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是奮斗出來的，不是標榜出來的
——談左派的務實與務虛（再次修訂稿）
有些話可能激烈，然無惡意，只是期望中國的新生左派成長、成熟，將來有益于國家。遭遇挫折，是好事，不是壞事。順風順水，只怕反而未必是吉兆。
有網友在跟帖中反駁說：“務虛就那么沒有用處嗎？哲學都是務虛。”“跟這樣的技術幕僚談政治，真的沒法談下去。”“一個純粹的技術智囊，是只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的人。”
有網友反駁說：“政治，歷史，哲學是三個不可少的，是駕馭整體的。”“至于具體技術，當期急需的可以有，金融可以有——但都是術。”“毛澤東就是軍事家嘛，鄧小平搞經濟，但經濟學他也沒有陳云懂。”
如此說來：你們都覺得自己是駕馭整體的，技術性事務是要留給別人去干的；
如此說來：你們都覺得自己是坐車的，是在車上談哲學、談政治、抬頭看路的，拉車這種活是要留給別人去拉的；
如此說來：你們都覺得自己是當毛澤東的，“陳云”“粟裕”是要留給別人去當的……
可問題是，萬一“別人”也都如是想呢？
張口閉口國家不給你們平臺。如此說來，平臺是天經地義要給你們備好的，而你們是只管上臺唱戲的。試問當年誰又給過毛澤東平臺？是給過他一個市，還是給過他一個縣，還是給過他一個網站？不要自以為站出來喊一聲“我是左派”，就有了某種天然的道德優越感，國家就應當畢恭畢敬把政治資源奉送上門。往日輝煌是左派先輩從風雷血火中奮身爭來，與你們自身毫無瓜葛，大可不必飄然自幻。平臺須是自己一磚一土營筑，才是根深蒂固屬于自己的，才是天不能予、地不能奪的，一場戲砸了，還可以再來一場。
無非一次小小挫折，就如此心浮氣躁，怨天尤人，左派先賢如果靈鬼有知，當作何悲喜？
猴王不是左派，你們可以不屑。左派中的賢者，你們又學到幾分？張宏良先生幾曾出來抱怨過？黎陽先生幾曾出來抱怨過？韓德強先生幾曾出來抱怨過？
不要以為熟讀毛澤東選集，爛背毛主席語錄，就慨然真理在握，舍我其誰。知易行難，具體到政治操作層面，沒你們想的那么簡單明快、勢如破竹，政治不是幾何代數。否則就不會有“紙上談兵”“書生誤國”這些詞了。否則毛澤東也不會起落榮辱二十八年才修成正果。帶血的智慧，毛澤東從來就不曾寫在紙上，而是書寫在二十世紀的歷史上，書寫在方圓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只不過天下后世輕薄子不肯用心去細讀罷了。看來新中國真是把你們寵壞了，非洲人或中東人，必不敢輕狂如此，那幾句古話怎么說來著：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不知稼穡之艱難……
謹送上兩位先哲之言。
漢代司馬遷說：“天下國家之事，敗于小人者十一，敗于君子者十九。”
明代李贄說：“公但知小人之能誤國，不知君子之尤能誤國也。小人誤國猶可解救，若君子而誤國，則未之何矣。”
再推薦一本書，顧誠《南明史》，此書歸為一句話就是——“清流誤國”。
世事洞明皆學問，用心體味吧。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多做少說，不要成天“革命”“改良”“進步”“反動”這種大話頭扣來扣去。也不必急于去寫什么《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新民主主義論》之類雄文，還是先學會寫好幾篇《尋烏調查》和《興國調查》給全國人民看看。
建議把下面這篇閑文再多讀幾遍，但最好不要帶著是是非非之心去讀。政見可以不同，信仰可以各異，但做事的方法是相通的，可以取長補短，拾遺補闕。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何必為反對而反對呢？
我都是好話，假如是右派網站，我一句話不會多說。
——轉帖錄入者：九萬里風
期望國內左派看問題要理性務實，要學會站在國家利益層面，不要老是局限在左右對立的層面，被對手牽著鼻子走。其實你們只要整合好自己的資源，發揮好自己的優勢，可以對國家政策起到很好的約束和監管作用。但是不能一味地罵，要慢慢從罵中蛻變出來，成為建設性、可行性意見的提供者。這樣才能慢慢成為參與者，實現左派應有的歷史價值。過去的輝煌是屬于左派先輩的，與你們現在沒有絲毫關系，不要意淫。左派是奮斗出來的，不是標榜出來的。如果不能憑借真才實效而成為參與者，就只會停留在經濟社會事務的外圍永遠作圍觀者，發發牢騷而已，牢騷太甚防腸斷。
我講一個笑話，有人跑去中央說右有問題，主席馬上問：“你覺得該怎么做？”那人說把貪官都干掉。讓下面的貪官聽到了，全體罷工，結果政府癱瘓了（香港的廉政公署最初被警察狂扁就是前車之鑒）。然后主席說停一停，這個事情慢慢來，還是借鑒香港廉政公署的模式。然后主席又問：“那么你們認為現在的金融體系該怎么搞？”那人說我們要堅持毛澤東思想。主席撓撓頭說：“我問的是，你們認為現在的金融體系該怎么改革？”他也撓撓頭拿出一本馬克思的著作說：“我們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來改造金融系統。”主席哭了，說：“神啊，誰派他們來折磨我的呀？以后不要讓我再看見他們。助手，把原來搞金融那批人喊回來，還是讓那批人自己改吧，改不好提腦袋來見我。”
有人認為這個是諷刺，但假如是有務實精神的人，看了這個他不會認為是諷刺，他會認為這是在鞭策。所以左派要看到自己的問題，仔細思考自己的缺點，不要老是找借口。不要說國家沒有給左機會，1989年事件后一段時間，其實國家給了左機會，但因為不懂經濟，結果搞成了大通脹，所以90年代中期后右慢慢又上來了。
少說空話，多研究經濟、財政、金融、軍事、外交、地緣政治等等“實學”，在此基礎上多提實務性的意見，才能被吸收到國家決策中來，逐漸成為參與者，從而積累起應對實際事務的能力。如果你對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的重點、熱點、難點課題，經常能及時提出有針對性、有實用性、有建設性的實施意見，并且穩健、務實、可操作、有實效，你自然會慢慢參與進來，你的話語權、你的影響力自然會上升，你的空間自然會打開，你的陣地自然會前推，國家的政策方向自然會慢慢地左傾。飯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話語權是爭取來的，如果只停留在高談空論一些“正確的廢話”，沒有可執行的合理化建議，就永遠不會有話語權。
務虛和務實的差別是什么？什么叫做空話？就是沒有標的、沒有時間節點、沒有可操作的步驟、沒有明確責任人、沒有明確的獎懲措施。多做實事，少談主義。（盧麒元《資本主義的秘密》說：“真正有主意的人，從不輕言主義。”）學識和業績是做出來的，不是夸夸其談出來的。任何行政建議都要做到：可執行、可衡量、有獎懲、有時間節點，沒有這4個要素就是空話。這才是務實。
只有把自己放在參與者這個層次，才能提出務實性的、建設性的意見，而不僅僅是“罵”。假如僅僅是“罵”，那就是把自己放在了圍觀者的層次。左本身不是目的，毛澤東思想本身也不是目的，馬克思主義本身也不是目的，這些都不過是手段、是工具，國家強盛和人民幸福才是目的，理論要放下身段，與時俱進，積極地跟實踐實際相結合，才有存在的價值，不是嗎？
所以左派要認識到自己的問題所在，然后想辦法改進。我是期望左派能夠盡快實現轉變，不要老是沉湎在過去（過去的輝煌與你們這一代無關），其實你們可以起到制衡右派，校正走向的重大歷史作用。不能說“我就是這樣了，怎么著，要殺要剮你們看著辦”，我發覺左派很多人都是這種思維模式。假如后面兩年左派還不能進入參與者的角色，基本上就再等30年吧。
建議左派看一下盧麒元的《經濟危機和政府機會主義》等文章，里面對中國革命的理解，很務實很冷靜，遠不如左派通常理解的那樣激情四射：
盧麒元《經濟危機和政府機會主義》節選：
1949年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危機，是中國資本主義初期最經典的經濟危機案例。由于中國特有的社會形態，1949年的經濟危機既擁有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一般性特征，同時也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遺憾的是，中國人一向不重視經濟史的研究。中國人對于1949年經濟危機的研究十分膚淺和泛政治化。
筆者在《傷于財政毀于金融》一文中，痛徹地指出，中國歷朝歷代興亡更替的根本原因，都是公共財政的缺失。是傷于財政，而毀于金融。
1949年中華民國的崩潰，就是源于公共財政政策的徹底失敗。蔣介石先生其實不是敗于軍事，蔣先生不懂經濟才是他的致命傷，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失敗是最根本的原因。
在1945年之后，國民政府沒有能夠建立合理有效的財政收支體系，龐大的公共財政支出沒有支撐點。急功近利的國民政府為了彌補財政支出的巨額缺口，竟然采取濫發金元券這樣掠奪性的貨幣政策，制造了史無前例的通貨膨脹，錯誤的經濟政策無可避免地導致了政治滅亡。
與此同時，共產黨統治區展開大規模的土地改革，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最終，解放區以不可思議的經濟均衡，戰勝了國統區的經濟危機。
筆者參加工作的時候，接觸過許多經歷過那個時代的經濟工作者，他們對于經濟的理解樸實、簡單而深刻。筆者曾經說過，解放區的經濟工作者，是共產黨贏得勝利的必要條件，他們的意義絕對不亞于任何元帥和將軍。這很有意思，看似張良和韓信的勝利，其實更是蕭和的勝利。晚年的蔣介石終于明白了這個道理，蔣公的日記具有重要的經濟史價值。
通往天堂的路，從來就沒有捷徑。
我們應該極其珍惜共產黨的寶貴歷史經驗，我們應該對國民黨的歷史教訓深深引以為戒。我們可以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歷史成果。但是，我們必須反對機械式的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我們過去沒有照搬馬克思列寧主義，現在也不需要照抄和照搬弗里德曼和凱恩斯。
盧麒元《傷于財政毀于金融》節選：
中國真正讀懂明史的人只有毛澤東！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將李自成的失敗歸咎于政治與軍事決策失當。這一結論似是而非。
李自成進北京后，確實失誤頻頻。有三件事最具有代表性：義軍劫掠京城；激反吳三桂；錯殺李巖。這些事件從直觀的角度看，確實屬于政治和軍事范疇，但卻有著深刻的經濟背景。
李自成真正的問題出自于財政。“迎闖王，不納糧”——一句話就斷絕了李自成的正規財政來源，起義軍的財政來源竟是吃大戶！這種劫掠型財政，必然演變成為進入北京后的“驕縱”。沒有系統的財政建設，地方官吏無錢正常運作，只有反正或降清。部屬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必然思去，殺李巖實屬無奈。李自成由于不懂經濟，最終輸掉了政治和軍事。中國歷史學家治史太過重視政治與軍事，疏忽了問題的本質，那就是經濟。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財政。
毛澤東則不然。毛澤東進北京，不僅僅注意了戒驕戒躁，不僅僅注意了政治協商，不僅僅注意了封官授銜。最要緊的是全面開始進行土地改革，并逐步開始農村集體化，城市工商業的改造，在此基礎上推行人民幣。毛澤東牢牢地掌握了財政主動權。對于這一點，毛澤東的對手蔣介石體會最深，在他的日記里反復提及這一點，并十分感佩。以此為鑒，蔣介石在臺灣進行了土地改革，并獲得了一定程度成功。培育經濟，保障供給，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財政政策與制度，這才是毛澤東高明之處。
在中國歷史的盛世王朝中，常常會有一些經邦濟世的偉大人才。中國人不會稱之為經濟學家，就如同中國人不會用偉大的經濟學家盛贊毛澤東和鄧小平一樣。但是，經邦濟世之才必須懂經濟。否則，就難以避免李自成式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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