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為“避諱”咬文嚼字
避諱，回避加忌諱也。忌諱是因，回避是行，但忌而避之不一定都能實現預期的果。就如行船，“翻”是忌諱，以不言“翻”來求取最大的安全值，這種“行”還只是一種主觀愿望，是不是果呢？真不一定是。
上溯到西周，大概與禮樂制度有關，中國出現了一種“避諱”文化。小言之，不要用別人、長輩的名字說話行文，非說不可，必須加一個“諱”字。如死了老爹，又想要人記住老爹的名字，就將一個某公“諱”什么的刻在墓碑上。這是小避諱。大避諱就不簡單了，有關帝王、政治制度、官員姓名等，都有避諱。
大家喜歡的唐代詩人李賀，沒有考上進士，二十七歲就窩屈死了。憑他的才，比當今的博士、碩士強得多，為何不是進士？不是考不中，而是不能考。李賀的老爹叫“晉肅”，晉與進士的進同音，因避諱就不能考進士了。后，韓愈為此作專文。質疑道：“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韓愈說，曾參和孔子就不講避諱，因之，“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
一個避諱，使得中國幾千年的文化發生了扭曲。比方說，司馬遷的父親叫司馬談，洋洋灑灑的《史記》中，竟然沒有一個“談”字。詩圣杜甫因老娘叫“海棠”，一生不寫海棠詩。筆者所在的襄陽，晉朝時有一個開國元勛叫“羊祜”，曾坐鎮襄陽，都督荊州諸軍事。屯田興學，以德懷柔，深得軍民之心。羊祜之“祜”，讀如“戶”，也因避諱，荊州改戶為門。宋朝時郢州有一個地方叫“浩然亭”，因與孟浩然犯忌，被某官改為“孟亭”，實不知此浩然與彼浩然可有關聯？
避諱偏偏又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為此鬧出的笑話多不勝數。
據說，五代時，大名鼎鼎的馮道，讓他的“家教”給他講《道德經》，此書第一句便是“道，可道，非常道”，一句話中竟有三處犯諱。為了避諱，“家教”靈機一動，將這句話改為“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陸游《老學庵筆記》中所記的俗諺“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說的是宋仁宗時有個州官叫田登，因為“田登”與“點燈”諧音，所以這個州元宵節張榜放花燈榜文竟寫成：“本州依例放火三天。”還有一個笑話，說的是南宋時有個叫錢良臣的人，他的寶貝兒子不敢直呼其父名，讀書時，凡遇到書上有“良臣”二字，就改讀為“爹爹”。有一天，這寶貝兒子讀《孟子》，見書中有“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他照例改讀道：“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
有的笑話卻是真實的歷史。漢高祖劉邦的老婆呂太后，在歷史上可與武則天、慈禧齊名，是一個了不得的女性。由于她單名一個“雉”字，而這個字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野雞”，這就決定了相關的避諱具有不可避免的笑話性質：凡“雉”，統統改作“野雞”。不過，在她“臨朝稱制”的八年期間，決沒有人敢于用“野雞”犯上的。
避諱既然扭曲了文化，自然也在國人的潛意識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形成了中國人特有的語言藝術。話該不該說，說多少，怎么說，這不是老外能夠理解的。明明別人家著火了，偏偏要說“走了水”；人死了，偏要說人家“辭世”。但這還是“語詞”上的委婉，真正的奧秘是“達意”的學問。一句話，大可以“余音繞梁，三日不絕”，讓聽者慢慢去消化。
今天讀到一則新聞，我就體會到了言者的避諱，所以，我們沒必要去對言者大加撻伐。
據報道，有記者問到“中國有多少裸官”？監察部長馬馼表示“恐怕這個統計數字現在還拿不出來”。“媒體很關注，各地也在采取措施，大家關注是有道理的。”
我們的周蓬安網友創造的“裸官”這個概念，是有很明確的外延的，它單指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國(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國國籍，或取得國(境)外永久居留權的公職人員。公職人員的管理部門對其所管轄的對象有多少是“裸”的，就如同一個企業對自己的員工有多少是雙職工一樣清楚，“恐怕這個統計數字現在還拿不出來”，絕不等于監察部沒有準確的數字，其字眼在于“恐怕”、“拿”。懂一點傳統文化的人，絕不該用“白吃飯”去罵人。
據理直陳者是好漢，但州官放放火，百姓點點燈，也不違反中國文化習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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