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進取到“情”的解放　　

在中國，文化早先是文人和仕宦的事，與多數面朝黃土背朝天者關系不大。而文人還有個悠久傳統：文人相整。因思想相佐，言語不同，大文人孔丘毅然殺了少正卯；在《左傳》、《呂氏春秋》中，有個當時的法學家鄧析，據說他可能是中國律師始祖，愛替人打官司，收個襖褲什么的。子產也不客氣地就把他殺了；再到后來，文人相整便普遍的難以計數了，如聞名的明時阮大鉞幫魏閹黨整東林黨殺人。總之，文人之間就如毛主席所講：“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可今天不同了，老文人不斷做序題跋于小文人、新文人，不斷收徒、指點、提攜于擬文人、準文人；小文人、新文人不停地請老文人教諭點撥，擬文人、準文人不停地買文憑、傍文人以求文化品位。進入或想進文化圈的人都知道一個潛規則：文人相捧。文人的進取似乎可以成為文化進取的前提。　　

比如，曾經崇尚的舞臺藝術，如崇尚蒼穹太陽般信奉光明，行中講究著面光、頂光、耳光、柱光、橋光、對穿光、天幕光。藝人是通體閃光，謙恭莊重、彬彬禮先，視形象為教養和藝德；藝術追尋燦爛輝煌，構圖掩映著神圣，用美侖美奐要求著肢體和靈魂。可它不能滿足有閑嘗試，不能提供多余蕭灑，更不能淋漓使性。要應運而生生活舞場，觀眾要逼近演員，要實現零距離接觸，要藐視那些撈什子的光，使用昏暗，以張揚眨眼、搖頭、甩臀的詭譎。　　

又如，曾幾何時，有點文化的人都相信：時間在每一件古物的體內都留下了美麗的生命年輪，并說不信你可以掰開看一看。沿著時光隧道，你能獲取優雅的美感和靈動，能摭拾起文化品位和素養，能對歷史產生深刻的理解和崇拜；乃至從一塊石頭上也要悟石理而養性，守石德以修身。但不知起自文化精英還是暴發戶，文物保護開始轉向文物創新。放下了原文化的十字架，肩負起了文化進取的落寞重任和崇高使命——不斷痛苦和長久孤獨。拆除那破舊而礙事的千年古跡，即如霍去病墓前那般巨型的石雕，不足惜錢幣再重建廟、殿、塔，樹立著建起“文化設施”再培育文化也不遲的當代意識。　　

其實，文化的進取精神正是敢于放下所謂的“文化品位”，拋開什么俗文化、偽文化、非文化之辨，甘于去搭臺，讓經濟作“角”來演戲。終于從方寸間貫日沖昊天。象有了豐都鬼府神殿就有了鬼文化，有了電腦也有了科學算命；引進了桑拿按摩、美女修腳、開心洗頭就有了澡文化；跨越了孔子的“七不食”而為新章，“沒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山中長的、外國進的、美女陪的〔或裝的（叫‘美女盛’）〕”計“八不食”，甚而擲足千金上真黃金宴打造時尚和尊貴，又有了吃文化；讓貂蟬、西施故里不再孤寂無聞，讓金瓶梅城一派急管繁弦、堂皇富麗，也就有了名人文化。名人文化情結能讓一撥一撥的人去求證故里、出生地、成名地、就木地，打官司乃至直打到北京，讓那些不能進取的文人納悶費解，滹沱河打彎礙點事怎么就讓元好問故地一直荒蕪寂涼？還有方興未艾正在灸手可熱的轎車文化、蟋蟀文化、方術文化……　　

抑或更有文化甘愿去做軟包裝、輕吟唱：避卻政治，親近經濟，吟生病吃藥，唱風花雪月，說拌嘴吵架，指點花草蟲魚；喊夢囈、哼眠歌、嗲情話；攪和吃喝拉撒睡，調侃帝王將相侯；戲說佚事顰笑，吹噓社情新潮。終于實實在在地占領了市場：音像出版、書刊發行、影視制作、文藝演出、文物拍賣、書畫銷售、廣告設計、娛樂游戲，所有“文化市場”概莫能避。這至少可以說，進取中的文化從形式自雅走到了流行通俗；終于從繼承京劇經典學會了大話歷史戲說，從記錄歷史提供資鑒而深諳科諢情誚，好像從而走出了后半殖民地情愫、落后窮極欲望、嫌富安貧心態的困惑。　　

也許，可以朝向“以內圣開外王”的理想，沿著“返回儒家之本，開科學民主局面之新”的“返本開新”路徑，切實貫徹落實“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批判繼承、綜合創新”的方針，改善“圓而神”和諧有余、“方以智”鋒角不利的缺失，取得“兼綜東西兩方之長，發揚了中國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遺產，同時采納西方的有價值的精良貢獻，融合為一，而成一種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調和，而要作一種創新的綜合（張岱年語）”階段性成果，兼收并蓄新理學體系（馮友蘭）、新唯識論體系（熊士力）、新心學體系（賀麟）和心本體論體系（唐君毅）、道德形上學體系（牟宗三）、生命本體論體系（方東美）等各家之旨要了，可以做一份劃時代的總結報告了。　　

但是，我輩草根階層只能直觀直覺地體察東西，實在是第一眼就看到的是“情”的解放。這或許如梁漱溟先生所說，中國文化體現于人倫關系上，強調持中調和追求內在滿足與和諧，是“無理”的早熟，也因此而優越。　　

在20世紀末，曾有學者研究《紅樓夢》這部“封建社會的鏡子”時發現：大觀園是曹雪芹的文化心理世界中的“有情之天下”，審美理想承繼于湯顯祖，他想肯定的就是“情”的價值，追求的正是“情”的解放（1998年《北京大學學報》2期·葉朗文）。當然今天和曹雪芹時代的社會背景大相徑庭，況且曹氏僅是在“文化層面”中希望“情”的解放的，那只能是他書中的事了。稍作比較，就能看到，新的一代更加注重自我個人，已不再如他們的父輩普遍地、抽象地關注人類的解放事業和政治活動，而更加注重個人心理、情趣等“情”智方面的非理性因素，已不再一般性地、熱烈地關注人的理性價值，而更加強調情感“人本”。這是宏觀視角看“情”的解放。微觀上，許多人有了與時俱進的理念，婚外情為成功的重要標志，歌中無“情”不流行，吃喝無“情”少品位；開會考察用“情”，商戰用“情”，推銷用“情”，開拓市場用“情”，吸引顧客用“情”；網上情，朋友情，一夜情……無一不是“情”的解放的例證。　　

放在歷史進程和社會發展中考察，今天的“情”的解放是吸收了巨大的社會實踐成果的。理論上，它是把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作為人的基本本質，把個人幸福視作人類活動、生活目的動機和源泉后，由精英、專家而倡導引領并創造了文化環境后才得以實現的。可以說，沒有利益真理指引，難升理想的境界。再加以考察，我們還會看到兩個社會文化子系統：男性在追求實現人身價值取向，女性在追求改變身位理想。如果沿歷史路徑回溯，也許能重現“英雄美人”和“夫貴妻榮”的淵藪。英雄從來是偉丈夫，其勝利的獎掖和蔚籍或叫補償首先是美女佳人，美女佳麗的資源優勢、身位價值提供的選擇機會就是英雄、偉丈夫。今天，通俗地說就是“權、錢”。當然，這完全不同于消彌而虛誕的男性價值觀，僅為了榮耀和地位的承諾；也不僅是符合“給財權以信心”的舊有心理邏輯，更不是低層次的享樂觀賞把玩。因為僅指哪一方面都不可能如當今這樣的高度社會認同或說社會集體無意識。新時代的女性選擇也絕不會僅是選擇人身依附對象，或者需要滿足性、需要延續脈，更不是戰利分賞的物品，續延嗣息的工具、實用方便的勛章，更不同于舊社會的嫖妓，那時在仕途經濟中是風流時尚，無道德可言，如西門慶有財只能為色死，為傍款，潘金蓮只可能以奸死、瓶兒只可能以孽死、春梅只可能以淫死；如駱賓王之見：“踐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太宗、高宗是因武則天而“聚麀”，玄宗、壽王是因楊玉環而“聚麀”，但武則天、楊玉環太少了。　　

什么是答案？極品古玩憑養眼，尋租弄權或能為，珍饈美味有窮盡，迷離撲朔夜難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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