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師：

您好，首先向您致敬，在這艱難的時代仍舊戰斗在與各種危害中華民族害蟲的斗爭中。多保重身體，多為年輕人指點迷津。網絡上有很多同志在看著您，支持您。

本期本報要做孔慶東和司馬南、楊帆三人的劍客人生，我負責聯系您。司馬南的采訪已經結束，楊帆的采訪下午也去了。本報此報道的初衷是通過對您的人生的履歷的梳理，對您人生中經歷的一些事情作些了解，通過這些事情來讓讀者理解您為何對當今的事物是抱有這樣或者那樣的看法。向讀者呈現出一個鮮活的、真實的孔慶東，而不是被妖魔化的、虛幻化的孔慶東。

謝謝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訪。

    您的家庭背景是什么樣的，父母家人在您幼時是如何培養您的品格，他們對您如今的世界觀有何影響？

答：我父母兩系都是農民家庭出身，祖父是貧農，外祖父是地主。父親抗日戰爭期間參加八路軍，后來是解放軍的下級軍官，中年以后是國營企業的基層干部。母親小時候是農民，后到哈爾濱在大集體工廠當工人，也擔任過出納和保管員一類工作。所以說我的家庭背景涵蓋了工農兵三大領域，但是以工人階級為主色。父母和祖輩給我的教育，基本上都是那些老生常談，比如勤勞、誠實、仁義、禮貌等等。我的父母都喜歡讀書和文藝，這一點對我很有影響，使得我從小就愛學習，博覽群書，把我能從周圍找到的書都讀遍了。另外我的父親很關心天下大事，喜歡批評社會，特別是批評領導干部，這一點現在看來，我也繼承了。

    您在中小學期間，有哪些人對您的思想形成有重大影響，他們都給了您什么樣的啟迪。

答：那個時代的主流人物差不多都對我有影響，比如毛澤東啊、雷鋒啊、王進喜啊。需要特別提到的一個人是魯迅。我中學的時候自己讀魯迅的作品，感覺很奇特，感覺他有些思想比毛澤東要深刻，他對事物深入解剖的精神和能力，給我留下了極大的印象。

    在您小時候，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內，文化大革命對您的人生起過什么樣的影響？

答：我生于1964年，文革期間，是我的學齡前和小學階段。所以文革中的負面的東西對我基本沒有影響，我作為一個發達城市的工人家庭的子弟，受到的基本上是文革的正面的東西。比如良好的人際關系，穩定的物質生活，公正的社會風氣，還有強大的愛國主義自信心。后來進入了知識分子的圈子，得知他們中的很多人，對文革是全盤否定的，我很理解他們的心情。但是把自身的委屈擴大到全體人民頭上，是不符合歷史事實，也不符合做人的道德的。文革中的那些壞事，應該用理性的學術態度去研究，找到其產生的根源，才能避免以后再次發生。指鹿為馬、顛倒黑白，只能讓今后重蹈覆轍。

    當您進入大學后，哪些老師或同學、朋友對您的思想形成有重大影響，在活躍的80年代，這些老師、同學和朋友是否自身也參加了各種社會活動，從而也給您帶來了積極參與影響社會發展進程的人生態度。

答：是的。我要永遠感謝我一生中遇到的所有老師，特別是北大的老師。按照順序說，我的本科班主任溫儒敏先生、我的碩士導師錢理群先生、我的博士導師嚴家炎先生。他們言傳身教，教育我把學術研究與國計民生相結合，教育我實事求是扎實嚴謹，教育我頭可斷血可流，為真理奮斗不回頭。先做好本職工作，然后以最大的努力回報社會回報人民，這是北大的精神魅力之一。其他一些北大出身的學長也給了我類似的鼓勵，比如現在擔任領導職務的李克強、胡春華等同志。

    阿憶說您在上學時特注意排名一類的東西，曾為自己在班里排六七名而苦惱。有這樣的事情嗎？

答：這是阿憶說的嗎？誤傳吧。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的，因為大學時沒有什么排名的。假如有排名，我也是永遠第一的。舉個例子，古代漢語考試，全班大多數同學都是60多分、70多分。一位女同學、原來的河南高考狀元80多分，我90多分。我看不起只會埋頭學習的書呆子，但是要比讀書考試這件事，我還真是天下無敵。我有一句自吹自擂的話：我跟第二名的距離，那不叫距離，那叫“天塹”。我連體育考試都是滿分，投籃十投十中，俯臥撐100個，引體向上做到30個，老師強令我下來的。

    您在大學期間，會為什么事情苦惱，這些事情對您的世界觀有何影響？

答：有快樂就有苦惱嘛。比如我大學期間開始談戀愛，因為沒有經驗，被書本所誤，發現女生跟書里邊寫的都不一樣。我好心好意給她糾正錯別字，她卻紅顏一怒，不跟我好了。這使我很傷心。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的待人方式。我認識到自己有“好為人師”的毛病，以后就注意克制自己，不是需要的地方，就不給領導、老師、長輩，特別是女性提意見。但是一直克制得不好，還是經常受到誤解和打擊，所以現在仍然有這個苦惱。

    北京大學是中國的最高學府，也是中國言論比較自由的地方，多種學說并存，您是如何選擇了當今的世界觀？這期間有哪些事情對您的世界觀形成有重大影響？

答：人的世界觀是逐漸形成的。我上大學期間，正是思想最活躍的八十年代，激烈的交鋒、智慧的碰撞，但最后又是友善的和平共處，這正是我所向往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文化空間。共產主義就是自由的最佳狀態。大學期間我們經常“鬧學潮”，多次游行示威，而政府和領導每次都非常理解學生，耐心跟學生對話，能解決的問題就給解決，不能解決的就誠懇說明。所以我覺得八十年代是一個很理想的時代，之前過左、之后過右。我的世界觀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體系，可能只有理解八十年代，才能理解我的世界觀吧。

    有人說您當年是個自由派中學老師，如何理解這個自由派的說法？

答：應該說，我生來就是個自由派，一直都是個自由派，我終生都是自由派，從來就沒有變化過。認為我變了的人，是自己沒有主心骨，是自己出了問題。他們把自由這個范疇，跟其他的范疇對立起來了。很多人要的只是“自由”這個好聽的詞兒，而不是其精神實質。要自由，就要奮斗，朱自清說幸福要自己去找，革命歌曲里說“幸福不會從天降”，流行歌曲里說“幸福不是毛毛雨”，自由不是政府賜給你的，不是一人一票投出來的，而是我們通過斗爭才能得到的。所以真正的自由派，一定是個戰士。而今天號稱自由派的很多人，其實是走狗，是犬儒，甚至是法西斯。他們把自己的一切言行命名為自由，而給別人扣上不自由的種種帽子。這就好比秦檜控制了媒體之后，天天宣傳岳飛是賣國賊一樣，搞得岳飛要對媒體解釋：“其實我是個愛國主義者”了。

    您在課堂上給學生講金庸，講瓊瑤，那您喜歡在學生面前，在課堂上闡述您的政治觀點嗎，會在學生面前罵漢奸嗎？您覺得如何關愛學生才是合適的？

答：文學本來就關聯著政治，誠實的學者，不能遮蔽這一點。但是文學又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政治。我講文學課的時候，不會專門講政治問題，但是涉及到政治，就要介紹清楚。比如周作人是漢奸，但他又是在文化上貢獻很大的作家學者，這就必須講清楚，而不是簡單地去謾罵或贊美。對于學生的關愛，要從他們的具體處境出發，我們不可能一股腦把自己所有的知識和想法都告訴學生。我的基本態度是學習孔子，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同時還要學習魯迅，告訴他們世界的陰暗面，但是還要留下點光明的尾巴，因為要考慮學生的心理承受力。這就是對學生的關愛吧。

    您的北大醉俠的綽號是如何得來的？您的言行在很多人眼里卻是符合俠客的風格，您是如何看待這個“俠”字，珍視嗎？

答：八十年代的時候，校園里流行“大俠”之類的說法，我因為愛管閑事兒，又是學生會主席，經常為人排憂解難，所以有人叫我大俠。一直到90年代，我讀博士的時候還是這樣。但我不是雷鋒那種正正經經的大俠，我不好意思給人一種正人君子的形象，所以有時候采用嬉笑怒罵的姿態做點好事兒，仿佛喝醉了似的。有一次大雨之后，中文系門前汪洋一片無法通行，我就跳上圍墻，踩著墻頭搖搖晃晃走了過去。周圍見者都說我是“醉俠”。后來賀雄飛先生出版我的《47樓207》，他喜歡在宣傳的時候給作者取外號，就把“北大醉俠”給宣傳出去了。我曾經說過，無論醉還是俠，在北大都輪不到我。但是我認為中國需要俠，世界需要俠。我最近剛剛獲得了首屆中華武俠學術獎，我愿意為弘揚中國的俠文化繼續盡力就是了。

    您有一次在接受記者采訪后，大罵了3句，您是如何看待中國的媒體和媒體從業者的現狀。您覺得中國的媒體應該承擔起什么責任嗎？要是應該承擔，那承擔什么樣的責任？

答：那不是一次“事實”，而是一場“事件”。某刊物連續兩年暗中搜集我的“黑材料”，私下采訪我的師友熟人，用陷阱采訪的方式專門問關于我的“惡行”，比如問我的導師：“孔慶東跟您讀書的時候，就喜歡胡說八道嗎？”這種惡劣的采訪方式，不就是文革中的整人嗎？第一年他們沒有成功，因為大家說的都是我的好話。第二年他們故伎重演，真是太無恥了。而且電話直接打給我，把我當傻瓜了。我其實并沒有在電話上罵那個記者，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平時哪里罵過人？那個記者后來也證實了。我是放下電話后，在微博上虛構了這樣一個情節，其實就是一篇第一人稱的“微小說”，目的就是看看媒體和社會如何反應。結果不出所料，中國媒體的毫無理性暴露無遺。沒有人去核實真相，對方組織了百十家媒體和大量水軍日夜圍攻。但是有趣的是，廣大群眾卻熱烈擁護我，他們希望我真的那樣罵過記者。我走到各地，無論草民、富豪還是官員，都說記者該罵。我覺得這個事實值得媒體真正反思。為什么我本來沒罵，人民群眾卻希望我真的罵了，并熱烈擁護？中國現在還有幾家真的“為民請命”的媒體？媒體要生存、要賺錢、甚至要一定程度上討好權貴，我都能夠理解，但是底線在哪里？能不能造謠污蔑？能不能助紂為虐、落井下石？更重要的是，一個國家的媒體能不能喪失民族國家立場？20年以前，記者是一個光榮的稱呼，是正義的化身。今天的記者是什么形象？每一位新聞工作者，認真地想一想吧。

    您認為當今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有哪些，應該如何解決？

答：不公平，不正義，不誠信，不理性。這些是其他種種具體的社會問題的根源。解決的方式有好的和壞的兩種，好的就是黨和政府帶頭，從自身做起，改變這種不合理的規則和風氣。如果做不到，我們的社會就會一天天爛下去，最后發生社會動亂，用壞的方式強行解決了。那是我們誰都不希望看到的。

    您對重慶模式如何看待？網上有人說您從重慶拿了100萬的科研經費，還說您自己也承認拿了，說司馬南和您都從重慶拿了，您覺得這些話說的都是什么用意？

答：謠言總是存在的，特別是在考驗人品和人性的特殊時期。拿別人錢的人，內心總希望別人跟他一樣。正如當年美狗們污蔑魯迅“拿盧布”一樣，這種謠言一點都不新鮮。這些謠言的目的不僅僅是給我抹黑，其更險惡的用心是挑撥中央與重慶人民的矛盾。有些人恨不得重慶發生動亂才好。其實重慶政府沒有說過“重慶模式”這個詞兒。這個詞兒好像是楊帆和張宏良等學者提出的。重慶的一些改革探索，基本上是在胡錦濤主席的“科學發展觀”范圍內進行的。我早就說過，那本來就是一個共產黨的政府該做的，沒什么可表揚的。之所以得到人民群眾的贊揚，是因為其他的地區連這個都做不到。共產黨的政府，不唱紅打黑，難道要唱黑打紅嗎？不搞共同富裕，難道要搞兩極分化嗎？不深入群眾解決疾苦，難道高高在上當老爺嗎？如果重慶的領導人犯了什么錯誤，那就公布其錯誤，讓人民批判，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嘛，黨史上毛澤東鄧小平都犯過錯誤，功是功過是過嘛。但是造謠誣陷，動不動說人拿錢啦、抄襲啦、當間諜啦，或者生活作風有問題啦，這不就是溫總理講的“文革余孽”嗎？

    您如何看待今天的網絡言論，尤其是微博上的言論和各種主張。有一些公共知識分子說當今的網絡大字報充斥，是文革復辟，您是如何看待這些觀點的？

答：微博也好，大字報也好，都具有大眾民主的功能，同時也具有大眾議政的非理性特征。所以一要給其充分的言論自由空間，二要制訂相應的管理法規。具體來說，思想應該自由，觀點應該自由，文風應該自由，但是不能捏造事實，不能歪曲事理，不能有人格污蔑和歧視。要允許人民說錯話，說錯了改正就是。

    有人把您和司馬南并列為左派帶路黨，您覺得什么樣的人是帶路黨，網絡上的所謂帶路黨對中國會起什么樣的作用？

答：帶路黨的意思應該是“敵國入侵后，自愿給敵軍帶路，去捕殺本國政府領導人和愛國人士的人”。其實也就是老百姓說的漢奸。當前左派右派都有帶路黨，他們表面上不同，實質上都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文明絕望了，希望借助外敵來推翻現政權。號稱帶路黨的人，可能有一部分不過是情緒發泄。但真正的帶路黨，是中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左派右派應該共同警惕和批判之。至于我和司馬南，你看像帶路黨嗎？其實如果對當前的思想陣營有全面了解的話，這兩個人可能連“左派”都不是。把一個說點公道話的人就叫做左派，可見這個社會已經不公道、不理性到什么地步了。

    您對年輕人有什么期望？您對中國有什么期望？

答：這個問題不要回答得那么嚴肅吧，我期望年輕人，多讀孔老師的書，然后超越孔老師，做一個獨立的、理性的、豐富的、快樂的人。對中國的期望，同上。

    有句話說，你若光明，則中國光明，您贊同這句話嗎？

答：贊同。光明不來自外部，而是來自我們自己的靈魂。正如貝多芬聾了，也能聽見最雄壯的交響樂一樣。風雨如磐的時刻，曙光，已經熹微在東方了。

    本期博客思考題：

1、孔和尚一般不接受采訪，為什么這次接受了？

2、如何防止和限制“媒體暴力”？

3、媒體采訪時的惡劣行徑有哪些？

來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da3610102dviv.html) - 光明來自哪里？_孔慶東_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