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是真正的無名英雄。”提到調研工作者的勞動時,姜大明說調研工作要掌握好臺前幕后的分寸。“有時候領導講話不錯,人家會說領導講得好,當然,要求是領導部署的,觀點是領導提出的,文稿的背后肯定是你們默默無聞的付出。”“文字工作要抓好。文稿起草不好,這會議就不要開了。”言至此,姜大明嚴肅地大聲道,這反映的是工作作風是否扎實的問題。“以后我們要真正研究好山東的‘事兒’,寫好山東的‘字兒’。” (《山東日報》)
感謝山東的姜大明省長,道出了現在中國官場開會的核心特色:靠文稿。原來決定一個會議的成敗的關鍵因素,竟然就是相關的文稿。這表明老百姓“用會議貫徹會議、用文件落實文件”的工作總結,確實是非常到位。而文件與會議的關系的密切程度,我們只要看電視新聞和去參加一些會議,就會充分而且親身感受到如果沒有領導念文稿,確實就不像在開會。
現在確實沒有必要再顧及“會議”原本是“會集討論”的本義了,因為會議的功能已經由集思廣益進步成傳達貫徹,而不再具有真正的會議功能。就領導干部而言,主要的工作就是開會,開會的主要內容就是念文稿。雖然如今交通、通訊等手段比新中國前半期發達得多,但領導們特別是高級干部離基層和群眾卻越來越遠,不靠秘書班子寫文稿,已經不知道在會上能夠說什么。所以每當要開會特別是“重要會議”的時候,就離不了秘書班子準備的“重要講話”,領導“重要講話”的水平自然也就由秘書班子的水平給決定,久而久之,一些領導連秘書文稿中的重要漏洞都看不出來,照本宣科之后就會引起老百姓的另類眼光。比如:
——“規范灰色收入”。
——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不提抗日戰爭。
——對西藏和平解放紀念用“祝賀”。
……
類似的情形還有很多很多。總之就是自己肚皮里沒有多少真貨,脫離群眾脫離實踐又太嚴重,就不得不依賴秘書班子準備文稿來講話和開會。這種情形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比起來,簡直就是天壤之別。毛主席不必說了,我們看小平同志又是怎樣講領導自己動手寫文章這個問題的:
拿筆桿是實行領導的主要方法。領導同志要學會拿筆桿。開會是一種領導方法,是必需的,但到會的人總是少數,即使做個大報告,也只有幾百人聽。個別談話也是一種領導方法,但只能是“個別”。實現領導最廣泛的方法是用筆桿子。用筆寫出來傳播就廣,而且經過寫,思想就提煉了,比較周密。所以用筆領導是領導的主要方法,這是毛主席告訴我們的。凡不會寫的要學會寫,能寫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鄧小平文選》第一卷《在西南區新聞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50年5月16日)
“用筆領導”是領導的主要方法,但如今的情況是領導們普遍或者只能將這個領導權交給自己的秘書班子,讓自己成為秘書班子的傳聲筒。長此下去養成習慣之后,領導們面對實際問題常常是拿不出合理的辦法,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糊弄過去在說。比如在社會管理上記不得先輩的老辦法,自己又沒有管用的新招數,就不問是非、不講原則、不惜代價、不計后果地先“維穩”再說。之所以會這樣,與很多領導干部只會開大會只會念文稿脫離群眾脫離實踐,拋棄黨的“理論聯系實際、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批評與自我批評”優良作風是分不開的。假如開一個像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的“七千人大會”那樣的會議,估計許多領導干部或許雷人都不會,放屁也艱難——因為秘書不在,只能“親自”了耶。
曾經有老前輩比較國共兩黨,說是國民黨稅多而共產黨會多。國民黨稅多是盤剝人民從而喪失民心,共產黨會多是集思廣益而啟迪民智激發民力,當然會有勝敗分明的結果。但當共產黨的會議變了味道或者說我們黨今天只會開這種假會發那些虛文的時候,我們的戰斗力也就是執政能力恐怕也會明顯退化的。如果領導干部說真話,恐怕我們今天最不敢面對的干部調查結果就是問這個問題的答案:
——除了開會念文稿,你還會做些什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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