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大報告中要求全黨“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要求各級黨組織“抓好黨性教育這個核心，學習黨的歷史”，要求每一名黨員“堅定政治立場，明辨大是大非”。

　　一月七、八兩日，我參加了****舉辦的“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培訓班”，三個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分別授課，其中李QG教授講授了中國共產黨歷史、宋FF教授負責解讀黨章、曹立教授講解了十八大報告。通過這次學習，對十八大精神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對于在今后的工作中主動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一定大有作用。但是，對于有的教授的某些觀點和思想觀念，我是絕對不同意的。

　　李QG教授在講授中國共產黨歷史時，有七個觀點我不能同意：

　　(一)黨的紀念日應該是哪一天

　　李教授認為不應該是7月1日，應該是7月23日，他的理由是黨的一大召開時間是7月23日。之所以后來確定為7月1日，是因為延安時期毛澤東和董必武記不清一大召開的日期了，否則我們現在就是7月23日紀念黨的生日云云。記得2011年8月19日，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柳建輝在輔導胡錦濤建黨90周年紀念講話時也是長篇累牘地重復了這樣的觀點，說什么7月1日為黨的紀念日是個錯誤，因為中共一大的召開日期是7月23日。我至今清楚地記得，在兩個半小時的輔導講座中，柳教授用了近1個小時講這個問題，這一次李教授也用了近半個小時?？梢姡@在中央黨校教授們中已經形成了共識。中央黨校教授沒完沒了地在“七一”這個話題上糾纏，容易給不了解黨史的人造成一種錯覺：中國共產黨為了拔高自己，故意延長自己的歷史。但是，可惜的是，教授們錯了，他們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日期與黨的紀念日混為一談。

　　中國共產黨到底是哪一天誕生的?是1921年7月23日嗎?肯定不是。根據《中國共產黨歷史》[①]，1920年6月陳獨秀就同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等議決成立共產黨并制定了10條黨綱。1920年8月中共第一個黨組織在上海成立，取名就叫“中國共產黨”，陳獨秀為書記，其成員除了前幾人外，還包括我們熟知的林伯渠、沈雁冰[②]、沈澤民、邵力子、陳望道、周佛海等。之后，各地紛紛成立黨組織，這才有了水到渠成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應該說，在一大前，中國共產黨早就存在了，選擇7月1日作為紀念日沒有什么不可以。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間與紀念日是兩碼事，有的是同時，有的不是。舉個旁證，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是1924年1月20日，但能說國民黨是1924年才成立嗎?而且，即便毛董二人確實記不清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沒有必要沒完沒了地做為一個重點逢講必講、大講特講，那么多重要問題不講卻重點講這么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是不合適的。假使柳李二教授在學術上理解有不同，一帶而過即可。

　　李教授講到中共八大代表填登記表時，毛澤東自己填的入黨時間是1920年。李教授表情豐富、語氣夸張地講：“哇，大家都愣了，黨是1921年才成立的，他怎么可能是1920年入黨呢?但是誰也不敢問。”[③]至于他所謂的“大家”都是誰、不敢問的都包括誰，李教授沒有講，我們也不知道。也許當時他在場，只是記不清是誰了。李教授有一點可能不知道，陳獨秀、李大釗、林伯渠、張國燾等人的入黨時間都應該是1920年。1920年，受陳獨秀委托，毛澤東在長沙以新民學會骨干為基礎成立了湖南共產主義小組，毛澤東的入黨時間是1920年有什么奇怪?

　　(二)陳獨秀是不是右傾投降主義

　　關于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李教授講：“過去把大革命的失敗歸因于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怎么能說投降主義呢?畢竟陳獨秀沒有投降。”“陳獨秀做不了主，是共產國際和蘇聯的責任。”“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也應拿掉。”看起來，這么大學問的教授是把“投降”和“投降主義”混為一談了，或者以為“投降主義”的前提是主張者投降。

　　投降是一種行為，而主義是理論或主張?！掇o?！穼ν督抵髁x的解釋是：“階級投降主義表現為背叛本階級的根本利益，對敵對階級屈服和無原則的妥協。”陳獨秀奉行右傾投降主義與他本人是否投降沒有必然關系。

　　面對國民黨右派炮制的“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等，陳獨秀一味妥協退讓，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共產黨員全部離職，沒有離職的宣布脫黨。前文提到的邵力子就是此時脫離共產黨。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也被全部清除。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因不滿陳獨秀的妥協退讓而發生矛盾，由中共三大時的中央核心人物之一，逐漸到五大時僅為中央候補委員，這才有了后世“毛澤東早期地位比較低”的說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勒令工人農民武裝按照國民黨反動派要求收繳武器。這不是右傾投降主義是什么?

　　李教授可能認為，陳獨秀受共產國際約束、受鮑羅廷掣肘，即便想回擊國民黨反動派也做不到，即所謂的“做不了主”。我要請教李教授的是，奉行什么主義與有沒有權力“做主”有因果關系沒有?其實，即便一個基層黨員，如果一味“背叛本階級的根本利益，對敵對階級屈服和無原則的妥協”也是奉行右傾投降主義，何況陳獨秀是黨的一把手，他不負責任誰負責?

　　李教授的這個觀點是有代表性的。近年有一些學者發表了很多文章論證陳獨秀不是右傾投降主義，理由就是陳獨秀“做不了主”。有的學者精神非常“可嘉”，甚至跑到俄羅斯翻閱當年檔案，用以證明陳獨秀“做不了主”，陳獨秀“做不了主”所以不是右傾投降主義。這些學者們的邏輯不知怎么來的，不管你拿出多少證據也只能證明陳獨秀在奉行右傾投降主義過程中有過糾結，那一時期做為總書記的陳獨秀“對敵對階級屈服和無原則的妥協”是鐵的事實，不管誰說了算，陳獨秀做得了主還是做不了主，他奉行的是右傾投降主義，這與他本人是否投降沒有必然關系。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否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還是很有迷惑性的。

　　(三)何時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李教授否認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這個觀點在社會上很流行，也有一些學者發表了很多文章來論證這個問題，理由是遵義會議決定黨的負總責者是張聞天，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人是周恩來，毛澤東只是周恩來的“幫助者”。這種觀點是一種主觀唯心論，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簡單點說是一種官本位思想，誰官大誰就是領導，也就是說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是總書記所以鄧小平不是第二代領導核心。

　　否認既有結論，標新立異顯示自己博學的，屢見不鮮。具體到這種官本位思想還有，否定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領導地位，說蔣介石才是抗日戰爭的領導，理由是蔣介石官大。但是如果照他們這種邏輯，蔣介石也不是抗戰的領導者，林森才是，因為林森從1932年起就擔任國民政府主席，直到1943年8月車禍去世。而蔣介石在長達六年的抗戰時期只是林森任主席的國民政府下屬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因此，單純以誰官大來論斷誰是領導者是錯誤的。中國共產黨提倡并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主張并推行全民抗戰，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毫不動搖地抗擊日寇，毛主席的《論持久戰》指明了中國抗戰道路，毛主席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創造性地在大而弱的情況下把游擊戰史無前例地提升到戰略層面從而死死拖住并消滅了大批日寇有生力量。因此，中國共產黨才是抗日戰爭的真正領導者。而國民黨蔣介石在1931年至1937年長達六年當中奉行的是賣國政策，全面抗戰爆發后，一會兒亡國論，一會兒速勝論，搖搖擺擺，沒有準主意。這樣的人能是中國抗戰的領導者嗎?你官再大，按照別人的指揮棒行事，就是被領、被導。

　　同樣，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地位，主要是從路線角度講，是實質而不是形式，是歷史唯物主義而不是主觀唯心論的官本位思想。遵義會議上，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得以確立，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在毛主席的指揮下是不爭的事實。不管形式如何，不管誰官大官小，遵義會議后，黨中央、中央紅軍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前進是不爭的事實。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領導地位的結論沒有錯誤。

　　仍舉個旁證，張國燾在兩大紅軍會師后一直把毛澤東當做核心人物對待，當成唯一的對手。張國燾晚年在加拿大的回憶錄《我的回憶》第十八篇“會師與內爭”描述了兩大紅軍會師后的情境，內容基本上是他和毛澤東如何斗法，有興趣的可以翻一翻，這一部分提到黨中央時往往以“毛澤東等”代指，如“我與毛澤東等在懋功初會時”，“毛澤東率領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立在路旁迎接我們”，“我和毛澤東等旋即步向撫邊”等。張國燾另立中央時的通電，開除黨籍的順序也是“毛周洛博”。中央回電順序也是“毛周博洛”、“毛洛周博”，都是“毛”在前，其他幾人不定。同時期的對手都承認的事，七十多年后的李教授有什么理由不承認?

　　李教授還講：“兩個決議都提到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實際上這只是個起點，真正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1943年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后。”他這里說的“兩個決議”應是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做為講授歷史的教授，李某不可能不知道1937年底王明回國時季米特洛夫囑咐王明不要與毛澤東爭領袖地位，李教授不可能不知道1938年9月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就已經是五大書記之首。李教授所說的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這個會議上毛澤東獲得了“最后決定權”，是領導地位更加強化而不是“真正”確立領導地位。

　　李教授在否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時注重的是共產國際和鮑羅廷干預的實質，而忽視陳獨秀作為黨的最高領袖的形式。但是，在否認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領導地位時，卻又是注重形式而不是實質。前后是矛盾的。

　　(四)張學良挽救了中國共產黨嗎？

　　李教授講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圍剿的軍隊也跟到了陜北，(蔣介石)派張學良、楊虎城進剿紅軍。”“在進剿過程中，張學良畢竟有抗日的思想，當年也有抗擊俄國的思想，應該說他的民族大義是深深地根植在心中的。”停止了進剿，發動了西安事變，“成為了扭轉時局的一個關鍵樞紐。”“從黨的歷史角度來講，沒有這兩位將軍，恐怕我們黨的歷史又得重寫。蔣介石的嫡系來進剿的話”，肯定會被蔣介石消滅。“當時陜北地瘠民貧，力量也非常小，給養問題是個大大的困難。張楊兩位將軍在某種程度上挽救了我們黨，所以，共產黨對他們的評價也非常高。”一句話，沒有張學良，中國共產黨早就被蔣介石消滅了。

　　對于李教授所謂張學良挽救了中國共產黨的這段論述，我有三點不同意見：

　　首先，如果張學良真如李教授所言的民族大義深深根植在心中，怎么會30萬東北軍面對不到1萬日軍不放一槍退往關內呢，數千門大炮、數百架作戰飛機和當時中國最大的兵工廠都留給了鬼子。他為什么在掌控東北和平津冀熱察幾乎整個北中國時奉行賣國政策，而到了陜北一隅，力量損失過半才“民族大義深深根植于心中”?形勢使然，不得不為爾。近年有人找出種種證據反駁馬君武的那首詩，其實馬君武那首詩是概括張學良那個時期的狀態，并不是單指哪一日或哪一晚。無論“九一八”那晚張學良是否與趙四朱五如何如何都否認不了張學良那個時期醉生夢死、置民族大義于不顧的舊式軍閥狀態。要說民族大義深深根植于心中，楊靖宇、趙尚志、周保中、李兆麟、趙一曼這樣義無反顧的仁人志士才是。

　　順便為張學良“九一八”辯解幾句。近年史學界糾纏于當時蔣介石給沒給張學良不抵抗的手諭，擁蔣派說沒有給所以不抵抗責任在張學良，擁張派說有手諭或電報或電話所以不抵抗責任不在張學良。其實這是糾纏于細枝末節。以當時的歷史現實，無論蔣介石有沒有不抵抗手諭，張學良也不可能抵抗。因為張學良如果放棄東北還可能坐擁平津冀熱察等地盤，手里還有一支舉足輕重的軍事力量。而如果張學良抵抗日本，蔣介石必然抄其后路，屆時張學良必被前后夾擊，平津冀熱察地盤肯定不保。這是蔣介石對付各路軍閥的老套路，一個一個軍閥就是這樣被老蔣干掉的，張學良心理清楚地很。后來的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抗日義勇軍也是這么被老蔣消滅的。封建軍閥決策的出發點是集團利益，哪里會顧忌什么民族大義?只有當軍閥不成其為軍閥時才可能喚醒民族大義，比如曹錕、吳佩孚。

　　其次，張學良停止圍剿紅軍，是因為東北軍與紅軍作戰屢戰屢北，與他有沒有抗日思想、有沒有抗俄思想、有沒有民族大義沒有幾毛錢關系。在前線，東北軍不斷被紅軍一口一口地吃掉，黨中央落腳陜北的奠基禮就是消滅東北軍109師的直羅鎮戰役，109師師長牛元峰也被擊斃。在后方，蔣介石不斷拆他的臺，東北軍損失一個師，蔣介石就取消東北軍一個師的番號，損失一個團，蔣介石就取消東北軍一個團的番號?？箲饡r八路軍三個師的番號本來都是東北軍的，都是蔣介石取消的。比如大名鼎鼎的115師，就是1934年7月被長征中的紅二十五軍消滅后，蔣介石取消東北軍115師番號，全面抗戰后給了八路軍，才成就了這個番號的輝煌。蔣介石的意思就是希望紅軍和張學良同時被消滅。

　　現在的影視劇中表現蔣介石、宋美齡與張學良私交如何如何深厚，還不厭其煩地描寫宋美齡與張學良的“小三”趙四小姐如何姐妹情深，純粹胡說八道。軍閥之間只有相互利用，豈有交情可言?蔣宋張趙都不過是逢場作戲而已。

　　與東北軍相反，紅軍卻越戰越強。張學良于是意識到再跟紅軍打下去，即使拼光了也不能剿滅紅軍，不得不與紅軍秘密停戰。

　　我們現在說張學良是民族英雄是因為他對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很大貢獻，但不能因此對他無限拔高。

　　其三，李教授認為紅軍可能會被消滅，還忽視了一個鐵的事實。解放戰爭時期，毛主席帶著4個警衛連與胡宗南20多萬大軍周旋，給西北野戰軍創造了一個又一個極佳戰機，彭德懷2萬多部隊打得胡宗南望風披靡。如果張學良跟紅軍死磕，下場不會好于胡宗南。

　　近年有些學者胡說什么沒有抗日戰爭，共產黨早就被蔣介石消滅了，理由雜七雜八，總的一句話就是國民黨槍多。李教授的所謂張學良挽救了中國共產黨就是這種觀點的反映。槍多反映力量強，但并不是力量的全部。順應歷史潮流，順應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期待，沒有槍炮也會有槍炮，解放戰爭難道不是明證嗎?蔣介石腰上挎著軍刀，毛澤東手里只有毛筆，誰的力量強?

　　但是李教授的這個觀點我還是部分地同意，就是如果沒有抗日戰爭，我們黨的歷史肯定會重寫。不過，絕對不是中國共產黨被消滅，而是新中國的成立將提前若干年。毛主席的雄才偉略總是超出同時代英雄才俊的想象能力，又豈是腐儒所能料想的?

　　(五)抗美援朝的意義

　　李教授先念了一段彭德懷那段著名的講話：“幾個帝國主義國家架起幾門大炮就可以征服一個國家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之后說，抗美援朝到底該不該打，近年有很多爭議，但是抗美援朝對于展現新中國領導人的立場和風格是有意義的。他這意思是說新中國領導人喜歡作秀才抗美援朝嗎?也許不能給李教授扣這么大帽子，但是也不能排除。

　　現在，面對美國、日本的咄咄逼人，中國的很多專家、教授反對中國做出強硬回擊，動不動就講不戰而屈人之兵、動不動就是“理性對待”，認為一旦得罪美國日本就會打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都是一群紙上談兵，誤國誤民的腐儒。

　　什么叫不戰而屈人之兵?舉幾個例子：金門炮戰時，給國民黨軍護航的美國第七艦隊看到解放軍開炮立馬躲得遠遠地觀戰，眼睜睜看著國民黨運輸艦船一只只被炸沉;越戰時周總理說美軍不得越過“一七線”，美軍無論戰事多么緊張也乖乖地呆在“一七線”南邊不敢越過寸分;“珍寶島”反擊戰后，蘇聯部署強大兵力準備突襲中國，毛主席“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蘇軍耗費了龐大軍費，最終也未敢動[④];1972年，鐵桿反共反華分子尼克松乖乖到毛主席書房朝見，半個屁股坐在沙發上聆聽毛主席講授哲學。這些才叫不戰而屈人之兵。然而，沒有抗美援朝戰爭，能做到嗎?新中國六十多年的和平就是抗美援朝打來的。只有當對手認識到代價高于收獲時你才能不戰而屈人之兵，外語比漢語流利的幾個酸秀才憋在屋里耍耍嘴皮子就能屈人之兵?這個道理幾乎所有農民工都明白，只有這些智囊不明白，白瞎了農民伯伯辛辛苦苦生產的白米飯!羅援將軍[⑤]說得好：“有備才能無患，敢戰方能言和。”豈有怯戰能夠屈人之兵的道理?

　　這幾年美國高調重返東亞，中國周邊形勢日益緊張，釣魚島、南海爭端不斷。在這種形勢下，李教授應該充分講解抗美援朝的重大意義，而不是說什么僅僅展現了新中國領導人的立場和風格。同樣，中國政府今年應該高調紀念抗美援朝戰爭勝利60周年，一方面凝聚國內人心，另一方面給美日提個醒。

　　(六)毛主席何時退居二線

　　李教授講：“毛澤東自己糾錯可以，別人批評不行。”“六〇年大量餓死人，大躍進搞不下去了。”“大躍進失敗后，毛澤東就退居二線了。”這話問題很大，既有歷史知識的錯誤，又有近年丑化毛主席的影子，似乎毛主席“大躍進”把工作搞壞，然后不負責任地讓別人收拾殘局。

　　大躍進的功過暫且不論，單說毛主席何時退居二線問題。“大躍進”開始于1958年，止于1960年。如果按李教授的說法，毛主席應該是1960年后退居二線。是這樣嗎?

　　1956年9月24日“八大”期間，毛主席接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時說：“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龍套。你們看，這次黨代表大會上我就是跑龍套，而唱戲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⑥]此時大躍進還沒有開始。

　　1958年1月毛主席親自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⑦] ，其中第六十條：“今年九月以前，要醞釀一下我不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問題。先在各級干部中間，然后在工廠和合作社中間，組織一次鳴放辯論，征求干部和群眾的意見，取得多數人的同意。這是因為去掉共和國主席這個職務，專做黨中央主席，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做一些黨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請向干部和群眾解釋清楚，免除誤會。”1958年1月國內正是完成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后全國形勢一片大好之時，根本不是什么“大躍進失敗后”。這時期國際上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了一些問題，毛主席這個時候提出退居二線，是想擺脫一些日常事務干擾靜下心來研究些理論問題。

　　實際上，毛主席提出來退居二線的時間還早。

　　毛主席提出退居二線有其深遠的考慮，是站在黨和國家發展的角度考慮的，絕對不是工作沒有做好逃避責任。如果不是后來的形勢打斷了毛主席這一戰略設想，廢除領導干部終身制至少提前二十多年就實現了。

　　1959年4月，毛主席不再擔任國家主席，與朱德、林伯渠、董必武等老同志一起正式退居二線。雖然這時毛主席已經發現并開始糾正“大躍進”中的左傾錯誤，但是此時“大躍進”還沒有“失敗”，而且還在轟轟烈烈之中。

　　李教授所謂“大躍進失敗后，毛澤東就退居二線了”，依據是什么呢?做為講授黨史的中共中央黨校教授不可能不知道毛主席何時退居二線，李教授故意這么說，我不便忖度他的目的。

　　(七)污蔑毛主席“權謀”打擊劉少奇

　　李教授在講到“四清”問題時說：“圍繞‘四清’問題上兩人(毛劉)開始頂撞，毛澤東把政治斗爭藝術演變成權謀。”毛劉二人在“四清”問題上矛盾公開化不假，但是作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污蔑中共領袖“權謀”害人卻不應該。毛劉二人在“四清”問題上發生分歧，是對社會主義教育的方式理解不同，是路線問題，根本不是個人私怨。這一點，連王光美都是承認的。

　　《百年潮》2009年第七期發表了孫興盛的文章《采訪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憶：把歷史的真相告訴人民》[⑧]。回憶了1980年初對王光美的采訪，當時王光美出獄只有一年，劉少奇尚未正式平反，文化大革命已被徹底否定。據孫興盛回憶，王光美說：“我本人和孩子們至今都是非常崇敬毛主席的。”孫興盛問王光美：“毛主席親自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為了打倒少奇同志?”“王光美明確表示‘不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不是個人恩怨問題。”王光美還表示：“憑心而論，毛主席雖然對少奇同志很不滿，寫了大字報，但還是當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是自己同志犯錯誤。”

　　王光美晚年，家里始終掛著毛主席和王光美及孩子們親切談話的巨幅照片。

　　劉平平、劉源、劉亭亭共同的回憶文章《勝利的鮮花獻給您——懷念我們的爸爸劉少奇》通篇沒有一處直呼毛主席其名，都是恭恭敬敬地稱呼“毛主席”，三萬多字的長文沒有一個字對毛主席的怨恨，相反對于文革期間毛主席對劉少奇的關照卻流露出感激之情。比如，“1967年1月13日深夜，……毛主席親切熱情地接待了爸爸，一見面就關切地間……”“臨別時，毛主席親自送爸爸到門口，親切地說……”。

　　如果毛主席運用“權謀”打擊劉少奇，王光美一家對毛主席的感情怎么還會這么深?飽受牢獄之災的王光美都不認為毛主席是政治權謀打擊劉少奇，李QG教授所謂的“毛澤東把政治斗爭藝術演變成權謀”從何而來?

　　我發現李教授與王光美同志一家對毛主席稱呼上有差別，李教授從來都是直呼其名“毛澤東”。而王光美及子女卻始終是以“毛主席”或“主席”為稱呼，從來沒有直呼毛主席其名。李教授的做法不是說不可以，但是稱呼的不同也能說明很多東西。

　　對于歷史問題，學者有不同意見是可以的，但是一個黨校教授講授黨史時，他不是代表他自己，不能隨便發揮，不能靠貶低毛澤東或否定黨史上的定論來顯示自己的博學或獨立見解。

　　如果說李QG教授講授的黨史存在以上知識性或認識性的問題，宋FF教授在解讀十八大黨章時則有三處硬傷。

　　（一）輕信輕傳謠言

　　年初，有兩件事把整個網絡鬧得沸沸揚揚：一是謠傳查封“炎黃春秋網”，一是刪改《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這兩件事，鑒于《炎黃春秋》和《南方周末》慣于造謠和反共反人民的立場，開始炒作時我就不信，事后證明都是謠傳，都是帶路黨制造事端借以攻擊中國不民主、不自由，呼喚“憲政”、“兩黨制”的表演，是他們處心積慮讓中國走東歐、蘇聯道路，變成伊拉克、利比亞那樣動蕩不安的無數表演中的一次又一次。但是，對于這樣的謠言，宋教授卻深信不疑，還在課堂上按謠傳口徑批評政府、批評廣東省委宣傳部。

　　培訓班期間，正是網上謠傳炎黃春秋網被查封正盛之時，宋教授說：“你看，炎黃春秋網也查封了，這么點不同意見都不能包容。”與謠傳口徑一模一樣。

　　炎黃春秋早就應該被查封，現在社會上流傳的反共反毛言論很多就是出自這個雜志，比如劉文彩是開明紳士、《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是莊重所寫不是毛澤東所作、《沁園春·雪》是胡喬木所作劉少奇為包裝毛澤東才按在毛的名下、公開為趙紫陽翻案等。被揭穿后從來也沒認過錯。在語言上，這個雜志也是盡量污蔑貶低共產黨和毛主席，比如2008年第七期登載了李銳的文章《毛澤東和反右》，“1957年發生的反右派斗爭，是一場整肅知識分子的運動……毛澤東發動這一場斗爭不是偶然的，有其深遠的歷史根源。從早年開始，他就對知識分子特別是大知識分子帶有很深的成見了，這同他的家庭環境和早年生活有關。”李銳把反右斗爭說成是毛主席對知識分子的嫉妒和報復，純粹胡說八道。毛主席的度量之廣，豈是小人所能逆料!毛主席終生以天下為己任，從無私敵。比如蔣介石挖了毛主席祖墳，毛主席卻電令解放軍好好保護蔣家陰陽宅。1949年5月6日，溪口解放前夕，毛澤東電告三野“粟張(轉譚王吉)，并告陳饒，劉鄧”：“在占領奉化時，要告誡部隊，不要破壞蔣介石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⑨]如果毛主席想報復蔣介石，只要不吭氣，革命群眾早就把蔣氏祖墳改造成豬圈也未可知。至今豐鎬房和山清水秀的蔣家祖墳供果粉憑吊，沒有毛主席的保護，能做到嗎?所謂“對知識分子特別是大知識分子帶有很深的成見”絲毫不靠譜。要說大知識分子，梁漱溟大不大?公認的“中國最后一位大儒”。我估計李銳及中共中央黨校那些估計貶毛的教授們不會認為自己大過梁漱溟，當然，即便他們自己比梁先生有學問，大家也不會認可。1980年代中期，梁先生回憶起毛主席當年對他的批判時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協委員照當，生活待遇照舊，也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理，我知道那是毛澤東的意思。”[⑩]“最后一位大儒”、“享有”毛主席專文批判“殊榮”[11]的梁漱溟尚且沒有感覺到毛主席對大知識分子的成見，李銳們不太大的知識分子是怎么體會出來的?

　　李銳何許人也，據李銳自己講，他在五十年代中期起目標就瞄準了三屆人大時取代周恩來當總理，這些年到處標榜自己在第一次廬山會議中反對“極左”的作用如何巨大，整個會議幾乎就是他在與“極左”進行殊死搏斗。為此遭到了第一次廬山會議當事人之一的周惠[12]的嚴厲駁斥[13]?！堆S春秋》這類文章數不勝數。元旦過后不久，炎黃春秋網站打不開，于是有謠言說被政府關閉。一時之間，各種反共反華媒體和人士炒得沸沸揚揚，連臺灣民進黨官網也給予了聲援。

　　謠言飛了幾天后，澄清了，原來是網站報備手續到期，重新報備后重開。

　　按照謠傳的口徑，“南周新年獻詞刪改事件”大致是這樣的：元旦前《南方周末》寫了一篇《新年獻詞》，呼喚憲政，取消黨的領導，廣東省委宣傳部認為不妥，于是進行了刪改，刪改后的稿件錯誤百出。于是，中國不自由、專制、新聞管制等等，掀起了一波攻擊黨和政府的熱潮。后來又傳說刪改稿件的不是普通人而是宣傳部長庹震，于是紛紛要求撤職查辦。那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座上賓、反對釣魚島主權、反對建設航母、反對中國耕地18億畝紅線、公開承認拿著美國資助的天則所的老板茅于軾也加入了扳倒庹震的行列。茅于軾領銜，一群境內外反共人士聯署要求罷免庹震，頭一天聯署的就有大陸的著名律師張思之、作家章詒和、李承鵬、野夫、北京大學教授賀衛方、張千帆、清華大學教授秦暉、郭于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徐昕等17位公知，以及港臺知識界9位知名學者，幾乎每一個的微博粉絲都有幾十萬、幾百萬，對輿論的影響力絕對不小。一些人在廣州《南方周末》編輯部前連續多天集會，打出青天白日旗，高呼打倒共產黨的口號。在境內外對“南周”的聲援和對庹震的聲討聲中，“南周”被塑造成了中國新聞自由的代言人。

　　宋教授對廣東省委宣傳部和庹震部長進行了批判，他說：“一個宣傳部長不經允許就刪改人家稿件，錯誤百出，比如‘2000年前大禹治水’，大禹治水是4000年前，‘眾志成城’寫成‘眾志成成’……”可見宋教授對這一謠言也深信不疑。

　　這條謠言在網上飛了十幾天后，“南周”官網等有關方面終于出來辟謠說刪改稿件是編輯所為、其錯誤是編輯疏忽所致，又有報道說當時庹震正在北京參加劉云山召集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此次事故與庹震無關。

　　這種謠言我一開始就不信，因為《南方周末》本身就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媒體，它的宗旨就是“謠言……不是事實，但比事實更真;它經不起推敲，但比真理令人信服;它漏洞百出，但大眾深信不疑”。奧巴馬訪華時單獨召見了“南周”總編，于是“南周”儼然成了誰也不能碰的太上皇。這些年造謠無數，比如汶川地震時“救救我，我是張書記”、重慶平反900警察等。

　　對于刪改稿件這件事，我之所以一開始就不信，首先是認為省委宣傳部長親自刪改一篇不怎么重要的稿件的可能性不大，其次即便宣傳部改了稿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其三即便宣傳部改稿出現錯誤編輯為什么不糾正?所以借此攻擊中國新聞管制是沒有道理的。

　　看得出，宋教授非常認同《炎黃春秋》和南方系。網上這類謠言多得很，做為中央黨校教授怎么能輕信，又怎么能在黨的課堂上信口傳謠呢?現時下，國際國內非常復雜，一個有正義感的民眾、一個有責任心的共產黨員，都不能輕信、輕傳謠言。

　　（二）關于共產主義理想

　　宋教授講黨章有兩個作用：一是構筑共同思想基礎，二是建立嚴密組織體系。在講構筑共同思想基礎時，宋教授講：“我們這個黨要干成個啥事啊，黨章里怎么說的，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當然這個東西呀，一講共產主義就覺得(干笑兩聲)虛無縹緲，當然對什么是共產主義也有不同的理解。共產主義就是實現人的最終全面發展，這種價值觀念非常好，我本人認為這就是人類追求的方向，可能永遠達不到，但是要朝著這樣一個目標奮進，這個社會不斷改良越來越好。”表面看起來宋教授這段話是在表白自己信仰共產主義，但是，這是飯碗所系，不得不講爾。明顯地，宋教授從語氣上還是言辭間都表現出了對共產主義的懷疑。課間休息時，我當面向宋教授提出來，在講授共產主義理想時應該理直氣壯一些，黨校教授在黨的課堂上怎么能懷疑呢?

　　在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不處在高潮時很多人否認共產主義，認為共產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很多共產黨員也總是心虛。其實不必心虛，看看今天仍在持續的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看看竭澤而漁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不難判斷：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共產主義必然勝利。地球資源是有限的，承受不了無節制的開發，必須科學發展，有計劃地開發;資本主義擺脫不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每一次經濟危機的發生都使人類向共產主義躍進一大步。有人總是把共產主義歪曲為東西隨便拿、飯隨便吃，說什么人都是有私心的，所以永遠不可能實現。共產主義不是消滅家庭、集體食堂吃大鍋飯，《共產黨宣言》說：“共產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共產主義的實現有很多標志，比如所有制，按《共產黨宣言》的說法：“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消滅私有制”這個目標是不是遙遠，是不是虛無縹緲?連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都對資本主義制度發生了懷疑，這個目標怎么會遙遠呢?難道不是觸手可及的嗎?“消滅私有制”這個目標在目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做不到，但是今天這個階段做不到的事不能說將來更高階段也做不到。今天達不到，明天達不到，甚至需要很長時間努力，但不能說這個目標是虛無縹緲的、永遠達不到，套用毛主席的幾句話：“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14]

　　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主義思潮越來越活躍，中國社會科學院宋麗丹助理研究員專著《國外共產黨論當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及世界形勢》對此有專門介紹。2012年12月22日，《環球時報》舉辦了主題為“2013 未來十年的中國與世界”的年會，年會上許多學者表達了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自信，學者們的這個態度與幾年前有很大的轉變。民間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自信在增強，我們黨的自信心是不容置疑的，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講：“一定能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黨要堅定這樣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習近平總書記2012年11月17日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講：“實踐充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團結的旗幟、奮進的旗幟、勝利的旗幟。我們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始終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的十八大要求全黨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根本原因就在這里。”與此相反，美國卻越來越不自信了，據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所長袁鵬在《環球時報》年會上所講：“奧巴馬現在最不自信的就是說他的制度和政治，他比較自信他的軍事。”

　　共產主義能不能實現這個問題，真正的共產黨員是不能有絲毫懷疑的，因為這是加入的前提，你懷疑可以，不要加入中國共產黨，就像宋教授自己說的那樣，這是共同的思想基礎。

　　（三）毛澤東思想過時論

　　宋教授講：“1945年七大為什么毛澤東思想占據了這么一個位置呀?就是因為毛澤東比較科學地回答了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地上革誰的命、靠誰革命、怎么革命、革到哪里去、誰來領導革命這些問題。”“七大不用毛澤東思想替換馬克思主義行嗎?如果用那個思路搞革命能奪取政權嗎?人家馬克思那個主義就不是給中國人寫的呀，是指導歐洲工人運動的。你中國全都是農民，能行嗎這個?所以七大把指導思想實現這樣一種輪換就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把指導思想換成了毛澤東思想，你不這樣換行嗎?靠馬克思列寧主義那一套解決不了中國革命的問題……這是第一次指導思想的變化。”“今天呀，實際上我跟大家講吧，我是有意見的，今天黨的指導思想里邊仍然把毛澤東思想仍然擺在這里邊，……我們今天畢竟是搞改革搞建設搞現代化的，仍然把一個革命思路放在這里，有時候產生出意想不到的問題。有些人仍然主張用毛澤東思想來指導中國的建設。”“1949年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由一個革命黨成為一個執政黨。1949年后的中國，任務變成啥啦?開辟現代化道路，實現現代化呀。所以呢由當年的革命變成什么東西了?執政和建設，建設和改革呀。毛澤東思想還想發揮作用的話，只能由革命思路轉變成建設思路，但是毛澤東思想沒有完成這個轉變。毛澤東在建國后雖然寫了《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但是沒有完成一個由革命思路向建設思路的轉換。他按照蘇聯那個模式走，走著走著不行，他探索，探索，探索來探索去，把中國引上邪路上去了，最后把中國推向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個災難深淵。大家想一想，按照這種思路搞現代化，肯定沒希望。所以，如果你稍微有點腦子的話，黨員，大家都是有這樣的共識，按照毛澤東思想想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無異于做夢，無異于做夢，不可能的事。”隨之，宋教授講，鄧小平理論替換了毛澤東思想，后來鄧小平理論一味搞經濟建設“滿足不了人民群眾多元化的需要”，鄧小平理論也不行了，要換成“三個代表”，換成科學發展觀。

　　宋教授以上這些話表達了三層意思：

　　一是黨的指導思想“替換說”。七大時黨的指導思想由馬列主義換成了毛澤東思想，改革開放后毛澤東思想換成了鄧小平理論，后來鄧小平理論換成了“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在他看來這些理論不是繼承發展關系，而是像家里的電視接收機，過一段時間換成另一臺，“替換說”還是頭一次聽到，真是開眼了。

　　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是對馬列主義的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不是對立的關系，不是非你即我的關系。鄧小平理論是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中國現階段的馬克思主義;“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也是新形勢下的發展，不是哪個替換哪個的關系。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大報告中講：“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堅持和發展。”也就是說，我們今天所做的是就是堅持和發展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宋教授“替換說”從何而來?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主席《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15]這話我們聽起來很耳熟，這不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嗎。“‘每一個’國家都‘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這個提法好。”[16]這不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嗎?

　　二是割裂了新中國歷史，宋教授把新中國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對立起來，把改革開放前的新中國說成是邪路，這是絕對錯誤的，是嚴重背離十八大精神的，也是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污蔑。

　　十八大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把中國共產黨九十多年歷史、把新中國六十多年歷史看做一個整體，都是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斷奮斗的歷史，都是新中國不斷壯大的歷史。十八大報告有三處提到“九十多年”，比如第三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九十多年奮斗、創造、積累的根本成就，必須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發展。”

　　什么是邪路?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大報告中是這樣說的：“我們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按照十八大報告，“改旗易幟”才是邪路。關于什么是邪路，小平同志早有論述：“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問題。而堅持社會主義……就不會產生貧富過大的差距。再過二十年、三十年，我國生產力發展起來了，也不會兩極分化”[17]“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8]“我們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不走資本主義的邪路。”[19]按照小平同志的說法，走資本主義道路才是邪路。

　　改革開放前的新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是“改旗易幟”嗎?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嗎?都不是。那么，做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的宋某念的哪門子經呢?如果宋某以非黨員身份搞個私塾，他這么評價新中國前三十年，我們不反駁他。但是，他是堂堂的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總結了新中國改革開放前十大成就，其中第五項：“在工業建設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一九八○年同完成經濟恢復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二十六倍多，達到四千一百多億元;棉紗產量增長三點五倍，達到二百九十三萬噸;原煤產量增長八點四倍，達到六億二千萬噸;發電量增長四十倍，達到三千多億度;原油產量達到一億零五百多萬噸;鋼產量達到三千七百多萬噸;機械工業產值增長五十三倍，達到一千二百七十多億元。在遼闊的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興建了一批新的工業基地。國防工業從無到有地逐步建設起來。資源勘探工作成績很大。鐵路、公路、水運、空運和郵電事業，都有很大的發展。” 第六項，“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顯著改變，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國灌溉面積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億畝擴大到現在的六億七千多萬畝，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珠江、遼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災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國農村幾乎沒有農業機械、化肥和電力，現在農用拖拉機、排灌機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都加，用電量等于解放初全國發電量的七點五倍。一九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國糧食增長近一倍，棉花增長一倍多。盡管人口增長過快，現在已近十億，我們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證了人民吃飯穿衣的需要。”如果是邪路，能取得這么巨大的成就嗎?也許，普通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道路對于宋教授來講是邪路，但對于新中國的99%絕對是正路。

　　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月5日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講得明明白白：“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總書記說得多明白!時過僅一日，言猶在耳，宋教授怎么能說毛澤東“把中國引上邪路上去了”?

　　吃完第十張餅后打著飽嗝咒罵前九張餅，是沒良心的。

　　三是毛澤東思想過時論。宋教授的這種觀點是很有市場的。

　　十八大前，社會上有很多主張取消毛澤東思想的傳說，據說中共中央黨校鄭姓原副校長就主張取消毛澤東思想，據傳說他拍著桌子說，十八大報告如果寫進“共同富裕”就是亡黨亡國。對于網上這些傳說，我原來并不十分相信。如果說有些人主張取消毛澤東思想，那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說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們主張取消毛澤東思想，我的想象力還真是沒有那么強。這次親耳聆聽了宋教授的講座，不得不信了。中間休息時，我對宋教授講：“你所說的毛澤東思想過時了，我是不能同意的。毛澤東思想不僅僅是打仗的思想，更重要的，是為人民服務，是實事求是，是群眾路線，永遠也不過時。”他干笑了兩聲說：“照你這么說，馬克思主義也不過時。”我說：“對呀，馬克思主義怎么能過時呢?”

　　我們都知道，馬克思主義有三個主要部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辯證地唯物地看待客觀事物、歷史地唯物地看待人類歷史永遠也不過時，放之四海而皆準。機械地看待事物，將不可避免地發生極左或右傾錯誤;唯心論公認沒有市場。對于歷史事件，如果拿今天的觀點來分析，就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自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誕生后，除了毛主席“兩論”等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外，人類哲學至今也沒有超越。所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永遠也不會過時，除非你是主觀唯心論者或機械唯物論者。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從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就活生生展現在我們面前，“過時”一說從何而來?

　　科學社會主義從19世紀中葉誕生起就一直在指導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共產主義運動也在科學社會主義的指導下波浪式曲折前行。與19世紀中葉相比，歐美資本主義已經向社會主義進步了不少，這一點連歐美主流資本主義經濟學家也不否認。蘇聯、東歐的失敗不是社會主義道路的失敗，而是它們背離了無產階級、背離了人民群眾的結果，是它們偏離社會主義道路，走上了“改旗易幟的邪路”所致。

　　因此，馬克思主義永遠也不過時，而做為馬克思主義理論陣地的中共中央黨校應該下大力氣進一步深入研究，所有黨員干部都應該加強學習，宋教授這樣專門做理論工作的黨員更應該深入學習。

　　我們再來看看毛澤東思想是不是過時了。按照《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內容，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主要包括有六個方面：①毛澤東創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帶領中國共產黨走出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道路;②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從中國實際出發，走出了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③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方面，他創立了新型建軍原則，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人民軍隊的唯一宗旨，黨指揮槍的原則，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軍事戰略上的人民戰爭思想戰無不勝;④政策和策略方面，“毛澤東同志精辟地論證了革命斗爭中政策和策略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是革命政黨一切實際行動的出發點和歸宿，必須根據政治形勢、階級關系和實際情況及其變化制定黨的政策，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起來。”⑤關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也是創造性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今天仍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等等;⑥關于黨的建設方面，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批評與自我批評三大作風，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它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

　　宋教授在講課時，始終糾纏于農村包圍城市和革命、打仗等詞。其實這只是毛澤東思想的很小部分，是毛主席在特定歷史時期創造的、解決當時形勢下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手段，在這六個方面中頂多是第一個方面，其它方面，比如文藝路線、建軍原則、黨的建設、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政策和策略等，今天還在提倡或者一直在堅持。宋教授認為毛澤東思想過時了，我們假定按照宋教授的觀點取消毛澤東思想，當然要否定以上六個方面，這就意味著：①不從中國實際出發走中國道路;②人民軍隊不再為人民服務，取消黨對軍隊的領導;③制定政策不必堅持原則，不必機動靈活;④文藝上不再百花齊放、推陳出新，不必科學的、民族的、大眾的，古不為今用，洋不為中用;⑤黨的建設不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黨不再與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等等。這樣做行嗎?以我淺見忖度宋教授的態度，估計也會說不行。既然不行，為什么要取消毛澤東思想?即便宋教授說行，8260萬黨員也不同意。

　　毛澤東思想還有三個活的靈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毛主席一生之中面對數不清的新形勢、新斗爭，始終都能創造性地拿出解決方法，與他畢生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是分不開的。毛澤東的一生是開創的一生，是為99%奮斗的一生，他始終深入實際，深入群眾，是最實事求是的，因此才創造了中共黨史乃至中國歷史上的多個第一，古今中外無人能比。他建立了中共第一個省級組織和農村基層組織——中共湘區委員會和韶山黨支部;他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卓越的工人運動領袖，勝利領導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全國影響的第一次工人大罷工——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他是最杰出的農民運動領袖，他領導的湖南農民運動是一場壯觀的轟轟烈烈的農村教育運動和農民翻身運動，為而后推翻封建主義這座大山積累了經驗、鍛煉了干部;他在黨內第一個明確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他建立了新型的人民軍隊;他第一個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他創建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開創了獨特的中國革命道路;他第一個系統提出游擊戰爭戰術原則;他創辦了第一個紅軍基層干部培養機構教導隊;他在永新寧岡領導了中共黨史上的第一次黨員登記;他起草了我黨第一個土地法;他第一個明確提出無產階級思想教育和思想領導放在第一位的思想;他最早提出了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思想;他第一個把游擊戰爭提高到民族解放戰爭的戰略高度;他指明了無產階級文藝路線，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他是人類歷史上最杰出的軍事家、戰略家，他的所有對手無一不是手下敗將;他第一個系統糾正“大躍進”錯誤;他提出三個世界的思想彈指一揮間把美蘇孤立等等等等。所有這些第一在別人身上有一個、兩個就已經很偉大了，但是毛主席卻創造了N個。每當生死存亡關頭，在其它人還處于迷茫時總是毛主席找到一條坦途，把中國革命帶出困境。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但是任何神都比不了毛主席，任何神話毛主席的行為都是對毛主席的貶低。我們要問為什么，為什么始終是他，始終是他引領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因為他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楷模、是走群眾路線的帶頭人、是獨立自主精神的體現。翻閱毛主席著作，你會發現關于調查研究的文章有很多，毛主席不僅提倡深入實際調查研究，而且身體力行，做得最好。老人家講：“邁開你的兩腳，到你的工作范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任憑什么才力小也能解決問題，因為你未出門時腦子是空的，歸來時腦子已經不是空的了，已經載來了解決問題的各種必要材料，問題就是這樣子解決了。”[20]“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21]

　　今天我們黨要想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帶領全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必須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從中國實際出發、依靠群眾進行革命和建設的發展之路。毛澤東思想的靈魂，不僅今天我們要堅持，還要永遠堅持下去。

　　毛澤東思想，從內容到靈魂都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怎么能說過時呢?我們黨堅持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搞現代化建設，怎么能說“無異于做夢，是不可能的事”呢?

　　我們回過頭來再看看宋教授的高論：“如果你稍微有點腦子的話，黨員，大家都是有這樣的共識，按照毛澤東思想想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無異于做夢，無異于做夢，不可能的事。”按照宋教授的意思，我們搞中國的現代化，如果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如果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如果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沒有一點腦子，“無異于做夢，無異于做夢，不可能的事”。難道我們脫離中國實際、脫離群眾、依靠美國就能搞成中國的現代化?難道就是有“腦子”?我認為，像宋教授這樣的“腦子”還是一點都沒有的好，有了宋教授這樣的“腦子”，中國不僅必然走上“改旗易幟的邪路”，連民族生存都成問題了。

　　這些年，很多人沒完沒了地談論毛主席所謂晚年的錯誤，有的人還別有用心地無限夸大。我覺得即便毛主席晚年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我們今天也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不能因為前三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有過所謂的挫折就拋棄毛澤東思想。拋棄了毛澤東思想，美國對中國的最后一擊就不遠了。如果有人非要糾纏毛主席晚年錯誤并因此主張取消毛澤東思想，我可以打個比方回答你：駕校教練對學員講，要遵守交法，不要違章。但是教練駕車也可能有軋到實線的時候，能說教練的主張是錯誤的嗎?能因為教練有過違章就證明他的教導是錯誤的?小孩子都明白的道理。

　　在2011年那次輔導中，柳教授還講：上海中共一大會址，有一副畫，毛澤東站著講話，其它人認真地聽著，事實不是這樣的，當時毛澤東的地位很低，不可能是他講話別人聽。兩年多以來，我就想當面問一問柳教授：你怎么知道毛澤東當時不可能講話?中共一大在上海開了7天，十幾個人，毛澤東是湖南首席代表，怎么沒有講話可能?

　　以前社會上傳說中央黨校有的教授如何如何貶低毛澤東，有點影子時要貶低，沒有影子創造影子也要貶低，原來始終不信，現在有點信了。

　　中共中央黨校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陣地，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的職責就是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論理論素養、知識水平、黨性原則當然應該比普通黨員高出很多。但是，從以上兩位教授的講座分析，中共中央黨校有的教授黨性修養還是有待加強的。

　　中國正在走向多元化，多元化社會更體現了包容。但是中共中央黨校本身能不能多元思想?肯定不能，因為它是黨的思想陣地，是培養黨的重要干部的地方，它多元了，黨的思想就亂了。中共中央黨校只能是中國多元化社會的一元，是中國共產黨這個一元中的組成部分。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在公開場合，他不代表他自己，講授黨課是很嚴肅的事情，不能靠戲說、觀點創新、爆料、迎合聽眾來吸引眼球，更不能靠貶低毛主席來顯示自己。退一步說，即使黨校教授可以在座談會、討論會上發表本人不同看法，也不能在輔導課上發表，因為這是黨的課堂，下面的聽眾是從你這吸收營養的。

　　最后，想問問兩位教授，如果黨章拿掉了“毛澤東”三個字，中國共產黨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么?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①]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2002年出版。

　　[②]即著名作家茅盾，沈澤民之兄。

　　[③]本文中李教授、宋教授的話語，帶引號的都是他們的原話，不帶引號的是對他們那一段語言所表達意思的提煉。

　　[④]有學者認為大軍常年陳兵邊境消耗巨大，也是拖垮蘇聯經濟的一個因素。

　　[⑤]羅援，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解放軍少將。

　　[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9年6月第一版，第128頁。

　　[⑦]《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9年6月第一版，第362頁。

　　[⑧]電子文本“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也有轉載。

　　[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五卷，見《占領吳淞嘉興等地應注意的問題》。

　　[⑩]：摘自《梁漱溟問答錄》，作者：汪東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1]《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第107頁。

　　[12]廬山會議期間因支持彭德懷受到批判，被指為“彭德懷反黨集團”第五號人物。

　　[13]人民網，強國社區，《原中顧委委員周惠談李銳與廬山會議》發表于2009年11月7日。

　　[14]《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991年6月第2版，第106頁。

　　[15]《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9年6月第一版，第116頁。

　　[16]《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9年6月第一版，第116頁。

　　[17]《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4頁。

　　[18]《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

　　[19]《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23頁。

　　[20]《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991年6月第2版，第110頁。

　　[21]《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991年6月第2版，第1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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