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主義的基石不能動搖　　

―――駁全盤私有化與完全市場經濟

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走過三十多年的征程了。改革的直接起因是對“文革”十年行為的反思與糾正，名曰“撥亂反正”。

“文革”的發動者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與“文革”的具體領導者“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以正統國有經濟與計劃經濟的維護者自居，把主張私有經濟與市場經濟的人都歸為走資本主義道路者而加以批判和打倒，名之曰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這種背景下那些主張可以搞一些市場經濟與私有經濟的人如孫冶方、顧準等等探索者們（那時候吳敬連、厲以寧之流還沒有這種膽識與理論吧）和黨內若干領導者們的命運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文革”行為如果是在黨的領導下有序進行，那事情可能是另一種情況。可惜的是這種“反修防修”的探索是以所謂全民的“大民主”的方式進行（所謂踢開黨委鬧革命），于是領袖的“反修防修”探索變成了各種野心家和陰謀家肆意整人的招牌，最終變成了動亂。這種動亂不僅是政治的，也是經濟的。普通老百姓販賣一點茶葉、蔬菜什么的，都被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而受到批判甚至拘捕。“寧要社會主義的苗，不要資本主義的草”，“寧要社會主義晚點，不要資本主義正點”等等口號誰也不敢反對。

事情走到極端終究要向反面變化，所謂物極必反。

改革三十多年的探索，就是對新中國1949年后至“文革”全盤國有經濟和計劃經濟的行為的否定。

這種否定，有的人轉不過彎，認為是資本主義復辟。持“中國現在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看法的人現今還是有的。這種看法是“文革”觀點的沿襲。但這些觀點中的許多人是好人，所以我們說是認識問題，就是在什么是“社會主義”的認識上有問題。

“什么是社會主義”？總結我們幾十年的探索，我們在理論上對馬克思、恩格斯有誤解，在現實中只有原蘇聯老大哥這個參照坐標，在實踐中我們時間又太短（相對資本主義幾百年的歷史而言）。

依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前蘇聯的做法，社會主義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加國有經濟與集體經濟（主要是農村）和計劃經濟。從1917年算到1966年（文革開始時），老大哥的做法已經有近五十年的歷史。如果我們了解二十世紀的世界歷史與蘇聯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的歷史，并且是站在公正客觀的立場上看問題，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老大哥的做法是成功的。這主要體現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共產黨已經使蘇聯在較短時間內由沙皇統治的落后的資本主義國家變成了當時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強國，人民生活水平也有相當提高。否則它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為抗擊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并最終帶領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贏得勝利。也不可能率先在世界上成功發射人造衛星。　　

正是老大哥的成功，使得二戰后不少新生的國家自學或不自學地以蘇聯為榜樣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加國有經濟與集體經濟和計劃經濟模式的社會主義國家，且在不同程度上都取得了成就。其中中國的成就最大。　　

如果我們了解自1840年以來中國的歷史與世界的歷史，如果我們不是昧著良心講話，客觀而公正地說，正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當時的社會主義模式，在較短的時間內，將中國由一個許多小國家都可以欺侮的東亞病夫轉變成了可以同世界強國們平起平坐的大國。用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的話講，朝鮮戰爭之前，他在美國的街上走，沒有人正眼看他一下；朝鮮戰爭之后，他走在美國的大街上，人們對他敬畏三分。　　

正是蘇聯老大哥前五十年的成功與我們自己新中國后若干年的成功，使我們很多人對無產階級專政加國有經濟與集體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模式深信不疑，以為它是唯一的社會主義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對蘇聯老大哥模式提出疑問的如南斯拉夫、匈亞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國都遭遇到了老大哥的批判甚至鎮壓。　　

毛澤東的中國沒有否認老大哥的模式。毛澤東把新中國建立以后若干年里的中國當作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他領導了1953年至1956年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是向蘇聯模式看齊靠攏。后來的中蘇論戰與斗爭，并不是反對蘇聯老大哥的模式的論戰與斗爭，而是是不是要堅持老大哥模式的斗爭。毛澤東認為蘇聯內部有的人不想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加國有經濟與集體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模式了，那些人想修正這個模式了。他們是修正主義者。中國內部也有這樣的人。他老人家后來發動“文革”，初衷就是想整中國黨內這樣的人。　　

在這里，筆者認為毛澤東有一個理論與實踐上的悲劇，那就是他把新中國最初幾年的理論與實踐當作了新民主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只有蘇聯老大哥搞的才是社會主義。這一方面可能是當時只有蘇聯這個參照坐標，二方面是新中國最初國有經濟極其弱小，三是社會主義在中國沒有人搞過呀！　　

但是，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在馬克思主義那里有什么位置呢？如果我們當初把新中國頭幾年的搞的當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東西堅持下來，歷史又將會是怎樣呢？　　

奇怪的是，我們現在也有一些人認為當前中國社會性質也相當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搞的新民主主義，不肯承認當前搞的是社會主義。筆者再重復一遍：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在馬克思主義那里有什么位置呢？為什么我們不能把我們新中國最初幾年的社會以及當今的中國社會當作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呢？　　

事情又回到了起點，什么叫社會主義？當初蘇聯老大哥用他們的模式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解答是唯一的標準答案嗎？！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但不是唯一標準。歷史也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前蘇聯五十年的實踐和新中國近三十年的實踐證明，無產階級專政加國有經濟與集體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模式的社會主義，在相當一段時期內是成功的，可取的，因而是正確的。但后來蘇聯的垮臺和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同樣也證明，無產階級專政加國有經濟與集體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模式的社會主義是有局限性的，有問題的，是需要反思與改革的。　　

關于社會主義的問題出在哪里？　　

出在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解有誤會。　　

讓我們回到馬克思主義。　　

1847年，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的小冊子里寫道，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過程是：“首先無產階級革命將建立民主的國家制度，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

……

   　 如果不立即利用民主作為手段實行進一步的、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障無產階級生存的各種措施，那么，這種民主對于無產階級就毫無用處。這些作為現存關系的必然結果現在已經產生出來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

    　(1)用累進稅、高額遺產稅、取消旁系親屬（兄弟、侄甥等）繼承權、強制公債等來限制私有制。

   　 (2)一部分用國家工業競爭的辦法，一部分直接用紙幣贖買的辦法，逐步剝奪土地所有者、工廠主、鐵路所有者和船主的財產。

   　 (3)沒收一切反對大多數人民的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

   　 (4)在國家農場、工廠和作坊中組織勞動或者讓無產者就業，這樣就會消除工人之間的競爭，并迫使還存在的廠主支付同國家一樣高的工資。

  　  (5)對社會全體成員實行同樣的勞動義務制，直到完全廢除私有制為止。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

   　 (6)通過擁有國家資本的國家銀行，把信貸系統和金融業集中在國家手里。取消一切私人銀行和銀行家。

   　(7)隨著國家擁有的資本和工人的增加，增加國家工廠、作坊、鐵路和船舶，開墾一切荒地，改良已墾土地的土壤。

    　(8)所有的兒童，從能夠離開母親照顧的時候起，都由國家出錢在國家設施中受教育。把教育和生產結合起來。

   　 (9)在國有土地上建筑大廈，作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將從事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將把城市和農村生活方式的優點結合起來，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點。

  　  (10)拆毀一切不合衛生條件的、建筑得很壞的住宅和市區。

  　 (11)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繼承權。

   　 (12)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里。

   　 自然，所有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都實行起來，但是它們將一個跟著一個實行，只要向私有制一發起猛烈的進攻，無產階級就要被迫繼續向前邁進，把全部資本、全部農業、全部工業、全部運輸業和全部交換都越來越多地集中在國家手里。上述一切措施都是為了這個目的。無產階級的勞動將使國家的生產力大大增長，隨著這種增長，這些措施實現的可能性和由此而來的集中化程度也將相應地增長。最后，當全部資本、全部生產和全部交換都集中在國家手里的時候，私有制將自行滅亡，金錢將變成無用之物，生產將大大增加，人將大大改變，以致連舊社會最后的各種交往形式也能夠消失。”

       在這里，恩格斯講了兩個問題，無產階級革命首先要建立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問題，以及私轉公的問題。

       恩格斯在這兩個問題之前還談道計劃經濟問題，他寫道：“這種新的社會制度首先必須剝奪相互競爭的個人對工業和一切生產部門的經營權，而代之以所有這些生產部門由整個社會來經營，就是說，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計劃、在社會全體成員的參加下來經營。這樣，這種新的社會制度將消滅競爭，而代之以聯合。”（粗體是筆者加的，后同）

說到這里，我們可以看出蘇聯老大哥模式的出處依據了，也可以看出我們新中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要搞社會主義改造的依據了。

但我們是做得不夠的。因為恩格斯強調要首先建立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度。而我們在理論與實踐中只強調了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筆者將在另外文章中講述。因為我們沒有強調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建設，所以不論是老大哥和跟著老大哥學的許多小兄弟（包括我們中國），后來都不同程度地走向了個人崇拜和國家社會活動的不正常。從而導致我們的經濟領域出現過很大的失誤與挫折。這里不想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這里要關注的是，我們原來的模式是不是完全地、正確地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去做的呢？如果是，那恩格斯錯了。如果不是，我們錯在哪里呢？

肯定地說，我們原來的模式沒有完全地、正確地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去做。我們誤解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首先，因為恩格斯在同一篇文章里還講道，私有制不能用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一下子廢除。而我們當時恰恰是用革命的方法一下子廢除的。

恩格斯寫道：“廢除私有制甚至是工業發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個社會制度的最簡明扼要的概括。所以共產主義者完全正確地強調廢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

為了正確地深刻地理解恩格斯的這段話，讓我們先回想一下他那個哲學上著名的“否定之否定”之說。

恩格斯以麥子為例寫道，大麥粒被磨碎、煮熟、配制，然后被作為飲料消費，這不是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要講的否定。辯證唯物主義講的是，如果大麥粒得到它所需要的正常條件，落到適宜的地里，它在熱和水分的影響下就會發芽生長，原先的麥粒作為母體被麥苗的生長否定而消失了。這是第一次否定。麥苗繼續生長，開花，結實，最后又產生了新的麥粒。新的麥粒一成熟，植株就漸漸死去，它本身又被否定了。這是第二次否定。作為這一否定之否定的結果，人們又有了新的更多的麥粒。（《反杜林論》第一編哲學·辯證法：否定的否定）。這里簡言之，辯證法的否定之否定，是指由舊事物內在一定條件下產生的新東西通過消化吸收舊母體生長并最終取代舊母體來達到的，是遵循事物內部發展規律進行的。

恩格斯反駁杜林道：“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己的歷史的和經濟的證明之后才繼續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這是否定的否定＇等等。”　　

否定資本主義的自然過程的必然性在哪兒呢？恩格斯在引用馬克思在《資本論》里的話道“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這里順便說一下，世界歷史的進程中之所以有那么多仁人志士相信資本主義一定要滅亡，共產主義一定會勝利并因而為理想奮斗，蓋也出于此。讓那些攛掇中國當今政府全盤西化的教唆犯們發抖去吧，讓那些鼓吹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如何如何好的人見鬼去吧。資本主義的滅亡和共產主義的勝利是同樣將要發生的歷史規律！

正因為社會歷史的這種辯證法的否定之否定，所以恩格斯才說私有制不能用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一下子廢除。同時廢除私有制甚至是工業發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個社會制度的最簡明扼要的概括。

但是恩格斯講的話不幸被我們的政治家們忽視了。　　

1917年的俄國和1949年的中國雖然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從而突破了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不能在一國取得成功的論斷。但是，兩國當時（現代也如此）都還沒有在社會上產生讓資本主義滅亡的經濟條件：由資本主義創造的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所以可以毫不客氣地說，我們現在的社會發展是在補課，補資本主義一課。我們不能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一下子跳到共產主義社會。　　

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廢除？　　

恩格斯堅決地回答道：“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實行財產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因此，很可能就要來臨的無產階級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現社會，只有創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之后，才能廢除私有制。”

我們當時是怎么做的？我們是還沒有創造出所必需的大量的生產資料的時候就急急忙忙地去廢除私有制。　　

我們怎么不犯錯誤！我們怎么不補課！　　

前蘇聯是垮臺了，它已經沒有改正錯誤的機會。中國則以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作為標志，來糾正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的探索的錯誤，并進行補課。　　

但糾正錯誤不能全盤否定，補課不能倒退。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已經形成了人民民主專政加國有經濟、集體經濟、私有經濟和計劃經濟與部分市場經濟的格局。人民民主專政是向無產階級民主過渡的形式，而私有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引入，則是利用資本主義補課。　　

人民民主專政和國有經濟與集體經濟，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兩塊基石，不能撼動。　　

中國當前的人民民主政治當然還有不少問題，還需要改革，需要進步。但因此取消中國共產黨在其中的領導地位，鼓吹西方的兩黨制（名義上是多黨制，但歷史看是兩黨制）則是在撼動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基石。而鼓吹取消國有經濟、計劃經濟，代之全盤私有制經濟與全部市場經濟，則是在撼動中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石。　　

我們查那些全盤西化的人的底子，發現他們中許多人是拿著西方基金會的錢，在替西方社會說話，目的是替西方削弱我們、甚至整垮我們。他們的研究所，是西方埋藏在中國的特洛伊木馬。　　

如果我們真按照他們主張那樣做了，全盤西化了即全部私有化了和市場化了，我們中國的日子會因此不好過。一方面俄羅斯被西方反導系統包圍就是例子。另一方面西方現在的爛日子就是例子。三方面現在阿拉伯世界的亂象就是例子。　　

社會主義的中國啊，走自己的路吧！讓路兩旁的犬兒們狂吠去。　　

                                              寫于兩會召開時候　　

　　　　　　　　　　　　　　　　　　　201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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