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英淘，中國社科院一位普通的研究員，2012年3月11日在61歲時病逝。近一個月來，網上追思、紀念的文章不斷，被網友譽為“我們心中的大雷鋒”。他究竟做出了什么驚人的業績，讓這么多人難以忘懷呢？

       鄧英淘（1952.9.5-2012.3.11），湖南桂東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主要學術專長是計量及數理經濟學，從事農村宏觀經濟研究。198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經濟系。歷任國務院農研中心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生態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農村金融研究會理事，中國社科院經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代表作有：《走向現代化的抉擇》、《鄧英淘文集》。與人合著的有《中國預算外資金分析》、《海南模式的特征問題和前景》、《新發展方式與中國未來》、《中國體制改革的進程與趨向研究》等。《中國農村經濟發展與改革面臨的問題與對策思路》一書，獲得1990年度孫冶方經濟學獎。他提出西方現代化是“少數人的現代化”，在世界范圍內已經不可持續；中國的現代化應是“多數人的現代化”，不可能步西方現代化的后塵，必須立足國內找到可持續發展的路徑。

       憂國憂民是鄧英淘的精神家園。著名作家王小強說，鄧英淘、崔鶴鳴和他組成了“三老漢戰斗隊”。“三老漢”當時年齡在50歲上下并不老，但由于不迎合主流，被逆向淘汰，被邊緣化了。“三老漢戰斗隊”，名稱里透著不合流俗、光榮孤立的姿態，透著為民請命、傲視權貴的錚錚鐵骨。當初許多真誠的理想主義者為了祖國的富強，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而熱情地獻身改革開放大業。1997年以后，國企改制分流，資源型國企海外上市，從根本上動搖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住房、教育、醫療的市場化改革形成對工農大眾的敲骨吸髓。面對改革開放后期鑄成的大錯，一些憂國憂民的有識之士開始覺醒，對“改革開放”掙脫“四項基本原”的約束，如脫韁野馬，不問姓資姓社，一路向著兩極分化、貪污腐敗、道德淪喪的深淵狂奔提出強烈質疑，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賈根良、盧麒元、黃樹東、左大培、高梁、顧秀林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鄧英淘在八十年代就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發展方式選擇和國際經濟政治和戰略格局，是一個不可分割的“三體問題”，必須統籌考慮，找到“綜合解”。當時，學術界的青年才俊們都熱衷于逆向種族主義，熱衷于從各學科、各層次全面否定、嘲諷中國社會的一切，否定長城、否定黃河、否定圍墻，否定中醫和傳統文化，否定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但鄧英淘獨立地思考中國的人口、資源、環境問題，尋找“三體問題”的“綜合解”，也就是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的“頂層設計”。在世俗者眼里，“名不正言不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一個普通的研究員憑什么去思考這些天大的問題？憑的就是以天下為己任的憂國憂民的高尚情懷。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中國的現代化是多數人的現代化。首先應該考慮的是環境、資源、人口問題，其次是考慮國際經濟、政治和戰略格局，最后才是考慮經濟體制改革問題。歐美西方的現代化是少數人的現代化，中國絕不能跟隨在西方的后面走進死胡同：美國的現代化靠石化資源，中國也靠石化資源；美國搞私家車進家庭，中國也發展私家車；美國環境“先污染、后治理”，中國也“先污染、后治理”。資源不夠怎么辦？“計劃生育”，減少人口。國際經濟、政治和戰略格局怎么辦？倒向美國，“當一段孫子”。經濟體制如何改革？向美國學習，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

       鄧英淘特別擅于算大賬：13億人民走美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需要多少石油、天然氣、煤炭？ 1980年中國人均消耗能源0.6噸標煤，美國人均11噸。就按人均5噸算，假設世界各國都要現代化，而世界人口達到70億，則每年需要消耗350億噸標煤，能持續幾年？會產生多大的環境污染？而且世界油氣資源都在美國軍事基地的覆蓋之下，美國人封鎖圍堵怎么辦？2010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就對澳大利亞媒體說，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顯然，美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在中國走不通。鄧英淘認為，從資源約束角度看，西方人發起的現代化只能是實現“少數人的現代化”。西方現代化的經典模式是“我現代化了﹐你就別現代化”。中國沒有可能用西方的現代化模式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夢想。有沒有一條道路﹐其資源基礎和生產方式﹐包括生活方式﹐大多數人都能現代化﹐而不光僅僅是少數人的現代化。1986年，他把這個思考寫成《論總量分析和總量政策在我國經濟理論與實踐中的局限性——兼析我國經濟運行中的某些基本特征》，（《經濟研究》1987年第6期）。

      經過多年尋訪、考察、調研，鄧英淘找到了解決的辦法：種草+調水。鄧英淘提出，種草就是種能源。中國有大約60億畝草場，每年產干草3億噸。如果搞10%的人工草場，即6億畝，種中國象草，畝產2噸干草，就有12億噸干草。如果種非洲鉅菌草，多年生，草高4-5米，畝產干草可達5噸，就有30億噸干草。每噸干草的價值和糧食接近，既可以當飼料，又可以轉化提煉為天然氣。這30億噸干草就足可以滿足中國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能源需要。理論上說，種草意味著用可再生的能源替代不可再生的能源。這樣就解決了中國現代化的能源問題。

      如此高產的草場需要大量的水來灌溉，而這些草場又多數分布在北方缺水地區。鄧英淘又找到了辦法：“風水互濟，西部調水”。中國有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但是平原只有100萬平方公里。西北和華北干旱沙漠地區因為缺水，沙進人退，沙漠化日益嚴重。如果能將西南地區三條出境大江，即怒江、瀾滄江、雅魯藏布江的水調至西北和華北，則西北和華北的干旱和沙漠地區就能夠變成良田。這就是大西線調水方案。此方案有一個難題無法解決，如果希望水能夠自流到西北和華北，則必須在海拔較高的地方取水，調水量就不多。如果在海拔較低的地方取水，則必須建高壩提水。且不說建設和維護高壩的難度，就提水一項，能源何來？所以，大西線調水方案胎死腹中。2007年，鄧英淘了解到中國風電技術的重大突破，產生靈感：風電提水，西部調水。中國風電技術有一項重大突破，即垂直軸風力發電技術，任何方向的風能都能充分利用，使風場利用率一下提升了5倍。而且，由于應力降低，材料費用也降低，整機造價還大大降低，發電成本可降低到火電水平。如果用風力發電技術來提水，不需要并網、輸電和管理費用，實際的電力成本還可以更低。橫斷山脈，風谷林立。一平方公里擺上4、5臺2500千瓦的垂直軸發電機，就可以源源不斷地提水。風大，提水量大；風小，提水量小。哪里方便就在哪里提水，不需要建一個高壩。無數個調水點通過無數渠道向西北和華北調水，設計和施工可以試探漸進，建設和維護成本極大降低，也不怕導彈襲擊或地震，就可以實現西部調水。

        西部調水方案，其意義不僅僅在于種草，還在于將西北和華北的干旱、半干旱土地甚至沙漠變成良田、森林或草場，造就一百萬平方公里的可利用平原。這相當于再造一個中國。中國的現代化無法對外侵略擴張，也沒有印第安人可供掠奪殺戮，只能開發自己的內部潛力。以中國年財政收入十幾萬億衡量，如果西部調水的成本僅僅一萬億左右，卻可以再造一個中國，無疑是以極低廉價的成本給子孫后代開辟了巨大的生存空間。

    不知道李瑞環是不是看過鄧英淘的建議，但在人民網強國博客中，有篇博文《務實求理的治水方略—讀李瑞環《關于我國水的幾個問題》有感》記述了此事：“離開水萬物就不能生長，離開水人類就不能生存，離開水社會就不能前進”。這段話出自《關于我國水的幾個問題——在政協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的新書《務實求理》（人民大學出版社），這篇講話就收入其中。

      1998年夏秋之交，我國南北洪水水位之高、時間之長、范圍之廣是歷史上罕見的。造成這種局面，從根本上說是由于氣候異常、降雨量過大和過于集中。李瑞環同志說，作為痛定思痛，作為總結經驗，作為改進工作，我們也應該汲取一些教訓。以長江為例，長期以來上游過量砍伐森林、陡坡開荒，造成生態惡化、水土流失，加上河道未能及時整治疏浚、堤壩未能切實加高加固，嚴重影響行洪泄洪。沿江湖泊是天然滯洪、蓄洪區，對于分洪削峰、調節水位、緩解堤壩壓力有重大作用。長江流域原有大的通江湖泊30多處，總面積1．7萬平方公里，總容積1200億立方米。由于多年的泥沙淤積和圍湖造田，湖泊面積縮小了6700平方公里，達百分之四十；湖泊容積減少了567億立方米，達百分之四十七。長江河道的行洪能力、過水流量是有限的，超過限量的水有去處就可安然無事，反之就會泛濫成災。圍湖造田的最大弊端，就是使過量的水無處排放，造成各方來水同時爭擠一條河道、水位越壅越高的危險局面。自然界有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運動規律。人不能違背規律，也不能改造規律，否則就要受到懲罰。在人類的歷史上，因為違背自然規律而受到懲罰的事例不勝枚舉。無度的圍湖造田，從局部看有所收益，從全局看危害甚大；由一時看是人對自然的勝利，由長遠看是干了一件蠢事。

        無視自然規律，片面夸大人的力量，是唯意志論；聽任自然擺布，否定人的能動作用，是宿命論。人不能違背規律、改造規律，但人可以認識規律、掌握規律、運用規律。自古以來，水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的利益，也造成無數次災難。在興利避害的過程中，我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系統的資料，對水有了比較充分的了解。就長江而言，我們知道從公元前185年到現在發生的200多次較大洪水災害的情況；我們知道長江宜昌站洪峰流量5年一遇是6．03萬秒立方米，20年一遇是7．23萬秒立方米，百年一遇是8．37萬秒立方米，千年一遇是9．88萬秒立方米，超千年一遇是11．5萬秒立方米；我們還知道長江來水的時間和空間分布以及各個河段的行洪能力和承載水量。可以說，我們對長江發生洪水的基本情況是比較清楚的。經過探索和總結，對治理長江的方向、方法也是大體明確的。除了下大力量切實抓好植樹造林、改善生態這個長遠大計之外，最主要的是，按照必要的防洪標準，確定適當的堤壩高度、河床斷面；在此范圍內整治河道、保證水流暢通無阻，加固堤防、保證大堤萬無一失；建設相應的蓄洪區，遇有河道承載不了的超量洪水，根據情況有計劃地分洪蓄洪。今天，我們已經掌握了古人難以想象的科學技術，積累了比較雄厚的物質基礎，加上我們有共產黨的領導和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統一認識，下定決心，“堅持全面規劃、統籌兼顧、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原則”，就一定能夠把長江治理好，把祖國的大江大河大湖治理好。

       李瑞環同志長期以來非常重視水的危機和水利工程建設。在天津市長任上，建成了“引灤入津”工程，疏浚環城河道。調入中央工作后，仍時常關心天津海河、環城河的水污染治理，水利工程建設和節約用水工作。他說，我國是一個缺水的國家。我國年水資源總量為2．8萬多億立方米，人均水量不足2400立方米，僅為世界人均水量的四分之一。我國水資源總量中，可用水儲量只有1．1萬億立方米，而用水量增加很快，自1949年以來平均每10年增加近1000億立方米，目前已達5600億立方米。照此趨勢，用不了很長時間，我國用水就將達到可用水儲量的極限。我國農業自然災害主要是水旱災害，從1950年至1989年，我國平均每年洪澇面積約1．2億畝，而干旱面積約3．1億畝，九十年代平均每年干旱面積更增至3．8億畝。由于缺水，全國668個城市中有400多個供水不足，生產和生活受到嚴重影響；由于缺水，大量耕地草場廢置，土地沙漠化以平均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驚人速度擴展，總面積已達160．7萬平方公里；由于缺水，地下水超量開采，一些地區地面沉降、河湖干涸。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1972年發生第一次斷流，1985年后更是年年斷流，1997年斷流累計竟達226天。缺水已經成為威脅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一個緊迫問題。

      我國水資源的分布嚴重不平衡，既患寡又患不均。在時間方面，年降水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九十集中在6、7、8、9四個月，并多且暴雨形式出現，水資源百分之七十以上由洪水組成，利用的難度很大。在空間方面，水資源的分布是東南多西北少。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水資源占全國總量的百分之八十二以上，而耕地只占百分之三十六；長江流域以北地區水資源不到全國的百分之十八，而耕地卻占百分之六十四。由于這種嚴重不平衡，往往在同一時候，有的地方赤日炎炎，土地龜裂，河川斷流，有的地方連降暴雨，洪水泛濫，農田、村鎮、廠礦被淹；有時在同一地區，干旱和洪澇接踵而至，交替成災。因此，我們研究中國水的問題，不僅要研究水災問題，還要研究旱災問題；不僅要研究水資源的總量問題，還要研究水資源的平衡問題。如何最大限度地把水留住，如何把水引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實行水的再分配，這是我國治水事業中的重大戰略問題。

       說到治水國家戰略，李瑞環同志高瞻遠矚，他分析長江從宜昌到入海口落差不過40多米，一年就把幾千億立方米的江水送到1800公里以外的大海。如果我們能在海拔更高的地方，比如一百米、幾百米、一千米、兩千米的高程把水攔蓄住，通過必要的工程引導水的流向，就可以使水流到我們所希望的更遠、更廣的地區。他從長江上游通天河、雅礱江、大渡河取水入黃河上游，說到引松花江、嫩江之水到東北的西南部，把相當于兩條黃河的新疆的1150億立方水資源利用好。他充滿信心地說，通過努力，把江河盡可能地控制起來，將更多的水攔在高處，按照我們的意圖流向需要的地方，如同大城市的給排水那樣，上水隨時都有，下水自動排走。這樣，我們就可以把解決洪澇問題和干旱問題、水資源分布不平衡問題和水資源短缺問題有機結合起來，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治水之路。

         李瑞環同志在洪水洶涌之際，透過水的危機，預見到未來十年后西南省份將要發生的旱災，并謀劃了治水之策。李瑞環的講話與行文素來生動風趣，富有哲理，即使是在論述治水方略也不乏幽默。他進一步引經據典地指出，幾千年來我們的祖先在治水中表現出了非凡的才智，創造出了輝煌的業績。公元前250年李冰修建都江堰，引岷江水灌溉成都平原，使這一地區從此“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公元前214年史祿開鑿靈渠，引湘江水入漓江，溝通了長江與珠江兩大水系，至今仍兼有農業灌溉和城市供水的功能。公元612年隋朝修建大運河，全長1780公里，溝通了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成為我國南北交通大動脈，至今仍居世界人工河之首。今天我們所擁有的條件是任何朝代都不可比擬的。且不談社會制度、經濟實力、科學技術，僅就人力資源來說，秦朝在鑿靈渠、修長城時人口不過2000萬，隋朝在修建大運河時不過5600萬，直到清朝前期不過1億，而我們今天有多少人口、多少勞動力、多少富余勞動力？這里還沒有包括人的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我們應該也有條件繼承前人的事業，在重新安排江河方面有更大的作為，為子孫后代創造更加美好的生存空間。

     上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到有高層智庫之稱的社科院研究員，下至網絡謀士，都在探尋中國現代化的可行性發展路徑。因為西方現代化的基礎是用一次性使用、不均勻分布資源形成的工業化，不可復制。不均勻分布，資源出產地就既是福地又是險地，阿拉伯人和伊朗人就懷璧其罪，美國的航母就老在那里轉悠，精確制導炸彈鉆地彈就老招呼那里。一次性使用，能支持二三百年西方模式的現代化。據美國能源部的統計﹐現在全球仍在運行的440座民用核反應堆每年需要1.65—1.85億磅的鈾。按照這一消耗速度﹐可用的鈾還夠支撐40年，與石油煤炭期限差不多，“和平與發展”就快到頭了。工業化靠一次性資源加上不均勻分布支撐，誰的胳膊粗誰的刀子快誰就分得多，只能實現“少數人的現代化”。依靠可再生和均勻分布能源支撐的工業化，創立分布式的能源體系和就地城鎮化的生活方式，用不著爭﹐用不著搶，沒有了那種你死我活，離開你我就吃不上飯的關系，才可能從只有少數人能夠現代化到多數人能夠現代化。

   “堅持名分、員主固基、期限責任、系權制衡、兩體互動”的20字政改方針是鄧英淘思想的精髓所在。鄧英淘認為：“人類配置資源、運營資源，廣義地說，只有三種機制，市場機制、科層機制、互惠機制。”古今中外，任何社會組織都只是這三種機制的不同組合，正如五光十色都只是三原色的不同組合一樣。計劃經濟時期，我們突出了科層機制。后來，發現科層機制雖然可以實現大規模擴張，但容易官僚化。于是，就動了市場機制的念頭。然而，市場機制雖然靈活，卻容易兩極分化，道德淪喪。殊不知，人類還有第三種資源配置機制，就是互惠機制。各原始部落內部即是。各家庭內部即是。以往，生產小隊內部，亦有強烈的互惠機制。如今，華西村、南街村內部都屬于強烈的互惠機制。互惠機制的好處不言而喻，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可以理解為一種全球范圍的互惠機制。問題是，互惠機制的要害就在于范圍不能過大。范圍一大，人與人之間相互不認識了，相互交往歷史也記不清楚了，就需要思想統一的科層機制和各自爭利的市場機制。問題是，市場機制具有自我擴張的正反饋特性。它不停地瓦解互惠機制，也使科層機制腐敗化，以至市場至上。不但國家趨于解體，甚至家族、家庭也趨勢解體，人與人之間只剩下冷冰冰的金錢交易。人被原子化了，徹底自由了，但生活也徹底失去了意義。

       經過3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后，中國社會已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市場至上，金錢至上，禮崩樂壞，道德淪喪。中國共產黨曾經將中華民族建設成一個科層機制加互惠機制的高度凝聚的共同體，如今自身信仰喪失，交易盛行，以致官商勾結，腐敗墮落。面對生死攸關的困境，鄧英淘提出重建黨內的互惠機制：“堅持名分、員主固基、期限責任、系權制衡、兩體互動”。所謂堅持名分，就是“理直氣壯地堅持紅旗不倒”。黨內如此現狀，使無數人灰心喪氣，失去希望。失去希望者提出，這樣的黨還要它干什么？極右的人說，拆了算了，搞多黨政治。極左的人說，毀了算了，重新建黨。鄧英淘說，也不能拆，也不能毀，要堅持名分，使黨逐漸恢復活力。怎樣恢復活力呢？不是依靠新的毛澤東，不是出新的偉大思想，而是將中國共產黨建成一個互惠機制，從互惠機制中自動形成各個層次的帶頭人。怎樣互惠法？首先是賦權，賦予廣大黨員以發言權、監督權和決策權，切實保障這些權利的行使。為什么給黨員賦權，而不給全體人民賦權？鄧英淘說，那是因為黨員都鐮刀斧頭下宣過誓，愿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愿意為共產主義犧牲一切。現在，大多數黨員都做不到。但是，可以給一個選擇，還愿不愿意重申入黨誓詞？愿意的，重新登記入黨。不愿意的，自愿離黨。然后，賦權、授責，使廣大黨員能夠切實履行起發言權、監督權和決策權，從而保障黨的基礎的鞏固。這就叫“員主固基”。期限責任，是指各級領導的任職期限制。其要害是廢除終身制。這一點，鄧英淘認為已經做到，只需要進一步完善即可，例如探索如何更好地發揮退職人員的余熱。

       系權制衡，是指借鑒日本自民黨長期執政的經驗，承認黨內有派，使各派相互制衡。鄧英淘介紹了一本書：《自民黨戰國史》。毛主席也曾經說過“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鄧英淘說，既然如此，為什么不讓黨內的各派公開化，并使之相互制衡呢？日本自民黨有三派，“黨的總裁出任政府首相，負責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總務會長負責黨務，政調會長負責方向路線的研究和把握。三個關鍵性的崗位，分別由黨內左右右三派領袖擔任。有了執政‘期限責任’的基礎，黨內有派，三權分立，可以實現有效的權力制衡。”

   什么叫兩體互動呢？一體是指共產黨，另一體是指共產黨以外的各團體。兩體互動，指共產黨與社會各團體的互動。鄧英淘特別指出，要讓工會真正代表工人利益，農會真正代表農民利益。過去，總是說共產黨代表工人農民的根本利益，但容易忽視工人農民的當前實際利益。今后，共產黨仍然要代表工人農民的根本利益，但讓工會代表工人的當前實際利益，農會代表農民的當前實際利益，成為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形式的工農聯盟。在保持共產黨一黨執政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前提下，又使黨內各派相互制衡、輪流政執；既要保障黨員對黨的主體地位，又要保障工人、農民對國家的主體地位；既要發揮一黨執政的穩定性優勢，又要使黨外各團體有更充分的言論權和監督權。

但是，如果中國共產黨真正代表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勢必要挑戰美國的國際霸權，至少要與美國的東亞戰略發生沖突，那么美國也必然會利用中國黨內的派系斗爭來搞分裂活動，從而打破黨內各派系制衡的格局。即使目前黨內的派系斗爭沒有公開化、制度化，美國已經在充分利用這種派系斗爭了。鄧英淘這樣真正有擔當、有思想、有主張的好黨員長期被邊緣化，而那些親美派、腐敗派卻步步高升，掌握銀行、證券、外匯、投資公司的大權，甚至掌握更高層的政治大權，就是這個問題的直接反映。

        著名新左派學者韓德強很欣賞鄧英淘的調水+種草的主張。但認為與他在思想理念上有所區別，鄧英淘是個唯物主義者，韓德強是個唯心主義者。他們都認為，互惠機制很重要，是人類社會的希望所在。鄧英淘會認為，互惠機制有范圍限制，不易擴大。韓德強認為，互惠機制的要害在于形成了一種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如果這種價值觀得到進一步的提煉、闡發和弘揚，則互惠機制的邊界可以不斷擴大，直至達到全球范圍。鄧英淘會認為，“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互惠機制自動會產生雷鋒、焦裕祿。韓德強認為，自發的雷鋒和焦裕祿固然可以有無數，但經不起風浪考驗，更不易受生死考驗，需要有中國傳統儒、釋、道的精華引領，方可心安理得，平靜坦蕩，一輩子為人民服務。鄧英淘會認為，英明領袖不可靠，可靠的是黨內各派的相互制衡，可靠的是群眾性力量。韓德強認為，英明領袖的心路也具有可復制性。過去我們只講向雷鋒同志學習，不講向毛澤東同志學習。其實，毛澤東的心路恰恰可以被中國傳統文化所解釋：為人民服務不是痛苦，不是犧牲，而是幸福，而是成就大我，直至無我。中國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在實踐中將精神的能動性發揮到極致。無論是萬里長征還是抗美援朝，無論是兩彈一星，還是鞍鋼憲法，都是“精神變物質”的奇跡。中國革命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在理論上過于強調物質因素，而忽視精神的巨大能動性。無論是批判大鍋飯養懶漢，還是強調生產力決定論、產權清晰，倡導市場機制，都是過于強調物質利益，而導致“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了”。

       實際上心與物的關系太重要了。偏廢任何一方，都可能會犯極大的錯誤。因此，唯物或唯心，都會犯下極大的錯誤。中國近現代史上，常常走極端，就是因為放棄了東方思維，采用了西方思維，不是唯心就是唯物，結果，就在兩個極端之間跳動，造成社會生活的大起大落。東方思維則主張，心與物不可分離。物為心的基礎，心為物的主導；物為陰，心為陽，陰陽和合，萬物生長。

         像鄧英淘這樣的憂國憂民﹐重病中不忘國家的未來﹐理應得到國家的承認﹐人民的尊重。鄧英淘就西部調水，風能發電提水﹐超長隧洞、大型橋涵技術，以及塔里木等沙漠地區太陽能發電和凈化含苦堿地下水技術都有具體可行性的建議。王小強認為，為千秋萬代計，只要有1％的可能﹐就值當付出250％的努力去探索。要有“二百五”的愚公精神。今天的中國有這種精神的人依然存在，不過不在廟堂。牛玉琴、石光銀，一個寡婦，一個勞改釋放人員，兩個文盲堅持幾十年治沙30萬畝，植樹近億棵。看到這種精神，我們有了信心。作為每一位關心中國前途命運的共產黨員﹐都能感受的到鄧英淘的赤子之心，那種“天降大任于斯人”的神圣之感。鄧英淘以一個國家主人翁的責任感來昭示救國良策﹐站在人民的立場﹐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感提出建議﹐探討可行性方案。這與當今物欲橫流﹑醉生夢死﹑腐敗僵化的世態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鄧英淘堅定地認為﹕“信仰危機確實嚴重，但如果中國整個都是貪官，共產黨早完蛋了。紅旗之所以能夠堅持到今天﹐就是因為行行業業﹐都有共產黨員在第一線，和人民群眾一道，堅持韌性的持續奮斗。”鄧英淘相信﹐在鐮刀斧錘頭黨旗下宣誓效忠的八千萬共產黨員不可能完全腐敗。這是共產黨員的立場。我們應該慶幸﹐有像鄧英淘這樣的仁人志士為國分憂﹑為民呼喊，這應該是時代的光榮﹐中國共產黨的光榮。

        鄧英淘的父親鄧力群同志長期從事理論工作﹐是我黨資深理論家，意識形態領域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之初﹐院黨組書記鄧力群與院長胡喬木同志一道﹐為了社科院的建院和科研規劃傾注了全部精力﹐功高至偉。至今社科院的老科研人員十分懷念那創業初始的80年代﹐那個堅強有力的領導班子。到了90年代﹐鄧力群同志被認為是僵化保守的代表人物之一﹐鄧老聽到看到﹐一笑置之。鄧老為中國的前途命運在理論上探索了一輩子﹐堅持自己的信仰，正是老一輩中國共產黨人的寶貴品質。

      “學習雷鋒，好榜樣。忠于革命，忠于黨。愛憎分明不忘本，立場堅定斗志強”。這首歌，我們耳熟能詳。50年前，周恩來總理對雷鋒題詞：“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斗志。”這就是我們今天和將來都要繼承與發揚的“雷鋒精神”。而當國家危難，人民渙散，外部列強虎視眈眈時，國家、民族和人民更需要像鄧英淘這樣的仁人志士，將自身榮辱生死置之度外，憂國憂民，傾盡畢生才華，冒死能諫，這就是無愧于這個時代，被網友稱之為的“大雷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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