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新聞網重要文章： 胡適與“問題與主義”之爭

三月22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的黨史頻道，發表一篇文章《新思潮激蕩中 胡適與“問題與主義”之爭》。文章重新強調解決中國問題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南，重新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的重要性和綱領性，批判了近年來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在“問題與主義”爭論中的觀點。我認為，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也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視，并希望與大家共同學習討論。

文章如下：

新思潮激蕩中 胡適與“問題與主義”之爭

作者：盧毅(北京)

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激蕩，中國人民有了新的覺醒，特別是一批先進知識分子以救國救民、改造社會為己任，不斷探求改造中國社會的新方案。在這一過程中，各種新思潮紛紛涌現、競相斗勝。但與此同時，新文化運動的陣營也逐漸發生分化，出現了以什么主義改造中國社會的激烈論爭。其中，胡適挑起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過程中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挑戰。長期以來，由于時代變遷和個人認知不同，學界對這場爭論的看法幾經變化，至今仍然存在不少爭議。如有的學者試圖為胡適翻案，而有人則堅持“‘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案翻不得” 。那么，這樁公案的是非曲直究竟如何？顯然值得我們再予辨析。

　　“問題與主義”之爭的來龍去脈

　　1919 年6 月，《每周評論》主編陳獨秀因散發愛國傳單被捕，胡適接任了該刊編輯工作。7月20 日，他在第31 號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勸說人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因為“‘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在該文中，胡適還嘲諷說：“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

　　胡適文章發表后，首先是研究系的藍公武在《國民公報》發表《問題與主義》一文與之商榷，著重從哲學的角度闡述了“主義”的重要性。不久，在家鄉避難的李大釗也致信胡適談了一些意見，后者為它加了《再論問題與主義》的標題登在《每周評論》第35 號上。在這篇文章中，李大釗首先針對胡適“少談些主義”的主張明確聲明：“我是喜歡談談布爾扎維主義的”，“布爾扎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接著又指出：宣傳理想的主義與研究實際的問題是交相為用、并行不悖的，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社會上多數人的共同運動，而要有多數人的共同運動，就必須有一個共同的理想、主義作為準則，所以談主義是必要的，如果不宣傳主義，沒有多數人參加，不管你怎樣研究，社會問題永遠也沒有解決的希望。

　　針對胡適反對“根本解決”的改良主張，李大釗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闡明了中國問題必須從根本上尋求解決的革命主張。他指出：“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么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庭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尤其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沒有生機的社會，“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針對胡適反對階級斗爭的觀點，李大釗強調：階級斗爭學說是唯物史觀的一個重要內容，要解決經濟問題，就必須進行階級斗爭，進行革命；如果不重視階級斗爭，“絲毫不去用這個學理作工具，為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那經濟的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

　　李大釗此文刊出后，胡適又在《每周評論》第36 號上發表《三論問題與主義》，繼續闡明自己的觀點。而他撰寫的《四論問題與主義》剛在第37 號排版，《每周評論》就被北洋政府查禁，“問題與主義”之爭遂告一段落。

學術界的主要爭論

　　長期以來，學術界對“問題與主義”之爭存在著不同看法，近年來更是聚訟紛紜。具體說來，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關于“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性質

　　國內學術界的傳統觀點認為，這場論爭“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過程中，與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改良主義的最早的一場激烈的斗爭” ，“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和反馬克思主義者的第一次思想論戰” 。

　　改革開放以來，學界對此有了一些新認識。如有的學者認為它只是五四“新人物”內部不同意見的討論，是當時進步知識分子內部一次對現代中國思想發展和中國歷史命運的理性討論，是新文化運動統一戰線內部的思想分歧。論戰雙方盡管思想信仰上各有不同，但究其實質主要還是一種思想學術的研究和探討，并非政治的分歧。此外，還有研究者索性否認“問題與主義”之爭是一場論戰，因為它持續“時間很短，參與者僅三個人，發表文章共五篇，尤其是李大釗僅寫了一篇，很難稱得上是一場‘論戰’。”但也有學者不同意上述觀點。他們一方面通過發掘史料來努力論證“問題與主義”之爭的論戰性質，指出它延續的時間很長，范圍遍及全國，絕不是只有三個人參與、共發表五篇文章的事件，應該說是一場論戰。

　　另一方面堅持認為：“這場大論戰是馬克思主義與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在中國的最初一次激烈的較量，是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右翼與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共產主義者的一次不可調和的斗爭”，“ 是關系到近代中國要不要革命， 要不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原則論爭，是涉及近代中國社會和歷史走向的根本分歧” 。所以，這場爭論“與其說是問題與主義之爭，不如說是主義與主義之爭，是胡適的實驗主義同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之爭，是改良主義思潮同社會主義革命思潮之爭” 。1999 年發表的兩篇文章亦強調，“這場爭論其它方面暫且不講，它本身作為一場政治論戰卻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 ，“胡、李的爭論是中國思想史上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次爭論，也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兩條社會道路的原則爭論” 。

　　直到2003 年，還有人重申：在五四運動中，既“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共同反對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斗爭，也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種思想的斗爭，如問題與主義之爭，就屬于后者” 。仍然將之定性為階級斗爭在思想領域內的反映。而最近發表的兩篇文章同樣指出，無論就當時的情形來看，還是歷史地看，“問題與主義”之爭都是一場政治論爭，而非簡單的學理闡述，論戰雙方行文語氣的溫和并不能掩蓋思想上的嚴重對抗，并不能掩蓋論爭的政治性。因此，這場爭論實際上是政治思想、救國方案、意識形態之爭，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道路、主義之爭，而不是學理之爭。長期以來按照“革命史”范式把握“問題與主義”之爭，并沒有什么不妥。

　　此外，還有一種觀點試圖調和上述兩種針鋒相對的說法。2000 年4 月，史學界十余名專家學者在討論《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修訂時曾議及“問題與主義”之爭。與會者一致認為：這場論爭既有政治色彩，也有學理之辯，而應以學術討論為主，政治論戰次之。后來，又有研究者將之表述為“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陣營內部發生的一場以方法論爭論為核心的、政治色彩很濃但卻充滿自由平等氣氛的健康學術爭論”。同樣是兼顧政見分歧和學理爭論，而以后者為主。

（二）關于胡適一文的針對對象
　　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是否針對馬克思主義？學術界長期以來的看法也不一致。1930 年，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書中談到：五四運動后，“社會主義的信仰者日勝一日，首先引起資產階級學者的抗議，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胡適之）以與社會主義信仰者挑戰，于是在北京方面發生所謂‘問題與主義’之爭。”這無疑是認為胡適挑起論戰的對象是社會主義。但鄧中夏同時也指出：“社會主義信仰者在當時派別是極為紛歧的：有無政府主義，有工團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共產主義（布爾什維主義）。此外還有夾七夾八的什么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和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等。” 這表明他并未把胡適的挑戰視為專門針對馬克思主義，而是認為它包括了其他紛繁復雜的社會主義流派。

　　最早將“問題與主義”之爭說成是胡適專門攻擊馬克思主義的，可能是何干之主編的《中國現代革命史講義》一書。在這本書中，何干之明確提出：“胡適所抨擊的主義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他的‘一點一滴’的主張，也就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 此后，這種觀點流傳甚廣，成為一種通行說法。有的學者還進一步引申說：“盡管胡適采用了隱晦曲折的手法，表面上只是籠統地反對‘外來的主義’，但他的整個言論的鋒芒都是指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

　　近年來，開始有研究者對上述說法提出質疑，認為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并不是為了阻礙馬克思主義傳播，他所批評的“過激主義”是無政府主義。因為胡、李爭論的時候，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還沒有得到廣泛傳播，胡適不至于恐懼到惶惶不可終日而著文大加攻擊的程度，所以那篇文章的矛頭所向，是針對無政府主義者、半無政府主義者和以王揖唐為代表的政客的。大量事實證明，它決不是針對李大釗的。有學者還概括，從文章內容來看，胡適立論的初衷并不是蓄意要反對馬克思主義，而是對當時輿論界崇尚的以空談為特點，以“包醫百病”為招牌，以貼標簽為能事的教條主義危險傾向進行批評。據此，我們難以得出胡適主張“少談些‘主義’”就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定論。這一時期，甚至還有人從胡適文章中讀出這樣的意味：“在這兒，我們根本看不出胡適有任何一點的反對馬克思主義；相反，我們看到的是胡適對馬克思主義有一種好感和肯定的評價。”

　　（三）關于論爭的結果

　　以往，學界在談到“問題與主義”之爭的結果時，一般都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獲勝，促進了其在中國的傳播，而胡適“當然被明確當成這場爭論的失敗者” 。如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書就說：“經過一場激烈斗爭后，結果，在形式上算是主義派取得了勝利。” 有的黨史講義更明確寫道：“這場論戰，在要不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要不要革命兩個根本問題上駁倒了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右翼的謬論，有力地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從上世紀80 年代開始，一些不同看法開始出現。1982 年，有學者提出：“一九一九年‘問題與主義’之爭，究竟誰勝誰負，很難用當時的社會影響來判斷”，“通過這次論戰，雙方都進一步闡明了自己的觀點，使改造中國社會的兩種不同主張：社會革命論和社會改良主義，旗幟更加鮮明，并都擴大了自己的影響。但在當時，實驗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影響，明顯地勝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這種觀點顯然與傳統說法不同。此后，又有學者指出：“爭論的結果并不是哪個階級對哪個階級的勝利，或哪個主義戰勝哪個主義，……而是論爭雙方取人所長補己所短，使自己的意見更全面”。同樣也認為這場論爭并非以馬克思主義的單方面勝利而告終。

　　如何正確看待“問題與主義”之爭

　　由上可知，學術界對“問題與主義”之爭的許多問題存在爭議。而如果以一種客觀的態度來看待這場爭論，應該還是不難取得一些共識。

　　（一）是政治論戰還是學理之爭？

　　“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性質到底是什么？筆者以為，要搞清楚這個問題，首先應該明確以下幾點事實。第一，這場爭論的學術意味是很濃厚的。無論胡適還是李大釗，都力圖通過充分和縝密的說理服人，表現出一種寬容與溫和的態度。李大釗在給胡適的信中開頭就表示，他的觀點“其中有的或可與先生的主張互相發明，有的是我們對社會的告白。現在把他一一寫出，請先生指正”；文末又說：“以上拉雜寫來，有的和先生的意見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異”，“如有未當，請賜指教”。而胡適對藍公武、李大釗二文的反應則是“把我的一點意思，發揮的更透徹明了，還有許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們兩位”。由此可見，雙方都在相互尊敬的基礎上討論問題，既相互辯駁，又相互肯定，絕無后來政治論戰中那種十足的火藥味和你死我活的激烈交鋒。著名黨史學家胡繩晚年即曾指出：“胡適與李大釗之間的‘問題與主義’之爭，過去把它講成是敵對雙方的斗爭，事實上還是朋友之間的爭論，雙方都是反對封建主義舊思想、舊勢力的。”因此，“這場為時短暫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是民主陣線內部發生的一場爭論。爭論的方式是商討式的，直率而溫和，并沒有劍拔弩張。爭論之時，胡適與李大釗之間，友誼依舊。爭論過后的相當長的時間里，陳獨秀、李大釗與胡適，也并沒有因為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迥異而反目為仇。” 所以，過去把這場爭論說成兩種敵對思想體系不可調和的大搏斗，無疑是夸大了。

　　第二，“問題與主義”之爭確實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從幾篇文章的內容來看，雙方爭論的焦點是要不要進行社會革命以求中國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胡適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和《新思潮的意義》等文中，反復勸說人們應從具體社會問題入手，這顯然是宣揚改良，試圖通過一點一滴的實驗來解決他說的那些問題。由此可見，這場爭論的實質就是要通過根本解決的革命還是一點一滴的改良實現對中國的改造，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與現實政治密切相關的問題。事實上，這場爭論過后不久，胡適自己也在1922年回顧說：“那時正當安福部極盛的時代，上海的分贓和會還不曾散伙。然而國內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么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因為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于是發憤要想談政治。我在《每周評論》第31 號里提出我的政論的導言，叫做‘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他還表示：“我們是不承認政治上有什么根本解決的。……我們因為不信根本改造的話，只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所以我們不談主義，只談問題。” 這些都足以表明，他發表那篇文章及其引起的論爭是具有明顯政治色彩的。完全否認這一點，也是不客觀的。

　　基于此，筆者以為，“問題與主義”之爭是一場發生在新文化陣營內部的、具有學術辯論形式但在內容上又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爭論。它事關如何解決中國社會政治問題的根本方法，反映了二者指導思想上的分歧。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并不是一場純粹的學理之爭，將之視為一次政治論爭更為妥當。

　　（二）胡適發表文章是否針對馬克思主義？

　　關于這個問題，如果從文本和語境來分析，應該可以得出以下兩點認識。第一，胡適此文并非專門針對或主要不是針對馬克思主義的。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中，他開篇就介紹了撰寫此文的緣起是一些人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特別是前幾天北京幾份報紙“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并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的研究會’的辦法。……我看了這種消息，發生一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由此可見，胡適發表該文的最初誘因是安福部王揖唐也來談論“主義”了。這在他看來，無疑是空談抽象的主義容易混淆視聽的一大弊端，所以不得不予以糾正。而在接下來的文字中，胡適也很少涉及馬克思主義，甚至表明“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這篇文章應該是針對一切主義的，而非專門針對馬克思主義，或者不是主要針對馬克思主義。這從首先回應胡文的藍公武本屬研究系，與馬克思主義沒有什么關系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來。

　　而在《三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胡適又解釋說：“現在世界各國，有一班‘把耳朵當眼睛’的妄人，耳朵里聽見一個‘布爾扎維主義’的名詞，或只是記得一個‘過激主義’的名詞，全不懂得這一個抽象名詞所代表的是什么具體的主張，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過激黨’，便硬把‘過激黨’三個字套在某人某人的頭上。這種妄人，腦筋里的主義，便是我所攻擊的‘抽象名詞’的主義。我所說的‘主義的危險’，便是指這種危險。”而“ 藍、李兩君所辯護的主義， 其實乃是些抽象名詞所代表的種種具體的主張。如此所說的主義， 我并不曾輕視。” 這也說明，馬克思主義并非其首要的攻擊目標。第二，胡適《多研究些問題， 少談些“ 主義”！》一文的批評對象確實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綜觀該文， 雖然沒有明確使用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但其反對“高談主義”和“根本解決”的主旨卻是公開的，而這自然也包括了馬克思主義在內。惟其如此，李大釗才覺得有必要與之商榷，以便澄清認識。關于這一點，胡適晚年在回憶當初發表此文的目的時也說：“我的意思是想針對那種有被盲目接受危險的教條主義，如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等等，來稍加批評。”并將由此引發的論爭視為“我和馬克思主義者沖突的第一回合”。由是觀之，近年來一些文章極力為胡適辯白，認為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完全與馬克思主義無關，這種觀點亦失之偏頗。

　　（三）論爭的結果是什么？

　　如何看待這一問題，筆者有兩點認識：第一，這場爭論促進了李大釗等人更切實地把學習、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與深入了解和逐步解決中國具體問題相結合，這對于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推動人們進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國社會起了積極的作用。如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就寫道：我們“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用環境的變化”。因此，“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這無疑是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他還承認：“我們最近發表的言論，偏于紙上空談的多，涉及實際問題的少。以后誓向實際的方面去作。”從后來的情況來看，他確實也是這么做的。

　　一個多月后，他發表《北京市民應該要求的新生活》一文，就改良北京市民生活問題列出20 條意見。這些意見都是關系到市民日常生活的市政問題，如稅收、房租、圖書館、夜校、公園、醫院、孤兒院、恤老院、汽車、電車、浴所、食堂、公廁、電燈、電話、市區規劃等，均一一列出，力主逐項改良。文章最后還說：“此外應加改良的事，必然還有許多，今天我只想起這些，其余的還要我們大家去想” 。可見，他對胡適提出的“多研究些問題”的主張并不完全排斥，而是頗為贊許的。當然，這是他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根本解決”原則基礎上的贊許。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馬克思主義者更加重視對實際問題的研究，并力戒空談。1922 年1 月創辦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先驅》的《發刊詞》便有感于“近一二年來的言論界，……大家都在紙上空談不著邊際的主義，并毫無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決心”，因而認為必須反對“不諳實際的傳播一種高調的主張”。這份《發刊詞》最后還宣布：“本刊的第一任務是努力研究中國的客觀的實際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實際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 其中明顯反映出對研究實際問題的重視。1924 年，《中國青年》亦發表文章表示應“少發些抽象的哲理高論，多注重于具體的實際問題”，并指出：“‘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這句話，雖未免有些人覺得不滿，然而我們從一種的主義上去切實的研究民眾——研究現實，總是應該的。” 這也表明，“問題與主義”之爭對推動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是起到積極作用的。

　　第二，這場爭論后，胡適的改良主義思想仍存在較大的影響。如陳獨秀在1920 年的幾篇文章中就寫道：“與其高談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不如去做勞動者教育和解放底實際運動；與其空談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實實謀女子底教育和職業。”因此，“我希望諸君切切實實研究社會實際問題底解決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義什么理想里面當造逋逃藪安樂窩。”他還強調：“我們改造社會，是要在實際上把他的弊病一點一滴、一樁一件、一層一層漸漸的消滅去，不是用一個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夠叫他立時消滅的” ，“無論在何種制度之下，人類底幸福，社會底文明，都是一點一滴地努力創造出來的，不是象魔術師畫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會從天上落下來。”那些所謂“徹底”、“完全”、“根本改造”、“一勞永逸”的想法，都是“懶惰的心理底表現”。這種思想，幾乎與胡適如出一轍。由此亦可見，在“問題與主義”之爭后，胡適的主張并未完全銷聲匿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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