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政治體制”改革“滯后”論

——兼評美國“支持、幫助”中國的“改革開放”

陳守禮

西方國家是支持中國的經濟改革的，為什么卻又遲遲不承認中國是“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呢？這就是某些人一再說的由于中國“政治體制”還沒有改革，中國還自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未脫掉“社會主義”帽子，西方是不會承認中國是“完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

對此，現在辛子陵已以中國改革開放的代言人身份把話挑明了，他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打開天窗說亮話，就是改弦易轍，放棄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經濟改革成就很大”，但“開放報禁黨禁，實行民主憲政，國家政治體制改革”還未進行。這就明白說出要進一步“改革開放”，脫掉“社會主義”帽子，改成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才算“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見辛子陵：《在科技部離退休老同志座談會上的講話》）。

怎么改革“政治體制”呢？《炎黃春秋》“出主意”了，它在紀念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20周年的“新年獻詞”中，只講“政治體制”改革要像“經濟體制”改革那樣“允許看，大膽試，不爭論”（見《炎黃春秋》2012年第1期第1頁）。

有位領導人在紀念鄧小平“南方談話”時，竟與《炎黃春秋》高度一致，他也是只強調“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要繼續大膽地試”。這都是隱瞞這次“談話”的前提“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基本路線又以四項基本原則為前提），斷章取義曲解鄧小平“南方談話”，企圖搞取消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

試問：對政治體制改革“大膽試”豈不就是想試一試“取消四項基本原則”這個根本前提嗎？那么，又用什么來“取而代之”呢？

《炎黃春秋》又發表一篇文章，介紹王元化在臨死之前說他不贊成始終“把馬克思主義（四項基本原則之一）作為一種宗教去信仰”，并接著說：“美國式的民主是最好的”，“目前來說還沒有另外一種制度”“比這個更好的了”（《炎黃春秋》2012年第2期第15-16頁）。《炎黃春秋》挑選在此時此刻發表此文，豈不是希望用“美國式的民主”來取代四項基本原則嗎？真是用心良苦矣！

但是，他們這一伙“改革家”要改掉四項基本原則，只是一廂情愿，全黨全國人民是再也不會上當受騙了。

實際上，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有美國在竭力“支持、幫助”，當年美國總統老布什說得很坦白：“我們支持中國的改革……我愿成為一個幫助鞏固全球民主變革的總統”（《參考消息》1990年4月25日）。中國的改革“精英”一直在竭力配合。

他們都認為經濟改革基本上已改得差不多了，但政治改革“滯后”了。現在，筆者就對美國怎樣“支持、幫助”中國的意識形態、政權、政治制度的改革和中國改革“精英”怎樣配合作如下述評。

一、美國支持中國“改革”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不愧為有戰略眼光的資產階級聰明領袖。尼克松說：“美國用外援來為自己的戰略目標服務：第一是意識形態的力量。如果我們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失利，我們所有的武器、條約、貿易、外援和文化交流將毫無意義。……”（見《1999不戰而勝》第114頁，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88年）。尼克松把“意識形態的力量”放在比“武器、條約、貿易”更重要的位置上。

可悲的是社會主義陣營的修正主義者與尼克松相反，只講“國家關系要超越意識形態”,要“韜光養晦”。實際是不斷淡化、放棄自己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迎合“和平演變”。曾幾何時：一方是“不戰而勝”，另一方是蘇東歐“劇變”，不少社會主義國家亡黨亡國，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

其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就出現了“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也就是所謂“冷戰”，實即“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較量”。

在這場“較量”中，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早就配合、緊跟尼克松了，趙紫陽說：“社會主義要演變（意指實行市場經濟），演變就是進步，因此，不能反對和平演變……反和平演變，這就是要恢復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斗爭。”趙紫陽還說：“我當總書記對意識形態沒興趣，我不讓鄧力群管意識形態，把他的研究室撤了。”（見《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第46、238頁，香港開放出版社2007年）趙紫陽認為搞“市場經濟”就是搞“和平演變”，后來還明確表示“四項基本原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

美國在中國共產黨內有這樣忠實的代理人，也就難怪同意在辭書中寫“趙紫陽是中國杰出的共產主義革命家”了（見《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9卷第469頁），以便欺騙中國人民跟趙紫陽走。

大家都知道，美國始終沒有放松過全面的“冷戰”和局部的“熱戰”，文武配合。美國歷屆總統上臺的就職演說總是強調要消滅共產主義。這是美國的“戰略目標”。尼克松認為首先要消滅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把美國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推廣到全球。

怎樣消滅中國的共產主義即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呢？中美一些“精英”就想到修訂辭書是個好辦法。比如中國1979年版《辭海》是在毛澤東關懷下修訂的，其中就有成千上萬的詞條是體現中國共產黨革命歷史和業績、體現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如果把這些詞條完全改掉，豈不就可把中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一網打盡”了嗎？

但是，直接“修改”中國的辭書太露骨、不策略。于是，耍個花招，在“文化交流”的名義下，由美中兩國的“精英”合作，從搞美中合編辭書下手。利用美中合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在該辭書的《前言》中，宣布編譯方針是：“全部條目”的寫法按“美國原書的政治觀點”“只譯不改”；還有“純粹屬于中國的條目”怎么寫法，則由美中雙方“協商”解決。

所謂雙方“協商”解決，例如寫毛澤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經雙方“協商”，美方“不接受”就按美方“意見”刪除；美方愿意“接受”趙紫陽的“假共產主義”，就寫趙紫陽是“中國杰出的共產主義革命家”（見中美合編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5卷第740頁和第9卷第469頁）。實際上都是按美國“不接受”或“接受”的“意見”辦，以美國的“政治觀點”取代中國的“政治觀點”。

1986年該辭書在中國出版，就叫做中美合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擔任該辭書的中方“政治顧問”宦鄉就大講：“必須抓緊政治體制改革和思想改革……改革的嚴重任務是……必須把所謂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破除掉”（見上海《社會科學報》1987年1月1日）。這就道出了搞合編辭書的真實意圖是：要“破除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搞出一個以趙紫陽為代表的“假共產主義”來欺騙中國人民。

這部“中美合編辭書”出版后，中國《辭海》的主編夏征農發表《公開信》說：“此后《辭海》等辭書均按此意見辦”（見《百年潮》2000年第6期）。這就是以中美合編辭書為“樣板”，按美國“不接受”或“接受”的“意見”辦，修改我國的“《辭海》等辭書”。亦即是中國的辭書一律按中美合編辭書的寫法——用美國的“政治觀點（意識形態）”取代中國的“政治觀點（意識形態）”。但是《辭海》為了掩人耳目，釆取每十年修訂一次，悄悄地搞“逐步取代”。

就是這樣，美國“支持”中國改革,首先把美國的意識形態“贈送”給了中國。為中國的“改朝換代”的政治改革鋪平道路。

對此，中國的改革“精英”謝泳發表文章得意地寫道：“改朝換代”總是要先做兩件事，即“修改歷史教科書和辭典”，“50年代初，中國社會突然轉型……除了教科書以外……《王云五大辭典》被修改，對于多數知識分子來說，沒有表現出普遍的抵抗性，可能是他們后來悲劇命運的開始……改革開放以來辭典的‘變化’，在政治歷史（意識形態）名詞的解釋方面，基本上是一個回到王云五時代的態度。”（見《東方文化》雜志2002年第4期）大家都知道，王云五是國民黨政府經濟部長，是中國內戰的戰犯，敗逃臺灣繼續任行政院副院長。謝泳歡呼《辭海》的修訂是“回到王云五時代去”！

在造輿論“破除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方面的荒謬文章是太多了，尤以辛子陵的《講話》最為極端和荒唐，他竟造謠說馬克思已否認他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又造謠說恩格斯已自己放棄“共產主義理論”；還造謠說“馬克思、恩格斯晚年都已轉變為修正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者”；他更造謠說“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都是空想社會主義者、野心家”。關于辛子陵瘋狂地“破除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筆者已另有專文批駁。（請閱《中華魂》2012年第1期）

如上所述，美國就這樣勾結中國的親美派改革“精英”，通過美中合編辭書，通過《辭海》的修改，否定中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因為《辭海》有十多萬個詞條，大多數人是沒有工夫去細看的，更沒有時間將新、舊版本的詞條作對比，去發現他們悄悄地對成千上萬的詞條所作的取消和刪改。所以，至今恐怕仍然還有很多人被“蒙在鼓里”。

下面筆者繼續揭露《辭海》根據美方意見，為了配合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而對有關詞條所作的種種刪改：

二、美國怎樣“支持”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革”

為了改掉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權和政治制度”，《辭海》以中美合編辭書《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為“樣板”，用美國的“政治觀點”刪改有關政權、政治制度的一系列詞條，為改掉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鋪路。

（一）刪改原【政權】詞條。1979年版的全文是：

“【政權】政權也叫國家政權，通常指國家權力，即統治階級實行統治的權力，由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暴力保證其實現。有時也指體現這種權力的機關。是階級斗爭的產物和工具，具有鮮明的階級性。”（筆者注：凡是1979年版寫了的被后來各修訂版編者刪除、取消的文字，筆者均劃橫線用黑體字標明。下同）

之后各修訂版改寫的【政權】詞條，全文如下：

 “【政權】政權亦稱國家政權。通常指國家權力，有時亦指體現這種權力的機關。”（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1465頁，1989年版第1653頁，1999年版第1774頁，2009年版第2435頁）原寫“是階級斗爭的產物和工具，具有鮮明的階級性”等被刪除了。

（二）刪改原【政治制度】詞條。1979年版的全文是：

 “通常指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及其有關的制度，它的確定或變更，都是由階級斗爭的具體條件所決定，是和國家的根本性質相適應的。”

后來各修訂版改寫的【政治制度】詞條。全文如下：

“通常指政權的組織形式，即政體。廣義包括政治領域的各項制度。中國的國家的政權組織形式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第1466頁，1989年版第1654頁，1999年版第1774頁，2009年版第2437頁）

原寫的決定“政治制度”“的確定或變更”“都是由階級斗爭的具體條件和國家的根本性質相適應的”這段話被編者刪除了。

這樣的刪改就把這“政改”的兩個對象客觀存在的階級性全刪除了，把我國的“國體”、“政體”歪曲成“超階級”的了。這是為搞背離階級性的“政改”做鋪墊。

（三）增寫【政治體制】詞條。全文如下：

 “保證國家政治權力的形成和行使的各種組織制度、管理方式和行為規范的總和。是政治制度在政治過程中的具體化，體現為政治生活中各項微觀的、局部的、具體的制度安排和管理措施。通常包括政治組織形式、國家結構形式、政府管理形式以及選舉制度、人事制度、領導制度、公民權利保障制度等。”（《辭海》縮印本1999年版第1774頁，2009年版第2437頁）

 既然“政治制度”即“政體”即“政治體制”，那么改革政治體制即改革政治制度。編者為何還寫“政治體制”詞條？這只是為了搞欺騙，便于謊稱“改掉舊‘政治體制’不等于改掉‘政治制度’”。

（四）刪改【社會制度】詞條。原寫的“共產主義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社會制度”被刪除了（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1578頁1999年版第1912頁2009年版第1652頁）這是編者否定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優越性。

（五）刪改【資產階級專政】詞條。編者把該詞條原寫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任務是維護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剝削”這個概念刪除，把它“壓迫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刪除（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1437頁，1999年版第1739頁，200 9年版第2540頁）這是編者否定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剝削、壓迫”性質。同時還增寫“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有一定進步作用”。

（六）刪改【修正主義】詞條。編者把“它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等基本內容刪除。這就是否定了修正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性質（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242頁，1999年版第292頁，200 9年版第2141頁）。

編者修改以上這三個詞條，就直接為辛子陵們放棄社會主義，走修正主義、資本主義道路的改旗易幟圖謀做了鋪墊和準備。

（七）刪改【議會】詞條。編者把“實際上，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權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議會只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刪除。重寫的詞條除了正面介紹“議會”，還特別增寫了“曾有社會主義國家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也用此名”（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380頁，1999年版第467頁，200 9年版第2255頁）。

這是編者抹殺資產階級“議會”的階級性，并示意：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把“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稱為“議會”。

（八）刪改【議會制】詞條。編者把“實際上，議會權力的大小，是由資產階級根據它的利益來決定的，議會只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刪除了（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380頁，1999年版第467頁，2009年版第2255頁）這是否定議會制的階級性。

（九）刪改【議會斗爭】詞條。編者把“馬列主義認為議會斗爭不能代替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刪除了（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380頁，1999年版第467頁，2009年版第2255頁）。改寫的詞條僅限于承認“議會斗爭”一種形式，否定了“暴力革命”。

（十）刪改【三權分立】詞條。編者把“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后，把三權分立作為政權組織的基本原則。實際上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權力都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所謂三權分立，只是用國家機關之間的分工形式來掩蓋資產階級專政的實質。”刪除了。重寫的詞條是正面具體介紹這是“立法、行政、司法三種國家權力由三種不同職能的國家機關行使、互相制約和平衡的學說制度。”（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20頁，1999年版第24頁，2009年版第1603頁）這是編者否定控制“三權”的是同一個資產階級，對“三權分立”持完全肯定的態度。

（十一）刪改【多黨制】詞條。

編者把“資本主義國家多黨制度”中的“資本主義國家”改寫為“某些”國家；還把“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和政府”實際被資產階級“控制”的“控制”二字刪除（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831頁，1999年版第1002頁，2009年版第0429頁）。

以上（七）至（十一）五個詞條，介紹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制度，都是刪除和否定它們的資產階級的“階級性”這個客觀事實。    

（十二）刪改【階級性】詞條。把“在有階級的社會里，國家、政黨、政治、法律、哲學、文學、藝術等等，都貫穿著階級性”這句話中的“國家、政黨”刪除。這是編者向讀者再次明白表示：“國家、政黨”都是沒有“階級性”的“全民國家”、“全民黨”。

（十三）取消【議會迷】詞條。全文（略）（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380頁，1999年版第467頁，2009年版第2255頁）。編者否定馬克思主義對迷信“議會”的修正主義的正確批評。

（十四）刪改【民主社會主義】詞條。編者刪除“民主社會主義”是“公開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把它以“資產階級民主和自由為幌子”中的“幌子”刪除；把它“實際上，只是玩弄社會主義的詞句，來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刪除（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380頁，1999年版第467頁，2009年版第1311頁）。

顯然，《辭海》編者以中美合編辭書為“樣板”對以上這一系列詞條的精心刪改，都符合“美國的政治觀點”和“旨意”，都符合親美派辛子陵們“放棄社會主義道路、走修正主義、資本主義道路”，取消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政治體制”改革思路；還為辛子陵們下一步用“民主社會主義”來欺騙人民鋪平了道路。

于是，辛子陵們不滿我國“政治體制改革不進行”，指責“政治體制”改革“滯后”，并認為這個“滯后”很危險，他們一方面擔心這會使西方國家難以批準中國為“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另一方面，更擔心這有利于中國的科學社會主義“復辟”，使他們的經濟私有化改革的成果會得而復失。因而他們感到非常的焦慮不安。

三、中國的改革“精英”全力貫徹美國支持的“改革”

如上所述，首先是美國通過合編辭書、《辭海》的修改，改掉中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同時美國宣傳機器造輿論，攻擊、污蔑中國是一黨“專制”、“獨裁”的“政治體制”。

中國的親美派全力貫徹美國“旨意”，不但改辭書，還大寫文章攻擊我國的“政治體制”，這又以念珠先生的文章最為露骨和典型，他寫道：“我們原來的政治體制是‘專制體制’，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是‘共產黨專政’，‘一黨專政’，‘個人獨裁’，是‘封建法西斯專制’，唯一的出路就是加速政治體制改革，用多元主義取代一元主義……徹底解決‘以黨代政’，撤銷省市委以下的黨組織”（見《法治大手筆》第1113頁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

趙紫陽與念珠先生的觀點不約而同。趙紫陽說：“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首先是黨政分開”，不能“以黨代政”，黨“起保證監督作用”（即不能起領導作用）“今后要做的，是把政府各部的黨組織撤銷”。（見《紅旗》1987年第23期）“趙紫陽在1987年1月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還說：‘今后四個堅持主要是堅持黨的領導（實指他為代表的假共產黨），其他三項可以不提或少提……什么是社會主義道路，現在誰也講不清’。”（見李鵬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報告》）于此可見趙紫陽主張取消四項基本原則并已見諸行動，國務院各部委的“黨組織”已被他撤銷，在1989年“動亂”被平息后才又恢復。

高放教授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同趙紫陽的觀點也一致。高放說：“政治體制改革”要以“南斯拉夫為榜樣。南斯拉夫在這方面經驗是比較豐富的，做得是比較徹底的。1952年之后，就明確黨起引導作用，實行黨政分開。黨內各級領導人不兼政府的各級領導職務。黨組織及其領導人不干預政府的事”（見《政治學與政治體制改革》第610、628頁，中國書籍出版社2002年）。高放已把黨的“領導”改為“引導”，要求黨的干部都“不兼政府職務”，黨的組織及其領導人都“不干預”政府。這實際上就取消了黨的領導。這樣，親美派改革“精英”們就可實行“美國式的民主”了。

然而，人們已有目共睹：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后果真太悲慘了：國家被肢解、原領袖米洛舍維奇被捕，死于海牙獄中。

我們難道還要以南斯拉夫的“政改”為榜樣，走向亡黨亡國嗎？

四、89年“動亂”被平息，美國軟硬兼施逼中國“繼續改革”

1989年，中國的親美派改革“精英”利用“反腐敗”、“反官倒”制造的“動亂”被平息，他們遭到了挫折。美國急得如喪考妣，最擔心的是中國會“停止改革”。美國立即軟硬兼施，逼迫中國接受美國的“支持、幫助”，“繼續改革”。

美國軟的一手就是：布什總統做中國領導人的“思想工作”。他說：“我們將繼續設法使中國領導相信，使改革繼續前進對他們是有利的……推動改革要做的事情之一是同美國的接觸不要中斷,我們對中國的改革是支持的”（《參考消息》1989年6月28日、29日）。

美國總統布什還派特使---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到北京求見鄧小平，他轉告布什稱贊“鄧小平是關心著中美關系的改善和發展”的，鄧小平答道：“這是我們共同的愿望”，“我們沒有做過任何一件傷害美國的事”（《鄧選》第3卷第350頁）。

布什總統還派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訪華。鄧小平回答尼克松說：“（你）說我們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這不對。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國的改革開放肯定繼續下去…不管我是否還擔任職務，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絕對不會改變”（《鄧選》第3卷第332頁）。可見最早提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竟是尼克松。

尼克松自己對這次尼鄧95分鐘的會談是滿意的：“尼克松結束對華5天的訪問，臨上飛機時，他對外交部副部長劉華秋說，這次訪問是成功的，他感到非常滿意”（（文匯報）1989年11月3日）。

   在派尼克松訪華前布什就說：“尼克松被中國視為‘老朋友’，與中國領導人之間是能進行十分坦率交談的……我們現在試用悄悄的辦法來尋求使兩國關系回到更為正常的狀態”。在尼克松訪華后布什的評價是：“尼克松訪華有非常大的貢獻”，對美國“十分有益”（見《文匯報》1989年11月9日）。在這里，布什是指美國“試用了悄悄的辦法”與中國領導人“坦率交談”中所得到的“東西”對美國是“十分有益”的。顯然，布什和尼克松都不會認為中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美國“十分有益”。

美國總統布什還派前國務卿基辛格訪華。基辛格對鄧小平說：“我昨天聽到了消息，（你雖退休）但你將始終有很大的影響力”，鄧小平說：“你不反對吧”，基辛格答：“我贊成……我相信正像你過去起的作用一樣”（《文匯報》1989年11月11日）。這說明美國相信鄧小平在中國即使不“擔任職務”仍起“決定”作用。

美國軟的一手如上，同時還有硬的一手是：美國眾參兩院通過《進一步制裁中國的決議》。隨后又通過修正案，“這項修正案規定，如總統能向國會提出報告，說明中國在政治改革中取得進展，或出于美國‘國家利益’考慮，可撤銷對中國的制裁措施”（見《文匯報》1989年11月20日第2版，據新華社11月19日電）。這是美國國會《決議》正式“規定”美國總統有權領導和監督中國“政治改革”了,如果中國政治不改革就制裁。足見美國對中國的“政治改革”極其重視，是把它作為美國的“國家利益”來考慮的。尼克松也是把中國的“改革”視作美中“共同利益”，布什說：“和我一樣，尼克松了解美中關系的極其重要性”（《文匯報》89年11月9日）。

在美國眾參兩院通過上述《決議》修正案后，布什總統似乎得到了國會“授權”，他很“振奮”地說：“我愿成為一個幫助鞏固全球民主變革的總統……這是一個人作為總統最令人振奮的時代……我希望當好這個總統”（《參考消息》1990年4月25日）。

后來，還有美國財長保爾森威脅中國政府說：“如果中國停止改革開放，美國絕不會置之不理。”（《參考消息》2009年11月25日）。

為什么這樣反復運用軟硬兩手，足見美國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何等重視！這難道還不能提醒我們全黨全國人民警覺和深思嗎？

五、中國的改革“精英”竭力貫徹美國支持的“繼續改革”

中國的親美派改革“精英”大造超階級的“民主”、“法制”的輿論，鼓吹用“最好的”“美國式的民主”來改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

辛子陵們寫了許多文章，否定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打著改革政治體制的旗號，攻擊共產黨的“專制獨裁”和贊揚西方國家的“民主憲政”。搞《零八憲章》的精英們也否定馬克思主義，要求實行“民主憲政”。不少媒體也大造不滿“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輿論。

對取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個問題。高鍇發表文章說：“我國現行憲法（1982年憲法）并沒有明確規定國家由中國共產黨領導……憲法共138條，全都用的是規范性法律語言，這才是法律規定……任何一條中，都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規定。”高鍇解釋說：“憲法《序言》中多處寫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不足以證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憲法規定的”（見《炎黃春秋》2011年第8期）。

高鍇是以“原全國人大”法制研究室主任身份解釋憲法，恰恰暴露這些“精英”玩弄“修憲”是有“預謀”的：在1982年是他們不敢明說取消“黨的領導”就玩了一個“花招”，在《序言》中強調“黨的領導”、在“條文”中刪除“黨的領導”，使人感到似乎為了避免重復；之后，則由這位法律專家高鍇出來“解釋憲法”說：“《序言》中寫的不屬法律‘規定’，‘條文’寫的才屬法律‘規定’”，這表明已否定了黨的領導。如此“招”不靈還有備用的另一招，也還是曹思源等這批法律專家又開修憲研討會，建議“人大”再次修改1982年憲法，“刪除憲法《序言》”（見香港《明報》2003年6月30日報道）。反正“修憲權”、“解釋權”都掌握在這夥“精英”手里，憲法可以改了再改，他們就是以“政治體制”改革為名，不取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在中國實行“美國式的民主”，死不罷休。

六、美國“支持”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質

美國既然夢寐以求要消滅共產主義，直至于今在我國周邊不斷搞軍事演習、武力威脅我國、對臺擴大軍售……然而，奇怪的是：美國統治階級朝野的反共領袖、智謀人物，還有美國國會的《決議》，為什么又竭力“支持、幫助”中國的“改革開放”呢？

這需要把某些政治家說的做的及其真實意圖和行動作分析。因為事實上：有些話是“又說又做”，有些話是“只說不做”或“說做相反”的，特別是有些話在不同場合又有不同說法，應該看到：

在另一個場合，尼克松則說：“北京在公開場合不會放棄反對資本主義，但是如果中國的行動不再限于言辭……那么我們之間的共同利益就馬上分裂開來”（《1999不戰而勝》第305頁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88年）。尼克松把中國“反對資本主義”的“言辭”和“行動”作了區分，他認定：中國領導人說“反對資本主義”、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只是“言辭”，是“只說不做”的。

在另一個場合，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也實話實說：“共產主義是在實行民主和市場經濟的名義下崩潰的，后二者的價值觀同美國相似得出奇”（《西方對外策略資料》第1輯第423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他認定只要中國搞“民主和市場經濟”就會自我崩潰。

在另一個場合，趙紫陽也說真話：“改革開放與政治上的四項基本原則是有矛盾的”，本來“中國革命勝利后”是“不能夠實行社會主義，只能進行社會主義的準備…也可稱為新民主主義階段”（《趙紫陽在軟禁中的談話》第71、43頁）。他認定：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是搞錯了。《炎黃春秋》和一些改革“精英”至今始終緊跟趙紫陽，一直在大造“回歸新民主主義”的輿論，他們都認為新中國搞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是搞錯了，必須退回去，把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都改革掉！重新發展資本主義！

以上美國政治家、趙紫陽和《炎黃春秋》所說，意圖目的很明確，都是要引導中國搞一個取消“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

經濟基礎改得差不多了，現在要改上層建筑了。我國的改革“精英”否定民主的階級性，把資產階級的民主說成普世價值，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其實，能導致“共產主義崩潰”的“美國式的民主”，絕對不是“好東西”。連美國的親密盟友以色列總統佩雷斯也批評美國說：“過分依賴軍事力量，企圖把民主強加于中東”（《參考消息》2008年9月8日）。如果美式“民主”真是個沒有階級性的“好東西”，為什么要“靠武力強加于中東”？中東還寧死也不接受呢？

實質上，美國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是要把美國的經濟制度和“美式民主”強加給中國的“改革開放”。中美合編辭書、《辭海》、《炎黃春秋》同美國朝野反共人士相互呼應，都是想貫徹美國的“旨意”搞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這是只會導致中國的社會主義走向“崩潰”的“改革開放”。然而，我們的改革開放是始終以四項基本原則為前提的改革開放。辛子陵們想取消四項基本原則這個根本前提很難得逞，只得一次又一次地不斷空喊“攻堅”，慨嘆“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了、“太難”了。

我們必須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絕不容許動搖這個立國之本

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國的立國之本。也是立黨之本。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建黨九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又一次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吳邦國委員長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又重申：“我們始終堅持黨的領導；我們始終堅持把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我們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見2011年3月14日全國各報）。這代表黨心、民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必失天下。

四項基本原則不僅寫在我們的憲法、黨章、黨的基本路線中，而且早已深入人心.。實踐已證明：先后已有兩個前總書記就是由于動搖四項基本原則而“栽了跟頭”；《辭海》正副主編都說他們跟著美國的“政治觀點”刪改詞條，已使自己如“坐在火山口上”、冒“砍頭”的危險；（見《文匯報》2010年3月8日第12版）現在辛子陵又公然以中國改革開放代言人身份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放棄社會主義，改弦易轍，走資本主義道路”，妄想用行動來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理直氣壯搞資本主義”，豈不會把自己碰得粉身碎骨嗎？

中國共產黨的絕大多數黨員和廣大人民絕不容許改弦易轍、改旗易幟、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們的改革開放已到認清并回絕美國的“支持”和威脅，大力駁斥《辭海》、《炎黃春秋》和辛子陵們改革“精英”的錯誤與謬論的時候了！

（本文增加批駁某些人和《炎黃春秋》新的謬論，于2012年3月3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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