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今日世界之政治格局　　

第三次浪潮是全球政治經濟一體化的浪潮。由此引發的第三次政治結構大轉型是政黨政治、宗教政治等各種不同的政治形式齊步轉向“君子政治”的過程。君子政治是按照中國儒家思想提出的一種說法，與現在西方人提出的“政黨后政治”基本上是一致的，也符合卡爾·馬克思先生說的全世界各國人民一塊進入社會主義的理想。相比之下中國人的多黨協商制更接近君子政治，而政黨制衡制和宗教政治就相對遙遠一些。因此在當前全球一體化的過程中就形成了“中國人左右逢源、政黨制衡政治和宗教政治相互修理”的基本格局。　　

中國人左右逢源、和平崛起逐步成為主導社會發展的主流；政黨制衡政治和宗教政治相互修理、兩敗俱傷只能尾隨其后。很多人對今日世界這樣一個政治格局認識不清，還需要我們把冷戰結束以來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過程詳細討論一下。　　

如前文所述，20世紀的東、西方社會大對峙是第一次浪潮臨終膨脹期和第二次浪潮的發展成熟期相互抗衡形成的。對峙雙方各自堅持自己的發展理念而相互僵持，最終是第一次浪潮難抵第二次浪潮，東方陣營發生全線潰散，西方陣營大獲全勝，冷戰結束。然而歷史的發展并不是這么簡單，東方社會很快就轉入到第三次浪潮中來，順應了歷史潮流，因而能左右逢源、迅速崛起；而西方社會以勝利者自居，肆無忌憚地張揚第二次浪潮的政治理念，思想僵化，進入了第二次浪潮的臨終膨脹期，逆社會發展潮流而動，自然會左右為難，迅速衰落。可悲的是西方人已經身陷囹圇而渾然不知。雖然也有不少西方專家、學者已經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然而第二次浪潮的發展慣性不是幾個精英人物就可以阻擋得了的。　　

還讓我們從上世紀70年代末談起，歷經“文革”磨難的中國人徹底認識到了膨脹的公共意識對社會的巨大破壞，對公與私的辯證關系可謂是大徹大悟。他們主動出擊，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在拒絕政黨制衡、堅持中央集權的前提下全方位向西方社會學習。打開國門，人們看到了西方社會的繁榮昌盛、民主自由，而忽略了制衡政治的弊端和中國具體的國情，在思想意識上進入了一個思維誤區。全番西化的呼聲日漸高漲，終于在1989年春天醞釀成了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風潮。在這關系到國家命運的關鍵時刻，鄧小平先生力挽狂瀾，采取果斷措施迅速平息了這一場政治風波，為后來中國的和平崛起提供了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國人由此順利地完成了一個歷史性的大轉軌——從第一次浪潮跨越第二次浪潮平穩地進入到第三次浪潮中來。1989年就成為中國人進入第三次浪潮的歷史轉折點。第一次浪潮是暴力政治，解決政治問題的基本手段就是暴力；第二次浪潮是資本政治，是資本操縱下的自由民主政治；第三次浪潮是系統管理政治，是基于全球一體化的、拒絕資本操縱的一種民主政治。在1989年以前的中國，暴力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不會使用暴力的政治家是愚蠢的政治家；從1989年以后暴力政治將很快為歷史所遺棄，系統管理和民主自由的和諧統一已經成為政治家的基本技能，行使暴力已經逐漸成為政治家無能的表現。　　

從1919年的“五四”到1989年的“六四”，中國人用生命、鮮血和眼淚培養、篩選了一大批卓越的政治家。比起選票推舉出來的政治家，他們應該更具有分量一些。他們率領中國人從第一次浪潮跨越第二次浪潮直接進入第三次浪潮，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當然功勞是他們的，更是千千萬萬勞苦大眾的。越是深入認識中國人在20世紀的艱難歷程，越是感覺到真正可歌可泣的是中國的普通民眾，真正值得驕傲的是中國人幾千年來的文化積累、民族精神。共和國的第一代領導人對世界政治局勢曾經有一個判斷：“近幾十年內世界上不會爆發大規模的戰爭”。隨后的經濟改革，全面開放正是在這樣一個正確判斷的基礎上展開的。可見對未來世界戰爭的正確判斷是多么的重要，我們認識走向一體化的世界政治局勢變化，也要首先從認識世界戰爭的未來變化趨勢開始。　　

如前文所述，戰爭是歷史的產物，具有明顯的時代標志，不同的歷史時期爆發不同性質的戰爭。中國是在第一次浪潮中發展成熟的國家；西歐諸工業發達國家是在第二次浪潮中發展成熟的國家。歷史證明：發展成熟的國家一般不會去發動大規模戰爭。第一、二次世界大戰都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走向成熟的過程中爆發的，二戰結束標志著資本主義國家的成熟。冷戰時期，東、西雙方都是發展成熟國家，所以看似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其實大規模戰爭爆發的幾率極低，最終是以非常平和的方式結束了冷戰，世界平穩進入第三次浪潮。　　

第三次浪潮是全球一體化的浪潮，日益發展的經濟貿易把整個世界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政治一體化緊隨經濟一體化平衡發展，地球村的概念已經為大家普遍接受，國際行為準則越來越被重視，國家主權被明顯削弱。在這樣的情況下，戰爭已經無利可圖，沒有贏家。冷戰時期沒有爆發的大規模戰爭，今天更不可能發生，如有發生也只能是與外星人的星際大戰。21世紀的戰爭已經不再是國家與國家、軍人對軍人的戰爭，而是人類與自然災害之間的戰爭。隨著自然環境的惡化，自然災害導致一個國家滅亡已經不再是聳人聽聞，由此國家和軍隊的性質也悄然在發生著變化。在自然災害面前有卓越表現的軍隊是世界上最優秀的軍隊，在自然災害面前能最有效地組織社會力量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當然國家軍隊在維護正常的國際貿易環境和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方面還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只是不會有大規模的戰爭發生。　　

然而現實世界卻與此截然不同，世界各地沖突不斷，局部戰爭此起彼伏，但是我們應該明白：這些都不是社會的主流，都是由于一些歷史遺留問題造成的。包括現在很多國家的領土、邊界之爭，中國人的臺海問題，也都屬于歷史遺留問題一般不會引發大規模戰爭。在全球一體化浪潮的沖擊下，隨著西方國家走出第二次浪潮的臨終膨脹期，一切都會有一個比較不錯的結局，世界的明天是美好的。　　

究竟他們何時才能走出這個臨終膨脹期呢？目前看來，伊拉克戰爭5年來4000名美國軍人的生命和6000多億美圓的巨額支出已經讓美國人乃至整個西方社會有所醒悟；幾萬乃至幾十萬名伊拉克人的生命也讓中東各國人民對極端宗教分子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政黨政治與宗教政治相互修理已經大見成效，余下來還需要有一個相互打磨的時間。雙方必須從思想上有一個深刻的反思，在政治上有一個明顯的轉變，最終才能逐步進入到第三次浪潮中來。因此我們說：歷史才是伊拉克戰爭的最大收獲者。21世紀的戰爭已經沒有正義與非正義可言，大家都是失敗者。伊拉克戰爭的歷史價值就在于它對整個社會運動方向的修正。　　

（3）深入認識第二次浪潮的臨終膨脹期　　

第二次浪潮的臨終膨脹期是從冷戰結束開始的。冷戰時期東方陣營處于第一次浪潮的臨終膨脹期；西方陣營處于第二次浪潮的發展成熟期。雙方能夠在全世界范圍內形成那么大規模的對峙關系是因為他們各有其是，也各有所非。表面上看東方陣營是被軍備競賽，不堪重負的軍費拖垮的，實質上是中國人自己從第一次浪潮的臨終膨脹期中走了出來，主動出擊，改革開放，積極向西方陣營學習引發的，是中國人1989年的政治風波把東方陣營震垮的。冷戰結束以后，中國人集第一和第二次浪潮雙方的優勢于一身，兼顧“系統管理”與“民主自由”，東風西韻，左右逢源，和平崛起迅速成為主導第三次浪潮的中堅勢力。而西方陣營卻讓勝利沖昏了頭腦，自我膨脹起來，頑固地堅持第二次浪潮的思想理念，堅持冷戰思維。“北約組織”大肆擴張，“顏色革命”此起彼伏，看似“民主自由”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其實是西方國家主導的第二次浪潮進入了臨終膨脹期。　　

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之間并不是傳承銜接關系，而是一前一后的相互并列關系。第三次浪潮同時承接前兩次浪潮雙方的優點、屏棄雙方的缺點，把人類社會推向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不管是從第一次浪潮中走出來的國家，還是從第二次浪潮中走出來的國家，誰能夠充分發揮自身長處，全方位向對方學習，誰就能夠在第三次浪潮中占據主動位置。那些思想意識保守僵化，總是指責對方的政治家自然會屢屢受挫，如果他們再剛愎自用死不悔改，必然會給自己的國家帶來巨大的損失。　　

從1948年英國工黨政府宣布建成福利國家到現在，僅僅幾十年的時間第二次浪潮如此迅速地走向衰落，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第二次浪潮存在著巨大的理性缺陷，缺乏系統的思想意識。早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馬克思主義就系統地揭示了這一問題，雖然資本主義國家在發展成熟的過程中曾經吸取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觀念，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系統科學思想和信息科學技術在當時才剛剛出現，還沒有開始影響社會的經濟發展和政治體制。　　

正是由于第二次浪潮存在著巨大的理性缺陷，在其主導世界發展的這一個多世紀里，非理性的事物充斥人間。隨著現代科學思想和技術對社會政治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社會的理性缺陷也被相應放大，比如：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在《對理性的侵犯》一書中就談到：在‘鉛字共和國’被‘電視帝國’侵略并占領的今天，美國的民主體制遇到了巨大的挑戰。講的就是‘電視帝國’讓資本更容易操縱民主政治，強化并放大了民主政治原本就存在的這一非理性缺陷。現在這些非理性的事物已經危及到了整個社會的安危，第二次浪潮的迅速衰落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正象我在《全球政治體制發展趨勢和我們的應對策略》一文中論述的那樣，西方政黨制衡體制產生的歷史原因是：工業革命從私有制家庭中孕育出企業，私有制社會的經濟單位膨脹起來了，私有制觀念也走向了極端，君主集權專制政治控制不了膨脹的私有經濟和極端的私有制觀念，需要運用強大的政黨制衡的力量來鉗制膨脹的私有制，制衡政治由此應運而生。但是，從社會發展的另一個側面來講，企業是一個集體勞動的社會單位，具有明顯的社會公共屬性。隨著企業的發展整個社會的公共意識也在迅速發展，社會公共意識逐漸超越膨脹的私有制觀念成為社會主流意識。我們可以看到越是經濟發達國家普通民眾的社會公共意識就越強烈；膨脹的，極端的私有制觀念越來越減弱，政黨制衡力量的正面效應就越來越小，而負面效應卻越來越大。目前，政黨制衡政治的負面效應已經影響到了全世界的穩定和發展，淡化和放棄政黨制衡政治是大家唯一的選擇。　　

政黨制衡政治的負面影響俯拾即是，最顯而易見的是巨額的競選經費給社會財富造成了巨大的浪費；政治獻金又為資本操控政治鋪平了道路；更為荒唐是軍工產業竟然能成為某些國家的支柱產業，這和制毒販毒一樣是極不道德的事情。沒有哪一個國家和地區能夠依靠制毒販毒富強起來；依靠軍工產業富強起來的國家也必然會受到歷史的懲罰。如果說冷戰結束是東方陣營被巨額軍費壓垮的，那么現在巨額軍費也同樣將成為結束西方陣營的重要因素。21世紀是和平發展的世紀，到了21世紀的中后期軍火工業會象現在的制毒販毒一樣受到道德和法律上的制約。　　

對恐怖活動的過度反應也是西方政治走向臨終膨脹期的一種表現。站在一個負責任的主導世界潮流的大國立場上，恐怖活動說到底也只是一個世界性的社會治安問題。它涉及到民族宗教、政治經濟以及歷史發展狀態等等多方面因素，因而解決這樣的問題必須采取綜合治理的方法，從思想意識、行政法制到經濟手段，軍事行動只能作為后手萬不得已而為之。簡單的以暴制暴只能事與愿違把問題搞得更復雜，稍微有一點頭腦的政治家都不會干這樣的傻事兒。然而，當代主導世界潮流的政治家就這么干了，難道他們都是低能兒，非也，是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讓他們頭腦膨脹喪失正常理智的，誰站在他們的位置上也很難不犯類似的錯誤。我們看到把維護社會治安的反恐怖行動上升為“反恐怖戰爭”其具體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他們在意識形態上思想僵化，沒有從全球一體化的高度來認識問題。看似從本國人民最高利益出發，到頭來卻極大地傷害了本國人民的利益，也同時傷害了世界人民的利益。而導致他們思想僵化跟不上世界形勢變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冷戰的勝利沖昏了他們的頭腦，冷戰思維慣性在作怪。其二，在政黨制衡的政治體制下他們擺脫不了軍工產業利益集團的操控，尤其是在一個軍工產業已經成為支柱產業的國家。在諸多歷史的、現實的具體因素影響下，一些政治家出現弱智行為也屬于正常現象。第二次浪潮在膨脹，處在浪頭上的政治家不可能不頭腦膨脹。　　

目前，第二次浪潮的臨終膨脹明顯受挫，膨脹速度已經有所減緩，但是它還不可能一下子就走出來轉入到第三次浪潮中去。任何事物都有它自身的發展規律，都存在著一個運動慣性和相應的運動軌跡。不是幾個精英人物看出問題、想出辦法就很快可以轉化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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