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　《人民日報》發(fā)表新批評：《治理網(wǎng)絡語言暴力刻不容緩》。文章談論的問題和我最近論述中國人思維單一極端的問題相似，但認識和解決問題的角度大相徑庭。　　

這個批評的確真實揭露了中國文化已經(jīng)無法回避的一個嚴峻問題——社會“畸形意識”的強烈表現(xiàn)，這個問題的認識解決需要執(zhí)政者拿出勇氣，然而問題的緊迫性雖是刻不容緩，但在拿出藥方之前，需要有全面認識，這種認識的結(jié)論切忌匆匆忙忙的就事論事。　　

該文指責“罵人”是很惡劣的文化風氣，與中國傳統(tǒng)禮儀文化背道而馳，言下之意要理直氣壯的用強硬方法來整治這些極端情緒的語言暴力。　　

我以為這種近乎以怨報怨的思維方法太簡單，中國文化思維的黑暗有很久的歷史，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是一項長期的文化改造任務，以為腳痛醫(yī)腳，可以表層性的一朝一夕的整頓糾正，豈不只是揚湯止沸？　　

為什么說這是一項長期的文化改造任務？　　

哲學一個基本觀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的黑暗是有社會存在黑暗的原因，而社會存在的文化，是由龐大的社會政治制度支撐的，它的改造豈是拔苗助長一朝一夕之功？　　

社會意識的黑暗是反映社會存在的黑暗，這種意識反映，這種吶喊，這種聲討，這種罵人，不一定是中國文化的負面影響，恰恰相反中國最干凈、最純潔、最崇高的文化，也是有著罵人的形式，比如魯迅的一生都在罵中國人，當然這個中國人是一個抽象概念，魯迅對中國人的罵恰恰是出于對中國人的愛，愛之“哀其不幸”，罵之“恨其不爭”。中國人也有俗話“打是疼，罵是愛”，因此對中國罵人的文化不能一概否定。　　

現(xiàn)代中國人，最能罵人的首推魯迅。　　

可能是中國人習慣了罵人，因此魯迅一段關(guān)于罵人思想的話常常被人作為知己性的引用。魯迅的這段話是：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zhàn)，所以很多著偏激的聲音。”　　

“我所說的話，常與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則我已在《吶喊》的序上說過：不愿將自己的思想，傳染給別人。何以不愿，則因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終不能確知是否正確之故。”　　

現(xiàn)代中國人，動輒在網(wǎng)絡上罵人，原因不會是受到魯迅影響，但心情的黑暗應該和魯迅有點同病相憐的關(guān)系，不過一般人罵的沒有水平，沒什么思想，更缺少魯迅崇高的境界，于是被人輕易的拿下和問罪。　　

魯迅罵人的水平，和魯迅成為中國文化的偶像不無關(guān)系，中國文化這種喜歡自我批判、自我拆臺的現(xiàn)象，的確很值得思考研究。　　

魯迅以罵人作為文化批判的一種形式，這說明批判中國文化是最能贏得民心的一件事；進而說明中國文化有很大問題，否則為什么民眾如此喜歡聽到批判的聲音；進而說明中國文化問題很多，但是批判的有水平的人很少，物稀為貴，魯迅就如同鳳凰涅槃，脫穎而出。　　

魯迅的“罵人”，不帶語言粗鄙，但是魯迅給人留下“罵人”的印象，說明魯迅愛憎分明感性的思維方式能夠征服民眾，進而說明中國人習慣感性思維，又反面說明魯迅和中國人對理性思辨興趣不足。這種思辨的不足，造成即使中國人反復興奮的聽到魯迅批判的聲音，但思想?yún)s是很難升高一步。這是我對中國文化啟蒙者魯迅與日本文化啟蒙者福澤諭吉兩人區(qū)別的認識，后者是學到了西方文化思辨性的分析批判。　　

中國民眾喜歡文化批判的聲音，也說明中國文化缺乏中流砥柱的信仰，如若中國人有堅定信仰，中國文化就不會普遍的以批判的方式來表現(xiàn)自己精神的懷疑和無家可歸。當然這反面也說明中國文化是開放的，但這種開放是信仰未開發(fā)的虛無性的開放，是信仰價值放任自流的開放，它和西方文化把精神自身的自由開放視為神圣價值，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　　

“罵人”的批判性文化，還可以延伸出很多有價值的思想，因此對“罵人”文化，萬不能一葉障目。　　

“罵人”文化是社會矛盾的表層，它后面的深層是什么一連串的邏輯？　　

首先從形式分析，“罵人”是一種強硬的精神暴力形式，事物的一般規(guī)律是“以硬碰硬”，那么罵人是沖著誰？民眾心知肚明，是和社會強硬的黑暗現(xiàn)實對著干。　　

中國傳統(tǒng)唯我獨尊的政治文化，處理矛盾、打壓和駕馭對立面，一般輕者采取言論堵塞，或者熟視無睹，不聞不問，或者虛與委蛇，避重就輕；重者采取肉體消滅，甚至誅連九族。　　

民怨是因為老百姓找不到講道理的地方，因此中國才有憤憤不平的罵人和造反的傳統(tǒng)文化，才有中國特色的循環(huán)不斷的歷史動亂。　　

中國歷史專制特別的壓制人性，這種壓制使中國人的人性精神不能自由發(fā)展，因此中國人素質(zhì)又普遍動物意義的原始和粗劣。　　

一般講罵人和打人，這兩個詞是經(jīng)常聯(lián)用的，彼此有邏輯聯(lián)系，有道理無處可講，又不讓罵人，有怨氣不能出，不見得是好事，就如同地震有前兆，若認為前兆有悖常理，荒誕不經(jīng)，把它的信息封殺，反而使人掉以輕心，結(jié)果不允許罵人，他發(fā)泄的方式就發(fā)展為去打人，而且這是必然的精神意志邏輯，中國這樣的歷史教訓還少嗎？聽老人講，上海解放前夕，茶館里到處張貼“莫談國事”的標語，如若一種政治文化發(fā)展到這個地步，不是在宣告自己脆弱的行將滅亡了嗎？　　

矛盾發(fā)展到“罵人”，說明矛盾激化了，如果簡單的以不許罵人的道理來制止，恐怕是一種避重就輕的回避了深層次的矛盾，或者是小題大做的給扣上一個人所共知的道德大帽子，矛盾的解決，可能是務虛的不了了之。　　

由罵人，應該想到為什么會罵？為什么罵的如此普遍？這種語言暴力反映的是罵人者心情惡劣，惡劣情緒總要尋找發(fā)泄通道，網(wǎng)絡提供了這樣的通道，未必是壞，起碼它給民眾的喜怒哀樂提供了一個自由表現(xiàn)的公共機會，這是中國文化走向自由民主的一個重要標志。　　

網(wǎng)絡上暴力語言越多，說明民眾情緒可能越在走極端，說明中國社會矛盾越是朝對立性發(fā)展，這些“罵”聲，如同一個個偵察兵，能夠徑直的以第一時間把“敵情”信息傳遞給有關(guān)方面，雖然它沖擊著矛盾的對立面，但這種“罵”的積極意義正是能夠反饋這種政治信息，能夠使執(zhí)政能力在敲打中得到提高，有利于執(zhí)政者不失時機的化解社會矛盾，有益于執(zhí)政者防患于未然。　　

對民眾的精神修養(yǎng)不能苛求，不能期望民眾普遍的溫文爾雅，知書識禮，能夠理性分析，自古以來這樣的中國人在中國文化精英階層也找不到幾個。糾正中國“罵人”的文化，要面對現(xiàn)實，如若在網(wǎng)絡暴力語言后面經(jīng)常有理性平等對話的跟帖，暴力語言也會收斂或者語言舒展溫和起來，要相信中國人也是有良知的，只要讓他們看到正義真正思想水平的強大理性表達，以及這種思想力量帶來的對正義的堅定理性信心。　　

問題是，中國自古以來正義的思想力量太幼稚，對正義的理性論證太膚淺、太矛盾，以致民眾匱缺高級的精神營養(yǎng)，以致民眾精神普遍的發(fā)育不良。這種文化精神先天不良，造成中國文化的官員物質(zhì)性腐敗和民眾語言暴力正相關(guān)的齊頭并進。　　

“罵人”，是失去理智，當“罵人”是個別情況時，可以批評它是失去理智；但“罵人”成為中國普遍的不雅文化，就不能批評這種普遍性的文化是不理智，因為普遍性的東西必然有理智的共性。　　

這種罵人的社會共性是什么？可以歸為同性相斥的一個自然規(guī)律，即是一種非理智的極端導致了另一種對抗性的非理智的極端，也即是很多人被一種不理智、不正義的社會文化欺壓，于是受害者也以非理智的罵人來表示自己的憤怒和無奈。　　

其實這種“罵人”，在中國文化中是一條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歷史規(guī)律，這個規(guī)律也表現(xiàn)為“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表現(xiàn)為“你無情休怪我無義”，表現(xiàn)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中國歷史上，允許老百姓公開“謗議”朝政，算是很賢明的政治，只有在中國政治有多個權(quán)力中心競爭的情況下，才見到歷史特別記載，《左傳》中《子產(chǎn)不毀鄉(xiāng)校》的故事，是這種記載中一個經(jīng)典案例：　　

“鄭人游于鄉(xiāng)校，以論執(zhí)政。然明謂子產(chǎn)曰：‘毀鄉(xiāng)校，何如？’子產(chǎn)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zhí)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　　

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chǎn)不仁，吾不信也。’”　　

孔子僅依據(jù)子產(chǎn)不忌怨言，政治言論開放，就判斷子產(chǎn)是仁人，可見此處的孔子，是多么重視言論自由！當然孔子也發(fā)表過“非禮勿言”等等反對言論自由的思想，孔子思想是復雜的，正是他的思想不是簡單化，所以專制文化也在利用孔子，民主開放文化也能利用孔子。　　

孔子之前的數(shù)百年，中國有過周厲王的“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政治教訓，周厲王與民為敵，不許老百姓罵他，還自以“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而洋洋得意，但這種一意孤行，堵塞言路，更激化了國人“民不堪命”，最終國人被迫選擇武裝造反，把周厲王逐出了朝廷。　　

孔子時代，中國文化處于既專制又開放，專制的因素主要是周禮政治文化傳統(tǒng)，開放的條件主要是因為周王朝氏族的各個分支權(quán)力，相互競爭，形成中國多個政治權(quán)力中心，因此孔子思想同時具有了文化專制和文化開放的時代印記。　　

秦以后的中央集權(quán)，孔子思想中的開放文化，很快被統(tǒng)治者拋棄，以后統(tǒng)治文化主導的是不許百姓“點燈”非議朝政，更是不許冒犯圣上。這種一言堂的文化，堵塞了民間言論，掩蓋了社會矛盾，導致中國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民起義，如子產(chǎn)的預言：“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而在秦以前，中國文字不見關(guān)于底層造反推翻一國政權(quán)的記載，周厲王的例子，恐怕還屬于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的斗爭，否則周王朝政權(quán)是不會延續(xù)的。　　

以歷史教訓來看，今天網(wǎng)絡上有很多暴力語言，未見是壞事，反而說明現(xiàn)在社會民主開放實實在在的開始了，老百姓各種情緒表達有了公共舞臺，“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官方意志一統(tǒng)天下的格局開始改變，豈不是人權(quán)的進步！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人會罵人，這些都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不能逆流而上，只能順勢引導改造。　　

同時社會應該反省：為什么今天社會矛盾的沖突，仍然普遍的會有傳統(tǒng)“謗言”罵人的批評方式？是不是政治文化還保留著傳統(tǒng)專制的僵硬的基因？今天社會矛盾的表達，應該是民主討論的方式，那么什么原因使民主討論的方式無從實現(xiàn)呢？我以為《人民日報》更重要的應該以這樣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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