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和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及其在人民代表大會監督下的行政、司法等權力分署建制，從本意設計上是當今世界最優的政治體制。它既包含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議會民主制中分權制衡優勢，又避免了它們制度的弊病；既有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機關的分立，又有黨的統一領導和民主黨派參政議政；既有權力分權制衡，又有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對各黨和國家機關的監督。在五十多年的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中，顯示了無比的優越性和生命力。但是，由于各機關干部任免沒有很好落實在黨領導下的選舉和集體研究決定制度，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逐漸顯示出任職對上依附關系太強的一些缺陷，導致少數領導干部對上不對民負責、權力缺乏監督、法治缺乏權威，以致官僚腐敗增多等不良現象。

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能在五十多年的短短時間內，把貧窮落后的國家趕超和建設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政治制度的優越性顯而易見。因為我們的體制體現了民主集中，令行禁止，大事好辦。取得如此豐功偉績，是大多數領導干部一心為民、一心謀發展的結果。問題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有些單位領導干部拜金主義思想滋長，個人私念惡性膨脹。這樣，權力過份集中和缺乏監督的缺陷就暴露了出來，導致有些地方人治大于法治，少數領導干部官僚腐敗，違法犯罪明顯增多。那么，這到底是不是政治制度的缺陷呢？不是！缺陷的是領導干部任用。因為，現在事實上在許多工作單位是黨組織少數人甚至主要領導人個人統一任命。我們政治制度中，什么時候規定過，領導干部任用可以這樣任命的？毛澤東從來都是強調領導干部要有人民群眾來選擇。黨章和政策、法律也明確規定了領導干部的選舉和由組織集體研究的制度。遺憾的是，毛澤東時代建國時間不長，階級斗爭和黨內斗爭激烈，他不得不有時“違章”使用戰爭環境的任用領導干部方法。但是，現在的領導機關，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使用任命制任免領導干部，甚至在制度上設置缺口。一些單位實際上實行的是 “一霸手”個人決定，即使選舉和組織研究，也是掛羊頭賣狗肉。這樣的情況，如果正好任用的領導干部確定德才兼備，還沒有問題；如果讓一幫勢利小人利用，問題就嚴重了。　　

我國的領導干部任用制現在是這樣的，各級領導干部部分經黨組織推薦，由人大選舉產生，并有一些通過公推競崗產生，其余直接任命，應該說比以前有了很大進步。但是，由于人大的干部和人大代表中的各機關領導干部也是黨組織推薦，人大代表即使有不同意見，實際上很難改變黨組織的推薦意見。還有許多不需要經過選舉的干部，直接由上級或本機關黨組織或以機關名義任免，實際上等于都由黨組織任免。而各機關的領導干部又都是本級或上級黨組織或以本機關名義推薦，同時任職后不少在黨內兼職，各機關領導和其他公務員對于黨內外職務比自己高的，即使有些不是本機關也只能服從領導，等于把各機關變成了一個機關。如果再碰到主要領導個人決定的情況，領導關系就不正常了。譬如市一級，目前普遍的做法是，黨委書記和市長由上級黨委委派經市委內定或市委直接任命，還兼職市委副書記；人大主任、政法委書記和司法機關領導實際也如此任免，政法委書記還進常委。大家都受市委和市委書記領導，人大主任還要受市委副書記的市長和市委常委的政法委書記領導。本來在市委領導下，市長與人大主任之間沒有領導與被領導關系，政法委書記與人大主任之間更沒有領導與被領導關系，甚至某種意義上相反，市長與政法委書記也沒有領導與被領導關系。由于黨的領導關系，結果把機關隸屬關系全亂了。而公、檢、法機關，本來有相互制約功能，由于上面設政法委，有的還由三家之一特別是公安機關領導兼任政法委領導，檢察院本來監督公安機關的，碰到公安機關兼職政法委的領導，實際關系就變反了。有關機關和部門面對違法和越權干擾的現象，如果真正按機關職能關系抵制，又擔心自己的職務在黨的領導中受影響。至于其他干部就不要說了。這種等于本機關領導和監督本機關，礙于情面又有任職上的利害關系，如果再由上一級領導干擾，怎么可能監督制約和權力救濟起來呢？必然難以很好履行職權，甚至帶來腐敗。他們必須對上負責，如果上級領導瞎指揮或違法干擾，而有些下級領導又沒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就將討好上級，不顧人民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大搞勞命傷財的“形象工程”，違法違章亂辦事了。所以，當前官僚腐敗增多，還有市場監管缺失、違法犯罪嚴重等問題，與之有密切的關系。我們相信大多數領導干部是黨教育下的好干部，但領導干部任用制度的缺陷，給壞干部提供了投機鉆營的機會，助推領導干部的變質。所以，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鞏固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國家，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　　

黨中央明確提出要以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相統一的原則，完善我國政治體制。從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上講，黨和各級黨的領導干部，也要接受人大的監督和法律的規范。所以黨組織尤其領導干部個人不能擁有一切干部人事權。領導干部要全部真正走上人民選舉和公推競崗的任免軌道上去。黨的組織領導要改進和落實到競爭民選后的領導干部調配和后續管理上去。只要在選舉中嚴厲打擊賄選，限制各階層在黨代表和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再把主要領導干部選舉后調任到其它地區同類同級崗位，就可以保持黨組織對干部的垂直控制，保持領導干部的無產階級主體性，防止大范圍選舉形成派系，克服領導干部長期在一個地方和單位任職帶來的弊端。由于上級黨組織及機關，對領導干部選舉后調任并保持后續管理，全面真正實行領導干部選舉和公推競崗后，不會削弱黨的領導，只會形成黨領導下的立法、行政、司法等權力相互監督制約和權力救濟，樹立既對黨對上級負責，又把人民意志和利益高于一切，對人民負責，更能對法律負責，從而形成法治權威保證下的黨和國家領導和治理格局，制止官僚腐敗和違法競爭等現象的產生。因為黨委在法律范圍內和通過集體領導，對各國家機關進行領導，而各國家機關已經在干部人事上不受制于黨委尤其是書記個人，只要在集體領導下相互平列，譬如除黨委專職書記外，都進常委，但不準兼任副書記，再在財政上設法由人大批準供給。這時工作上，無論某個領導違法越權干擾，相關機關及領導就可以不予理睬，反之如果正當工作不服從命令，可以通過紀委和司法予以處罰或糾正，同時行政和司法不要受到人大監督，監督制約和權力互救關系就形成了。　　

當然，根據我國經濟文化等特點，要有一個逐步改革和實行的過程。但必須引起重視，作為改革方向，積極創造條件，由基層到上層，由沿海到內地，由試點到推廣，爭取早日實現，確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和諧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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