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對河北省“維穩”的建議

公社社員

頂不住包產到戶的壓力而搞了包產到戶的南街村，使黨的威信大降，糧食由畝產千斤以上而驟降到500來斤。社員用革命武器大字報轟動下，南街村黨委立即吃“后悔藥”正本清源——恢復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并在全國第一個提出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震撼國內外。特推薦《創建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南街村》一文，看看人家是怎樣不“維”而自穩的。

周家莊、劉莊、小冀鎮東街五隊、南街村、韓村河、興十四村、滕頭村、南嶺村等全國上萬個公有共富村（公社）的共同處，都是在土生土長的不求個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當大官，但求干大事；無私則無畏，威力大無比的農民領袖黨員為首的黨組織領導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不動搖，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斗私批修）不放松，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一消二決”）不回頭（即使上了包產到戶的賊船也能吃一塹長一智），同廣大社員團結一致與天、與地、與人奮斗其樂無窮，幾十年如一日團結奮進的結果，才有了今天的幼有所育、青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餋、病有所醫、居有其屋、人與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無壓迫剝削和兩極分化、幸福祥和的農村都市生活。

這些共富村得到150多個國家和地區新聞媒體采訪、拍攝多種形式的報道，國家領導、人民群眾參觀學習后贊不絕口，并說：到這些村來是在中國看共產主義！然而卻在自己國家年年都開、都有記者招待會的兩會期間，這些村卻不能登臺。今年在全國“維穩”迎18大的形勢下，建議兩會能讓這幾個村代表登上記者招待會，回答：高舉不動搖、堅持不放松、堅定不回頭就能不“維”而自穩的國泰民安吧！若真想用“維穩”開好18大，就應公開宣布，要將18大開成當今的“遵義會議”，絕不開成CCCP共的X大會議！那中國人民就會第二次站起來了，用“維穩”費用補鈣，我們的國防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個實際行動勝過100打“維穩”宣言。不信，讓實踐來檢驗吧！

 南街村東方紅廣場的毛主席漢白玉雕像

創建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南街村

賀普霄

  推薦者按：本文來源于作者共富村第一部——《共富村之路》，先后征文及從網上被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風云雜志社、決策者雜志社、中國國際網絡電視臺、共和國六十年活動組委會等征文錄入：《新時期發展戰略的理論與實踐》、《盛世英才風云榜》、《盛世英才理論文庫》、《中國發展理論與實踐》、《共和國60年重大獲獎理論成果匯編》、《世界重大學術思想獲獎寶典》、《光輝歲月——共和國建設功臣精典文庫》、《中華風云人物高峰論壇獲獎文集》、《中華姓氏宗譜名人典藏》（理論篇）、《英雄贊歌》（論文卷）、《和諧中華——構建和諧社會的楷模》、《改革開放三十年優秀成果總覽》（理論與實踐卷）、《共和國重大前沿創新理論成果文選》、《科技創光輝》等，均獲得特等獎、一等獎，還有多種榮譽稱號，并由中國國際網絡電視臺向全世界播放。

在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支持下，共產主義的幼芽不會夭折，

而定會茁壯地成長起來，發展成為完全的共產主義。—— 列  寧

我們認為個人承包是一種懶辦法，是一種沒辦法的辦法，

是表現我們這一級黨組織無能的辦法。——王宏斌

                 南街村之行——一個毛澤東思想村置資本主義于遣憾的事。——林凱（英國記者）

                       京廣做伴，

                    潁水之濱中州臨。                 

                    村集團，

一大二公，

中外聞名。

山窮水盡焉無路，

有工共富紅旗揚。

“班長”領導走《宣言》道，

志不移。          

                    分田地，

包企業；

復又歸，

集體營。

                    靠學用“毛著”，

                    堅持公有。

                    “外圓內方”新方略，

三五春秋倍兩千。

創共產主義小社區，

看南街。

南街村地處豫中平原，位于河南省臨潁縣城南隅。村上有回漢兩個民族，848戶，3180口人，總面積1.78平方公里。村辦企業——河南省南街村（集團）有限公司，下設26個廠（公司）、旅游公司和一個現代化農場，是國家大型一檔企業，職工萬人。村黨委下設24個基層支部，村委會轄15個村民小組。村集體致富帶頭人、村黨委書記兼公司董事長王宏斌，包括幼兒園小朋友在內的村民、職工都親切地稱他為“班長”。南街村在以王宏斌同志為首的村黨委領導下，堅持發展壯大集體經濟走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并提出創建共產主義小社區。村上實行供給加工資的分配制度，村民除衣服和部分蔬菜還需要自己購買外的一切負擔、住房（內有家具、彩電、中央空調、灶具齊全、電話、氣、暖、洗澡等）、養老、糧、油、肉、蛋、魚、娃娃入托、上學一直到大學、博士畢業、紅白喜事全都由村上免費供給和負責籌辦，村民過上了帶有共產主義主義因素的幸福生活。這不僅在中國引起震驚：喬石、朱鎔基、李嵐清、李德生、宋平、侯宗賓、張愛萍、李長春、張震等數十位黨、政、軍領導（其中將軍就有200多名）視察后都給了很高的評價；《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河南電視臺等數百家新聞媒體都相繼報道；而且還有俄羅斯獨立電視臺、日本東京電視臺、英國路透社、加拿大《多倫多星報》、英國《獨立報》、法國CAPA制片公司、澳大利亞廣播公司、荷蘭電視臺、美國之音廣播公司、日本《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美國《波斯頓環球報》等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記者、朋友也都遠渡重洋到中國的南街村來采訪、看共產主義，并通過他們的新聞媒體向世界各國人民宣傳報道南街村。

南 街 村 的 特 點

從2000年《真理的追求》第12 期上學習了南街村黨委的文章《實事求是 大膽探索 加速建設南街共產主義小社區》、2002年中國楊凌農高會期間，聽了南街村前黨委副書記姚國順同志的報告后，我出自敬慕和好奇之心，帶著耳聞目睹的中國農民身上的“新三座大山”和大家議論的腐敗、私有化、兩極分化等社會問題以及蘇共亡黨亡國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蛻變的慘重教訓，于2004年5月24日來到南街村，以第二次接受再教育的身份重新學習，“信馬由韁”地想去哪兒就去那兒進行參觀、學習、訪問、看資料，并通過對比，深感南街村其所以能夠成為今天擁有26個（其中與國外合資的5個）廠、公司和現代化農場（包括畜牧、水產養殖）、旅游在內的產、加、銷一條龍，農、工、貿一體化，年產值穩定在十多個億的國家大一企業——南街村集團（有限）公司，就在于以王宏斌同志為首的南街村黨委高舉中國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持以人為本（村民是村里的主人，一切為了村民）發展壯大集體經濟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科學發展的結果。他們用毛澤東思想總結建黨建國以來的經驗教訓，特別是農業合作化中存在的問題并非集體化道路本身的問題，而是對這些問題沒有及時妥善解決而致集體的優越性和優勢沒有充分發揮出來。那就不能“一次被蛇咬，終生怕井繩”。因而，在倒澡盆里的澡水時，必須把洗澡的小孩撿出來，繼承、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功經驗，牢記黨的“三作風”和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的兩個“務必”。在創辦村辦企業時，發揚“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延安作風；學大慶人“兩論”起家、“三老”、“四嚴”、“四個一樣”的艱苦創業精神；在企業管理上貫徹《鞍鋼憲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群策群力攻難關……以兩次改革為例：粉碎“四人幫”后，當王宏斌入了黨并當選為大隊黨支部書記時起，就著手第一次改革，以改變南街村單靠老祖宗留下的人均幾分地搞農業的現狀。他用變賣家里的東西，并向親戚朋友借錢帶頭集資辦起了隊辦面粉廠和磚瓦廠，學習劉莊走有工共富的道路。當承包出了問題，出現了剝削和兩極分化，群眾怨聲載道時，1984年剛一過年就果斷地收回了個人承包的兩個隊辦企業，并逐步將承包的土地也收回集體經營，進行第二次改革——撥亂反正了頂不住壓力搞包產到戶，使糧食畝產由一千多斤驟減到五百來斤，人心渙散，人民生活水平和黨組織威信降低的大倒退局面。從此，以王宏斌同志為首的南街村黨支部就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不跟風、不隨大流、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完全徹底為村民服務，發展壯大集體經濟，消滅私有、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以實現“八大”《黨章》規定的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是黨支部和黨員的成熟，黨支部應該是領導黨員自食其力不剝削他人勞動并帶領村民共同富裕的先鋒戰士。

一、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僅12名代表，代表著53名黨員，在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壓迫，和帝國主義密探破壞而迫使大會不得不從上海轉移到嘉興南湖游船上繼續進行的白色恐怖下，冒著生命危險就毅然決然地在黨章上寫著，要在中國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共產主義。這就是從中國共產黨成立那天起，就樹起的堅定信念并為之不斷奮斗的大目標。許多革命先烈都是為了這個大目標而獻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也都是為了實現這個大目標而做思想上和物質上的準備。因而，為共產主義奮斗絕不能中途停頓，更不能半途而廢。就像王宏斌同志經常說的那樣：“共產黨就是要搞共產主義”，“按農民樸素的話來說，舉手宣誓時都說了這句誓言：‘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不能上邊說著，下邊蹴著，更不能嘴上說一套，實際做一套。”他認為，實現共產主義“也決非一朝一夕的事，也要分國家、分地區、乃至一個村一個村去實現”。這就是說，要實現“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也必須是一個村一個村的“天下為公”和“大同”，這樣才能逐步地做到鄉、縣、省、國的“天下為公”和“大同”。各國的“天下”都“為公”了、都“大同”了，那就是“天下為公”和“世界大同”了。這大概就是南街人提出創建共產主義小社區的依據吧。因而，當南街村頂不住壓力搞了包產到戶后出了問題時，發現背離共產主義信念大目標時，其所以能夠當機立斷，重整旗鼓恢復發展集體經濟才走上共同富裕，就在于時刻不忘這個大目標，步步不離這個大目標。要實現這個大目標，必須消滅私有少數人富而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本質的社會主義之路。也就是先讓南街村這一點七八平方公里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起來。就這樣經過20多年的艱苦創業和發展，充分體現出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和威力，在加速共產主義小社區建設上，已經有了讓世人矚目和向往的實實在在的“為公”和“大同”苗頭——列寧所說的“共產主義幼芽”。1994年 5月26日，當王宏斌被邀請到中南海匯報工作時，引起一千多名黨、政、軍領導的強烈反響。匯報結束后，楊德忠上將非常興奮地對王宏斌同志說：“你們堅信南街這個路子是正確的，一定要把它干成。共產主義這句話為什么不可講呢？我們老一代拋頭顱灑熱血，為了什么？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共產主義這個大目標。共產主義不是不可講，而是這些年講得太少了。”這位中央警衛局的領導，根據南街村的典范說出了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為什么要干革命的肺腑之言，也指出了改革開放以來在共產主義信念和宣傳方面存在的問題。盡管共產主義不是在短期內可以實現的，但并不是“渺茫”的，經過一代接一代地不斷努力是一定能夠實現的。如果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和共產主義大目標分開，擴大而不是縮小“三大差別”和兩極分化；不是發展、鞏固和壯大國有經濟、集體經濟，而是將其以權謀私，化公為私，假公濟私等五花八門的暗操作讓它大量流失而變成私人的財產，讓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等富豪的財產越來越多，廣大人民越來越窮，兩極分化越來越明顯，一些官員特別是那些數以萬計的腐敗分子，盡管嘴上沒說，但實際上也成了蘇聯解體前一些大官說的“我是共產黨員，但不是共產主義者”，那就不僅背離了共產主義大目標，而且被“和平演變”成毀滅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修正主義。就會出現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岡山，對包產到戶私有制的危害可導致工業私有制、兩極分化而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二、堅強的戰斗堡壘

　要實現共產主義，必須有共產黨領導。因為共產黨的名稱和共產主義是聯系在一起的。以王宏斌同志為代表的南街村黨委一班人，就是一心為公，不謀私利的“二百五”、公生明廉生威的典范。從而帶出了用特殊材料組成的共產黨員和團結奮進的村民。王宏斌“寧為集體造金山，個人不圖半塊磚”的格言，已成為南街人的共識。不少到南街村參觀、考查的有識之士，對南街村黨委領導干部的優良作風無不贊嘆地說，南街村黨委其所以能在干部群眾中產生強大的凝聚力、號召力、影響力，就是因為他們身正影直，“五官”端正，即：嘴不歪、眼不斜、耳不偏、手不長、腿不短。

嘴不歪：村黨委領導干部評價人和事做到一是一，二是二；是則是，非則非；成績不夸大，缺點不縮小，不弄虛作假，不把無說成有，不把小說成大，勇于說真話，說實話，堅持實事求是。

眼不斜：村黨委領導能全面地、辯證地、用發展變化的眼光看人，善于科學地認識人，正確地用人，使許多有志之士在南街村能施展才能，發揮作用。

耳不偏：村黨委領導從不偏聽偏信，沒有只聽正面的，不聽反而的；只聽表揚的，不聽批評的；只聽領導的，不聽群眾的，他們耳聽八方，多渠道、多形式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進一步完善領導決策，改進工作方法。

手不長：村黨委領導干部廉潔奉公，不伸手向黨組織、向人民要官、要權、要利、不以權謀私，不損公肥私，不貪占公家便宜，更不行賄受賄，徇私枉法。

腿不短：村黨委領導干部經常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認真調查研究，親自檢查指導一線工作，使各項措施及時落實，各項工作進展順利。

南街村黨員的特殊材料，就特殊在開始創業時為籌措資金，黨支部帶領黨員在火車站打工掙了幾萬元全部交村上，黨員在平時工作中要做到四個決不能：

決不能誰也不顧，自己先富，必須帶領廣大群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決不能臺上說人家，臺下被人說，必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以身作則；

決不能喊“給我上”，而要喊“跟我來”，強調干部黨員任何時候既要當指揮員，又要當戰斗員，處處起模范帶頭作用；

決不能怕揭短亮丑，必須堅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置個人于群眾監督之下，并接受群眾的監督。這很符合列寧晚年提出的增加工人、農民代表在監察機關的比例，毛主席在延安向黃炎培說的，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就可防止歷史興衰周期率的發生。也是以人為本的具體體現。否則，也會像我們的一些國企那樣，把集體的財產也會以權謀私、化公為私而變成少數人的私有財產。

人常說，“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黨員，黨員看干部”。南街村在黨委這樣堅強戰斗堡壘的領導下，有了處處起模范帶頭作用的黨員干部做表率，也就有了當家作主、為國家、為集體、為大家而干的團結奮進的村民。在這樣和睦相處的大家庭里，村上的好人好事層出不窮。在此，僅以村上盡管不給古稀老人安排工作，讓他們安度晚年，但誰也閑不住，都志愿找工作干：八十歲高齡的老人自愿在圖書館為讀者服務；就連小腳老太婆們也在為村上的環境衛生、安全而忙碌著，還抓住了到南街村偷自行車的刑滿釋放犯而被群眾榮為“小腳偵緝隊”。

包產到戶以后，群眾眼睜睜地看著大家用血汗辦的磚瓦廠、面粉粉廠兩個企業不能為集體謀福利時，就向縣上省上告王宏斌和黨支部的狀，并將大字報貼到村上、縣委大院和王宏斌的門口。但王宏斌并沒有埋怨群眾，也不向上推卸責任，主要在自身上找原因：群眾告我們，并不是個人恩恩怨怨，而是對我們黨支部的信任，是要讓支部帶領大家發展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因而，經黨支部大會研究討論后得出：“我們認為個人承包是一種懶辦法，是一種沒辦法的辦法，是表現我們這一級黨組織無能的辦法”的結論。立即收回了個人承包的兩個企業。不難看出，這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政黨學說，特別是執政黨學說創造性地應用和發展。有了這樣的黨委領導下的黨員，那就必然是領導村民堅定信念，務實重干，頂著壓力，克服困難，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堅強戰斗堡壘。原蘇聯的基層黨組織沒有說出這樣的話，大官卻說出了他是共產黨員，但不是共產主義者，被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三代亡黨亡國了。我們的一些國企黨的領導沒有說出這樣的話，把國企化公為私了，甚至挑好的國企先賣，就有“靚女先嫁”、賣的越快越早越便宜越好，真像彭老總在長征路上批評李德的“崽賣爺田心不痛”的敗家子邏輯。從而導致大量國有資產流失，工人大量下崗，他們卻成了一分錢不攤的富翁。有的將價值一百多億元的國企以幾億元賣給私人。這樣一賣，工人階級的地位就完全變了，不要說是領導階級，就連主人翁都不是了，只好低聲下氣、看人家臉色行事地當人家的雇工，在共產黨領導下受人家剝削，還不能反抗，因為這是國家“政策”允許的，也受“法律”保護的。在處理這些問題時，往往像一些新聞媒體說的“替職工說話，替老板辦事”、“替窮人百姓說話，替富人官員辦事”。還有人民群眾“對另一種財富來源越來越不滿，那就是通過幾乎是盜竊國有資產或者以特權獲取資源或土地而得來的財富”。（《參考消息》2006年7月10日）看來王宏斌同志已在二十多年前就將這個問題說清楚了。要不，為什么現在很少或者幾乎聽不到我們說了多少年的“職工是工廠的主人”、“農民是農村的主人”、“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些話。從吉林石化公司等暴露出來的國企存在的問題也不難看出，國企領導與職工之間的關系并不亞于舊社會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關系，職工甚至連上廁所的自由都沒有，只好尿褲，否則就用下崗來整你。有個離婚的女工，中午休息時給孩子打了個課表，就被罰下崗一年。工人和領導收入差距十幾倍之多。如今國企“老總”在企業內乾綱獨斷，員工畏之如虎，完全沒有任何參與管理的可能，這已成為一個普遍現象。（《雜文報》2005年11月22日）在這樣的國企，職工的主人翁地位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那給私企老板打工、把國企賣給私人的工人就可想而知了，農民進城打工還談得上什么平等呀？要不為什么全國，甚至全世界只有一個加速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南街村，竟像一個磁性極強的磁鐵，把中國人民和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記者和朋友，甚至國家元首都吸引到他們那兒來看共產主義；中國幾百家和國外百十個國家和地區的新聞媒體都在宣傳報道南街村，甚至連臺灣的《工商時報》也針對《亞洲周刊》的一連串報道，在1994年10月30日發表了社論：《評“南街現象”——市場經濟改革下對社會主義的反思與摸索》。1994年11月17日，《遠東經濟評論》英國記者林凱發表了《中國南街之行——一個毛澤東思想村置資本主義于遺憾的事》。這就向世人說明，在以王宏斌同志為首的南街村黨委這個堅強戰斗堡壘的領導下，加速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建設，那必然要致資本主義于遺憾的事。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了現代修正主義赫魯曉夫時，毛主席在接班人的論述中就明確地提出使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預言在中國徹底破產，看來南街村已經走在前邊了。

三、旗幟鮮明地消滅私有，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走向共同富裕

  多年來，我們經常說私心、剝削都來源于私有制，要實現共產主義，必須消滅私有制和剝削。用南街村人的話來說，“共產主義是天堂，集體經濟是橋梁”。工人階級政黨共產黨與其他任何階級政黨的主要區別，就在于立黨為公；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在所有制和分配上的主要區別，就是公有和共同富裕。因而，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后，現在南街村的所有生產資料，包括一草一木、一磚一瓦和大部分生活資料都姓“公”。在管理上不搞個人承包，不搞計時、計件工資，也不發獎金，主要靠共產黨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對其他工作的統帥、靈魂、生命線作用及其保證作用，以提高人的思想覺悟和素質；在分配制度上，不是主要增加工資部分，而是隨著生產的發展不斷地增加供給的種類和比例。公有和供給的不斷擴大和增加，可逐漸地由“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向“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的分配原則過渡。為什么在改革開放中出現了那么多的腐敗，特別是縣以上的廳局、省部級高級干部，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也出了腐敗分子，就在于私心泛濫和濫用手中的特權之故；就在于他們掌握著國家的主要部門、國企和國家的經濟命脈，通過賣國企、合資、股份制、收賄賂等所謂的“改革”潛規則、暗操作而化公為私的結果。1994年11月19日，日本共同社北京分社記者坂仁根發表了稱南街村為《復活了的人民公社》的新聞；1995年4月7日，日本《少年月刊》發表了記者睡鴛鴦寫的《用毛澤東思想這種獨特的方式崛起的村莊——南街》；1996年2月5日，美國著名的《時代周刊》圖文并茂地刊登了《繼往開來——選擇過去的穩定和平等，南街村回到了毛澤東時代》……都把南街村搞的公有制、共同富裕和毛澤東、人民公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不難看出外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解、對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的現實及走什么樣的道路研究得如此深刻。中國農村要富起來，并不在于叫鄉、村、組，還是叫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名稱，而是看走什么道路。解放前不是也叫省、縣、鄉、鎮嘛！好多共同富裕了的農村，就是保持了原來人民公社生產隊的名稱，僅無錫市區就有二十多個；河北省晉州市周家莊鄉所轄6個自然村，仍然保持著原來10個生產隊的體制，已成為全國鄉政府外衣下的最后一個人民公社的共富鄉。筆者去河南新鄉的劉莊、龍泉村等一些公有共富村參觀學習時，當問他們村辦公室在哪兒時，不管是本村人還是外村在這兒上班的好多人，也包括青年人在內，都把村委會說成“大隊部”而感到奇怪，特別是年青人。因為大隊改為村的時間比他們的年齡還大。這“大隊部”就是原來人民公社生產大隊辦公室，這就是他們以為只有把村委會稱“大隊部”才能說明她是公有共富的司令部，而不是包產到戶兩極分化的村委會吧！

四、“農村包圍城市”的發展策略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共產主義，但社會主義開始建設時，都是貧窮的；私有化、少數富豪占有國家大量財富、700億財富的十七大黨代表、黨領導、兩極分化亦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因為這和共產黨的名稱是相悖的。南街村根據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但不是農業強國，農業人口多、人均耕地少、人每天都要吃飯和河南省是個產糧大省；村上有幾百畝坡崗地需要改造成良田，農村、城市都要蓋房用磚的具體情況，便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地利用農村得天獨厚的“土”和農民生產的“糧食”的優勢，在土和糧食上狠下功夫——立足農村、發展農村、建設農村、支援城市，即用“農村包圍城市”——辦磚瓦廠和面粉廠以解決城鄉建房和吃飯問題。也就是現在說的由玩“泥蛋”（磚瓦廠）起家到玩“面蛋”（食品深加工）發家的發展策略。要把這件大事做好，必須堅定不移地依靠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的優勢，才能走上亦工亦農，多種經營全面發展的共富之路。這個發展策略得到了村民的擁護和支持，從而調動了村民集資辦廠的積極性，企業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幾乎年年翻番，以穩定的十幾億的年產值，跨入二十一世紀，十五年經濟增長了兩千多倍。用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河南省省委書記李長春的話講，南街村的發展速度比深圳的速度還速度。2003年至2005年擴建藥廠、旅游、電廠、面粉廠四大項目第二次創業的成功，使集體經濟更加狀大和鞏固，村民更加團結奮進。南街村很快就會由食品王國變成食品制藥王國。

五、靈活機動的“十六字”發展方針

　在中國的所謂市場經濟中，一個沒有任何歷史背景的窮村，在當時所走的道路還是與大氣侯相悖的情況下，盡管用“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已經決定，但要在沒有資金、沒有技術、沒有“后臺”的情況下要把村辦企業辦成國家大一企業，那難度就可想而知了。但以王宏斌同志為代表的南街人沒有被嚇倒，經過冷靜的思考后，終于根據毛主席在《論游擊戰》里的“敵進我退，敵疲我打，敵駐我擾，敵退我追”十六字，提出了自己的“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廉，人廉我轉”靈活機動的十六字發展方針。對村辦企業中無發展前途的麻織廠等立即關閉，對有發展前途的食品深加工龍頭主導產業方便面則及時抓緊配套，搞產、加、銷一條龍，農、工、貿一體化。把食品加工的下腳料加工成飼料發展養殖業，為村民職工提供肉、蛋、魚等動物性食品。為能加工出優質的方便面等食品，在不斷擴大、挖潛、提高等級面粉廠質量的同時，就連調味品、包裝、膠印、彩印、汽車運輸等全都在配套之列。這些不僅滿足了自己企業配套發展的需要，而且還對外營業，從而提高了產品的質量和企業的競爭能力，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王宏斌將其稱為：“多業扶著一業上，一業帶著多業興”。多年來南街村的方便面一直是全國最大的生產廠家之一，方便面及其他產品不僅暢銷全國各地，而且還出口俄羅斯、中亞五國、蒙古、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等國家。1994年9月10日，前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部長、84歲高齡時的老將軍張愛萍視察了南街村后，留下了“山窮水盡焉無路，柳綠花紅南街村；各盡其勞同富裕，美好未來奮勇奔”意味深長的墨寶。進入本世紀的第二次創業中，由于方便面市場有所萎縮，就縮減而上制藥企業。過幾年后，這制藥企業可能就成為南街村的主導產業。

六、“外圓內方”，獨樹一幟的富村治村方略

　南街村黨委針對在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不管黑錢白錢，只要給錢啥事都敢干，只要能弄到錢，啥事都有人干的“向錢看”的歪風邪氣，甚至用“娼盛”來達到所謂的“繁榮”的有損國格、人格的人和事，以及亂引進、化公為私、損公肥私、以權謀私諸多觸目驚心的腐敗現象不斷出現和大量出現，在全國到處都搞開發區、特區、示范區的形勢下，南街人卻創造了既能發展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也能防止腐敗的獨樹一幟的富村治村方略——“外圓內方”。即通過“外圓”創商海（富村），與市場接軌，但必須嚴格遵守黨紀、國法，絕不能損害國格和人格，用政治思想上的滑坡來換取經濟上的增長；要嚴守“內方”治南街即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育人。在創商海的過程中，不僅用“村規民約”和“十星級文明戶”評比來規范干部、村民、職工的行為，而且還發動群眾來監督和評論干部，以達到拒腐蝕永不沾。對群眾評論不過關的干部，絕不允許他“帶病”上崗，即使縣上很不錯的局長回村當不好辦公室主任，也得離崗，絕沒有“下不為例”的先例。南街村三大班子（黨委、村委、企業）成員都是在生產第一線指揮、戰斗，除每天或隔天開碰頭會及時研究總結和解決出現的問題外，還用定期的生活會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把問題擺在桌面上并消滅在萌芽狀態。繼承和發揚了戰爭年代開戰地動員、總結會和合作化初期開田間地頭會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不僅如此，還在1994~1995年用一年多的時間發動群眾開展整黨整風和反腐倡廉活動（類似于1951年的“三反”運動），對貪污兩萬元的一名認罪態度不好的會計，經司法機關查證落實后，判了六年刑。當有人聽到這個消息后說：像兩萬元判六年刑在一些大單位能拉一卡車。通過這次活動，不僅懲治了腐敗，而且使干部、黨員、村民、職工受到了一次普遍的活生生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的再教育。當人們痛恨現在的腐敗時常用“毛主席好領導，貪污浪費、吃喝嫖賭連根倒；‘三反五反’是個寶，誰敢伸手就挨刀，法寶入了庫，腐敗很難治”來頌揚和緬懷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放手發動群眾嚴懲腐敗的豐功偉績。能在短期內打敗不法資本家和黨內腐敗分子的猖狂進攻，促進了三年經濟恢復、支援了抗美援朝，使國家安定了三十年。現在的腐敗與改革開放長期并存，就在于“以官治官”不發動群眾，腐敗分子無壓力。在南街村職務的高低和貢獻的大小不以工資的多少來衡量，最早是王宏斌，現在的三大班子成員的工資都是250元。這不僅比幾千元的技術人員和教師的工資低，而且還比下屬廠長的工資低，體現了巴黎公社對公職人員只付給相當于熟練工人工資的精神。如果要像日本共同社北京分社記者坂仁垠說的南街村是“復活了的人民公社”的話，那就是用巴黎公社這個精神復活了人民公社。國際合眾社則稱其為“市場經濟下的人民公社”。最早叫王宏斌為“二百五”的那種貶義戲稱，現在已經成了以此為榮、人人學習和發揚的“二百五精神”，即不怕吃苦耐勞的無私奉獻精神，認準了方向絕不回頭、不受外界干擾、干不好不罷休的認真負責精神。王宏斌幾十里路走親戚，只能騎自行車，無權公車私用；他愛人不是“跟上老爺當娘子”的夫榮妻貴的官太太，而是“跟上殺豬的翻腸子”的村民公仆黨委書記的妻子，也和其他村民一樣在村上安排給她的洗衣房崗位上上班的洗衣工。南街村三大班子領導的親屬都是如此。不像現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國家大領導在內，一人升官雞狗升天，首先將他的親屬安排在重要崗位的“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權越大，“抬轎子”的越多；“轎夫”的級別也越高；給官員把事辦成了，他就提升了。這就是人們在下邊常議論的某某當了國家大官后，把他的兄弟姐妹、兒子、外甥等親屬都提拔到一些重要崗位，有的竟將“二奶”、“三奶”都提到重要崗位。黨、政、公安、法院、銀行等七名省部高官竟倒在一位越南難民李薇的石榴裙下，關系網給國家財產損失達百億。南街村的領導沒有任何為自己謀利益的特權，只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向人民負責，公生明，廉生威的座右銘——既是老黃牛，也是火車頭；先當老黃牛，再當火車頭；當了火車頭，還是老黃牛。南街村其所以能夠成為幸福祥和，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學有榜樣，趕有標兵，弘揚正氣，安定團結，不以權謀私和刑事犯罪；村民老有所養，壯有所用，少有所教，幼有所育，病有所醫、居有其屋，安定團結，幸福祥和的農村都市，就在于他們在以王宏斌同志為首的黨委領導下，貫徹執行了1945年5月，毛主席回答黃炎培先生提出的“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時說的“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過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真理的追求》1997年第二期第32頁）的教導而開創的一個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創建的社會主義本質的“外圓內方”的村子，參觀者則稱其為“一方凈土”。被中央組織部命名的“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國家民政部命名的“全國模范村民委員會”,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命名的“全國創建文明村鎮工作先進單位”、“全國文明村”，農業部命名的“全國鄉鎮企業管理先進單位”和“全國最佳經濟效益鄉鎮企業”，解放軍總政治部和總參謀部命名的“民兵預備役部隊基層工作先進單位”，中國雷鋒工程委員會和中國集體雷鋒評審委員會命名的“中國第一雷鋒村”……還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西北工業大學、河北科技大學、河南師范大學等十多所高等院校選為教學實踐、政治理論教育、社會實踐基地。

1995年9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視察南街村時說：“南街是一座精神寶庫，是一所好的黨校。思想掛帥，政治領先，黨校就是培養這個的，是解決世界觀問題的。”“你們難能可貴的是不僅抓富裕，更可貴的是思想上的提高，人的素質的提高。”“村民的觀念很不簡單，你們要把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好傳統繼承下來。”并親筆題詞：“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帶領群眾共同富裕。”1998年5月8日，《中國經濟時報》載文稱：“南街村的進步之處在于，他們的這種發展模式是把市場經濟的優點與傳統體制的優點有機地結合到了一起，從而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力量”，“南街村的‘外圓內方’正好是對一些社會壞現象的批判，它的這種模式有利于我們發揮市場經濟的優點，克服舊體制遺留的弊端”；日本《讀賣新聞》1995年7月則稱南街村為：“對于目前貧富依然有差別，治安不斷惡化的中國社會可以斷定是一種成功的典范。”這都是“外圓內方”創造的的奇績。這就證明毛澤東思想不僅能夠指導計劃經濟，而且也能很好地指導市場經濟；用它來規范干部、村民職工的行為而創造的“外圓內方”，在市場經濟中不會走邪。這就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舉。

七、堅持又紅又專，德育為首，以德促智，全面發展，提高質量的辦學指導思想

  南街村黨委書記王宏斌同志從村辦企業發展的實踐中，深知科學技術和人才的重要，辦好教育與培養人才的關系。在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的前提下提出了堅持又紅又專，德育為首，以德促智，全面發展，提高質量的辦學指導思想。在村辦企業發展過程中急需大量各類人才時，按當時流行的人才標準，似乎只有大專以上的學歷才算人才，這種片面的唯學歷論的人才觀對南街村來說是遠水解不了近渴。因而，他就創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不求人人升學，只求人人成材”人才觀的辦學要求和思想好、技術好、身體好“三好”的人才標準。視思想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危險品，視技術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次品，視身體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廢品。在這樣的辦學指導思想、人才觀和人才標準要求下，通過招聘、送出去請進來的辦法為村上引進、培養了大批的各類合格人才，滿足了企業發展的需要；在普及中專教育的基礎上，現在在全國各類學校上大學的學生已達200多人，每年有50名大學畢業生回村參加共產主義小社區建設。這既不存在上不起大學的問題，也不存在大學生畢業后就業難的問題。不難看出南街村的人才觀和辦學方針已從“不求人人升學，只求人人成材”發展提高到今天的“既求人人升學，更求人人成材”的水平。為使下一代從幼兒開始就能受到良好的思想、文化素質教育，他們不惜花數千萬元的巨資先后興建起了設備齊全的一流現代化的南街村幼兒園、南街村學校（小學和初中）和南街村高中。其中每一項的投資都在千萬元以上。從幼兒園到大學（含研究生）的費用全部由村上供給。中小學大門口矗立著基座有毛主席題詞的劉胡蘭、雷鋒塑像，在雷鋒像座上還有周恩來總理和朱德委員長的題詞，讓孩子從小就學習英雄人物的高尚品質，堅持走又紅又專的道路。古人云：“德者才之帥，才者德之器。”“德”是指品德情操，“才”是指聰明才干。德勝過才是君子，利國利民；才勝過德是小人，害人害己。這已經把德與才的關系說清楚了。古人的“才勝過德是小人，害人害己”與王宏斌提出的“視思想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危險品”，這“危險品”必然“害人害己”。僅用全國數以萬計的腐敗官員就足以說明問題的嚴重性了。因而，自古對人才的要求就是德才兼備。南街村的這種提法，既繼承了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德才兼備的人才標準，也符合我們黨對人才的一貫要求；也體現了《關于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要求“共產黨員必須成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先鋒戰士，努力做到又紅又專。‘紅’就是具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專’就是學習和掌握現代化的科學知識，成為本職工作的內行和能手。專不等于紅，但紅必須專”和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里提出的“要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育人為本、德育為先，實施素質教育，提高現代化教育水平”。筆者理解，“德育為首”和“德育領先”的精神是一致的。然而讓人非常遺憾而費解的是，我們提了多少年的又紅又專，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在我們國家自上而下的文件、領導講話和高等學校的培養目標則將其從有到無，現在幾乎看不到、聽見不見了。連《準則》對又紅又專、“紅”、“專”的標準都不要了，這樣教育不滑坡還行嗎？

為引進高科技人材，南街村還建有博士后研究工作站和人才公寓。為科技工作者提供良好舒適的環境和工作條件，讓他們的科研成果盡快轉化成生產力。

南街村還辦有“希望戲曲學校”。除經常為村民職工演出外，還赴中南海為中央領導演出并得到好評；參加中央電視臺的春節文藝晚會并獲獎。這所戲校既活躍、豐富了村民職工的文化生活，也為社會免費培養了戲曲人才。

八、吃透上邊的，摸清下邊的，借鑒別人的，干好自己的發展思路

1981年南街村在頂不住壓力的情況下，盲目跟風隨大流將隊辦的兩個企業（面粉廠、磚瓦廠）和土地搞了個人承包和包產到戶。結果事與愿違，使集體經濟受到了嚴重地破壞，糧食產量和群眾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而引起群眾不滿。這就是對中央“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的政策不了解和當時的新聞媒體、工作組不管“宜”還是“不宜”，片面地宣傳學小崗“分”而忽視“統”，或根本不提，甚至不準提“統”，只有包產到戶的“分”才是改革，不包產到戶就不是改革。大隊領導也怕戴上不改革的帽子而違心地將集體的企業和土地分了。結果犯了沒有吃透上邊政策，沒有結合自己村的實際情況發動群眾充分討論，沒有借鑒劉莊、滕頭村等村為啥不搞個人承包、不把集體的企業給個人，把集體財產分光而吃了大虧。當初他們其所以辦面粉廠、磚瓦廠，就是借鑒了劉莊“無工不富”的經驗后才開始走有工共富之路。因而，1984年大年剛過，他們就果斷地收回了個人承包的兩個隊辦企業，以后則隨著企業的發展，將個人承包的土地也收回集體統一耕種。這既符合中央“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的精神，也符合南街村群眾的需要而得到社員的支持和擁護。在此基礎上因地制宜地不斷借鑒別人的經驗，像給食品企業供面粉到自己搞食品加工、和日本人合資辦企業等把自己村發展成產加銷一條龍，農工貿一體化的集團企業。由于下得民心，上符合中央的政策，再加上自己的創造，這就創出了既能適應農村改革開放，又能堅持發展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和反腐倡廉真正獨樹一幟的“外圓內方”。日本《讀賣新聞》“斷定”南街村的模式“是一種成功的典范”。這就體現了毛主席教導的：信任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把別人的經驗和自己的創造結合在一起，他的本領就更大了。

南街村黨委為了更好地吃透上邊的，干好自己的，在充分發揮村上的老村干部和老人作用的同時，由村黨委書記王宏斌等出面，四處尋找對南街村有重要作用的當地離退休干部，把他們請到村上來，于1992年成立了別具特色的“老干部顧問辦公室”。這些離退休干部中，有原臨潁縣副縣長、縣監察院監察長、縣計委主任、縣政法委副書記、縣公安局副局長等15名。請老干部的目的主要是覺得自己的知識面有限，對村辦企業發展經濟中一些問題吃不透，請他們來當參謀，把關定向；由于老干部黨性強、正直風氣好，請他們當村干部的監督員，時刻提醒他們，防止犯錯誤。在當時那種幾乎聽不到、看不到共產主義金光閃閃四個大字的情況下，而南街村卻是為發展集體經濟創建共產主義小社區之事如此尊重老干部。被聘請的老干部對此舉也很感動，因而，村上上門一請，他們都來了。他們到南街村來并不是為了錢和老有所養，連村上給發的報酬都不愿意要，而是充分發揮老有所用的作用。實踐證明，這些離退休老干部無論是在公有制大討論、打假、整黨整風，還是在人才培養、村民團結、反腐倡廉諸方面都發揮了他們的重要作用。南街村的實踐證明，離退休老干部確實是國家的“寶”，是無法用經濟價值來衡量的巨大財富。這與一些地方、單位把離退休老干部當成保守、當成包袱、當成他們改革開放的“絆腳石”形成鮮明的對比。有一文教單位的老同志向自己單位的報紙寫了繼承發揚老書記、老校長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文章，被主編和宣傳部長都認為很好而要發搞時，卻被一位副書記知道后取消了。問其故，“說老領導好，就說我們現在這些領導不行，是給現領導臉上摸黑哩”。其實，他們所說的“絆腳石”和“摸黑”不過就是阻止他們以權謀私、脫離群眾搞腐敗罷了。

九、牢記“三大作風”、兩個“務必”

　為使思想這根弦不松動，南街村黨委除經常堅持群眾性大學毛主席著作、大學雷鋒、大唱革命歌曲（我去南街村時，早晨6點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節目前村上播放《東方紅》起床，上下班播放《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還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三大”活動外，還根據村上的具體情況和發展需要，及時開展“南街人講自己的故事”、“公有制大討論”、“思想作風大整頓”、“共產主義小社區大討論”、“開展黨魂教育”、“比、學、趕、幫、超”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活動等多種活動。開展活動也是南街村的顯著特點之一，用它來提醒三大班子領導牢記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經常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永葆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不斷提高村民職工的集體主義思想，為加速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多做奉獻，在市場經濟的商海中立于不敗之地，嚴防歷史興衰“周期率”的發生。根據中科院胡鞍鋼的統計資料：上世紀最后五年，主要類型的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消費者福利損失，平均每年在9875億至12570億之間，占全國GDP總量的13.2％到16.8％。（《西安晚報》2001年3 月24日）如果將這些錢分給九億農民，每人可得1097元到1397元，再加上他現有的收入，那不就到小康了嗎？現以南街村年GDP14億的13.2％~16.8％為例計算為1.84億~2.35億；再以南街村每年給村民和職工的供給制部分分別以3000元和1500元計，則為960萬元＋1650萬元＝2610萬元（0.261億）。再用1.84億~2.35億分別除以0.261億就等于7.05（年）~9.00（年）。那就是說，南街村一年的廉政可提供3200村民和11000職工七年到九年的供給制。這就不難看出腐敗對國家造成的損失之巨大。因而，群眾就用“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腐敗和三化”（私有化、兩極分化和西化）說明其危害的嚴重并呼吁懲治腐敗和防止“三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盡管上世紀九十年代，每年GDP的增長以保七爭八的百分比速度在快速增長，但兩年的增長才能填平被腐敗一年挖下的窟窿。這就不難看出貪污和浪費的罪惡之大。盡管現在懲治了那么多的腐敗分子，給國家挽回了不少損失，但人們卻認為這與一年損失一萬多億（現在則更多）還相差很遠。從腐敗所造成的損失來看，中國其所以窮，近年來并不是經濟發展慢，而是腐敗太嚴重了，兩極分化已很明顯了，嚴重到建黨建國以來之最。腐敗和兩極分化的嚴重性，說明了思想政治的滑坡和私有化的分配不公，國民經濟的增長被少數人占有，有違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新中國剛一誕生的農村和解放前一樣，還是那些人，那些地，但為什么要及時搞土改，就在于土地占有者的兩極分化太大之故。從人們對腐敗和“三化”的擔心出發，當唱國歌時唱到“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時，人心總有些不安。但在“外圓內方”的南街村，由于繼承和發揚了黨的“三大作風”的優良傳統，牢記兩個“務必”，一年的廉政可提供七年到九年的供給制。從而，不難得出，南街村的共同富裕是以人為本，走集體化道路干出來的，也是廉政出來的結論。盡管南街人富裕了，職工吃飯不要錢，村民實行供給制，但卻沒有人浪費糧食和集體財富。筆者向南街村索要了一份印刷品資料是用包裹寄來的，感到很奇怪。但到郵局取時經計算，用包裹寄要比用印刷品寄便宜9角錢。這在其他單位根本沒人算這個賬。1998年9月，南街村民兵應邀參加中央電視臺文藝晚會《我們的后備軍在前進》民兵方隊到達北京住宿點時，帶隊的村黨委副書記、民兵營營長賈中仁提出，不住高檔賓館而換到普通招待所住宿；由于南街人喜歡吃面條，晚餐招待所做的多而吃不了要倒掉時，賈中仁便立即跟服務員商量，讓不要倒掉，明天熱一下再吃。服務員驚訝地說：“這里剩下的大魚大肉都倒了，更何況這三盆吃剩下的面條。”盡管話是這樣說的，但還是在賈中仁的堅持下留下了，第二天早飯將其熱了一下就吃了。這一下招待所的服務員便心服口服地稱贊道：“沒想到南街村的民兵真是好樣的！”這就不難看出，南街人盡管富裕了，但將我們黨提倡的中華民族勤儉節約、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不但沒有丟，還將其繼承下來并在共和國的首都發揚光大受稱贊。

十、嚴格的干部制度

　南街村黨委對三大班子干部的選拔、考核和任命，是按照黨的“三大作風”、接班人“五個條件”、“三要三不要”原則和“四化”標準綜合考查、嚴格選拔和任用的。“三大作風”是我們黨在長期革命實踐中形成的，是防止歷史興衰“周期率”的法寶。南街村黨委深知理論一旦脫離實際，必然就脫離群眾，不但不能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還會拒絕甚至壓制群眾的批評。現在有些人，特別是一些領導干部把黨的“三大作風”已經修正成為自己升官發財的理論聯系實惠，密切聯系領導，表揚與自我表揚相結合。把“三要三不要”修正成匯報時要成績不要缺點，要建議不要意見，要說今后怎么辦，不要說以前為啥沒辦好。出了問題，上級將下級哄著護著，下級將上級捧著抬著，同級之間互相包著讓著。最后必然脫離群眾，產生驕傲自滿和腐化墮落。這已為蘇聯解體、東歐蛻變和我國幾百名省部級、數千名廳局級、數以萬計的縣處級的腐敗分子所證實。“三大作風”是毛主席對我們黨優良作風的總結并讓我們永遠貫徹執行，是南街村黨委任用干部的總綱。接班人“五個條件”和“三要三不要”原則是毛主席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分別針對國際共運中出現的現代修正主義赫魯曉夫和林彪反黨集團提出來的（汪東興同志看了毛主席追悼會的悼詞稿后，特別針對“四人幫”把“三要三不要”加進去——天津老年時報），主要強調堅持馬列主義路線和實事求是的作風。選拔任用干部的“四化”標準，是在改革開放中提出來的，筆者認為南街村黨委對“革命化”的核心就是為“公”。如果離開了這個核心，將革命化提得再高、說得再多也無用。在南街村誰也不顧，自己先富的人不能入黨，也不能當干部。人們都在議論，只靠委任和花錢買來的官，在他們眼中干部“四化”里的革命化就是聽提拔他和賣給他官的上司的話；只對他的上司負責，不對群眾負責；不怕群眾反對，就怕他的上司不信任。連溫家寶總理也承認中國許多社會問題與干部選拔制有關，說明這已經引起中央的關注。南街村黨政領導班子嚴格按《黨章》和《憲法》規定分別由黨員、村民民主選舉產生。要選的每位干部的檔案都在村民腦子的“硬盤”上儲存著。南街村黨委對犯錯誤的干部，停止他們的工作，當他們作了深刻的反省并寫好了檢查后，就開始在工廠沒有工資參加勞動，如能痛改前非，工作成績顯著者，可以恢復其工作，甚至還能提升，但還要給他一段試用期。現在南街村黨委成員中，就有犯了錯誤而改正了錯誤后提升的同志。有了這樣嚴格的干部制度，你就可想而知南街村的干部隊伍了。村黨委書記，大家都稱他“班長”的王宏斌同志，先后榮獲“全國勞動模范”、“全國優秀農民企業家”、“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等榮譽稱號，被連選為中共十四大至十七大代表；黨委副書記、民兵營營長賈忠仁同志，被光榮入選 “'98時代人物”退伍軍人；南街村前黨支部副書記劉坤嶺同志，大家尊稱“老班頭”的老人，將自己和兩戶村民在搞包產到戶時合辦的回民食品廠義獻給村集體……南街村一心為公的領導班子，充分體現了毛主席教導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見義勇為在南街村

見義勇為——顧名思義，見到合乎正義的事就勇敢地去做——這是中華民族互幫互助、團結奮進的優良傳統和美德。《水滸傳》電視劇的主題歌中就有，路遇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就是歌頌見義勇為的英雄氣概。建國后的幫貧扶弱，懲治邪惡；一人有難，大家接濟；遇見歹徒，眾人拔刀相助……用一句話概括：好事有人做，壞事有人管，將見義勇為發揚光大，在城鄉已出現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安定團結，欣欣向榮的和諧景象。然而，在改旗易道向錢看的思想指導下，將見義勇為已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讓位于“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見義勇為的英雄被歹徒刺傷后無錢醫治，犧牲后無人管，見了行兇作惡，聽之任之，甚至有的父女倆見壞人行兇，給110打手機被歹徒發現并刺傷后跑掉，待警察趕到現場問明情況后卻令人失望地說：現在不提倡見義勇為。這就導致社會秩序混亂，沿路搶劫賊無數；竟然有將在街上摔倒的老人送到醫院后，家人不但不感謝，反說老人摔倒是做好事的人所為……難怪彭真同志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時，在一次法治會上批評道：從前壞人怕共產黨，現在共產黨怕壞人！然而，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為創建共產主義小社區而奮斗的南街村則不然，見義勇為者仍然是英雄，仍然是大家學習的榜樣，將中華民族這一傳統美德發揚光大。.

2009年9月20日下午4時下班期間，突然遇到歹徒對同事行兇，22歲的村集團調味品公司職工桂二偉同志挺身而出，赤手空拳與持刀歹徒進行生死搏斗，救出了生命受到威脅的同事，自己卻被歹徒用尖刀刺傷了胸部，獻出了年輕而又寶貴的生命。

桂二偉見義勇為的英雄事跡得到南街村黨委的高度重視，先后召開“向見義勇為好青年桂二偉學習動員大會”，并做出“關于開展向見義勇為好青年桂二偉同志學習的決定”。南街村集團20多個企業、村民開展了轟轟烈烈地學習桂二偉英雄事跡，誓做優秀員工、村民的群眾活動：

——向桂二偉同志學習，就是要學習他奮不顧身、見義勇為的崇高品德；

——向桂二偉同志學習，就是要學習他追求理想、牢記宗旨的堅定信念；

——向桂二偉同志學習，就是要學習他愛崗敬業、無私奉獻的優秀品質；

——向桂二偉同志學習，就是要學習他團結同志、樂于救人的高尚情操；

……

接著，村黨委授予桂二偉“見義勇為好青年”榮譽稱號，并獎勵20萬元；接收英雄的父母為南街村榮譽村民，終生享受南街村村民十多種福利待遇。2010年1月27日上午，村黨委全體成員前往英雄桂二偉家中進行慰問、拜年，并向英雄父母頒發了榮譽證書和獎金。村黨委書記——班長王宏斌同志向英雄父母一一介紹了黨委的每個成員，并深情地說：“今天，我們黨委全體成員來家里看看。二偉同志為救同事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黨委研究決定，授予他‘見義勇為好青年’榮譽稱號，獎勵20萬元，同時接收英雄父親桂義功、母親王翠蘭為南街村榮譽村民，終身享受南街村村民的一切福利待遇。”新春佳節將至，班長祝愿英雄家人節日快樂，身體健康，并詢問英雄父母還有什么想法和要求。英雄的父母顫抖著手從班長手里接過“見義勇為好青年”證書、“南街村榮譽村民”證書時，禁不住心潮激蕩，熱淚直流。英雄的父親桂義功泣不成聲地說：“黨委把二偉看得這么重，又對我們兩個這樣照顧，我們沒啥說的。我這個人也沒啥特長，但我愿盡自己的微薄之力，為南街村的發展多做貢獻。”英雄的母親王翠蘭流著淚說：“孩子做這事，做得對。我作為他的母親，決不會給孩子抹黑，我也會盡力為南街村多做工作。”班長寬慰他們說：“二偉同志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這也是你們二老培養教育的結果。”

臨別之際，班長握著英雄哥哥的手，囑咐他好好照顧父母。在英雄家人的目送下，黨委成員乘車返回南街村。

這就是用毛澤東思想育人的南街村黨委、村民、職工對中華民族見義勇為英雄的肯定、贊揚和學習，對英雄父母和家人的安慰。

2011年1月9日，南街村黨委為進一步弘揚正氣、告慰英靈，村黨委副書記鄭永欽、監管班子主任王保杰、集團公司副總經理盧林正等迎著凜冽的寒風，將英雄的父母用車接到了南街村。在喜慶的鞭炮聲陣陣、祝福的話語聲聲中，讓兩位老人住進了黨委為他們安排的新家——南街村朝陽區兩室一廳的村民樓。讓他們在南街村享受村民所享受的一切福利待遇，頤養天年，無憂無慮地過好后半生，充分享受集體大家庭的溫暖，以對英雄父母和家人的安慰迎接建黨九十周年。

南街人不怕爭論

南街村創建共產主義小社區這種提法和做法，轟動了海內外，也驚動了上層，還引起了爭論，甚至有專程到南街村來和他們爭論、反對的“大學者”。下邊引用《中流》2001年第七期，第28~29頁刊登的王宏斌與一位經濟學家的對話。

“1998年2月，從北京來了個經濟專家，省、市委辦公廳派有陪同人員。來到南街村，一坐下來他就問我：‘你們南街村是靠毛澤東思想發展起來的？’我說，一個人的成長，一項事業的成功，并不是一個方面的因素，它是各方面的。我說，南街村有今天，首先是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小平理論，各級領導關心和支持，再加上我們堅持以毛澤東思想育人。他說：‘這幾個因素各占多少比例？’我說：到目前為止，我們南街人還沒有這個水平去量化它，等到我們以后水平提高了再給你匯報。再說，社會上現在還沒有這種計量器賣。如果有了，我們可以買一個，把它計量計量，再給你說。他又說：‘你們南街村搞經濟，假若經濟搞垮了，那不說明毛澤東思想也被你們搞垮了么？’我說，哪能這么講啊！現在國有企業垮了那么多，下崗工人那么多，社會風氣越來越壞，哪能說小平理論不正確？他說：‘小平理論和毛澤東思想是兩回事。’我說，你講錯了，總書記在十五大報告里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一脈相承，你怎么說是兩回事？他說：‘總書記講的也不一定對。’我說，總書記個人有時講的不一定對，這也很正常。可這不是他個人講的，這是黨中央集體的意見，是十五大文件，十五大精神。他說：‘十五大也在發展。’我說：發展也有個過程，十五大剛結束，他就把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發展成兩回事了嗎？他說：‘不管你怎么講，反正我們這些經濟專家百分之百反對你們南街村的做法！’我說：不要說百分之百的反對，就是千分之千的反對，我們南街人愿走這條路，我們就堅定不移地走下去。你也管不了。我們爭論后，他走了。”

這位有省、市委辦公廳派陪同人員來南街村的經濟專家，肯定是有名氣、有身份、有地位的大經濟專家。人們猜測，他來南街村大概不全是個人行為吧！要不，還未聽到哪一位專家下來搞調查研究竟有省、市委派專人來陪同。但從他與王宏斌的對話不僅讓人非常驚訝、不可思議，而且也驗證了香港經濟學教授所說的：“內地真正意義的經濟學家不多”這句話的分量。看來香港這位經濟學教授能識“廬山真面目”，只緣他身不在此山中吧！

在這篇文章里王宏斌也提到建共產主義小社區的有關問題。“有人問我：你們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標準是什么？什么時候建成？我說，首先申明，我們現在還不是共產主義小社區，那是我們的奮斗目標。至于說標準是什么，什么時候建成，我們沒有這個權力和水平。社會上任何人到南街村一看，說‘像共產主義小社區了’，就是像，說‘不像’，我們南街人就繼續努力。我們沒有制定共產主義小社區的權力和水平，只有為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而奮斗的責任和義務。”

王宏斌答記者問時，有人問“南街村這種做法會不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王宏斌答：南街村這種做法能不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不是我們考慮的事情，而是中國高層領導考慮的事情。我們作為基層黨組織和普通黨員，只有認真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大力推進兩個文明建設的責任和義務。我們有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不是處在亂世，誰的政策好、得人心，誰就可以得天下。中國高層領導如果認為南街的做法符合中國實際，有推廣價值，它就可以燎原；如果高層領導認為南街的做法不符合中國實際，沒有推廣價值，那它就不會燎原。還有記者問“南街紅旗能打多久”？王宏斌答：我們從來沒有認為我們是紅旗，但我們認為南街的做法是正確的。之所以正確，是因為上符合黨的基本路線，下符合群眾的意愿。黨的基本路線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南街村創業十幾年，經濟增長了2000多倍，這足以證明南街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再看堅持改革方面，在短短三年的時間里，我們先后與日本客商合辦了4個合資企業，引進了資金、設備、技術，學到了外方先進的管理方式和科學的經營策略。關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方面，我們可以這樣說，在南街絕對沒有脫軌的地方，在我們南街不存在“黨的領導沒力量，社會主義沒方向，人民民主專政沒對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再商量”的問題。至于我們的路子是否真正符合群眾的意愿，請到南街村參觀指導，請各級各界的朋友到職工、村民中走一走、看一看、親身感受感受職工、村民煥發出的勞動熱情，親耳聽一聽職工村民對發展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肺腑之言，從中就可以做出實事求是的評價。正確的東西沒有人敢把它消滅掉。我們堅信南街的路子是正確的，一定能走下去，干成功。（熊煥發，李火燁主編《解讀南街村》第77~78頁，名家出版社，2002，香港）這話講得多么客觀、多么實事求是呀！

是南街人的南街村

當歷史的車輪剛跨入2008年，老天陛下有意給人發怒，幾十年不遇的冰雪使我國南方大部分地區受災，其經濟損失達1111億元。緊接著這場冰雪災害，從《南方都市報》、《南方人物周刊》等又人為地將這種“冰雪災害之風”逆向從南方刮到北方中原大地——河南省臨潁縣創建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南街村。利用南街村集體經濟前進道路上遇到的困難，熱剌冷諷以王宏斌同志為首的南街村黨委領導村民發展集體經濟走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并給王宏斌扣上“紅色資本家”的帽子。甚至連南街人學習毛主席著作、學雷鋒、唱革命歌曲、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不搞私有制也被指責是“大崇拜毛澤東思想”。就連中國社科院農村所研究員黨國英，也在手離心口地為這些胡言亂語在呼風喚雨。

《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11期）編輯部以“南街村  一時的迷途，還是神話的破產？”的標題毫不掩飾地說：“走集體經濟道路，邁步走向共產主義，這個曾經籠罩在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誘惑了13億民眾的美妙夢想……早已夢斷魂消。而今，一個小小的內地村莊，居然舊夢重提，而且一時似乎還有模有樣，自然引起了世人的普遍關注和好奇。”從文章的標題就得知，他們將南街村發展集體經濟走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歪曲成不是“一時的迷途”，就是“神話的破產”。文內則更加露骨地攻擊“走集體經濟道路，邁步走向共產主義”是“早已夢斷魂消”，并放出南街村的公有共富是“一個小小的內地村莊，居然舊夢重提”的謬論。多大的口氣呀！的確，小小的南街村可比這個大雜志社在世界上有名多了。這樣一來，該雜志社作為集體經濟的反對者也就出名了。不過，這種反對，只能促進南街人更加堅定不移地走集體化的社會主義道路。請問這家雜志社：共產黨與其他階級政黨的區別是什么？共產黨領導人民干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所有制和分配原則上的主要區別是什么？《黨章》、《憲法》規定的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又是什么？難道這些還需要別人再給做啟蒙教育嗎！？在攻擊南街村的文章中，還有意將“2006年9月4日，第五屆全國‘村官’論壇在山西省晉中市昔陽大塞村舉行”時的一張照片——“大塞村的郭風蓮（左）被授予功勛‘村官’后與華西村‘村官’吳仁寶（中）合影”（右邊與吳仁寶在一起的那名女功勛“村官”未提名——筆者注）和“早已退出歷史舞臺的天津大丘莊‘莊主’禹作敏”的照片放在一塊（該期第32頁）。把創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天下第一村”的村官和“功勛”村官的合影硬要跟禹作敏“莊主”放在一起，可見其絞盡腦汁精心策劃的用心之良苦了。這就不僅要否定南街村，還要通過吳仁寶和“功勛”村官來否定所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公有共富村。由于該雜志社是站在反對、惡意中傷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的立場上，因而其觀點必然是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臺，用正面和反面人物的兩幅照片來暗示、侮辱這些“功勛”村官致富帶頭人和禹作敏是一股道上的車。要不作如何解釋。至于該雜志社的記者林海、尼克的立場、觀點就可想而知了。這就叫歪將帶不出好兵。不過，這兩位記者也說了些公道話，他們引用南街村辦公室主任雷德全評價王宏斌，是“一個非常有思想的人，有信仰的人，信仰共產主義”；個人生活方面，“他是一個非常嚴于自律的人”；他認為“這些罵聲并不僅僅是因為南街村的經營問題，更在于南街村所堅持的毛澤東思想”。這就一針見血地擊中了罵者的要害。《南街村報》主編盛干宇稱王宏斌，“他沒有一點私心”，“按他的能力和社會影響，如果為自己，想發財，早就成了百萬富翁了”；還有人說，“他就是不離開南街村，要是想當官，早就當很大了。”這就說明了王宏斌在南街人心目中的位置。然而，這兩位記者對王宏斌答他們問時提到的南街村為了上市才搞的所謂“股改”時說，“我們同時還簽訂了一個聲明，這個股權都屬于集體股，個人沒權利拿走。”事實證明王宏斌說到做到，他們一直是按這個“聲明”辦的。你們也沒有找出他們不按這個“聲明”辦而化公為私的任何證據。他倆為什么不把這個聲明附在后邊呢？是一時的疏忽，還是有意在回避，或者是出自其他原因和目的。這只有他倆清楚。不過這話還給他們留了條后路，暗示出他們內心世界的矛盾，或者出自良心的責備。

令人費解、不可思議的是，《南方都市報》在刮這場人為的冰雪之風而打頭陣的上官敫銘的“‘紅色億元村’南街村發展真相”一文，竟然用抽梁換柱地連南街村在搞“股改”時那個“聲明”一字不提地說村上60%的股份歸“三大班子”和姚喜蘭所有。這樣掩蓋事實真相的所謂“調查”，將南街村黨委書記王宏斌這位共產主義引路人就自然變成“紅色資本家”而包裝成是“經過記者深入調查，我們看到了又一個‘神話’的破滅……”等等，這樣就可弄假成真了。這是他們有意以假亂真地將澡盆里洗澡的小孩揀出來扔掉，讓人看到的只能是剩下的骯水一盆了。這就為他們的假相把讀者誘進他事先劃定的圈套里——“究竟是誰的南街村”？——他們不敢直說的不言而喻的結論了。對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報社和記者來說，這是最起碼的實事求是的職業道德問題，是愛什么、恨什么，愛憎分明的原則問題和立場問題。

還有，中國社科院農村所研究員黨國英，也在同期《南方人物周刊》上用他反對公有制那些荒誕不經的理論胡說什么，“人們卻糊涂地以為不搞土地承包也可以維持集體農業經濟效率”，“如果千千萬萬個王宏斌繼續現身中國，中國的前景就要暗淡下去了”地給胡說八道加鹽、添醋地增味潤色。這位研究員如果不是有意歪曲事實的話，請他也能反思一下前邊，向《南方人物周刊》提出的那幾個問題，并請將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1980）中的“應從實際需要和實際情況出發，允許多種經營方式”，“區別不同地區，不同社隊，采取不同方針”，“宜統則統，宜分則分”，“不可拘于一種形式，搞一刀切”的精神認真學習一下；再邁開他的兩腳去安徽風陽改革第一村小崗村和南街村看看，他就會明白是自己在說糊涂話。李嵐清副總理于1996年4月13日考查了南街村后說，“我想這個經驗要很好地總結一下。如果我們農村有了相當一部分這樣的村，我們中國就不得了了。整個這個路子很好，一是有一個好班子。農民講得很對，關鍵是有王宏斌這樣的好帶頭人、好班長。”這就叫“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位研究員大概不會不知道毛澤東主席對真理標準這句名言吧，要不他怎能有意說出這樣的昧良心話呢？公有共富是農村所的研究員應該研究的課題和職責吧！

正當春寒料峭，以上刊物否定南街村走集體經濟道路，并給其大降“冰雪”災害之際，《大河報》3月25日16版，專版刊登了“小崗村重走集體合作之路”一文。小崗人“想得很清楚，個體式的農耕作業只能吃飽肚子，不可能走向富裕。要發展，必須走集體合作的道路。”這是小崗人幾次組團去南街村參觀學習后，才尋求得到的集體共同富裕的道路。但是否能真的走這條路，還得靠實踐來檢驗。也就在這期間，寧夏回族自治區委、江蘇省委、武警部隊、國防大學、解放軍藝術學院等主要領導和將軍們也來到南街村考查、調研后，都給予高度的評價，稱贊南街人是新農村建設的探索者和實踐者，南街之路是廣大農村的典范。中組部研究室政策法規局副局長李炎溪3月中旬在南街村調研時，伸出大拇指稱贊王宏斌，“你能夠帶領南街村民走集體共同富裕道路，讓全村群眾都富起來，是一個了不起的功臣”；“如果全國農村都像南街村這樣就好了。”4月份，南街村喜獲漯河市“善待農民工十佳企業”稱號。不少省市黨政領導將要組團帶隊陸續來南街村參觀學習和考查，看來這些反對者對南街村會起到正面宣傳有時還起不到的積極作用。真要感謝反面教員了。

現在，可以肯定地回答《南方都市報》上官敫銘的“究竟是誰的南街村”？是在以王宏斌同志為首的南街村黨委領導下，堅持村民是村上的主人，走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為創建共產主義小社區而團結奮進的南街人的南街村。南街村26個村辦集體企業、一個現代化農場和旅游公司，村上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都姓公為村民集體所有，村上沒有老板，沒有暴發戶和貧困戶的兩極分化；村上首先劃清“八大”《黨章》規定的勞動與剝削的界限是村黨委的成熟；村民的醫療、上學（從幼兒園到大學、博士畢業）和住房等十多項福利全由村上供給；村民過上了老有所養，壯有所用，少有所教，幼有所育，病有所醫，居有其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安定團結，幸福祥和的農村都市生活。告訴《南方人物周刊》，你們反對走集體經濟道路的南街人，只能激發他們更加堅定不移地將其走下去。小崗村和全國好多村去南街村學習取經后，其所以都選擇要走集體經濟這條路，就在于它是建設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并向共產主義邁進的必由之路。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名稱是不可分離的，共產黨的最終目的就要實現共產主義。要不為什么從一大到十七大都把它寫在《黨章》上呢？請把你們的“走集體經濟道路，邁步走向共產主義，這個曾經籠罩在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誘惑了13億民眾的美妙夢想”收回去，好好反思一下吧。王宏斌不求個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當大官，但求干大事，是幾十年如一日地領導南街人走向共同富裕的帶頭人。他既是老黃牛，也是火車頭。請將你們給王宏斌扣的“紅色資本家”的帽子收回去自己戴吧！也告訴黨國英研究員，走集體道路不是人們糊涂，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國現在不是王宏斌多了，而是太少了，你說的中國前景的“暗淡”，才是真正的光明。在此，也用王宏斌答尼克和林海問時的話奉勸這些刊物和人，“爭議是正常的，爭議越大，對南街村發展越有利，我們不掏廣告費就做了大廣告。但爭論要爭在尖子上，不要同樣一個燈泡，安在南街村就變成紅色，安在其他地方就不是紅色了。燈泡沒變，可能是我們自己得了紅眼病。”

絡繹不絕的海內外參觀學習者來南街村游鄉村都市，觀紅色文化，品南街產品，感集體優越已是人心的向往。創建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南街村，是南街人的南街村，她巋然屹立在祖國的中原大地！

從小崗村的憂慮引出的思考

二十多年前，全國都在學習的“中國改革第一村”——安徽鳳陽小崗村的情況現在怎么樣？據《中國農民調查》（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北京）的作者陳桂棣、春桃采訪該村村長嚴宏昌時得知，村上已經窮得他這個村長連一分錢的辦公費用都沒有，出去開會，添置辦公用品全靠自己掏腰包。但讓他自豪的是，他這個村長全靠在深圳打工的兩個孩子、一個當記者的孩子和老婆搞養殖來支撐著。爾后，駐小崗村的干部來南街村參觀學習后留言：“大包干發源地的人員，看到了南街村的變化，為我們提供了發展的模式，使我們的黨組織看到了前進的方向。”兩年后的2004年11月，在村黨支部書記沈浩帶領下一行十三人中，有村委主任、會計、婦聯主任及當年最早分田按手印的十八名發起人中的四人，來到南街村學習，尋求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南街村檔案館，沈浩書記緊緊地握著張天順副館長的手并非常感慨地說：“向你們學習，首先把思想武裝起來，將農民組織起來，走共同富裕道路。”當年分田搞單干的十八個發起人之一，年逾六旬的嚴宏俊老人深有感觸地說：“分那一畝二分地，現在只能管溫飽，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殘人也料理不好，不是荒著，就是廉價賣給了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畝二分地束縛住了手腳，邁不開步子呀！”是呀，嚴宏俊老人說出了承包后農村的現狀，年輕人都出外打工去了，村上留下的就是“703861”部隊。“70”代表古稀老人；“38”主要代表中年以上的婦女；“61”代表兒童，有的家庭只留下兒童。打工掙錢的目的首先是為孩子上學。這些孩子與有錢人被寵壞的“小皇帝們”相比，已成為中國經濟的孤兒。根據中國社科院《2005年藍皮書》稱，“子女教育費用在居民總消費中被排在第一位，超過了養老和住房，超出了居民家庭可承受的正常水平，父母為了能讓他們過上好日子，只得忍痛和自己的骨肉分離。有的孩子甚至連父母的模樣都記不清了。因為供一名大學生需要13.6個農民的年純收入。（《報刊薈萃》2006年第七期第40頁）有的家庭父母都出去打工，家里只有爺爺、奶奶和孫子，有的只留下孩子，晚上孩子提心吊膽地睡不好覺。有的家晚上失火將孩子燒得面目全非，父母幾年打工的工資還不夠給孩子看病。像這樣的留守兒童中國有5800萬。有的給黑心礦主打工，出了礦難后家里還不知道，就像被反動派抓去的兵陣亡了一樣的無下場。因而，小崗村人參觀學習了南街村后紛紛表示：“南街之行讓我們大開眼界，精神振奮，我們一定要學習南街精神，務實工作，付諸行動。”沈浩書記（據有關資料介紹，是省政府財政廳處級干部、小崗村第一書記）在檔案館留言薄上欣然寫下：“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小崗村人經過幾次參觀學習后終于愿意重新走上這條公有共富之路。從改革開放第一村的包產到戶到愿意重新走上集體化道路，算得上一次新的飛躍。只有按照《共產黨宣言》的“一個消滅，兩個決裂”和毛澤東主席指出的走集體經濟的社會主義道路，才能走向共同富裕，才能建成真正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沈浩能不能像史來賀、王宏斌、劉志華、田雄他們一樣，領導小崗村走這條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還要靠實踐來檢驗。然而沈浩同志卻猝死在為小崗村弄錢飲酒過多后，睡下再未起來。

學習南街村

小崗村人幾次參觀學習南街村并要重新走集體合作道路說明，分田到戶只能解決溫飽，不能解決共同富裕和兩極分化，更不能建成社會主義新農村；要向南街村學習，“首先把思想武裝起來，將農民組織起來”，“壯大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將集體的土地承包給個人，在社會主義國家只能是在特殊情況下、象小崗村這樣個別基層組織爛掉而暫時還選不出一個領導的地方，所采取的權宜之計，并非長遠之計，更不是承包就是社會主義。打個比方，拉車拉到半坡上而拉不動時，可以有意識地向后退一步而得到緩沖再向上拉，這種退是為了進；有的沒有退就一直拉上去；退下來后再沒有進即再向上拉的，就像小崗村人說的那樣，雖然解決了溫飽，卻未進富裕門。至于全國都在搞包產到戶，把公有企業承包給個人，王宏斌已得出了“是一種懶辦法，是一種沒辦法的辦法，是表現我們這一級黨組織無能的辦法”的結論。筆者認為王宏斌這“三法”是從嚴重的教訓中，實事求是地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總結后得出的的繼續革命、不斷革命才能實現《共產黨宣言》中的“一個消滅”和“兩個徹底決裂”。據《中國工商時報》2005年12月12日報道：民營經濟到2005年末，內資民營在GDP比重中約占49.7%，外商和港澳臺比重約占有15%~16%，兩者相加約占65%左右。（《中國剪報》2005年12月14日）所謂民營實質就是私有經濟。這個比重比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經過三年經濟恢復后的1952年還低——1952年國營和私營工商業產值比重已占67.3%，超過了私營。（《報刊薈萃》2006年第八期第28頁）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特別是30年來改旗易道的“國退民進”已將其比例顛倒過來了。這大概就是鄧小平講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中國“特色”？但有的經濟學家卻說，這個量變不能代表質變。這是否要改變哲學上講的量變引起質變的規律，大概只能用得上赫魯曉夫創造性地性發展了的那個馬列主義——修正主義來解答了。從2007年一直延續到2011年的物價猛漲，肉食等食品翻番，大米、面粉普遍漲50％以上，但筆者所在地農民的小麥等原糧只波動在0.95～1.05元/斤。其所以如此，人們在下邊議論物價猛漲的根源在于，被官僚資產階級掌握的國營那些壟斷行業說漲就漲；加工、流通領域特別是商業在好多城市、鄉鎮找不到或者說沒有國營；有時也能找到，但卻是承包者的“招牌”而不是實質。那怎能控制市場并抑制其漲價？《瞭望》新聞周刊等刊物已指出，“警惕外商并購危及中國產業安全”有的還提到中國的糧食和食用油已被外商控制。現在學了南街精神的，都是按照小崗村人說的已經走向或者正在走向共同富裕。和南街村在同一個縣的北徐莊，在1987年的大旱面前，被承包破壞了的水利設施使兩千畝耕地基本絕收的情況下，迫使要為社員干一番事業的黨支部書記徐德全痛下狠心，賣掉了自己的兩頭牛和磨面機，拿上3 600元到村上；退伍軍人、村委會主任徐奎生，把部隊發的安家費一分不留地也拿到村上；全村干部將全年7 000多元的工資全部拿出來；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黨員徐明勛，把準備蓋房的25 000塊磚拉到井臺。這就實現了徐德全說的“集體沒有錢，咱們自己掏腰包，集體兌錢從我開始，干部帶頭！”就這樣的干部帶頭帶動了群眾集資，向南街村學習，發展集體經濟，走有工共富全面發展的道路，并得到王宏斌人才、技術、資金的大力支援，到2000年產值已達四億多，過上了和南街人一樣的共同富裕的生活。人們稱他是由南街村“克隆”過來的。現在的年產值已超過10億，成為集食品加工、飼料養豬為一體的大企業。還有臨潁縣的龍堂村、新安縣的土古洞村、蘭考縣一些村、山西壺關縣的小蓬善村、山東魚臺縣、吉林梨樹縣等不少地方的村都在學習南街精神，重新走集體化共同富裕的道路。如果國家能將南街村、劉莊等這些公有共富村象能在全國宣傳推廣，那就能像李嵐清對南街村的評價及其對中國的影響時說：“如果我們農村有了相當一部分這樣的村，我們中國就不得了了。”

噢，這就是集體經濟無可奈何花落去，無可奈何花又開，創造“外圓內方”、工資加供給相結合分配制度的南街村！科學發展的南街村！外國人來中國看共產主義的南街村！

我們相信創建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南街村，一定會像列寧所說的那樣：在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支持下，共產主義的幼芽不會夭折，而定會茁壯地成長起來，發展成為完全的共產主義。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