓夫人除了從詹姆斯的哲學得到啟發(fā)之外，還懂得另外兩個道理。一個是從伺候學生的黑人女工那里學來的。 「我想上大學的學生里頭大概一個黑人女孩也沒有，」她說道。「她們是在那兒伺候我們這群少爺小姐的。我們是長在他們身上的寄生蟲。」于是，「依靠自己」，對她來說變得重要起來了。人們應能料理他們自己的生活，甚至應該包括提供自己所需要的食物。

　　另一個道理是從一門教育學的課程中學到的。在這門課中，她開始接觸到約翰·杜威（John Dewey）和其他進步的教育家的著作。他們寫道，兒童應從實踐中學習，教育應該是一系列真實生活的經(jīng)驗，不該是一番死記硬背的「工夫」。還有，學校應顧到兒童身心的全面發(fā)展，他所要學的，不應只是一些特定的課程，而應是一些基本的人生價值。對于像欣頓夫人這樣堅信藝術、健壯身體、戶外活動和勞動的價值的人來說，這種兼容并蓄的教育觀點自然對她是有吸引力的。

　　大學畢業(yè)之后，欣頓夫人拒絕了一個周旋于奧馬哈上層社會的機會，而前往芝加哥的赫爾濟貧社（Hull House）--它是美國最早的社會貧民救濟社之一 --替簡·亞當斯（Jane Adams）工作。她也選了研究院的教育課程。1928年，她和塞拔斯蒂安· 欣頓（Sebastian Hinton）結婚，欣頓先生是一位專利律師，他曾經(jīng)發(fā)明過攀登架（Junglegym）(7)。

　　以后數(shù)年，她一連生了三位子女。但她還是抽出時間研讀關于歐洲幼兒院發(fā)展的情況，并且以典型的詹姆斯作風，在她伊利諾伊州（Illinois）溫內特卡（Winnetka）家的后院裹創(chuàng)辦了美國最早的此類學校之一。

　　但欣頓夫人真正將她大部分的想法付諸實施，卻是在她丈夫去世以后。1925年，她把家搬到麻州劍橋（Cambridge），開始在具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謝迪希爾學校(Shady Hill School) （8）擔任教職。她在那所學校二年級任教的九年中，一直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來進行教學。

　　在每個學年的頭一個學期，她給她的學生們閱讀描寫牧羊人的故事和詩歌。到了下個學期，她就弄只活生生的羊，讓兒童們幫著修剪羊毛、編織羊毛，做成小小的羊毛墊子。「有一天，這只羊從學校里跑走了，」欣頓夫人笑著回憶說。「學校當時就設在現(xiàn)在哈佛大學紀念官（Memorial Hall）后面原來的謝迪希爾處。這只羊一跑了，所有的小孩，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沿著柯克蘭（Kirkland）街跑著追牠。最后，一位警察在紀念館那兒把牠攔住了，我們就把牠放在手推車上推回學校。后來我們還為這件事寫了一首詩呢。」

　　此外，學校里還發(fā)生其他令人興奮的事。譬如，每位二年級的學生都要在草地上蓋一間木房子。「我知道孩子們是會喜歡做這種事的。他們可以從中學到很多關于木工和算術的知識--你知道，他們是必須測量的；學到蓋房子所需要做的各種事情。」欣頓夫人解釋著說。

　　每棟房子有兩層樓。孩子們在大門上畫上一些小小的圖案，并裝上窗架。這些房子是靠小電池供電的。有一個晚上所有的孩子和他們的老師都住在這個位于劍橋中心的小村子里頭，并且還在那兒準備晚餐和早餐。

　　「學校里頭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發(fā)生，」欣頓夫人說道。那時，「要是有一個小孩不能來上學，他就會哭鬧起來。不能上學是件很泄氣的事。可是現(xiàn)在我向我的孫兒孫女們問起他們學校的情形時，他們卻感到那樣索然無味。我的心情不禁沉重起來。學校的生活應當令人感到興奮才對。要知道，孩子們畢竟是要把大半天的時間都花在學校里頭的呵。」

　　生活不僅在欣頓夫人的班上令人感到興奮，就是在她的家裹--位于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學院（9）附近的埃文（Avon）街38號--也是如此。小馬、狗、貓及山羊等在這里到處相互追逐戲耍，無拘無束。欣頓夫人有很多住在劍橋以外的朋友，希望自己的子女進入謝迪希爾小學就讀，這些朋友的子女就寄宿在欣頓夫人的家里。

　　所有的小孩每天都騎著小馬上學。二十年代的劍橋并不比今天的更鄉(xiāng)村化。鄰居們都把這「英勇的」一群叫做「自殺俱樂部」。「實際上，我們連一塊皮也沒有碰破過，」欣頓夫人不平地說道。但韓丁卻記得有一次他騎著小馬走到芒特奧本（Mt．Auburn）街中間時，忽然馬失前蹄，差點兒讓電車撞上。最后，埃文街的房子容納不下這么多的動物、寄宿者和欣頓家的人，于是他們就在韋斯頓另蓋了一幢房

　　子和一間馬房。在那兒，欣頓家又添了兩頭牛和50只雞。

　　最后，欣頓夫人的「發(fā)展」還有一個環(huán)節(jié)，這就是國外旅行。丈夫去世以后，她就開始在夏天帶著她的三個孩子去旅行--拜訪她在墨西哥及在英國的親戚們，并且到挪威及美國的懷俄明（Wyoming）州游歷。不用說，欣頓夫人的這些旅行的確稱得上是不折不扣的探險。在墨西哥時，欣頓全家徒步前往墨西哥西部進行「遠征」。寒春那時才四歲。「除了每個人身上長了些虱子外，」欣頓夫人笑著說，「我們全都安然無恙地回來了。」在挪威的旅行是一樣的艱苦--沒有向導，全靠自己的兩條腿翻山越嶺。

　　回到麻州以后，欣頓夫人成了唐納德·沃特（Donald Watt）所倡導的「國際生活實驗」早期的領袖之一，夏天帶領十來歲的青少年住在歐洲人的家里。薩金特·施賴弗（R．Sargent Shriver）（10）曾在其中的一次旅行中擔任過學生助理。

　　有幾次旅行是前往納粹德國的。欣頓夫人和她的團體曾和希特勒青年團在一起相處了不少時間--他們清晨五點出發(fā)去遠足，并且參與社會上各種工作。他們這樣的精力與紀律給欣頓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欣頓夫人說，她曾見過希特勒在魯爾河谷（Ruhr Valley）演講，真夠嚇人的。她承認，「在德國時，我并不知道后來納粹主義會發(fā)展成什么樣子。」一位那時的朋友記得欣頓夫人的團體在一次夏季旅行之后回到美國時，手裹搖著小小的納粹旗子。她的兒子韓丁說，「我母親當時在政治上是不怎么高明的。」

　　從各方面來看，就欣頓夫人于1943年駕車從紐約州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到麻州韋斯頓的途中所得到的靈感而言，一切條件現(xiàn)在都已成熟了。她時常撰寫她的經(jīng)歷，帕特尼學校的校刊也常報

　　導有關她的事跡。人們常將伍德斯托克至韋斯頓之行描寫得幾乎和圣徒保羅的大馬士革（Damascus）之行（11）一樣的偉大。實際上，欣頓夫人那天下午的旅行，即使不是奇跡，也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就在這天下午，44年的生活經(jīng)驗和想法奇跡般地完成了一次飛躍，成了一項杰出的創(chuàng)舉。

　　三、一所新型的學校

　　在那次長途的汽車旅程中，欣頓夫人有很多思考的時間。她的子女已經(jīng)進入了中學，大學預修課程的沉悶取代了謝迪希爾小學時的興奮。中學里雖然也重視游戲，但游戲中卻充滿了激烈的競爭精神。十年后當回憶這時的情景時，她這樣寫道：「真正的教育中不應該有憂郁沉悶，學校里應洋溢著輕松歡愉的氣氛。」為什么不能使謝迪希爾小學第二年級那種豐富多彩的歡樂生活在中學里重現(xiàn)呢？何不把韓丁、寒春和寄宿生留下來，并且招更多的孩子，一起搬到遠離都市的一個農場去呢？學生們可以幫著修建及維護校舍、管理農場。孩子們晚上的時間通常都是白白地浪費掉了，那么何不在晚上開展一些音樂和舞蹈活動或舉辦討論會呢？夏天的旅行也要照舊進行。此外，要使學生們成為鄉(xiāng)下小城生活的一部分。

　　「當時我問自己到底喜歡一所甚么樣的中學，」欣頓夫人最近說道。「突然我想（詹姆斯是會以此為榮的）：我大概應當自己辦一所試試看。」

　　她在一周之內用鉛筆草擬了這所學校的計劃。這個計劃的開頭這樣地寫著：「我們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是在空中建造樓閣的。」而欣頓夫人的計劃卻并不是模糊不清的；相反地，所有她想到的，都在帕特尼一一地實現(xiàn)了。下列一些對當時來講是很有創(chuàng)意、甚至是很激進的觀念，都在1943年系統(tǒng)化起來，并且真正付諸實施了。這樣重大的改革在欣頓夫人看來好像是理所當然，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1、取消分數(shù)；「分數(shù)與實學有甚腰關系？」最近她這樣地問道：「分數(shù)只能引起虛假的競爭：你必須超過別人，否則你就會名落孫山。這是不對的，你應為了求知而學習。」

　　2、取消有組織的足球隊：「運動是為了娛樂，不是為了要壓倒對手。運動時是要盡力而為，但這只是因為技術越熟練人們的興致才會越高。」

　　3、男女合校：「最早從受到父親的啟蒙以來，我就一直相信男孩與女孩應同受教育。既然他們將來要結婚，要在一起生活，那么從小就應該在一起長大。并且，說來也怪，當男人與女人、男孩子與女孩子在一起時，氣氛總會變得更活躍些。」

　　4、不提倡宗教：「我看我是一位無神論者。……我們有些人不是基督徒么？為甚么我們還是有這麼多的問題存在呢？精神上，我所信奉的標準是很高的，我相信自律、相信先人后己。不過，我感到人

　　必須依靠自己。人老愛祈求上帝保佑，其實，人必須使自己變成神才行呵！」

　　5、農場勞動：「對我來說，一個人若不從事體力勞動，就不是一個完全的人，就是在剝削別人。農場應成為學校的中心，我常感到人們與生產他們食物的地方脫節(jié)。」

　　6、藝術：「我認為它是整個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譬如，我認為青年人若為應付考大學而停止音樂課是很不對的。我時常對青年人說，把《紐約時報》拿來看看，那里面除了嚴肅的政治文章之外，還有

　　藝術與戲劇的篇幅。《紐約時報》的內容范圍是很廣的。」

　　這種廣泛意義的學校課程是帕特尼成立的基石。 「我要求藝術、勞動和準備進大學占有同樣的比重。學術標準降低一點并沒有關系。我認為一般學校要求學生寫的報告太多了點，要念的書或許也太多了點。我想應該為成為生活一部分的那些事物勻出些時間。 」

　　以上那些做法的目的，都在于喚醒她的學生的社會良心。 「我感到這個世界是一個很不愉快的地方，我想，靠教育可以幫助兒童克服貪婪和自私心。很多進入這所學校的孩子長大成人之后，可能成為政府里的領導人。由于受了這種教育，他們對我們的問題或許會有一種不同的、更道德的看法。」她的這種觀點，是羅斯福時代樂觀主義以及許多年前從黑人女工那里得到的經(jīng)驗潛移默化的結果。

　　欣頓夫人是以一種典型的理想主義方式來創(chuàng)辦這所學校的。她先在佛蒙特州Vermont帕特尼鎮(zhèn)Putney買了個農場，然后才去聘請教員。她先答應付給教員較高的薪水，然后才招收學生，再用收來的學費支付薪金。她將座落于韋斯頓價值三萬美元的房產以一萬元就抵押了。結果，這些辦法還真的都行通了。

　　1935年9月，帕特尼開學了。共有54名學生，他們都是那些相信欣頓夫人想法的朋友的子女。但其中有些人并未能對之深信不疑。很多父母愿意把他們的女兒、而非他們的兒子--或至少不是他們指望將來有所作為的兒子--送到一所試驗性的學校就讀。「我們頭一批學生里很有幾個古里古怪的人，」一位那時的學生說道。「我記得有

　　位男學生老愛扎著一條印第安人的頭帶，并且顛著腳尖走路。」

　　雖然欣頓夫人對大學預修課的不良影響頗多責難，但她了解，只有當她能夠證明帕特尼的畢業(yè)生也可以進入最好的大學時，她才能夠吸引優(yōu)秀的學生。第一年的應屆畢業(yè)生都進了大學。而且更有說服力的是，除一名畢業(yè)生外，其余的畢業(yè)生都決定在帕特尼多待一年。

　　這一切都是在沒有犧牲那些該校創(chuàng)辦宗旨的情形之下所取得的成就。學生清晨早起，做些農場上的雜工。上課的時間從早晨8點一直到午后，中間休息的時間用來吃中飯。下午的課余時間用于運動

　　和勞動（或在農場上干活，或打掃維修校舍》。晚上則用來學藝術及做手工。白天自修的時間和每周中有一個晚上用來做作業(yè)。

　　教員與工友一視同仁，都一律參加學校的行政（再度顯示布林莫爾學院那些女工的影響》。隨著旅館、商店、戲院、打鐵店、窯爐在校園裹一一出現(xiàn)，集體精神與自力更生的意識也與日俱增。

　　據(jù)這所學校早期的學生說，今天學生所喜愛的粗藍布工作裝背包（Dungaree-backpack）的裝束早在帕特尼35年前就流行了。不過，欣頓夫人對服裝也有一些規(guī)定，譬如她要求吃晚飯時，男生須打領帶、著外套，女生須穿裙子。「要不然，學生會很快地懶散頹廢下去，」她解釋說．「況且著工作服吃晚飯，對在廚房裹辛辛苦苦為大家做飯 的人，也是不夠尊敬的……我只是想在一所很不講究繁文縟節(jié)的學校里訂出一些起碼的規(guī)矩。」

　　雖然沒有宗教的禮拜，但欣頓夫人在每個星期天晚上開一次討論會來談論她的理想。夏天的旅行照舊進行--首先是到歐洲；歐戰(zhàn)爆發(fā)后則改為徒步橫越美洲大陸，沿途分別在紐約州收垛干草、在威 斯康星(Wisconsin)州及南達科他(South Dakota)州打燕麥和小麥。為了加強與帕特尼鎮(zhèn)的關系，學生們協(xié)助推動當?shù)氐母鞣N工作，并在學校里舉辦慶祝節(jié)日的活動時，邀請鎮(zhèn)里的人一同參加同樂。

　　把子女送到這所學校就讀的人大半是東部的自由主義者；其中有知名的教育家，如前哈佛大學校長詹姆斯· 科南特（James Conant）；有在麥卡錫時代被攻擊的人物，如阿及爾·希斯（Alger Hiss）和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有《紐約客》（New Yorker）雜志的一批作家，還有帕特尼鎮(zhèn)的一些居民，如當?shù)氐纳倘耍ê鬄槊绹鴧⒆h院議員）喬治·艾肯（George Aiken）及農民紳士（后為外交家）埃爾斯沃思·邦克（Ellsworth Bunker，現(xiàn)任美國駐南越大使）；此外，還有一些藝術家，如鋼琴家魯?shù)婪?middot;塞金（Rudolf Serkin），當他的小孩在那里上學時曾為學校開了一次音樂演奏會，人們至今還津津樂道。動態(tài)設計（12）家亞力山大·考爾德（A1exander Calder）的子女也曾在那里上學。他的一件作品至今仍懸掛在學校的餐廳里。

　　這所學校既是個撼人心弦的地方，又是個令人陶醉的地方。畢業(yè)生們對于把它比作一個三場表演同時舉行的馬戲班，還嫌不夠。他們堅稱，在帕特尼至少共有七場至八場的表演在同時在進行著。

　　由上看來，這所學校畢竟是它的校長個人的縮影；換言之，即按照她自己的設想來創(chuàng)辦和管理。雖然全體學生和教職員都參加學校的行政，但一般同意，「H夫人」--這是眾所周知的稱呼--可以對任何問題負責。她覺得教師在課堂中應主持討論會，而不應只是一個人自拉自唱地講演。教師的聘請或辭退均依據(jù)這一標準。錄取學生的標準以及錄取后對學生的管束，也是按照她的意思來制定的。「如果你想進帕特尼的話，只要有一兩樣特別的興趣就行了，」韓丁說道，「優(yōu)異的數(shù)學成績并不能引起母親特別的重視。如果你的興趣是在寫短篇故事、或采集蝴蝶，那你準能被錄取。」這種把這塊地方弄得如此與眾不同的專行獨斷的精神，終于為欣頓夫人惹來了麻煩。

　　當問及1949年教員罷教的情形時，她的臉上仍然流露出那時的創(chuàng)傷。「在帕特尼的校史上這是一塊非常令人心痛的瘡疤，」她說道。根據(jù)她兒子的看法，這是他母親一生中最痛苦的插曲。

　　事情是這樣的：1947年，欣頓夫人聘請了一位教師。當她發(fā)現(xiàn)他只在課堂上講演而且又不愿改變他的教學方法時，就請他離職。然而，這個人卻是一位工會的組織者，他發(fā)動了大約半數(shù)的教師反對校長。他之所以能夠發(fā)動這些人，是因為當時很多教師對欣頓夫人那種純憑自己對每位教師工作的評價主觀地決定薪金高低（即在基本標準之上增加多少錢）的發(fā)薪辦法感到不滿。

　　想不到這所總共才有170名學生和75位成年人的學校裹，意見竟然不能溝通。造反的教師們成立了一個工會支部。1949年春天，他們罷教三天之久。

　　這年的年底，雖然教師們的大部分要求都被接受了，可是這個工會的許多成員卻還是紛紛離職他往，而一種背叛感在她心里卻一直揮之難去。欣頓夫人向來將帕特尼看成是個小集體（13），在一個機構中如存在著兩個權力中心是和這種看法無法兼容的。縱然后來這個工會（由于大部分成員離去）解散了，事情也總和以前不大一樣。據(jù)那時帕特尼的一位教師兼管理員約翰·霍爾登（John Holden）說，「那次罷工之后，卡梅莉塔失掉了不少自信。」她一直對學校握有最后的控制權，而把董事會（14）當成一個咨詢機構。她覺得學校應由教育家而非商人來管理。然而，在那次罷工之后，她感到需要一個緩沖，于是就把她最后的裁決權交給一個新成立的董事會。因此，說欣頓夫人從此失掉了以往的天真，是不算太夸張的。

　　可以預料，當帕特尼從試驗的階段發(fā)展成定型的學校之后，從伍德斯托克至韋斯頓的旅程中所產生的理想主義，勢將隨歲月而日益淡化；縱令如此，這所學校始終遠遠地走在時代的前頭。欣頓夫人當

　　時就實行了不少今天被稱為是最新改革的方法如小組教學、獨立學習、時間的調配等。現(xiàn)在，很多中學正開始試用遠在1934年欣頓夫人計劃中就有的一些觀念—如男女合校、社會參與、取消分數(shù)等，來應付入學人數(shù)日減的趨勢，和在學生中蔓延著的感到教育脫離生活的情緒。可以和這種現(xiàn)象作為鮮明對比的是，從開辦那一天起，帕特尼在招生方面就從未遇到過困難。

　　1955年，在做了20年的校長之后，欣頓夫人退休了。「我實在不愿意離開，」她說。「但在我面前卻有這么多的事情使我感到興奮。」聽起來這或許像一位65歲的老人在走夜路時吹著口哨，給自己壯膽。但結果卻證明，這句話是無庸置疑的事實。

　　四、欣頓一家與中國

　　在以往的25年中，在美國沒有一個家庭比欣頓一家更接近中國。韓丁在中國斷斷續(xù)續(xù)地住了差不多10年，他現(xiàn)在正在撰寫他的第五本關于共產主義革命的書。他的女兒韓倞于去年（1971）11月回到美國以前，曾在中國度過了她前21年的歲月。寒春從1948年起，就一直住在中國，并且在那兒安了自己的家。當全家在過去的一年中訪問中國之后，欣頓夫人的孫輩兒女大都開始學起中文來了。

　　身為一家之長的欣頓夫人，已把她50多年來獻身于教育的熱情和精力全部投入了對毛澤東政權的支持。

　　盡管從帕特尼到北京或許是一條漫長的道路，但對于那些真正了解他們的人而言，欣頓一家人和中國的關系卻是很自然的。在首先被中國的革命所吸引的兒女們身上，正顯示他們母親對他們的巨大影響。同時，由于她追隨兒女們開辟的道路，欣頓夫人又一次表現(xiàn)出她那包容新觀念的能力。

　　欣頓這一家人為中國的革命所吸引是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因為中國革命體現(xiàn)了很多欣頓夫人許多年來所倡行的觀念。

　　「我們在帕特尼上學時，欣頓夫人時常談到拓荒精神，」溫希普夫人（Winship）回憶著說。 「她時常談到一個人應該經(jīng)風雨、見世面，應該不斷開辟新的領域。她也常談到體驗農村生活，談到社會良心。我有時想，她的子女們將極難在美國找到這種新的領域，以及方才所提到的一些其他事物。所以，對于他們最終落腳在中國，我一點也不覺得驚訝。」

　　韓丁最近談到毛澤東在中國所建立的社會與她母親在佛蒙特州所建立的社會之間的相似之點。他指出兩個社會都有效地結合了理論與實踐，并且都重視全面發(fā)展的、會做各種事情的人。他說，尊重

　　體力勞動以及自力更生，平等精神，也是中國和帕特尼所共有的，對于人類改造自己生活的能力，這兩個社會都抱樂觀的人道主義的態(tài)度。

　　韓丁接著說，兩個社會之間也有重大的不同之處。中國的革命是產生于馬克思的階級分析，而欣頓夫人并沒有這樣來考慮問題。盡管如此，它們之間卻能有這樣相似的地方是很驚人的。「母親本能地做出了很多中國革命所自覺提倡的事情，」他說道．。「她做這些事情時，雖沒有他們（指中國）的理論基礎，但她還是這樣地做了。」

　　欣頓一家是在1943年與中國結上了緣的。那年，韓丁在新罕布什爾州（New Hampshire）的一個為社會服務的機構中工作，這個機構是專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那些出于良心而拒絕服役的人而設的（15）。這時，他是一位反對一切戰(zhàn)爭的和平主義者。然而這時他

　　正巧念了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所著的「西行漫記」 （Red Star over China），這是一本記述毛澤東革命的書。于是這本書成了他的「奧馬哈圣誕樹」。

　　「我是真的被那本書感動了，」他回憶著說。「它使我想起，這本書中所描述的一切正是我母親一生所談論的事。…… 我感到假如我是一個中國的農民，我也會跟毛澤東一起去打日本人的。由此我感到有些戰(zhàn)爭還是應該打的，于是我就申請眼兵役了。」

　　但韓丁的服役申請卻因耳膜穿孔而沒有過關。不過，他還是于1945年以一名國務院駐重慶作戰(zhàn)情報處（State Department’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in Chungking）工作人員的身份來到了亞洲(16)。戰(zhàn)后他回到了美國，但于1947年時又作為聯(lián)合國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的拖拉機技術人員的資格重返中國。（作者按：韓丁從帕特尼畢業(yè)后進入哈佛，但兩年后因感到哈佛與一般人民脫節(jié)，于是轉學到康奈爾大學的農學院繼續(xù)學業(yè)。）

　　這次韓丁帶著他的妻子伯莎·斯內克（Bertha Sneck, 麻州梅納德Maynard人，現(xiàn)仍住在北京）來到了中國。他還鼓勵他在康奈爾的同學陽早（原名Erwin “Sid”Engst歐文·恩斯特）去亞洲。后來韓丁的妹妹寒春對政府控制科學研究日感不滿，也去了中國，并和陽早結了婚。

　　當內戰(zhàn)的烽火燃遍中國時，這些美國人都站到了共產黨那一邊。韓丁在解放區(qū)教過英文，并且曾和一支土地改革工作隊一起在農村工作過。寒春和陽早則在內蒙古的一個牧場上工作。

　　韓丁和斯內克生了個女兒，即韓倞（Carmalita Hinton）。(17)后來他們離了婚。1953年韓丁回到美國，正巧落入了麥卡錫主義的虎口。

　　韓丁帶回一小箱關于中國土改的筆記，他希望根據(jù)這些資料寫本書。美國海關卻將這些資料收繳了。

　　參議院開始對他進行調查。1956年，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對韓丁進行了一連三天的審問式的聽證。「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考驗是很嚴酷的，」他說道。「但老實說，我覺得這件事實在是很有意思的。我一向好抗爭。那些天的審問，我想是我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時刻。」

　　韓丁認定這些參議員都是些欺軟怕硬的廢物，要和他們斗，就得給他們點顏色看看。他對這些參議員過去的所作所為作了一番調查。這時任代理主席的赫爾曼· 沃克（Herman Walker, 愛達荷州的參議員）指控說，韓丁的箱子里裝著「大量企圖危害美國的資料」時，韓丁便反控他與「地下社會」有所牽連。當一位參議員指控韓丁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時，他反駁說，委員會應調查它的主席，詹姆斯· 伊斯特蘭（James Eastland，密西西比州的參議員）， 「這個人在南方煽動人們不遵守最高法院通過的民權法令。這種行為對我們的社會是非常危險的。」

　　最后，小組委員會到底還是收繳了小箱子里的筆記。伊斯特蘭后來在發(fā)言中聲稱，韓丁的數(shù)據(jù)是「一個叛徒的自傳。…… 就我所知，自冷戰(zhàn)開始以來，從來沒有像這樣的東西落到自由世界的手中。」

　　韓丁直到1958年才通過法庭的訴訟要回了他的資料。（18）根據(jù)這些筆記，他寫了一本關于北方一個小農村土地改革的書--「翻身」（Fanshan）。（19）雖然這本書同伊斯特蘭所預料的相反，并沒有他說的會震撼美國，不過它卻成了今天美國各大學里中國歷史課的必讀教材。

　　欣頓夫人說，在麥卡錫時代，記者們老打電話給她，要她答復關于她女兒寒春將原子彈秘密泄露給中國人的指控。「他們把她稱為叛徒，簡直把我氣壞了，」欣頓夫人說道。「我告訴他們，她在中國和科學研究毫無關系。她是在飼養(yǎng)六萬只北京鴨子。」

　　欣頓夫人自帕特尼退休后，愈來愈對政治發(fā)生興趣。她在「婦女爭取自由和平國際聯(lián)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中工作，促進對中國的了解，后來還參加過反越戰(zhàn)的示威游行。十年前當她作環(huán)球旅行時，不顧美國政府的禁令，坐飛機到中國，在她的女兒寒春那裹住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兒女們的參與引起了欣頓夫人對中國革命的興趣，隨后她又日益認識到這場革命與她自己的理想是那樣相似，于是她愈來愈熱烈地擁護中國毛澤東主義者的革命。這種熱情在她去年(1971)訪問中國時達到了高潮。

　　作為與西方和解的一個步驟，中國政府邀請了幾位曾撰寫過有關中國革命的重要著作的美國學者。韓丁于1971年4月應邀前往中國。

　　欣頓夫人本來也打算再度探望寒春。但她一想，若能像30年前在歐洲及美國西部地區(qū)游歷時一樣，帶領一批年青人在中國作勞動旅行豈不更好？1971年8月，韓丁打電報通知她說，中國政府準許她帶15人同行，其中包括韓菁的子女，「年齡在30歲以下，都是妳本人所認識的、對中國友好的人。」

　　欣頓夫人對這次旅行的安排，早已成竹在胸。「中國人常請重要的客人吃海參，」她說道。「中國人認為這是一道很珍貴的名菜，可是吃起來卻是挺滑膩的。有人把『重要人物』的參觀游覽叫做『海參待遇』。我不要那種樣子的旅行。我真正希望的是，這些年輕人與中國人一起生活，同吃、同住、同勞動。我要他們與中國人打成一片。

　　在這次旅行中，果然很少吃到海參。參觀北京之后，這個團體在大寨-- 一個約有400人的農村集體—待了一個月，參加秋收。在那裹，欣頓夫人和一位大她一歲、裹著小腳的老太太—欣頓夫人把她叫做「我的伙伴」（My buddy）」-- 一道剝玉米。

　　欣頓夫人說，堆積如山的玉米都待剝皮，看起來，這個工作需要好幾個月才能做完。然而，有一天當她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參觀的時候，這個集體的負責人卻說第二天就必須要把皮統(tǒng)統(tǒng)剝光。當欣頓夫人于次日晚間回來時，她的一個孫女跑來大聲地對她喊道，全部工作已經(jīng)完成了。

　　「我們興奮地跑到場院裹一看，果然所有的玉米皮都剝完了。我們高興得禁不住手舞足蹈起來。以極大的熱誠工作而取得這樣的成功，使人們的生活充滿了歡樂。」

　　勞動旅行團繼續(xù)前往古城西安，接著又去了延安，參觀在革命低潮時期毛澤東那里住過的窖洞。后來在上海棉織廠工作了六個星期，接下來又會見了周恩來。

　　「在中國彌漫著一種氣氛， 」欣頓夫人最近說道。「這就是不為利潤、不為金錢，而是為創(chuàng)造一個更美好的中國而工作，他們正在實現(xiàn)這個目標．在中國，對人的關切和照顧，真是無微不至。」

　　今年（1972）春天，欣頓夫人在中國曾兩度中風。第二次中風后，曾有17位醫(yī)生參與會診。甚至現(xiàn)在回到弗利特伍德農場之后，她還是不知道--當談到這兒時，她顯得有點兒局促不安--為什么中國人派這么多的醫(yī)生來照料「只不過是這么一個老太太」。

　　她說，她曾對醫(yī)生講過，如果她康復了，她將致力向西方人報道中國對全世界可以作出什么樣的貢獻。她說，等她體力恢復了，就要給人講演。同時，她正編寫資料準備送給周恩來，向他報告勞動旅行團的成員們在中國訪問了數(shù)月之后現(xiàn)在正干些甚么。

　　她充沛的體力已大部分消耗掉了，她的夢想也少了。但她的活力卻仍未稍衰退--對新觀念的振奮，堅貞的社會良心，更重要的是詹姆斯的那種積極奮發(fā)的精神--假如你為什么事物所激發(fā)，你就應當立即對它采取相應的行動。

　　欣頓夫人最近在弗利特伍德農場說：「照我看哪，只為活著而活著，每天睡睡覺，吃點好的，散散步，這樣年復一年是沒有意義的。那不是生活。假如我能作出貢獻，活著還有意思，要是不能干點什么，那活著還有什么意思。」

　　注釋

　　①「加尼」就是奶奶的意思，原為Grany,即Grandmother之俗寫。因她的長孫特德(Ted．,即愛德華Edward之小名或昵稱) 小不點的時候發(fā)不出其中的 「r」音，所以就成了Gani，以后就被她的孫輩兒女延用了下來。

　　②游農（Migrant farmer）是季節(jié)性的農業(yè)工人，由南到北，隨著水果、蔬菜的成熟季節(jié)而來回遷移。他們是臨時的采集工，工資極低，又因時常遷移，所以生活極不安定。

　　③亨利·華來士（Henry Wallace）曾于1941至1945年擔任羅斯福政府的副總統(tǒng)，隨后出任杜魯門政府的商業(yè)部長，但因在外交政策上與杜魯門意見不同，1946年遂被迫去職。1948年，成立進步黨，糾集各種進步組織，競選總統(tǒng)。一生對美國農業(yè)政策、農民福利，頗多建樹。

　　④這是她的中文名字，她的英文名字和她祖母的一模一樣，也是Carmelita（簡稱Carma卡瑪） 。按西方習俗，常喜以祖父母或父母的名字為子女命名，作為對長輩的敬愛，也感到親切，當然或許也含有傳承開明、進步與中國友好的家風精神之意，特別是韓倞出生在中國，而且是新中國開國的一年1949年。后來，韓倞于1971年回到美國在各地向保釣朋友作巡回講演時，一再自豪地說，「新中國十周年我十歲」，她與新中國同齡的確是一個神奇的巧合，完全符合她一家親中國的家風。而且講的一口道地的京片子，讓來自港臺的保釣朋友感到十分親切和羨慕，自愧不如，因而在全美各地掀起了不小的「韓倞旋風」，其威力較之「楊振寧旋風」有過之無不及。

　　⑤布林莫爾學院位于費城西方約11公里之布林莫爾鎮(zhèn)。創(chuàng)建于1885年，初期是一間女子文理學院，后來始招收男生。

　　（6）這里的Dutch是指居住于賓州的德國裔農民，用德語自稱「Deutch」，美國人卻把他們叫成「Dutch」而把字母e漏掉了。這樣一來就同英文的荷蘭Dutch混淆了，其實好不沾邊。所以Pennsylvania Dutch stone farmhouse就譯為賓州德國式石頭農舍。

　　（7）用鐵管或木頭做成的高大的架子，是給兒童在上面爬著玩的，差不多所有的幼兒園和兒童游樂場所都有這種設備。

　　（8）謝迪希爾小學現(xiàn)已由位于劍橋中心的謝迪希爾遷到劍橋西面的柯立芝希爾（Coolidge Hill）了。

　　（9）拉德克利夫是附屬于哈佛大學的女子學院。哈佛大學的大學部，男女分校。拉德克利夫學院雖在行政與財務上獨立于哈佛大學，但在教務上卻與哈佛大學一體。現(xiàn)在有人要求將拉德克里夫女校與哈佛完全合為一校，但因種種實際困難，尚未能成為事實。

　　（10）薩金特·施賴弗曾為上屆民主黨總統(tǒng)候選人麥戈文（Mc-Govern）的競選伙伴。他是小肯尼迪的姐婿，曾出任美國駐法大使。

　　（11）徒保羅本熱心猶太教，并曾迫害過初期基督教會的信徒。據(jù)說，有一次當他取得公會的授權書前往大馬士革捉拿基督徒時，在路上耶穌忽向他顯現(xiàn)，召喚他作使徒。保羅看見亮光又聽見耶穌聲音，于是遵命進城。城裹的一名基督徒阿納尼亞斯（Ananias）前來接見，并為他禱告及施法。從此保羅放棄猶太教，改信基督教，極力宣傳基督教旨o 、

　　(12)動態(tài)設計(Mobile design)，是一種現(xiàn)代派藝術，專設計一些懸空掛著的藝術品，它的特征是使藝術品各部分的重力或拉力在運動中能保持平衡協(xié)調，譬如可以隨空氣的流動而擺動，但卻能不失其平衡。由此，人們可以得到一種驚險與和諧的動態(tài)美感。

　　（13）欣頓夫人認為學校應是一個友愛的集體，一個和睦的大家庭，其中人人平等，不承認有雇主和雇工的關系。一切事情都是商定執(zhí)行的，從來沒有條文。她認為搞起工資標準，搞起工會，搞成校長和教師兩種權力的對立而非統(tǒng)一，就會把她這種理想主義砸碎了。由于她的這種想法與實際社會相差過遠，所以終歸失敗。

　　（14）原文是Board of Directors), 一般應譯為董事會，但董事會一詞通常帶有資產營業(yè)性質，這卻不是欣頓夫人的原意。照她的那些理想來看，她是不肯讓「掌錢」的人來管理學校的，所以學校事實上沒有董事會。但根據(jù)法律規(guī)定，創(chuàng)辦學校必須要有一個機構監(jiān)督財政，所以就成立了這么一個名義上的Board of directors，每隔幾個月討論財政的收支，僅此而已。但后來經(jīng)過那一件事后，她不得不附和社會一般的慣例，讓商人掌管學校，因而遂將原來的董事會加以改組。

　　（15）在此服務一定期限之后即可免服兵役。

　　（16）他將美國政府告上法庭，打了5年官司，終于在1958年勝訴，要回了被沒收的筆記。

　　(17)參見注（4）。

　　（18）按原文有誤。當時的作戰(zhàn)情報處與國務院無關，其中國科是由進步學者歐文·拉鐵摩爾所主持。這個機構直到戰(zhàn)后方一轉由國務院管轄。

　　（19）是韓丁根據(jù)1948年以觀察員身份親歷的山西東南張莊的土改經(jīng)過，創(chuàng)作的一部長篇紀實報道文學。1966年，由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出版，風靡歐美各國。《紐約時報》書評稱: 「這是一部非同一般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書卷……它向我們展現(xiàn)了新生的共產黨政權建立過程中一個村莊生動、撼人的故事。Hinton先生為我們了解共產黨取得政權前夜中國北方農村的生活，做出了有價值的、在某種意義上獨一無二的貢獻。韓丁自己也認為：張莊的歷史對今天現(xiàn)實生活的意義，是怎么強調也不會過分的。故事是圍繞土地問題展開的，不了解土地問題，就不能了解中國革命，而不了解中國革命，也就不能了解今日的世界。」

　　于此可見，他對中國革命的確有獨到的一家之言。隨后被譯成法、德、日、意大利、西班牙、中文等10種語言出版，成為西方中國研究的一部經(jīng)典之作，是美國大學中國歷史、政治、 人類學等專業(yè)學生的必修書。 順便附言，韓丁1919年生于美國芝加哥。英文名為William H. Hinton，1940年代到中國后按音譯為威廉·亨特，1948年由其中國友人王冶秋為其取中文名字韓丁，既非音譯，也非意譯，而是中國化的譯法（據(jù)她的女兒韓倞解釋說：「韓」和「Hinton」都是H打頭，「丁」簡單好寫又挺文雅。不過，譯者認為，丁是人丁，符合中國農業(yè)傳統(tǒng)，也符合韓丁的專攻農業(yè)的背景；而且丁的發(fā)音，同Hinton的ton, 取其諧音。這或許也是有深厚人文素養(yǎng)的王冶秋為韓丁取中國名字時的一個考慮）；例如美國中國學大師John King Fairbank, 他的中國名字不是音譯的約翰·金·費爾班克，而是蔣廷黻在1930年代為他起的中國化的名字費正清，就是佐證。

　　2013年9月，于美國麻州威廉斯鎮(zhèn)(Williamstown) 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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