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認為，自由是人們對必然的認識，只有當人們掌握了事物的客觀規律的時候，才有自由可言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不可能有什么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是在政治上要求絕對自由。事實上絕對自由是沒有的。任何自由都是有條件的，受約束的。。在政治上人們的自由，一定要受法律、紀律和道德規范的。自由化“資改派”的實質是反對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主張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　　

　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社會政治思潮。主張經濟上取消以公有制為主體，實行私有化；政治上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實行多黨制、兩院制；思想上取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鼓吹全盤西化。　　

　　資產階級自由化“資改派”的主要觀點有：全盤否定毛澤東同志的歷史作用，否定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的指導地位；否定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宣揚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將社會主義等同于極權、專制甚至是法西斯主義，抹煞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巨大成就；抨擊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觀點，宣揚馬克思主義“過時論”；認同所謂超階級的、抽象的人權、民主理論，主張以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作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樣板和指導理論；主張政治上的“多元化”、“多黨制”；主張經濟上的“多元化”、“私有化”。二十多年來，資產階級自由化“資改派”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領域都有表現，它利用各種社會事件和問題，提出了多種多樣的“反思”和“新思維”。但歸根到底，資產階級自由化“資改派”的主旨就是歪曲、否定、攻擊四項基本原則，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 　　

　　鄧小平曾明確駁斥、批評過資產階級自由化“資改派”的荒謬觀點，認為在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完整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沒有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共產黨帶領人民群眾，沒有無產階級保護自身利益的專政手段，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 　　

　　1980年12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資改派”的問題。以后又反復強調這一問題，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對共產黨的領導，而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就不會有社會主義制度。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鄧小平還指出：“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五十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既然這是個長期的任務，我們就不能搞運動，方法以教育、引導為主。”（《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1頁） 　　

　　在堅持改革開放的同時，要全面地堅持和貫徹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堅持一個中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 　　

　　我國改革開放的時期，國際形勢有對我有利的一面，然而另一方面，正值西方資產階級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處于顛峰時期。我國社會上資產階級的狂熱思想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又存在崇洋媚外思想的影響，一些人是由于認識原因，也有一些人帶著投機心里盲目跟風，更有一些人到西方尤其是美國“取經”，雖然也學了一些市場經濟的基礎知識，可這時恰逢西方大力推銷新自由主義，他們更多地熱衷于販來了這種時髦貨，正好乘著宣傳解放思想、批判“文革”思想大氣候，憑著他們撈到的“改革派”桂冠，以學者或媒體“名人”身份，相當長時期壟斷了話語權，把糾“左”變為“糾正”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以自由化的觀點主要是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詮釋改革開放，大量地在各種學術會議、大學殿堂宣揚、播種新自由主義，鼓吹市場經濟和私有制萬能，籠統反對政府干預，有的甚至提出取消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前的定語社會主義，有些公然攻擊馬克思主義過時了、甚至本來就是錯誤的，說將來到共產主義仍然是市場經濟，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說得一無是處、甚至是萬惡之源，說“人間正道：私有制”。 　　

在這些輿論影響下，相當時期許多地方和領域曾廣泛發生背離社會主義的現象，例如以改革名義刮起私有化風，把一些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說成是“包袱”，瓦解了農村合作醫療體制，取消了義務教育，搞醫療“市場化”，教育“產業化”；推行以資為本，縱容資本壓榨勞動，有的揚言不惜犧牲三千萬工人，不顧社會公正和資源環境GDP掛帥，把發展歪曲為單純賺錢，腐蝕人們的靈魂，食品安全和礦難事故頻繁發生，導致嚴重社會不公和社會問題，形成人們稱呼的“新三座大山”，階層、城鄉和地區差別急劇擴大，大量的工農淪入社會底層。 　　

　　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觀同資產階級自由化“資改派”改革開放觀的斗爭一直都在進行。堅持以資產階級自由化“資改派”歪曲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一些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和媒體人，一個突出而迷人的手法，是歪曲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說他講改革不要問姓社姓資。雖然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實際批判了這股思潮，但“資改派”直到現在還憑其壟斷的話語權堅持這樣說，并且有些霸氣地把反對自由化、主張改革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人打成是反對改革。 　　

　　   　新自由主義的錯誤和危害，在世界的其它地方例如非洲一些國家早有充分暴露，最典型的是前蘇聯推行世界銀行新自由主義藥方，全盤私有化，導致的亡黨亡國、聯盟解體，經濟大倒退、收入水平大下降和國力大降低，至今恢復緩慢。 　　

　 鄧小平曾一再強調要“用中國的歷史教育青年”，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道路使中國人民獲得獨立、解放，中國第一次成為人民自己的國家。 　　

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必然選擇，沒有馬克思主義、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他說：“國民黨搞了二十幾年，中國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證明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是不能成功的。”“如果我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對馬克思主義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自己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國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國現在還是四分五裂，沒有獨立，也沒有統一。”“建國以后，我們從舊中國接受下來的是一個爛攤子，工業幾乎等于零，糧食也不夠吃，通貨惡性膨脹，經濟十分混亂。我們解決吃飯問題，就業問題，穩定物價和財經統一問題，國民經濟很快得到恢復，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了大規模經濟建設，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 　　

　　在現實的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條件下，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擺脫資本世界循環體系，使有十多億人口的中國擺脫資本主義剝削鏈條。從而擺脫比經濟多年停滯、深陷貧困深淵的非洲可能更為悲慘的命運；避免社會財富兩極分化必然導致的社會群體的分化、對立和沖突，為世界和平和發展做出貢獻。正因如此，鄧小平說：“堅持社會主義，是中國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十億人的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對世界是個災難，是把歷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 “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占得滿滿的，打進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不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就沒有前途。” 　　

　　社會主義制度不僅能夠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而且它能夠消除私有制度發展生產力不可避免的貧富極度分化、剝削和掠奪等不公正現象的根源，為中國人民和人類探索一條既能實現共同富裕又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私有制及私有觀念、承認剝削、掠奪的社會制度，是各種腐敗現象產生的根源。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生產力的目的，不是為了某一部分人積累財富，也不僅僅是物質條件的改善，而是要在消除兩極分化、消滅剝削、消滅私有制的過程中實現人民生活的普遍富裕和精神、觀念的革命性變革。“中國根據自己的經驗，不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道理很簡單，中國十億人口，現在還處于落后狀態，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擺脫貧窮的問題。” “我們為社會主義奮斗，不但是因為社會主義有條件比資本主義更快地發展生產力，而且因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消除資本主義和其他剝削制度所必然產生的種種貪婪、腐敗和不公正現象。” “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 　　

　　鄧小平同志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為一項長期的任務，作為改革開放時期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應主要“靠經常性的說服教育”，即采取思想、理論、宣傳、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手段，同時，“必要時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和指導思想，決定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向和成敗。 　　

　　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危害性，不僅在于它制造了影響穩定的“社會事件”，更為嚴重的是這種思潮對于黨員、黨的領導干部、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直至黨的治國方針的侵蝕。歷次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造成社會不安定局面，都與黨內有或少或多的聯系。資產階級自由化“資改派”主張的一些主要宣揚者、附和者在黨內，有些甚至是黨的高級理論工作者，而黨的高級領導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方面的“軟弱”和間接、直接的支持態度，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能夠占領輿論陣地、進行思想動員從而興風作浪的重要原因。 　　

　　自由化思潮還為腐敗行為提供了思想理論“依據”，加速了腐敗現象的滋生。鄧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腐敗現象很嚴重，這同不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關系。”反過來，腐敗現象和腐敗分子又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的重要社會基礎。 　　

　　加強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為人們執好政、服好務的需要，是抵御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侵害，保持黨的先進性的要求。“黨是整個社會的表率，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又是全黨的表率。”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整個過程中，鄧小平同志始終強調“關鍵在黨”。在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的教訓進行總結時，他總是首先明確黨的責任、領導干部和中央的責任。“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里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 “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 　　

　　加強黨的領導，就“要大力加強黨的組織、黨員同群眾的聯系，要把國家的形勢和困難、黨的工作和政策經常真實地告訴群眾。要堅決批評和糾正各種脫離群眾、對群眾疾苦不聞不問的錯誤。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是我們的傳家寶。黨的組織、黨員和黨的干部，必須同群眾打成一片，絕對不能同群眾相對立。如果哪個黨組織嚴重脫離群眾而不能堅決改正，那就喪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敗，就會被人民拋棄。” 　　

　　　四項基本原則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較量，是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階級斗爭。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必須首先徹底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觀點，它所內含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改革開放時期，黨和國家在思想文化領域相繼提出并開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培養 “四有新人”、反對“精神污染”、反“和平演變”和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教育等活動，批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理論和觀點，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影響，尤其是在青年人中的影響。這些活動得到了鄧小平同志的支持，有些還是他首先提出、倡導的。 　　

　　鄧小平同志多次直接安排思想理論工作，提出思想理論工作總的任務和要求。“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工作是不能離開現實政治的。我們這里說的政治，是國內外階級斗爭的大局，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現實斗爭中的根本利害。”“要大力宣傳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宣傳黨的領導、黨和人民群眾團結一致的威力，宣傳社會主義中國的巨大成就和無限前途，宣傳為社會主義中國的前途而奮斗是當代青年的最崇高的使命和榮譽。” “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批判和反對資產階級損人利己、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對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必須在思想政治領域把上述的斗爭進行到底。……否則我們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就會被種種資本主義勢力所侵蝕腐化。”等等。 　　

　　對于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鄧小平同志始終堅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在思想政治方面肅清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同時，決不能絲毫放松和忽視對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對極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批判”對于沒有堅持實事求是原則，以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的認識和做法，鄧小平不斷地予以糾正。“不少同志片面地總結歷史教訓，認為一講思想斗爭和嚴肅處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這就走到軟弱渙散的另一個極端。在對錯誤傾向、壞人壞事作思想斗爭和組織處理的問題上，這些年來黨內確實滋長了過分容忍、優柔寡斷、畏難手軟、息事寧人的情緒，這就放松了黨的紀律，甚至保護了一些壞人。” 　　

　　　任何國家都不能允許顛覆國家的企圖實現。對于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并通過暴力或非暴力的活動破壞國家、社會秩序的人，只進行思想上的斗爭說服不了也阻止不了他們的行為，必須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限制他們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活動，肅清其影響。 　　

　　面對國內和國際敵對勢力各種形式、各種渠道的演變策略，社會主義國家必須牢牢掌握國家機器，對于那些違背、危害人民利益的人毫不妥協地動用國家機器。“對于這一切反社會主義的分子仍然必須專政。不對他們專政，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民主。這種專政是國內斗爭，有些同時也是國際斗爭，兩者實際上是不可分的。”“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是強有力的。一旦發現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一項長期任務 　　

　　“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世紀的頭五十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鄧小平同志的這個判斷是準確的，時至今日，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僅存在，而且仍在利用一切機會表達自己的訴求，企圖從根本上影響中國的發展方向。2003年掀起的所謂憲政問題討論，境內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資改派”分子又伺機鼓吹“軍隊國家化”、“限制政府”、取消有四項基本原則規定的憲法序言等。資產階級自由化所以在改革開放時期始終存在，歸根到底在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始終未放棄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 　　

　　舊殖民體系瓦解后，資本主義國家放棄武力征服的辦法，改用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學術交流等意識形態的手段改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同志就提出反和平演變的任務。鄧小平同志也做出過預警：“開放政策是有風險的，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的腐朽東西。” 　　

　　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和外貿關系日益頻繁，資產階級思想的滲透是不可避免的，和平演變的壓力空前提高。事實證明，資產階級自由化“資改派”主要分子往往都與境外的敵對勢力有某種聯系，得到某種形式的支持。蘇東劇變后，中國作為唯一的社會主義大國，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和平演變戰略的焦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面臨嚴峻的形勢和任務。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不僅目前存在，在今后相當長時期都將存在，甚至有激化的可能。 　　

　　此外，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對于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一些領導人在一些問題上失去了辨別力、敏感性，不能夠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用實事求是的方法去觀察、分析現實狀況，做出準確判斷，正確開展斗爭。鄧小平指出抓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手軟”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軟弱渙散”、“缺乏一貫性”的問題，也批評過具體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我們的宣傳工作還存在嚴重缺點，主要是沒有積極主動、理直氣壯而又有說服力地宣傳四項基本原則，對一些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嚴重錯誤思想沒有進行有力的斗爭。”“有些人把‘雙百’方針理解為鳴放絕對自由，甚至只讓錯誤的東西放，不讓馬克思主義爭。這還叫什么百家爭鳴？這就把‘雙百’方針這個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方針，歪曲為資產階級的方針了。” 　　

在紀念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二十周百年的時候，應當清楚地記著鄧小平同志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囑托，應當清醒地看到目前“迷信西方發達國家反映資產階級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理論，把西方某些資產階級學派的理論甚至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主張奉作教條。這種傾向在意識形態領域以及經濟社會變革中的影響力正在上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仍是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長期、艱巨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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