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左翼內部正在進行一場爭論。這種爭論引起了左翼內部甚至更大范圍的廣泛關注。

　　這場爭論的正式展開，是以批判“最革命”的左右合流拆廟的主張為標志。其實，整個泛左翼陣營的不同觀點一直存在，很長時期內，自封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把反對復辟和賣國的愛國陣營，當作表演自己“最革命”的主要進攻目標，把批判和攻擊愛國陣營當作自己革命行動的主要內容。他們喊著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卻無暇思考也沒有能力去覺醒更多群眾覺醒，他們用 “保皇派”、“招安派”、“資產階級走狗”之類的凡能想到的惡毒詞匯扣向張宏良為代表的毛派，卻把“革命派”的桂冠相贈給反毛最惡毒、最積極的支持資本主義復辟的西化派，他們口頭上把反對修正主義的口號喊的震天動地，卻在實際上支持和配合西化派的全盤復辟資本主義的行動，他們嘴巴上反對修正主義，行動上支持中國全盤西化、支持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完全復辟，還美其名曰“民主革命”。總之，表面上把“毛澤東思想”旗幟舉得最高的自封革命派和反毛辱毛最積極的西化派勾勾搭搭、結成了神圣同盟，表面上最左的人和實際上最右的人結成了所謂的“革命”統一戰線。而他們“革命”的目標是如此統一：都把拆廟、實現全盤西化當作當前的主要目標;都把輿論圍剿愛國陣營當作攻擊的具體目標;都在妖魔化愛國主義，打擊愛國主義力量，分化愛國同一陣線;都在把實現全盤西化的資本主義完全復辟當成“民主革命”來大肆鼓吹;他們都在用各種方式來掩蓋中國作為附庸資本主義的嚴重程度，部分人還在煞有其事的把一個具有相當程度的附庸資本主義的中國夸大成二流帝國主義，目的就是要掩蓋甚至否定中國正在遭受的以民族剝削和民族壓迫為表現形式的、發生在中國人民和中國買辦資產階級及其背后的帝國主義之間的階級壓迫，對任何揭露和警惕民族危機的言論和行為都不屑一顧、嗤之以鼻;他們對以轉基因為主要形式的生物戰爭或選擇性失明、或選擇性淡漠、或選擇性否認，對民族危機采取了鴕鳥處理方式。

　　最“左”和最右的力量的合作，雖然在表面上顯得那么不可思議，但是在歷史上卻并不鮮見。表面上最“左”的人行動上做了最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歷史劇，而每一次最“左”和最右的人的合作或者是配合，都無一例外的對革命造成的巨大甚至致命的損失。這一次表面上最革命的力量和實際上最反動的力量的日益公開的勾結，已經給本來處于弱勢的革命力量制造了思想混亂的客觀障礙，在客觀上起到了策應和配合中國資產階級最右翼推行完全資本主義復辟的作用。當今天表面上最左的人要跟實際上最右的人再一次合流的時候，就導致一場針對“最革命”中某些人的左右合流拆廟的錯誤主張的批判勢在必行。

　　在此之前，各種針對愛國陣營的批判性文章就持續不斷的大量出現。只不過一直主要是單方面的批判，即“最革命”一方對他們發明的所謂“保皇派”的指責和批判，“最革命”們對愛國陣營不斷的進行口誅筆伐的批判甚至攻擊的同時，卻少有對“最革命”的文章和觀點進行批駁的文章。偶爾有幾篇反擊的文章，但是卻遠遠構不成一場論戰。面對鋪天蓋地的指責和攻擊保持沉默的最大考慮，就是盡最大努力去避免一場左翼內部的公開論戰。但是這種一方面的單方忍耐并沒有換來另一方的理解，反而是另一方的變本加厲，乃至于一些最革命“左”右合流拆廟主張的公然出現。部分最革命的的真實觀點開始朦朧走向清晰。

　　“最革命”中的有些人公開"左"右合流拆廟的主張，讓長期沉默的一方無法在保持沉默。毛派可以容忍對自己的觀點甚至人身的攻擊甚至污蔑，但是卻無法容忍“最革命”們突破底線。

　　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是必須遵守一些底線的。在我看來，有三條底線需要堅持：一個是階級利益的底線，必須是站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立場上，支持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同時還有一個是國家利益的底線，必須堅持愛國主義，要跟一切賣國力量和賣國行為做不妥協的斗爭。還有一個底線，那就是要遵守無產階級的道德底線，比如對待不同觀點，不能依靠造謠、斷章取義、捏造觀點等非理性手段。這三條底線的高度是不同的，其中愛國主義和道德底線是一個絕大多數人都在堅持的底線，作為先進分子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更應該遵守而不能突破這兩條底線，還要還要在遵守這兩條底線的基礎上，堅持無產階級的利益底線。

　　一個合格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更要學會以馬列毛的理論作為理論指導，要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觀察和分析社會，不但要發現問題，還要善于解決問題。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在無產階級立場的底線之上，需要經常跟自己頭腦中的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進行斗爭，真正的革命者，必須不斷的對自己進行靈魂革命。從一個社會整體范圍內進行靈魂革命的文革雖然現在不存在，但是革命者對待自己的靈魂革命，應該繼續進行。

　　毛主席說過：“有些人似乎以為，一進了共產黨都是圣人”，“好像一進了共產黨，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才行。其實有各種各樣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馬克思主義”【注:毛澤東：《黨內團結的辯證方法》，1957年11月18日。】百分百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許有，但是卻很少，即便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文革時期，毛主席都說真正懂馬列的不多。所以，我們就需要把自己從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馬克思主義者變成百分六十、百分之八十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呢，我們也需要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先進幫后進，先覺醒的幫助后覺醒的，來實現更多的人變成更加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者。

　　在中國，能夠遵守愛國主義和道德底線的人是大多數，但是能夠具有清醒的階級意識和堅定的階級立場的人，在目前還是少數人。在階級力量的對比方面，資產階級還處于主導地位，無產階級聯合其他勞動人民還不具備跟整個資產階級進行決戰的實力，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也只有對資產階級進行分化的基礎上，先孤立目前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壓迫最深、威脅最大的資產階級的最右翼，即以以買辦資產階級為主體的西化派，先解決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與買辦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之間的以民族壓迫為表現形式的階級矛盾，這就需要我們在現階段先以愛國主義作為基礎建立愛國主義的統一戰線。只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的改變不利的力量對比為對我有利的力量對比，這是主席的統一戰線思想在當今解決社會矛盾時的具體運用。因此，在現階段，我們必須要對外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團結一切愛國力量。

　　這個統一戰線，要聯合一切可以團結的愛國力量。在這個統一戰線中，要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需要跟民族資產階級進行民族立場的聯合和階級立場的斗爭，即所謂的又聯合又斗爭。解決了買辦資產階級之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力量此消彼長，能夠解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決戰了，進入到重建社會主義的革命階段，解決無產階級跟資產階級之間的整個階級矛盾。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之間的民族矛盾，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與買辦資產階級極其背后的帝國主義之間的階級矛盾，其實是對同一個矛盾的不同角度的表述而已。對廣大的愛國者來說，你說民族危機，他們會很容易聽懂，對無產階級革命派而言，從階級角度來分析這個矛盾，更能接近問題的本質，這就是對待不同群體的話語體系和語境的差別。對不同群體不加區別的只用一種語境去宣傳，那就會犯宣傳問題上的簡單機械的錯誤。不講策略的宣傳，不會有好的結果，倒是很容易把自己孤立起來。不管嘴上多么洪亮的談群眾路線，都會因為自己的簡單機械的宣傳方式把自己和人民群眾隔離開。人民群眾沒有不愛國的，或許有人因為一時的情緒或者受賣國輿論的誤導而對愛國主義立場產生動搖，但是他們不會去刻意的妖魔化和攻擊愛國主義。妖魔化和攻擊愛國主義的人，突破愛國主義底線的人，不屬于人民范圍。

　　在國家和民族消亡之前，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不是對立的，愛國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同樣也不是對立的。愛國主義不是大國沙文主義，更不是帝國主義的擴張主義。對于一個附庸資本主義的國家而言，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更是有著一定意義的上的一致性。堅持愛國主義，就是為了抗擊西方壟斷資本對中國人民的階級剝削和壓迫，解決現在與買辦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矛盾(本質是階級矛盾)，是解決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與整個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的第一步，是為了最終解決無產階級與整個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我們談的愛國主義，很明顯是指主權意義的國家，是指構成整個國家的領土資源和人民。針對帝國主義的新殖民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的民族投降，愛國就是愛人民，反對愛國主義就是背叛人民，就是背叛無產階級和人民利益的階級投降。

　　如果我們跟“最革命”們那樣反對愛國主義，把在當前高舉愛國主義旗幟的人打成“保皇派”，認為愛國就是“保皇”，那跟西化派認為"愛國就是五毛"的邏輯有什么區別?那樣，左派就會失去廣大愛國群眾的支持，會受到廣大愛國群眾的質疑，就會陷入一種自我孤立，最終就是把自己搞搞的小小的，把敵人搞得多多的，結果只能是失敗，客觀上是幫助敵人打敗了自己。就就必然會帶來一個結論：否定愛國主義，其實就是投降帝國主義，就自然和買辦資產階級形成了同盟，就必然出現最”左“和最右政治力量的合流。投降帝國主義，就是不僅僅是民族投降，而且本質是階級投降。和資產階級最右翼的合作，不但毛主席沒有搞過(毛主席是跟資產階級左翼合作，先孤立和打擊資產階級的最右翼，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之時，是跟資產階級中的愛國力量合作，孤立和打擊買辦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估計任何一個無產階級立場的人，也不去做這么做。這么去做的人，自然也不會是真正的無產階級。

　　在現階段，否認民族危機，把中國包裝成“二流帝國主義”國家，簡單機械的套用“工人無祖國”來否定和攻擊愛國主義，其實就是在客觀上掩蓋和幫助了買辦資產階級特別是體制內的買辦資產階級，掩蓋和策應帝國主義通過買辦資產階級對中國實施多年的新殖民主義。正如毛主席所說，中國搞資本主義就必然會淪為帝國主義的附庸，怎么會成為帝國主義國家呢?這不是自認為自己比主席的論斷更高明嗎?作為一個附庸地位的資本主義，無論國內的資產階級多么強大，面對西方壟斷資本，或者是淪為代理人，成為買辦資產階級，或者是成為西方壟斷資本打擊和削弱的對象，成為西方壟斷資本大鱷中的獵物。當全球化讓資本越來越凌駕于國家政權至上，越來越不受國界的限制之時，西方壟斷資本才是真正的最高統治者，才是真正的皇帝，才是真正的太上皇。光抽象的喊反對修正主義，而不敢明確具體的提出反對帝國主義，才是真正的反貪官不反“皇帝”。攻擊愛國主義，最符合的就是西方壟斷資本的利益，最符合資本自由的要求，無論主觀上是否有配合和策應的意圖，客觀上，都同帝國主義對中國發起的經濟剝削和民族壓迫形成了配合。這才是真正的”宋江“，一下子就投降了資本主義世界總舵主的“宋江”，這是多么鮮明的投降立場啊。特別對公開提出“左”右合流的最革命來說，他們對外投降資本主義世界的最高統治者，最內投降國內的買辦資產階級，不敢承認體制內存在著買辦資產階級;在言論和行為上，他們對外策應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新殖民主義政策，對內和買辦資產階級為主體的西化派勾肩搭背，實現了最“左”和最右的攜手。這是赤裸裸的投降，也是貨真價實的“宋江”。只不過他們是賊喊捉賊的“宋江”罷了，這跟那些南方系拿錢發帖的民煮馬仔總是一上來就對不同觀點的人扣以五毛帽子的手法何其相似啊。

　　對于一個具體的人而言，只要不突破愛國主義底線，即便他今天還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也有著有朝一日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可能，最起碼，在我們反對帝國主義，解決跟買辦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之時，也可以成為我們解決民族危機時的團結對象。即便不能進入以擁護社會主義為基礎的統一戰線，也可以團結到以愛國主義為基礎的統一戰線。完成了民族革命之后，需要進行面對整個資產階級進行革命的時候，我們就需要以階級底線作為基礎來建立包括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的力量在內的統一戰線，同資產階級進行階級決戰。而被部分“最革命”吹捧為革命派的以買辦資產階級為主體的西化派，對內進行階級壓迫，對外出賣民族利益，既無法在擁護社會主義的基礎上進行團結，又無法在愛國主義的基礎上加以聯合。在中國實現全盤西化，意味著中國被西方新殖民主義半殖民化的完成，意味著中國附庸地位的深化，意味著中國人民承受著更為深重的民族壓迫。西化派所謂“民主”的實現，意味著資本獨裁的實現，資本獨裁是私有制社會獨裁的集大成者，是私有制社會剝削階級對被剝削階級的最腐朽最罪惡，也是最有欺騙性的獨裁統治形式。真正的革命派跟買辦資產階級為主體的西化派之間沒有任何的利益交集，因而也找不到任何聯合的基礎。西化派要實現的中國全盤西化的目標也就是買辦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要實現的目標，符合買辦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利益最大化。試想一下，能夠跟這樣的西化派聯合拆廟的“最革命”們，他們代表了誰的利益?他們的拆廟目標實現又符合誰的利益(后面還會專門分析這些最革命的階級投降本質，他們才是真正投降的“宋江”)。反過來講，當一個人一旦突破了愛國主義底線，即便他今天在表面上具有正確的階級立場，那也很容易走向人民利益的對立面，也極有可能是形左實右，或者是今日的“左”，明日的右。歷史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同時呢，我們也不能用百分百馬克思主義的完美標準，去要求每一個人，更不能認為某一個人的某些觀點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就對其進行全盤否定，將其列為敵人，對其進行不擇手段的人身攻擊甚至妖魔化。這種不光明正大的手法，就違背了革命左派的第三個底線---道德底線。也不應該因為有些人在面對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強調一下民族危機問題，就馬上將其打成“保皇派”、“招安派”，對其進行攻擊和誣陷。最最不應該的是面對愛國主義如臨大敵，把愛國主義視為打擊的目標，無意或者故意的把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進行對立，把階級立場和民族立場進行對立。如果這么做，這就違背了革命左派的第二個底線---愛國主義底線。甚至不惜去和買辦資產階級為主體的西化派進行合作，進行符合買辦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利益最大化的拆廟行動。和資產階級的最右翼合作，配合完成在中國的資本主義完全復辟，其實違背了革命左派的第一個底線----階級底線。

　　如果違背了愛國主義和道德兩條底線，喜歡用謠言等手法來攻擊戰斗在反帝防修第一線的同志，已經超出了不同觀點之間的論戰范疇，即便其現在從表面上看革命口號喊得響亮，但是對其真實立場和真實動機，需要進行仔細甄別。如果同時違背了這三個底線，更需要對其真實立場提高警惕。喊著革命口號越響亮的人，不代表他是真的革命，歷史上，往往是嘴巴“最革命”的人破壞革命最多，甚至走向了反革命。自封“最革命”的某些人，利用馬列主義的片言只語，把愛國主義作為攻擊目標，利用謠言、歪曲等非光明正大的手段把主要精力放在攻擊毛派同志、甚至吹捧轉基因的最大推手，甚至要跟買辦資產階級為主的西化派攜手合作。這樣的人，幾乎同時違背了一個革命左派應該遵守的三條底線。對這樣的人進行揭露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刻不容緩的。

　　我個人認為，對這三條底線的綜合運用，有助于我們分析辨識誰是我們真正的同志，誰是我們真正的朋友，誰是我們的真正敵人。這也是進行這場論戰的目的之一。有助于我們辨別清楚，誰是我們表面的同志、實質的敵人。當然，任何標準都不是絕對的，如果絕對化適用三條底線的標準，那么就會陷入形而上學的錯誤。任何形而上學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

　　這場論戰，不是我們挑起，而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進行的一場回應。如果對公開的“左”右合流都不能或者不進行及時的揭露和批駁，那將是很危險的事情。何況，對“最革命”的各種抹黑攻擊持續時間達一年之久的忍耐，并沒有換來這部分“最革命”們勇于內斗的雄心壯志的任何收斂。左派的團結，必須是建立在正確的理論基礎、正確的立場、正確的斗爭策略的基礎之上。任何鼓吹“左”右合流的、積極主張推動和反毛最積極、復辟資本主義最賣力的西化派的合作的人，無論他們革命口號喊的如何驚天動地，也不能輕易的把他們當作我們真正的同志。因此，揭露部分“最革命”的“左”右合流主張的反動本質，回應和澄清部分“最革命”對毛派部分同志的惡毒攻擊，是一場不得不進行的思想斗爭。實際上，資產階級從外圍對毛派發起的輿論攻擊，同部分最革命從內線對毛派發起的攻擊，形成了事實上的密切配合，因而也形成了事實上客觀存在的內外兩條戰線：外線攻擊以南方系對孔慶東的多輪輿論圍剿以及對張宏良的輿論封殺為主要標志，內線從部分“最革命”對張宏良等人發起的持續時間一年多的攻擊為主要標志。這兩條線的客觀存在，也讓我們不得不做好面臨兩線作戰的應對準備。不對部分“最革命”的真實觀點和真實立場進行揭露，我們就會始終要面對從內外兩條戰線發射而來的明槍暗箭，就會有更多的同志被他們表面的“最革命”口號所迷惑，左派就會面臨更大分裂甚至內斗的危險。而且，我們對“最革命”中的形左實右和左傾教條主義是區別對待的，這次主要是針對部分形左實右的“左”右合流進行批判。形左實右，表面上很左，實質是右;他們表面上是同志，實質上是敵人，而且是比公開的敵人更有迷惑性因而也更有威脅性的敵人。對這些人的及時揭露，正是為了防止他們從左翼內部進行破壞。跟他們之間的輿論斗爭，不是同志之間進行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永遠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對外部敵人的揭露和斗爭上面，這點與部分“最革命”把主要精力放在“內斗”方面是形成鮮明對比的。

　　(文章寫于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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