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　賀雪峰　教授關于《農村邊緣群體在迅速崛起》一文的不同觀點　　

環球時報2012年2月22日第15版國際論壇刊登了　賀雪峰　教授《農村邊緣群體在迅速崛起》一文，我看過近一個月了，仍如梗骨在喉，遂做此文一吐為快。　　

首先介紹下我自己，于謙，字子益，河北保定南市區五堯鄉烏馬莊村人，農民，初中學歷，非黨員非團員非少先隊員，08年至今暫居北京，無業無收入，受我愛人的資助讀書寫作搞文史研究，住的是岳母的房子，生活上受已年近80歲的岳母的照顧，工作學習上皆受兩位偉大女士的指導和幫助。　　

在此感謝兩位偉大的女士。　　

我說明這些情況，包括自曝“吃軟飯”的丑，要表明的是：　　

1，我是農民，土生土長的，貨真價實的。由于去年村里的土地被賣光，而補償款到現在也沒下來，我現在是自由的貧窮的失地農民。　　

2，我應該屬于邊緣群體和上訪者，我村91年賣地的據說一千大幾百萬，幣值相當現在的2個億左右被村支書王大龍王海龍兄弟一伙貪腐揮霍掉了，村民數次上告結果只是村民選舉后下臺，我在外邊飄蕩一直在試圖尋找原因和更進一步解決的途徑和渠道。　　

3，由于我唯一的資助人是我的愛人，我所要表達的觀點不會受任何機構、單位、組織的影響，完全是依靠自己長久以來所收集的信息而形成，站在我所在的群體的立場來闡述。　　

4，我所要闡述的觀點的一些論據是來自最基層的真實狀況，以最原始方式親耳聽到，親眼看到，親身經歷，我在那里出生成長。　　

我對　賀雪峰　教授的觀點不同之處，主要有兩點：　　

第一點，　賀雪峰　教授提出的“農村邊緣群體”這個概念和出現原因的分析，令我感到很悲哀，我的切身經歷得出是基層人民實際生存狀況，也包括學者、官員本身的生存規則，與學者們研究得出的“理論上正確的”生存規則，以及學者和官員們認為的“人民應該的”生存狀況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　　

第二點，我理　解賀雪峰　教授引用　毛潤之　先生說的“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這句話背后的含義和情感，但更贊同　毛潤之　先生在《論聯合政府》中說的“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　　

下面我將稍作具體的解釋和闡述。　　

第一點，　賀雪峰　教授提出的“農村邊緣群體”這個概念和出現原因的分析，令我感到很悲哀，我的切身經歷得出是基層人民實際生存狀況，也包括學者、官員本身的生存規則，與學者們研究得出的“理論上正確的”生存規則，以及學者和官員們認為的“人民應該的”生存狀況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　　

所謂“農村邊緣群體”的出現與農民如何不流動，市場經濟如何滲入，各種觀念如何進入村莊沒有什么關系。　　

不論事物如何發展，觀念如何改變，技術如何進步，人的生存行為的本質沒有變化。　　

我們每個人依然在生死間吞吐物質，消耗能量。　　

我們每個人依然是由物質構成形體。　　

我們每個人依然使用物質轉換時出現的能量作為活動的動力來源。　　

我們每個人依然要為了動力不中斷持續攝取物質。　　

我們每個人依然要用眼睛去搜索物質。　　

我們每個人依然要用腿腳把自身移動到物質旁邊。　　

我們每個人依然要用手把物質移動到嘴里。　　

我們每個人依然要用耳朵和嘴巴進行彼此間的最初步的聯系。　　

我們每個人依然要用頭腦去思考獲得更多物質的方法。　　

我們每個人依然要用頭腦去判斷在什么情況下單獨獲得的物質收益高，在什么情況下與他人合作獲得的物質收益高。　　

我們每個人依然要用頭腦去衡量是短期合作有利自身，還是長期合作，構成一個安全的社會有利自身。　　

我們每個人的能力發揚的高低依然決定社會的活力的強弱。　　

我們每個人對能力進行自我約束范疇的大小依然決定社會的發展是穩定上升，還是止步不前。　　

信任這個利益最大化的安全狀態依然是社會構成的基石。　　

信任依然是由我們每個人彼此間的承諾，和認真履行、完成承諾來建立，依然不是動動嘴巴，或者創造一個新的名詞就能建立。　　

因果律依然是維持社會秩序的法律、道德的基石，做出傷害和破壞的言行的人要被法律的執行者實施對應的懲罰，做出有益和建設的言行的人要被道德的維護者加以認可和對應的獎勵。　　

所以本質的東西沒有改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向全世界宣布，我國是一個處于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人民政府向人民承諾我們最終要實現“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因為我國一窮二白，不具備“極大豐富”的物質條件，所以暫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制度。　　

建國63年，三代人艱苦奮斗，我們看到了也感覺到了“物質極大豐富”，但共產主義理想似乎越來越遙遠。　　

共產主義理想真的很難實現嗎？！　　

我認為不難。　　

2011年全國稻谷、小麥、玉米總產量5.7億噸，小麥11792萬噸，稻米2億噸。如果以每人每天1斤干糧計算，全國13億人口每年4758億斤，2.279億噸。北京超市里的普通大米每斤2元左右，這個價格是包括了種植者到中間商到賣場所有的成本和利潤。也就是說約1萬億人民幣就可以在食物這個單項上實現一個保障基本生存的“按需分配”，而2011年中國政府財政收入是約10萬億人民幣。　　

可以預見的是，如果我黨我政府能兌現當初對人民的承諾，哪怕以很小的步子一點一點的做，中國社會結構、中國各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必將發生根本性改變。中國社會也將脫離現在的惡性因果循環，進入良性因果律的循環中，徹底脫離300年一換朝的惡咒。　　

誠然，在食物配給過程中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各種問題，各個環節各種各樣的人也都需要磨合，但這些不應該成為不去做的障礙。　　

障礙就是拿來解決的，解決的了解決不了是區分操辦者個人有沒有能力，心地是不是足夠善良，人群中對比是不是真的優秀，在崗位上稱不稱職的試金石。　　

無基礎不能做和有基礎能做不去做有著本質的差異，這個差異表現為信任與不信任。　　

如果是兩個人之間的信任與不信任，我們可以用語言概括為誠實與欺騙，現實行動表現為親近與疏遠。如果是人民與政府之間的信任與不信任那就是政府合法性的問題了。　　

這一部分是以宏觀角度來談信任、不信任和因果律關系，下面我們從微觀角度繼續談。　　

烏馬莊村91年賣地后，村里人就補償款是分掉還是集體做些事討論過，時任村支書的王大龍承諾要為集體做些事，鄉親們相信了，錢沒有分掉。　　

村支部村委會在開始時確實善用這些錢，買了一臺聯合收割機；將村里的主干道水泥化；翻蓋了小學校，舊教室改為二層教學樓，當時我本人小學六年級，最后一個學期用上了新樓，很高興。　　

下來我就沒有注意到村內有什么變化了，王大龍什么時候事發，鄉親們什么時候開始告，我那是太年輕，太好玩，對這方面關注不夠，所以不太清楚，我個人一直以為是在他弄了一身性病后開始，至少我個人是這時候才開始關注這個事件。　　

但我們要說的是，人們為什么要告？如果法律的執行者認真執行會有什么樣的結果？法律為什么要制定懲罰？　　

1、減少民眾利益上的損失，包括經濟的和精神的。　　

因為政府承諾了依據法律保護民眾利益，對應的民眾也要信守法律不對損害利益者實施任何行動的傷害。那樣一般的民事糾紛就會演化成為嚴重的刑事案件，事情會變的非常復雜。　　

2、使損害利益者與民眾脫離接觸，制止新的損失和事態的進一步惡化，出現超出承受度的傷害。　　

這個損失和傷害有民眾的，有損害利益者的，也包括法律執行者自身的威信----不可侵犯的威嚴和可信任度，“威嚴”這個“果”是由高可信任度這個 “因”發生的，“高可信度”這個“果”是由法律執行者認真而辛苦甚至危險的去執行法律的行為這個“因”來建立，沒有這個“認真而辛苦甚至危險的去執行法律的行為”，法律等于空談，對任何人的任何行為不會有任何威脅和實際意義的約束。　　

3、警告周圍和后來的人不要做同樣是事，對挑戰法律的威信必將受到法律執行者的懲罰。　　

警告作用除了有制止各方未來的可能的利益損失的內容，還有隱含的一個內容：降低法律執行者的執行成本。執行成本有兩個部分組成，其一是單次執行時人力物力；其二是一個周期內執行的次數。　　

從鄉親們開始上告到王大龍下臺，經歷數年，幾乎年年告，年年上級政府下來查，最后集體的錢花光了不說，據說村委會還外欠400多萬。　　

整個事件過程鄉親們遵守著自己對法律的承諾，沒有出現過激行為，沒有實體傷害出現。　　

受益最大的王大龍王海龍兩兄弟依然逍遙法外，拿著集體的錢做第一桶金，經營著眾多產業，過著最滋潤的生活，兒子做了黨員。今年村子選舉，他們組織復出。　　

另外一方的法律執行承諾在哪里？！　　

我們這些平民農民進行著成本巨大的上告上訪，僅僅是為了沒事找麻煩嗎？！　　

我們蒙受的極大損失應該誰來補償？！　　

此案事實明白，欺詐、貪污、挪占、揮霍樣樣俱全；證據充足，人證物證均有，卻屢查不辦，為什么？　　

執行過程中增加的法律執行成本都是上告上訪者造成的嗎？　　

而蒙受極大損失的僅僅是我們這些基層生產者嗎？！　　

該有因果律沒有出現，那么出現其他方向的因果循環還奇怪嗎？！不應該嗎？！　　

而這些是否意味著雙方的法律承諾已經解除？！　　

是否意味著法律執行方將退回到皇權不下縣的時代？！　　

是否意味著基層人民可以解鎖自我約束的能力，使用自己的方法解決掉那些令人憎惡痛恨的人和事？！　　

比如杜文青現象。　　

杜文青是王大龍的發小，拜把子兄弟，兩人結婚有了孩子還一起去偷東西，被人抓了，杜文青自己扛了這個事，我聽說被判了7年。出來后就跟做了村支書的王大龍混，在這個案件里，是除了王大龍王海龍兩兄弟外，受益最大的。　　

我不知道杜文青是原來就這樣，還是在監獄里學了什么，據王大龍那邊傳出的消息，王大龍兩兄弟的墮落有杜文青很大的原因。　　

杜文青自己與村里一家媳婦通奸，這家的姓氏幾乎與烏馬莊村同齡，在村里眾多姓氏中占有至少一半的人口。按照古代的規則杜文青被亂刃分尸也不為過，那媳婦自然是被沉了豬籠。　　

杜文青不但自己禍害別人，還幫王大龍找了另外一家的媳婦通奸，在杜文青的勸說下這家的男人幫忙看門把風，換了一個市場收費的位置，當時每個月好像120元。后來這家的兩個女兒做過妓女，兒子混了黑社會。　　

那家的二女兒是我小學同學，我很憤怒，但我不知道這該怨誰。　　

村里出什么事，有什么矛盾，杜文青總是很熱心的出現在各方圈子里挑事，翻手為云覆手為雨。村里一家的男孩兒因為女孩兒被村外的男孩兒酒后失手殺死，杜文青先在被害者家，鼓動被害者發動親戚朋友抬尸游行對殺人者家施加壓力，然后隨時將這邊的情況通知殺人者家，使其能夠應對。這還不算完，據說還偷偷打電話報警，說有人聚眾鬧事。　　

此人睚眥必報，朋友的結婚宴上，他讓我喝酒我沒喝，過了不久村里集體裝電話，他負責登記表，同期都裝了，我家沒裝，問施工的說我沒有登記申請。　　

王大龍下臺時，兩人很快就翻了臉，棄暗投明的杜文青繼續做續任村委的辦事員，生活依然很滋潤。　　

杜文青的奉行的人生哲理就是“有奶就是娘”，本人公開宣稱只要有錢給誰做狗都行，日本人再來了第一個做漢奸。這個奸佞小人向我們詮釋什么是“只有永遠的利益，沒有永遠的友誼”，從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村內的風氣和年輕人的價值取向。　　

必須承認，能做壞人的人往往都是非常能力的人。杜文青本身是一個很漂亮的男子，身材好，保養的又好，放在那里都很體面，很容易建立良好的第一印象；他很聰明，學習能力很強，領悟里很強，有急才，很容易與他人建立好感；具有杰出的社交能力，在人群中，察言觀色和控場技巧均很強大，語言詼諧略帶哲理，并十分懂得分寸，能輕松拉近交談者的距離，人脈關系很廣；即使敵對，他也總能在不利于他的質詢中找到有利于他的辯詞，讓對手啞口無言，并誘導對手同情他。　　

他在上一次選舉時，支持的是現任村委的競選對手，他負責聯系黑社會，擾亂競選秩序。但現在又成了村委的辦事員，好像在負責村南商品樓的開發。　　

所以，村委的接來送往一般是他來做，尤其是領導視察時，均會有他來陪同；找五堯鄉政府辦事撈人也多有人求他，并能辦成。　　

我很清楚，并不是所有人群均會有一些這樣的人，但在我的觀察范圍內幾乎每個人群都有，區別只是無恥的程度和卑鄙的原因不同罷了。　　

我們不難想象，如　賀雪峰　教授這樣的大領導下鄉調研，在一個地方待上一兩天一周半周乃至個把月的，在不知根不知底的情況下，沿用固有的“主流規范”思維，被這種人接待陪同，能看到的是什么！聽到的是什么！　　

在這種奸佞小人的嘴里，少數邊緣群體，狠人、惡人、賴人、釘子戶、刁民都會是哪些什么人？！　　

在“領導是我們一伙的”的暗示下，絕大多數農民為什么要選擇沉默？！　　

在此，我們不得不做出這樣的考問：　　

“農村主流規范”到底是個什么東西？！　　

是人在生產生活中自然產生還是由法律懲戒道德牽引而建立？！　　

所以，問題早已存在，只是形成問題的細節因為某些原因不顯現，不被注意，又或者被某些人刻意掩蓋、忽略、誤導。　　

社會的實際情況非常復雜，如何在紛亂的信息中找到不變的核心，找到社會的根本，找到永恒的堅持，不認由少數人為了個人私利而破壞共識，破壞共同的情感和共同利益，正如　賀雪峰　教授說的那樣，如何應對需有大智慧。　　

并且我認為，僅有智慧還不夠，還需要更大的決心和堅決的執行力。　　

第二點，我很理　解賀雪峰　教授引用　毛潤之　先生說的“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這句話背后的含義和情感，但更贊同　毛潤之　先生在《論聯合政府》中說的“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　　

技術的進步確實引發了事物的發展，讓我們每個人對自身的能力、生命的意義、使命的了解、幸福的定義、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有了較過去更加全面的寬廣視角，超越過去的認知，解鎖了被束縛的能力，這些改變賦予了我們每個人更大的擴展空間。　　

以煤炭、石油、電力等能源驅動的現代機械，機床、車輛、輪船、飛機、電腦、手機、網絡等等工具，使我們這個時代的特質對比過去表現為大人員流，大物資流，大信息流，大資金流，大規模生產，更細致分工，快消費，高消耗。　　

我認為生命活動和人類生存行為本質的不變，與生產生活形態上因技術發展帶來的改變，在任何時候是任何社會均要面臨的問題，這也是農村問題乃至社會問題的癥結所在。作為具有決策者和管理者雙重身份的中國國家干部們，尤其是基層干部，以及負責收集問題、分析原因、給出解決方案的學者們，是否能理解這種不變與改變之間的意義，是否能了解這種不變與改變之間的因果關系，是否能設計出適應并能良性引導這種不變與改變之間的管理方法，將社會力量進行最佳配置，產生最大效益是當前決策者、管理者們和學者們的首要課題。　　

　賀雪峰　教授是我非常欽佩 “三農”專家，一直在為三農問題奔走努力，辛苦的上山下鄉實地考察。國家和政府也每年投入大筆專項資金竭力支持三農建設。　　

但在三農問題上我們是不是能換個思路來考慮呢？　　

例如：是否可以從物質能源角度來思考三農問題呢？　　

古代全部的生產中，大部分是靠人本身和人畜養的牲畜來提供動力，糧食草料是生物動力的來源，農村農民是生物能源的生產單位。　　

現在社會工業大生產，絕大部分是靠機械提供動力，各種石油油料、天然氣、電能是機械動力的能量來源，石油工業、天然氣工業、各種發電站是現代機械能源來生產單位。　　

農業、農村、農民是否可以即生產生物能源，又生產機械能源，且不相互侵奪生產空間和物資呢？　　

我認為是可以的。　　

以華北為例建立能源農莊　　

10平方公里耕地，夏秋兩季小麥加玉米約產1.5萬噸糧食，15萬噸秸稈，以每天要消耗400多噸，全部沼化每年約4500萬立方米，以現在天然氣價格比照，每立方米2元毛利1元純利計算每年產值4500萬純利；或使用燃蒸聯合發電，以0.6—0.8立方米/kw/h計算，4500萬立方米約可生產7000---9000萬度電，以每度電0.25元的毛利，0.15元的純利出售給國家電網，8000萬度電產值1200萬元的純利，即使后期純利可能降到5分，那也是每年400萬的純利；或制取液態甲烷供應車輛使用。　　

如果秸稈細致加工后青儲，拌以蒸汽熟化的麩皮、細玉米面飼喂牛羊豬雞進行細生物降解后，取糞尿混以人的殘羹剩飯、泔水和排泄的糞尿發酵，沼氣產量會更高。并且會得到大量的肉蛋奶，以及皮、骨、脂肪等工業原料。以牛為例，平均每天約消耗50公斤飼料，250噸秸稈需要5000頭牛才能吃掉，以24個月為一個周期的出欄率計算，每天可出6—7頭牛，得到3噸左右的純牛肉，年產1000多噸牛肉，以現在超市每公斤40元計算，僅牛肉一項每年收入就可增加4000多萬。　　

秸稈鍘制破碎粉碎細碎廠、沼氣發酵池、向田間地頭輸送沼渣沼液的泵站、燃氣或者蒸氣聯合熱力發電廠、液態甲烷制取廠、青儲池、養牛場、養羊場、養豬場、養雞場、屠宰廠、肉類加工廠、牛奶加工廠、冷庫、糧庫、車庫、糧食加工廠、面粉廠、蒸汽飼料熟化廠、飼料加工廠、物流場、居民住宅、辦公區、保健區、學校、公共食堂等等諸多功能廠區，都需要建筑，這些建筑如果攤在一個平面上，那要占很大的一塊地方。如果建筑邊長1000米以下的農莊用多層金字塔式建筑，將眾多功能廠區安置在里面，則可以節省土地，設計合理的話還可以提高各個功能廠區之間的時間效率，降低總體運營成本，再次提高利潤。巨大的樓體再裝上光伏電池組，進一步提高能源產出。　　

全國18億畝紅線耕地，約120萬平方公里，12萬個如此的農業單位，如以每個年產4500萬立方米沼氣計算可得5.4萬億立方米沼氣；或每年生產7---10萬億度電，或相應的液態甲烷；以年出肉1000噸計算，同時得到1.2億噸牛肉。　　

農村能源農莊化建設，還有諸多好處。　　

1，提高中國國家能源安全，解鎖因能源不足而被束縛的生產力。　　

2，完成農業與工業的利益銜接，徹底實現社會工業化。　　

3，改善三農現狀，優化三農環境，在工作中提高基層人口素養，使三農以及整個社會進入良性循環。　　

4，實質增加人民幣資源含有量。我認為一個地域內的一定人群數量在一定的時間里所消耗的各種資源也是一定的，相應的資源生產量應與消耗量對應。基于大眾認可信任，并受法律保護的貨幣是各個分工生產段相互交易自己的資源產品和對方的資源產品的信用憑證，以及測量價值的尺度。但由于生產和消耗時刻在發生，所以單位貨幣所對應的資源產品并不是一個定值，是時刻在波動的。在原生產基礎上降低生產成本自然會增加產量，原貨幣所對應的資源產品自然增加，反之減少。　　

5，能源產量和工業原料的的大量增加，勢必帶來能源和原料的降價，進而引發各個產業鏈的生產習慣和生產結構的改變。比如：貧鐵礦開始值得開采冶煉；新型優質材料開始普及；可以在凈化廢水、淡化海水時順便提取各種金屬和礦物等等眾多原來因能源昂貴而成本很高的生產工藝。　　

許多高耗能的民營企業將工廠建設在能源農莊中，可享受低價能源增加利潤，如產棉區的紗廠織布廠；產蠶絲區的生絲廠和絲綢廠；花生大豆產區的食用油榨取廠等等。　　

6，改善中國地理生態環境，我們將有足夠的電力大規模淡化海水，供應東部地區，以減少地下水開采。　　

并且我支持從渤海調水至新疆的計劃，在華北與東北農業能源化建設完成后，將有足夠富余的電力每年向新疆調水2000億立方米。以海水淡化技術沿新河建立更多能源農莊，實施‘能源換淡水計劃’沿途改造戈壁沙漠，并向新河的兩側延伸。到達新疆后，在塔克拉干沙漠腹地形成一個不小于5萬平方公里的的新海，借助巨大的蒸發量，制鹽，提取海水中的金屬和礦物；同時，巨量的水蒸氣帶來的降雨，會使新疆、青海、甘肅、寧夏、內蒙變成新的富裕的江南地，這些地方應該可以開墾出兩倍于現在的耕地。　　

這時，我們要考慮的是西北的文物古跡保護；山西、陜西及黃河下游的防洪減災問題。　　

是否需要考慮借助黃河運沙能力來提升華北、蘇北平原的海拔高度，以提前應對海平面可能上升的傳言？！　　

是否需要考慮人工將黃河改道至黃海，借助黃河造陸能力來向黃海要地？！　　

還有現有的農業勞動力可能不夠。　　

當然，這一切只是一個思路和提議，由于我本人學歷低，基礎差，非專業，設計的整個流程框架很粗糙，給出的數字有很大問題，還需要重新論證、計算、實驗、推演各種因果條件轉換的結果，包括設計和建立適應這個生產模型的管理體系，這一點還請諒解。　　

即使論證可行，在開始落實時，還有資金如何融貸，股份如何設置，利潤如何分配，耕地如何規劃，人員如何集散，管理如何跟進等等諸多問題，這些都需要探討和摸索。　　

我想說的是，如果開始落實。　　

就不僅僅是需要個人的智慧，還需要大社會的智慧。　　

這不僅僅是官員、學者、銀行家、企業家、教育家等等精英人士需要思考、評估、判斷的，也需要像我這樣的農民、工人、士兵等等基層生產者的感受、思考、意見、建議、反饋，只有各方通力分工合作才能產生最大效益。　　

而這些均需要各階層平等的對話。　　

　毛潤之　先生時代，生產單位遇到難題，往往是決策者、管理者、研究者、生產者聚到一起集思廣益群策群力，從個自的角度討論原因，分析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在那時基層生產者的創業激情極大調動，各項生產建設任務總能高質量高效率完成。　　

而這個問題解決模式現在好像很少見了。　　

很多人依然尊敬的稱呼　毛潤之　先生為主席，推崇他的功業。但很少人注意到　毛潤之　先生終其一生不變的職業，一位教書先生。　　

他用他的功業教導我們應該如何發現問題，以怎樣的態度看待問題，如何分析并找到原因，以怎樣的原則和底線提出解決方案，以怎樣的情懷執行方案解決問題。　　

每一個時代出現的問題是不一樣的，但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情懷卻是不變的，因為生存行為的本質沒有改變。　　

通過閱讀包括　毛潤之　先生在內的闡述共產主義的文章，結合我對社會的觀察和思考，也許現在我們用股份制企業的概念來理解社會更恰當，就像古代家天下時代用“家”類比國一樣。　　

我們這個被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股份制企業，是在推翻家傳制企業后建立，在建立之初就宣布每一個法律框架內的中國人均是這家企業的股東，執行力管轄范圍內的土地、水域、空間、各種資源、各種產業鏈皆是股東共有，企業負責經營，在有充足利潤時會給所有股東分紅。　　

包括董事長在內的董事局執行董事們，皆是小股東出身，每一個小股東皆有機會成為執行董事和董事長，晉升通道是協調管理各方的地區經理，現在的晉升標準是平穩上升的地區經濟和卓越的公共安全貢獻。　　

前段時間第二任董事長為了刺激股東活力，將一部分非核心業務交給了小股東們去經營，使一些小股東快速富裕了起來，并晉升為生產團隊經理或者銷售團隊經理，尤其是承接輔助核心業務的小股東們。　　

但這些小股東們，尤其是各行業團隊經理們富裕后表現的個人素養令人憂慮。生活作風問題；得寸進尺要拿到核心業務；準備背叛既有制度和曾經的承諾試圖業務家傳化，效仿我們的競爭對手玩兒管理層收購。這些都影響到了安分守己的地方、行政部、法務部、保安部、財務部、研發部、生產團隊、銷售團隊等等部門中，那些拿死工資的同事們的心情，敗壞了企業內部文化。　　

這些部門中一小部分同事，有的效仿生活作風，有的試圖在瓜分核心業務過程中分一杯羹，有的干脆承認倒退，不再承認小股東的權益，像家傳社會欺負奴隸那樣欺負小股東，截留分紅。　　

而我們的競爭對手沒有令我們失望，也一如既往的試圖利用這次可能搞垮收購我們這個企業的機會，他們的敬業、勤奮、堅持是我們應該敬佩和認真學習的。　　

我們的競爭對手依然是一個奉行家傳制，大股東完全控股任董事長，為地區經理和生產銷售團隊經理配股的企業，是和我們過去的企業框架一樣的。現在他們的底層社會仍然存在大量的奴隸，并且使用各種手段和工具繼續制造著奴隸，掠奪著財富，其中要攻擊的目標也包括我們。　　

這里要注意的是，他們的董事長總是隱藏著，不肯在公共場合露面，這可能與董事長的財富和位置，在獲得過程有不光彩不道德行為有關。　　

從現在的一些研究表明，這個董事長或者這些董事局成員原來是那些地區經理的財務主管。而這些地區經理之間，均是有矛盾又執拗的近似愚蠢的親戚。董事長當初就是通過挑動這些矛盾，制造新的矛盾，不斷推動一次比一次大的戰爭，成功的進行了管理層收購。　　

但遺憾的是，到現在也不是很徹底，一部分地區經理仍然掌握著保安部、行政部等多個強力部門。　　

所以他們的董事長不得不把董事局設在地區經理根基相對薄弱的地區。　　

因此我認為，我們的競爭對手并不像我們認為的是一體的，董事長與地區經理，以及奴隸工頭們之間的矛盾和隔閡比我們想象的要大。　　

財富可能是他們之間唯一的紐帶，這條紐帶一旦斷裂，地區經理和那些奴隸工頭們會反噬掉他們的董事長。　　

所以我們這塊最大的肥肉是他們一定要在紐帶斷裂之前吃下去。　　

為此，我們的競爭對手派來了很多的商業間諜滲透進我們的企業搞破壞，其手法無非是放大個人私利，挑動已有矛盾，制造新的爭端，很沒有新意。　　

但在我的角度觀察，似乎這些給我們的董事長、執行董事們、總經理制造的很大的麻煩，所有的人都在疲于應付。　　

也許我的觀點很膚淺，但我感覺處理這些事情很簡單，也很沒有新意。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發紅利挽回并延續廣大股東的信任。發紅利現在有一個思潮，就是直接給錢，我認為這是不對的，有限的一點錢面應無限的各種誘惑，艱難的選擇和決定會愈加令人痛苦，而殷實的家庭又會不屑一顧，達不到政治的效果。所以我更傾向與量力而行發實物，比如，　毛潤之　先生時代的醫療和教育，比如我們前面提到的以簡單食物按需分配而構成的“生存平臺”概念，實物才是正確管理的根本。　　

顯然當我們的 “生存平臺”建設起來后，競爭對手的奴隸們和平民們會向我們靠攏，會向董事局要求更高的待遇，這樣就自然壓縮競爭對手的利潤，加速他們的崩潰。　　

其次，將一定比例的利潤以利潤提成方式按期派發給各部門經理。　　

第三，使用業務傾斜手法，將業務轉移給新的愿意履行承諾的小股東，比如背叛者們的副手。因為這些人熟悉業務，工作經驗豐富，可以使產業鏈快速轉移，最大限度減少各方面的損失。　　

第四，向我們的競爭對手派出對應的間諜，挑動他們之間的矛盾，誘使地區經理們向他們的董事長所要更大的權益，鼓動他們清算董事長。　　

第五，在他們陷入崩潰的混亂時，我們要擴大業務范圍，不管是力量還是資本，均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不會停住在某一點。　　

第六，擴大股東范圍，反收購競爭對手的生產銷售團隊。　　

第七，摧毀他們董事長的剩余金融控制能力，迫使其舉族東遷，賜予耕種的土地，在我各大城市中設置自治社區，嘗試用20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使其與我融合。　　

這期間必會有雙方保安部和市場部的對抗，我們要加快為這兩個部門添置裝備，更好的保護他們，讓我們在對抗中至少不處于劣勢。　　

如果說保安部的對抗是暴力性的，使用武器裝備等工具將我方意志貫徹執行。　　

那市場部的對抗則是信息性的，是思想性的，可以保障我方使用所有的權力是合法的，是正義的，夯實我們因勝利得來的榮譽。　　

在蘇美爾人出現在兩河流域后，西方才逐步建立大大小小的奴隸制城邦國家。而此時中國是禪讓制國家。　　

在匈奴人出現在羅馬后，幾百年時間西方才進步到世襲制封建國家。而此時中國早已是世襲制中央集權國家，當然，總是被動的執行禪讓制。　　

在蒙古人出現這多瑙河流域后，幾百年時間西方在進步到世襲制中央集權國家。　　

中國舊時代的社會變革停滯在一般行政權力的禪讓制，財富權利的世襲制這個階段，西方現在就停這個階段。　　

在列　寧　先生　和毛潤之　先生領導的各自國家的共產黨的努力下，我們突破了這個局限，我們實行著行政權力和財富的雙禪讓制。　　

從這個角度看，社會總體的進步方向是人們為了生存與發展而建立起更廣泛的安全體系。方法是建立保障這個安全體系持續有效運作的制度。　　

共產主義的進步方向和先進性就表現對這個進步方向的理論探索。　　

共產黨的進步方向和先進性就表現為對這個進步方向的現實實踐。　　

但現在這個進步遇到了很大的阻滯，好像觸及到了很多人的底線，包括一部分曾經要“為天地立心，為百姓立命”的知識分子。　　

這個底線是什么？　　

我認為是生命的延續，這個不變的核心，這個社會的根本，這個永恒的堅持。　　

生命的延續又兩部分組成，一是個體的延續，但這個延續是有限的。二是子嗣的延續，這個延續就是無限的了。　　

我們現階段的共產主義社會很好的解決了整體生存問題，并提升了整體生存的質量。　　

但體現個人價值、創造幸福感覺的發展層面因物質和思想的相對匱乏受到了壓抑，尤其是作用在思想上的壓抑。當這個發展壓抑影響到子嗣的幸福的時候，來自個體的抗力就會演變成社會的抗力，尤其是來自有職權能調動豐富資源的高級管理人員的抗力。　　

在這里加一句題外話，我們的競爭對手也是以此為依據否定共產主義社會在其他部分的優勢。　　

我認為包括　毛潤之　先生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內全世界共產黨人所繼承的，是堯及堯之前的天下禪讓制的道統，　蔣介石　先生帶去臺灣的，包括非共產黨領導管理的區域所執行的，則是禹及禹之后的家天下的道統。　　

我們現行的行政管理架構，以及支撐這個架構運作的思想、思維邏輯、世界觀、價值觀、法律、道德是在家天下時代建立和完善，我們竟然還在用這套系統管理共產主義社會，混亂和反復自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我認為我們的當務之急是探索改革新的行政管理架構，尤其是支撐新的管理架構的思想、思維邏輯、世界觀、價值觀、法律、道德，并且改革重點應放在基層管理單位。　　

參考我們已有的基礎，已暴露的問題，考慮到未來可能出現的情況。　　

這個系統應該具有容納不同生存狀態的人群的功能：個人、小家庭、大家族、部落、富人、窮人、農民、工人、學者、中國人、外國人、白人、黑人等等,并能將所有的人融合在一起。　　

具有生存平臺功能：能提供更個人化的暴力保護，不被威脅、不被搶劫、不被傷害，在被威脅、搶劫、傷害后能反擊能報復；能提供物資供給，簡單按需分配的凈水稠粥、集體住所、衛生環境、小病醫療、豐富的商品選擇等；信息共享，深化教育內容，將法律道德每個條款所對應的思想、邏輯關系、因果轉換一一演繹，更便捷的網絡通訊服務，婚姻對象的選配等。　　

具有新的勵功體系：借助西周、秦、現在西方的社會功勛制，補充建國時的勵功系統，設立符合我們這個社會發展新的勵功體系，當然，像記首功這樣的勵功條款就要改變，否則就違背了我們建立更廣泛的安全體系的初衷。　　

具有發展支撐功能：更個人化的財務管理，人生規劃，心理輔導，豐富的技能培訓，持續的技術養成，生產單位的推薦，管理崗位的競爭，薪酬工資的討論，股期利潤審核提成，工作細節的第三方轉達等等。　　

良好的進入和退出功能：管理單位在一個地區、一個行業、一個產業鏈的進入和退出。各個狀態人群在各個管理單位的進入退出流轉。　　

防清算功能：這一條是生存平臺的一部分，但現在的情況一定要拎出來單提。各行各業只要是真正做事的人，做事越多出錯的幾率越多得罪人也會越多，尤其是行政層面的利益關系，使一些錯誤會危及榮譽乃至生命。從宋朝新舊兩黨的相互傾軋，到明朝文官宦官之間的相互殘殺，也包括赫　魯曉夫　先生開的惡性先例，這些是我們要避免，只要不出人命，不結死仇，很多事情都很簡單。　　

糾錯功能：從明朝言官開始可以不負責任無所顧忌的胡言亂語，到現在我們很多行政管理單位以及很多普通人可以不著邊際的胡亂抱怨，神經錯亂的荒謬狡辯，不計后果的造謠傳謠，這一點應該被糾正了。　　

我清楚，全部完成這些功能很困難，但我們也要相信，我們既然能夠分析出問題癥結所在，提出功能上的要求，我們就一定能找到那個最佳答案。　　

必須提醒的是，實驗室、教室、會議室、酒店里面是找不到的，只能上山下鄉入工廠進碼頭深入基層扎扎實實的做事情，“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才能找到那個答案。　　

必須承認，確實需要教育，但僅僅是農民等基層生產者嗎？！要教育，拿什么內容教育？以什么樣的思想指導？　　

一個人的強大首先是思想的成熟，一個國家的強大首先是一批思想家的成熟。　　

不知我們的思想家們什么時候能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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